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近三更时分，区部和区队分住的三个院内，突然同时响起激烈的枪声。从睡梦中惊醒的干部战士仓促应战，奋力突围冲杀。驻扎在邻村的县大队，听到枪声迅速赶来支援，与冲出村的区队指战员一起击溃了偷袭的敌人。天亮后，区队返回大刘寨村，发现区长汪涛、财政助理员戴淼森、副区队长李志颜和四名战士牺牲，民政干事李文彩和二名战士负伤，代理副区队长黄尚卿和战士王仲川失踪。
敌人为什么那么快就知道了六区区部和区队宿营的地点，并且准确无误地同时袭击了不在一块的三个院子呢?是敌人“坐探”指引，还是内部叛徒告密?东垣县委把揭开六区区部、区队被敌偷袭内幕的任务，交给了县公安局局长李仲达。
李仲达，二十六七岁的年纪，高高个头，浓浓剑眉，炯炯炯光，英气勃勃。几年来，他带领公安局的干部战士侦察敌情，锄奸反特，威震敌胆。
四月初三上午，李局长带着几个侦察员风风火火赶到了大刘寨村。他们顾不得喘口气，喝口水，就在区干部的陪同下忙着勘察现场。区队住的是北街西首的两个农家小院，里里外外血迹片片，弹痕累累。院内有两名战士的尸体，显然是突围时牺牲的。副区队长李志颜和另一名战士，并排牺牲在西屋南头的地铺上，似乎没有起身反击就已中弹牺牲。访问北屋住的两户房东，都说没有被直接袭击。区部与区队一个警卫班住的是北街中间一家地主的宅院。这是个四合院，青砖青瓦，由于年深日久，风雨剥蚀，屋顶呈黑褐色。南屋门头上挂着锁，西屋里堆放着些破旧家具和柴草，均无人居住。当晚警卫班住东屋，区部干部住北屋。北屋窗棂上有许多弹孔，东间床上、地面、山墙、北墙及东北角的木柜上分布着几十处弹孔。地面上的血迹还未完全凝固，汪区长和戴助理员的遗体倒在血泊里。
看到战友被害后的惨状，侦察员们十分悲痛，决心尽快破案，为战友报仇雪恨。李局长让区队的同志将烈士的遗体安葬，默默地走到院中，卷了一支纸烟慢慢吸着，尽快平静悲伤的情绪，以梳理眼前如麻的问题。他对现场看到听到的情况，很快进行筛选，对比和分析，从中发现了一个疑点：三个院子，凡是住有干部战士的房间均有枪弹痕迹，而没住人的房间都没有遭袭的迹象。可以看出，偷袭的敌人不仅知道区部、区队住在哪个院内，而且连区干部准住那个房间，甚至睡在哪张床上都一清二楚。如此详细、准确的情报，单靠敌人在村内的“坐探”是搞不到的。更何况我们进村是在傍晚，又立即布置了岗哨，封锁了消息。村上知道区部和区队情况的只有两个村干部和房东，房东一直没出院，村干部很晚才离去，没有给敌人送情报的时间。再则，区部区队的行军路线都远离敌人的据点，不可能有敌尾随，即使是尾随的敌人袭击，也不可能把情况掌握得如此详细。想到这里，李局长眼睛亮了，断定问题就出在区部和区队人员内部，不是混入了奸细，就是出了叛徒。
这个奸细或叛徒是谁呢?为解开这个谜，李局长与侦察员们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他们采取公开发动(在区队内部)与秘密调查相结合，公开力量与隐蔽力量相结合等方法，经过二三天的内查外调，搜集到不少有价值的情况和线索。最后，疑点都集中在了失踪的代理副队长黄尚卿身上。
区队的同志反映：“那天是黄尚卿派的岗，派岗后，黄就没再回区队睡觉。”经查，派岗后黄尚卿也未去区部。那么黄尚卿从派岗至遭袭击这四五个小时的时间到哪里去了?大刘寨前街小饭馆跑堂的反映：“那天临黑天时，前罗寨村的地主王保芳跟一个挎盒子枪姓黄的人一起在饭馆吃饭。饭后，王保芳又打了半斤白酒，二人一起走了。”这个挎盒子枪姓黄的很可能就是黄尚卿，那么他为何与王保芳在一起，是偶然的巧合吗?这时，又有两个青年农民来反映说：“天黑时，我们见王保芳与区队黄队副一前一后到东街王保芳的三叔王豁子家去了。”王保芳、王豁子均是地主，黄尚卿与他们在一起干什么?区队一位当夜站岗的战士反映：“当夜二更天时，黄尚卿把我从北街的哨位上撤了回来。他说他已通知王仲川接岗，如果王不能及时来，他顶一会儿班。”王仲川接没接岗?如果没接岗，黄尚卿应在哨位。敌人从北街进村，北街的岗哨为什么没报警?
