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感到历史一定要是信史。党史更应该如此，要真实地、客观地反映历史。历史也不能写成单纯的个人英雄史，要着重写人民群众、广大党员。当然，人物、领导者必要的也要写，但是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背景、人民和广大党员。时势造英雄，社会存在决定人的意识，这一点要明确。
关于山东党组织的恢复建立，我就想到的谈一点，算是拾零补遗吧。
（一）山东党组织从一九三三年被破坏到一九三六年重建省委的这段时间，以赵健民为代表的许多同志，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没有悲观失望，而是坚持工作，积极地寻找上级党，终于与上级党取得联系，对山东党组织的恢复起了积极的、重要的作用。这一点要充分估价。当然，这也是历史的客观形势所决定的。“九一八”事变后，全民族团结一致要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国土，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虽然省委被破坏，但一定会有很多同志站起来继续前进，在民族存亡之际，没有第二条路可走。
（二）济南乡师党支部党员多、力量强，其作用是重要的。但同时党在济南的其他支部的作用，同样是不能忽视的，例如济南高中，从七年级到十年级都有党员，因为高中所处的社会地位，其社会影响也较大。党员中有徐运北、苏长忠、杨涤生、张召训、梁玉振等人。我当时叫尹圭璋，是支部书记。我走了之后，是梁玉振同志任书记。高中支部开始时只五、六个党员，后来发展到十几个。育英中学支部也有十几个党员，有王若杰、杨涤生等等同志。济南省立一师党支部大概也是十几个党员，刘清禄任书记，党员有孙佩修等。一中支部人少些，书记是王玉珍同志。当时，高中、育英、一中东西排列在一条街上，只隔一道墙，我们之间的联系也非常密切。还有市立中学、女师、女中、齐鲁中学、齐鲁大学等学校都有零星的党员在活动。
（三）北平“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的爆发，对山东党的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在这之后，济南也相继爆发了罢课等学生运动。这说明山东党的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同全国全党紧密相连的。一方面有她自身的特点，一方面又是整个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一个不可分割的部分。
（四）一九三六年四月，北方局派黎玉同志来山东重建省委。黎玉同志任省委书记，赵健民同志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黎玉同志传达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了今后的任务，使我们感到豁然开朗。这对山东党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从此，山东党组织直接在北方局领导下进行工作。
（五）一九三七年五月，在延安召开了全国党代表会议。会后，山东正式成立省委。黎玉同志任省委书记，派张霖之同志任组织部长，我任宣传部长。我们省委开会，根据中央指示精神，分析了山东的形势，并对抗战的准备工作做了具体安排：一是脱下长衫搞武装；二是坚持党的领导，独立自主地发展壮大人民力量；三是选择起义时机，要趁国民党跑掉而日寇立足未稳之际动手；四是发动群众；五是筹集粮秣、枪支。总之，都是根据上级精神和山东实际情况确定的。同时，我们这次会议决定：鲁北为第一军，鲁西为第二军，胶东为第三军，泰山区是第四军，鲁东是第五军。以后感到“军”的番号太大，改“支队”。后来，这些计划都成功的实现了。
（六）我曾兼任过济南市委书记，成员有白子明、杨涤生、赵明新、梁玉振和一个姓李的同志。济南市委工作的主要对象是学生，开展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平津流亡学生有几百人到了山东，大部分成为我们的骨干。通过教员、学生做工人、农民的工作，为武装抗日的准备工作打下了基础。
（原载《山东党史资料》一九八二年九月增刊）
注释
[1]王若杰后来考进省立第一师范。
[2]杨涤生后来转到高中。
[3]刘清禄后改名安波。
[4]孙佩修现名孙仲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