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2月28日，是我父亲汪洋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父亲牺牲70多年来，他的音容笑貌始终深深留在我的记忆里。他那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崇高理想，他那金戈铁马的战斗历程，他那为民族解放事业，不怕吃苦，不怕流血牺牲的大无畏革命精神，他那追求真理，热爱群众，团结同志，服从组织的高贵品德，时刻激励着我和我的子孙后代们。
我父亲汪洋，原名汪之正，字心斋，又名汪波，后改名汪洋。1913年12月28日生于山东省东阿县二区通利乡顾庄（现属河南省台前县夹河乡）。一个富裕农民家庭里，幼年曾入本村私塾五年。因家距黄河较近，河水泛滥，连年成灾，造成生计困难，学习时断时续。童年时我的父亲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能书善画。经外祖父家资助，考入临村郑三里高小读书。随着与新文化、新思想的接触，使他逐渐萌生了反封建思想。有一次，父亲放学回家，发现一向活泼爽朗的妹妹在房里悄悄落泪，一问方知是母亲依着农村落后习俗为她裹了脚。望着妹妹那被扭曲的双脚和痛苦的神态，激起了他对封建礼教的强烈不满和反感。他当即背起妹妹来到大街上，以此向人们宣传封建礼教对妇女的迫害。他耐心说服了母亲，解放了妹妹那紧裹的双脚。
1931年秋，父亲高小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省城济南第一乡村师范，编入三级一班。当时，乡师政治空气十分浓厚。共产党员于清书、武新宇、李竹如等人先后任教。乡师学生在党组织的引导下，经常组织读书会、时事研讨会、演讲会等思想进步的学习活动，探讨救国救民的道理。在这里他拜读了鲁迅、高尔基、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一些著作，在他的心灵上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后来他又接触了一些进步刊物，反封建、反殖民地的思想更加成熟。特别是目睹了蒋家王朝反动腐朽的统治，他认识到，走苏俄的道路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所要走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医治百孔千疮的旧中国，救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他积极参加了同学组织的进步活动，并在墙板、校刊、作文中写了许多进步文章和诗词。如《一路之隔》，内容是写济南十大马路，一边是高楼大厦，居住着花天酒地的达官贵人；一边是贫民窟，居住着饥寒交迫的苦力，文章批判了社会上的不平现象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还发表了《强兵论》、《论混帐的旧世界》、《论鸦片战争》、《论时弊》等讨伐旧社会的进步文章和诗词。他曾写到：“以鲜血洗列强之恶迹，以骨髓填世界之不平”；“天下何时能平，黄河何时能清，民族何时振兴，令人忧心忡忡”的诗句。忧国忧民之心，献身民族解放事业之志跃然纸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东北三省，为了反对南京国民政府丧权辱国的不抵抗政策，济南乡师和正谊中学等学校的爱国学生，联合组成请愿团，要求国民政府组织抗日。我父亲和鹿省三等同学被选为负责人，于12月5日带领爱国学生，冲破反动当局的阻拦，毅然登上南下列车，奔赴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在南京，我父亲和鹿省三等同学冲破宪兵的阻拦，率先冲进国民政府，同蒋介石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蒋介石的敷衍之词，激起了请愿团代表的愤慨，他们当即将请愿团改名为示威团，到司法院、交通部、外交部、国民党中央党部等要害部门举行示威游行。
学生们的示威行动和全国人民的抗日反蒋浪潮，引起了国民党政府的震惊和恐惧。