一条条线索，一串串疑点在李局长脑海里交织、翻腾。经过认真地分析研究，他果断下达了命令：“一、立即传讯王豁子、王保芳；二、调动各方力量，迅速查清黄尚卿、王仲川的下落。”
侦察员们明白：案情进展已经到了破案的关键时候。他们忘记了连日来夜以继日工作的疲劳，又精神抖擞地投入了战斗。
负责调查黄尚卿下落的侦察员汇报说：“二区崔寨村群众积极分子刘宪义到考城卖烟丝时，被黄尚卿看见，因黄知道刘当过我抗日村长，就硬说刘是八路军的探子，抓到伪三区区部拷打审问。后经刘的家人托伪三区大队一个中队长出面讲情，花了三百万元联合票才保释出来。刘宪义听那中队长说，袭击六区区部后，黄尚卿就投靠了伪三区大队长陈万成，当了分队长。”
这些情况进一步证实了问题出在黄尚卿身上。
“果然是他，要坚决除掉这个叛徒!”李局长拍案而起愤怒地说。
与此同时，王保芳、王豁子也被我侦察员在前罗寨村捕获。经审讯，二犯供认了偷袭我六区区部、区队的前后经过。罪恶的内幕被揭开了。
原来，1944年初，六区区部和区队在前罗寨一带活动，常住王保芳家。王保芳是伪三区大队长陈万成的“坐地探”，表面上对我们干部战士点头哈腰，装出一副积极拥护抗日的模样，可骨子里却恨透了共产党、八路军，他想瞅准一个机会，借伪三区大队的力量，把六区的抗日力量“吃掉”。于是，他选中了黄尚卿作“内应”。
黄尚卿，25岁，考城枣营人，读过几年书，在饭馆当过跑堂，18岁那年在南京国民党军的一个教导队受训一年又四个月，之后在国民党军委会卫士队当下士警卫五个月，因有病被除名回家。回家后又以做投机生意、贩卖毒品为业。1942年，钻到六区区队当队员，后又代理副区队长。可是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黄尚卿愈来愈觉得“八路”这碗饭不好吃，经常的行军打仗，整天的提心吊胆，又缺钱少用，便感到后悔，想改换门庭。
黄尚卿的这些思想，被王保芳暗中注意看在了眼里。一天，王保芳准备了几个酒菜，把黄尚卿拉了去。二人推杯换盏，好不亲热。酒过三巡，王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黄队副，你认识陈万成不?”
“认识。”陈万成1940年在伪考城二区区队(区部设在枣营村)当班长时，陈的老婆曾住在黄尚卿家。那时，他们就认识了。不过黄尚卿没说出这一层。
“陈大队长知道你在八路军里干事。他说‘你家由他负责，保证出不了危险’!他叫给你捎过几次信了，说以后有啥事叫你帮帮他的忙。王保芳端着酒杯，观察着黄尚卿的反映。见黄低头不说话，又加了一句“只要你帮了他的忙，保证亏待不了你。如果……陈大队长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黄尚卿当然知道陈万成心黑手毒，更明白“他家由他负责”是什么意思。黄尚卿在心里盘算着：如果不答应“帮忙”，自己的家人就逃不出陈万成的毒手，本人也得不到什么“好处”答应“帮忙”，自己得个一官半职，家人也安全，一举两得。经过权衡，他下“赌注”了。“那中，能办到。”
半小时之后，在王保芳北屋里问床上，王、黄二人各衔着一杆大烟枪，一边嗞嗞地吸着，一边闭目想着心事。烟雾中，王保芳道：“打掉区部，弄走枪支，陈大队长奖你当个分队长。”
“中是中，得等机会。”
从此，黄尚卿叛变了革命，走上了罪恶的道路。1944年古历三月初三日，六区区部和区队从王店出发到甘堂村活动。途经前罗寨时，黄尚卿假称解手，溜进王保芳家里，向王提供了区部和区队活动的情况。中午，陈万成带队包围了甘堂村。幸被哨兵发现报警，汪区长带队撤出甘堂。撤退途中，区队一名战士牺牲在黄集村西沙滩上。
这次，四月初二日，区部和区队从小角庙集一带转移到大刘寨村宿营。黄尚卿布完头班岗哨，在街上巧遇来大刘寨串亲的王保芳，二人便来小饭馆吃喝。王见人多不便说话，就又买了半斤酒，拉着黄一起钻进了王豁子家，黄尚卿便将区部和区队的人数武器、宿营部署、岗哨位置详细地告诉了二王。王保芳即让其三叔火速到考城向陈万成报告。
二更时分，吸足了“老海”的王保芳估计陈万成的队伍快到了，就让黄尚卿撤掉了北街的岗哨。黄怕过早露了“马脚”，又让其亲信与王保芳同村的王仲川到北街去替岗。随后广黄尚卿与王保芳赶到村北与陈万成派来的副大队长接上了头，向其报告了村里的全部情况。然后，由黄尚卿、王保芳，王仲川担任向导，兵分三路，袭击了区部和区队住的三个院子。
1944年6月，王保芳、王豁子在王店村被人民政府枪决。黄尚卿带着王仲川投敌后不到一个月，因内讧矛盾，王仲川被陈万成活埋；黄尚卿怕成为王仲川第二，更怕人民政府不会饶过他，干了不满三个月就逃跑了。他先到开封，又到徐州等地流窜。1945年进入国民党军的兵工厂当工人，辗转到武汉、江西平湖、广西柳州等地。1949年柳州解放后，黄隐藏到开封市火柴厂当了工人。1955年2月25日，被我东明县公安局逮捕归案，同年5月20日处决。（撰文王亚明 徐传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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