一九三八年，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已设立了锄好保卫工作领导机构，起初称保卫局，驻在沂蒙区，后改称社会部，常驻沂蒙和滨海地区。保卫局长和社会部长是刘居英，科长有高明宇、于克、朱玉干。保卫局时期，下边设有特派员，还有盘查站长等，那时有社会部还没有公安局，地、县两级初建党委和社会部时期(四O年前后)，县以下除原有的盘查站和特派员，区里设社会干事。
一九三九年沂蒙地委建立时，即建立了地委社会部，代部长张洪范。我开始做保卫工作(也叫锄奸工作)是从四0年三月至四0年六月在分局社会部训练班学习时，开始我们一起学习的有原鲁中二地委社会部长张洪范，学习毕业后张洪范和我一起被派回到沂蒙地委社会部工作，张洪范仍任社会部代部长，我任一科(管侦察等)科长，还有一个主管审讯工作的科长，他的名字记不清了，其他工作同志的名字更记不清了。
沂蒙区公安局是四一年四月成立的，那时的政权是“三三制”政权，即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政权，我开始任代局长，不久便召开沂蒙区各县各界代表会议，协商选举了参议会，选举了专员，建立了政府，我任沂蒙区公安局长。四二年秋，沂蒙区一级政权撤销，公安局建制随之撤销，全部人员与武装合并到鲁中公安局。
省属鲁中二地委(称沂蒙地委)一九三九年上半年成立，四0年底撤销，只一年多时间。当时二地委书记王子文；组织部长刘建中(当时叫刘有恒)、宣传部长甄焕章；社会部代部长张洪范。这段时间凡早已建立县委的均有社会部，有了政权的还有了公安局或公安科，社会部是党委直接领导的锄奸保卫工作机构，社会部领导公安局。四0年底二地委撤销后，沂蒙区各县锄奸保卫工作(后来称公安保卫工作)，归鲁中区党委社会部直接领导。
第—届沂蒙地委于四0年底撤销后时隔不久，于四一年春又重建三地委(第二届鲁中二地委)，接着，于四一年四月前后即建立了沂蒙专署一级政权，四一年重建的鲁中二地委未设社会部，专区公安局建立后，统一了各县及县以下区级机构名称，各县都建立健全了公安局，各县公安局均由原社会部和公安局合并而成。县以下各区公安干部统一职称是特派员，以后锄奸保卫工作仍由党委直接领导，党委书记亲自过问。
一九四一年三月至一九四二年八月局长徐欣三，秘书科长李岩，审讯科长娄家庭，文书乔捷三，会计武善本，管理员刘维沂，管理股长姚景山，警卫连长王太元，指导员高子岩，侦察队长董丹修(未记清)，当时侦察队员有袁洪文、关汉勤、吴潜等八个人，都是区级干部。秘书科的任务是除了起草文件，收发信件等文字工作及会计、文书外，还管教育、人事等工作。侦察科的任务是搞政治情报、侦察破案、武装反特等等。
一九四一年秋天“大扫荡”之后，沂蒙专区公安局机构变化如下：时问是四二年初，秘书科，未变动。侦察科长陈树梅，付科长董丹修，审讯科付科长王树范，董丹修仍带侦察队。各县公安局机构：沂南县：一九四一年三月至一九四一年十月局长张国峰，四一年十一月刘莱芝(大扫荡中牺牲)，刘莱芝牺牲后，娄家庭任，侦察股长张正干(现名张清民)，审讯股长兼警卫队指导员单兆祥，警卫队长刘德一。沂水县：局长郭宜春，侦察股长朱伯章，审讯股长王杰。沂北县：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沂蒙专署扩大后成立沂北县，局长单兆祥，审讯股长王杰，侦察股长张玉恒(四六年在淮安县牺牲)，秘书股于×。莒沂县：局长王焕新，侦察队长徐义海。蒙阴县：局长刘汉明(四三年牺牲)，秘书王文林(四一年三月至四二年十二月)。临沂边联县：四一年初前后局长贾渔平，四一年三月至四一年六月局长陈树梅，后调专局任科长。四一年六月至四一年十二月付局长李岩。费东县：四一年春夏间起局长贾渔平。沂东县：局长薛锐。
公安任务主要是锄奸保卫，在对敌斗争中保卫党、保卫人民，保卫革命根据地，保卫大生产等等。对敌斗争的主要对象是日特，其次是破坏抗日的国特和其它反革命。当时．党的锄奸政策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严禁逼供信”、“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如处死刑或枪决犯人有严格的批准手续，并且必须经区党委批准，在战争时期紧急的情况下，对必须及时处决的罪犯而来不及上报审批的，公安局可以经县委批准，如找不到县委，公安局可以“先斩后奏”，但敌情稍加缓和时，必须逐级上报，经区党委呈批，然后将案卷存卷。敌人比较疯狂时，我们就“枪打出头鸟”，坚决镇压。四一年日寇对沂蒙山区进行残酷大扫荡时，我沂蒙专员公署民政科长李逸民同志因病在沂南张家峪子养病隐藏，李逸民同志是个老党员，临朐县人，他隐藏的村庄有我们党组织，又有群众基础，扫荡期间敌人活动极猖狂，张家峪子有个姓张的反革命分子(名字忘了)，带头打着小白旗迎鬼子，组织维持会，搞伪化，把李逸民同志抓起来，用杠子抬着送给日本鬼子活埋了。为了狠狠打击敌人，及时镇压伪化活动，我们及时打了这个“出头鸟”，打击了伪化气焰，阻止伪化的扩大。我和傅常松、袁同敬两名同志化装，到该村临时敌占区，抓住了这个反革命分子，当时离敌人很近，没法把他带远，更没法就地枪决，枪声一响，敌人就会围上来，我们把他带到村外，用铡刀铡了他的头，并张贴了我们早巳准备好的处决他的布告。敌人来后，我们早走远了，敌人震动很大，当地民众人心大快，“扫荡”过后，对此案中的其它从犯进行了教育，一个没杀，他们在以后的扫荡中表现较好，收到了镇压与宽大相结的成效。那时犯人的管理是走到那里带到那里，一旦有大的战斗就抓紧处理一批，该杀的杀掉，大部经教育后释放，那时不象现在有监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