1935年7月，父亲从乡师毕业后，首先执教于肥城民教馆，不久，又到东阿县高小任教。他怀着满腔热情，倾心于东阿的教育事业，打算为家乡、为民族培养一批有作为、有志向的人材。但当时的东阿教育界被县教育科长王占一所把持，依仗权势安插亲信，排除异已，凡较开明、进步和对他家长式统治稍有不满的教师，他均予以打击迫 害。30年代的教育仍讲授“子曰”、“论语”崇尚封建礼教的那一套。父亲联合学校进步教师魏轩、姜湘南（姜征泽）、孙朝梅等人，发动全县教职员工，向王占一提出“任用新人，革除旧的教学内容，增添白话文、国文”的要求。他们几次与王交谈均遭拒绝，父亲被王占一的顽固态度所激怒，奋笔疾书，连夜起草了反对王占一把持东阿县教育霸权、呼吁教育改革的传单。传单陈述了东阿教育的种种弊端，揭露了王占一打击、排斥、迫害进步教师，搞封建教育，误人子弟的劣迹，呼吁东阿当局罢免王占一教育科长职务，任用新人，传播新思想，造就有用人材。他们将传单散发到东阿的各区、乡、农村乃至省城济南。传单所到之处，舆论哗然，引起了各界人士关注。接着，我父亲又发动了全县240多名教师举行罢课斗争，这场斗争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使东阿国民党当局恐慌之至。县长朱申亲自出马，装模作样地搬出宪法，以“聚众闹事，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将我父亲等四人宣布开除，并以父亲是“首恶分子”、“共党”嫌疑为由，扬言要逮捕法办。在这种情势下，无奈，父亲只好离境出走。
经历磨难之后，使我父亲更加坚定了献身革命、献身民族解放事业的决心。1936年父亲在北平找到了党的组织，并受党组织的委派考入东北军学兵队，秘密从事统战工作，往返于济南、北平之间。不久，在西安又加入了党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任“民先队”指导员。他遵照党的指示，深入东北军基层，利用谈心、交朋友、教唱抗日歌 曲等形式，为党作宣传鼓动工作，深受广大士兵的欢迎。
为了痛斥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宣传我党的抗日救国主张，我父亲为士兵们演唱了自编的歌曲《九一八来了日本兵》。歌中唱到：“高粱叶子青又青，九一八来了日本兵，中国军队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沈阳城”，以此痛斥蒋介石的卖国投降主义、不抵抗政策，对促进东北军起义和1936年12月发生的西安事变，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在给友人的手册上写下了“大好河山，沦为敌手，为了自由，决不罢休”的赠言，激发友人反蒋抗日的热情。他在给家人的信中说：“为了大我（民族解放事业），就顾不得小我（个人和家庭），我决心为民族解放和人民的幸福奋斗到底……”。
1936年2月，由王西平同志介绍父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一心扑在了民族解放事业上，随军转战陕、豫、苏、皖一带。
“七、七”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我父亲根据党的指示，离开了东北军，与谷牧等同志一起回到山东，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当他长途跋涉，从西安辗转到山东时，已是1937年冬天。这年冬天纷纷扬扬的大雪飘个不停，当他路过自己家门时，多么想探望一下久别的父母妻儿和弟妹呀，但他清醒地意识到，党的任务没完成，他没有权利暴露身份。他含泪凝望着房顶上厚厚的白雪和房檐下串串冰凌，深深鞠了一躬，转身踏上征途。
在省城济南，他与山东党组织取得联系后，立即投入组建抗日游击队的工作。连日来，他奔波于博山、淄川、临沂、潍县、泰安等地。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下，向各方人员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这年年底，我父亲被山东省委派到临沂军事组，和张岗等人共同打入国民党张里元部，从事统战和兵运工作。1938年初，父亲和临沂地下党的负责人崔介等人利用莒县地下党员谢辉担任涝波乡乡长的合法身份，帮助他拉起了800余人的抗日武装。不久，和张岗等人又从张里元部拉出200人的武装，连同兰陵等地的民众抗日武装共同组成“十字路抗日游击大队”（后改名为鲁中南抗战独立营）。
队伍拉起后，由于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封建势力的造谣中伤，当地群众对这支刚刚组建起来的抗日武装还存在着怀疑和恐惧心理。父亲和其他领导人一起，一面适时地召开军民大会，宣传我党的政策，驳斥当地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武装的污蔑；另一面，揭露他们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阴谋；使当地群众很快消除了猜疑和恐惧，军民关 系得到了改善和加强。很多青年农民纷纷要求参军，投奔抗日第一线。
1938年2月，山东省委率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纵队第四支队到淄川马棚一带，父亲带领独立营不断袭击日伪据点。敌人对其十分惧怕，经常联合进行合围夹击，妄图消灭这支革命武装。为了保存抗日力量，父亲毅然率部北上，于2月底到淄川马棚与四支队汇合，被编为四支队三团，父亲任团长。部队合编后，在驻马棚南面的三王庄休整，他们着手对部队进行整顿。积极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建立了团政治处和政治工作制度，并发展党员，调整干部，教唱《三大纪律八项项注意》、《大刀进行曲》等革命歌曲。经过半个月的休整，部队政治素质大大提高，四月底我父亲率领三团在一、二团的配合下进行了反击秦启荣的土楼战斗，经激战将敌击溃，追击逃敌20余里。这次战斗是四支队创建以来的第一次大胜利，这次战役使敌人丧胆，使我军威大振。
三天后，敌人重新调集兵力，包围了支队司令部和三团驻地，这时司令员洪涛病重，政委林浩指定我父亲指挥作战。我父受命后，面对凶狠的敌人，周密制定作战计划，沉着指挥。当敌人进入大半时，父亲一声令下：“打！”一阵排枪过后，敌人倒下一片，顿时乱了阵脚。我父抓住有利战机，及时下达出击命令，仅一个冲锋，就将偷袭之敌击溃。自1938年春起，我父亲率三团在四支队首长的领导下，取莱芜，战滕县，反击秦启荣，痛歼申从周，英勇地抗击日伪军，纵横驰骋在鲁中抗日战场上。
1938年7月，四支队二、三团合并为二团，父亲任政委，他和团长钱钧率领二团转战在鲁中、鲁南山区。10月，由于二团战功卓著，中共苏豫皖边区党委（五月下旬根据中共北方局的指示，由山东省委扩大组成）在沂水堤岸召开的庆功授奖大会上，边区党委书记郭洪涛代表边区党委宣布：命名钱（钧）、汪（洋）所率二团为“钢二团”，八连为“钢八连”，四连为“钢四连”。庆功授奖大会后，父亲和钱钧团长率“钢二团”开赴莒县大店一带，担负起开辟滨海抗日根据地的重任。
1939年4月上旬，为打击秦启荣、王尚志之流的反动气焰，父亲率“钢二团”参加了山纵组织的反顽战役。经过几天的连续作战，先拿下淄川、博山以东的峨庄、朱崖等地，秦启荣部被击溃，我军缴获200O余枪支。此战役大灭了敌人的威风，使我军士气锐长。后又转战滕县，消灭了鱼肉乡里、残害人民的地主武装申从周部，解放了滕县城。接着又挥师东进，打临沂、战费县、灭莒南之敌，屡建奇功，大快人心，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把这支队伍誉为“铁奇军”。
1939年秋，山东纵队所属部队进行整编，原一、四支队合并为四支队。我父亲被任命为四支队政治部主任。
1940年8月，第二次整编，支队改为旅的建制，父亲任一旅政治部主任。1941年夏，任四旅政委，不久根据上级主力部队地方化的指示，山纵四旅与泰山军分区合编为一军分区，父亲任政委兼泰山地委书记。
在工作中，他谦虚谨慎，以身作则，。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联系群众，团结干部，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发动群众组织队伍时，整个冬天不穿袜子，和战士们一样在冰天雪地里奔走。他虽然还是青年干部，但具有忠诚于党、不怕困难、不怕牺牲的精神。遇险而不惊慌，受挫而不颓唐，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始终保持着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在战斗最危险的时刻，他能够挺身而出，如在1938年的莱芜战役中，我军被敌军逼迫，正沿公路后退之际，他振臂高呼“不怕死的跟我来，冲上去！”随即转变了形势，获得了战斗的胜利。
1941年夏，在一次战斗的间隙，父亲在一棵大树下召集干部会议，会议进行期间，一颗炮弹落在距会场几步远的地方，与会者见此险情，大都有些紧张，正在讲话的父亲看了一眼未炸的炮弹，风趣地说：“秦启荣怎麽派了一个哑巴来参加会议呀!”一语未了，与会同志哄然大笑，各就各位继续开会，会场上的紧张气氛为之一扫。
1942年，是泰山区残酷斗争的一年。敌人蚕食了山东徂徕山和莲花山区，又回过头来蚕食西北山区、东北山区，妄图把泰山区这块唯一的根据地一口吃掉。当时我泰山地委在中央和省委的领导下，以多种形式展开对敌斗争。运用地雷战、麻雀战等群众性游击战术，割敌电线，炸敌桥梁，破敌铁路，据不完全统计，大小战斗战役达400余次，毙伤、俘虏日伪军2万余人。既使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这面革命的红旗，始终飘扬在泰山区根据地上空。敌人对泰山这块根据地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多次欲摧毁之，但都没能得逞。在屡遭失败之后，于1942年10月17日，日军集结6000余人，以十倍于我的兵力，分六路合击泰山根据地。当时分区司令员廖永标率主力赴外线作战，我父亲带 领地委机关、分区特务连留守泰山区，当时机关驻莱芜吉山刘白杨村，负责培训县、区干部（即教导队）。拂晓前，我哨兵发现日军已完成对吉山地区的多层包围，立即鸣枪报警。父亲得到情报，发现情况严重，马上组织分区机关干部、教导队和两个连的战斗部队共300余人向村东突围。行至莱芜至章丘的山区公路上，发现莱芜北上之敌已占领东西山头。我部急速调头北行，当撤至茶叶口时，又发现章丘方向之敌向我蜂拥扑来。激战半小时，不能突围，又急速撤至吉山西岭，在西岭我父亲召开紧急会议，分析形势，研究突围方案，决定用一个连的战斗部队轻装沿岭坡往东突围，掩护教导队和机关干部从坡下隐蔽转移。他带领一个连的兵力，就地阻击尾追之敌，掩护主力突围。
部队突围不久，尾追的日军接踵而至，遂与敌人展开激战，在半小时内，连续击退了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的四次进攻，歼敌180余人，给敌人大量杀伤后，迅速撤离阵地，东去追赶正在前进的部队，在抢渡吉山河时，东、北、西三面河滩已被敌人抢占，向我军交叉开火。在这干钧一发的危险时刻，父亲沉着机智，瞄准打死一个敌指挥官，趁敌人混乱之际，率部抢渡吉山河，向南山猛冲，当冲到半山腰时，埋伏在南山的敌人又向我军猛烈开火。父亲率领一部分人被困在半山腰，陷入重围，子弹已快打光，将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这时，父亲大嘁一声：“同志们，拼刺刀!”带头向着敌人猛扑过去，同敌人展开了肉搏战，身边的战士相继战死，他也多处受伤。
在敌众我寡、力量悬殊的情况下，我英勇将士威风凛凛，顽强战斗，不怕牺牲，有一杆枪连续刺杀几十个敌人者，有拉开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者，有高呼抗战到底毁枪跳崖而死者，有和敌人扭在一起咬掉敌人耳朵含恨牺牲者，其志之壮，其义之烈，惊天地泣鬼神。
此时，我方大部牺牲，父亲腿部受重伤。他断定突围无望，为了保持革命气节，誓死不当俘虏，他便果断地焚烧掉身边的文件，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誓死不当亡国奴”。最后饮弹自尽，以身殉国，为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时年二十九岁。
父亲牺牲后，八路军总部立即电告全军致哀。延安《解放日报》、八路军《军政杂志》、山东《大众日报》、鲁中《泰山时报》等报刊均登载了悼念文章。山东省《革命烈士汇编》第一辑载有《汪洋烈士小传》。他的遗体立即被埋葬在莱芜七区（现为茶叶乡）吉山村西。
1945年8月，泰山区党政军民共议，把吉山西岭的八角台（又名钓鱼台）加工修建，改名为“汪洋台”，建亭、立碑刻文，永作纪念。当地政府为让子孙后代永远缅怀先烈，踏着烈士的足迹前进，将吉山小学改名为“汪洋小学”，将当地医院命名为“汪洋医院”。目睹此役的崔子平同志（河南省台前县政协原副主席，已退休）追忆赋诗一首《悼汪洋烈士》：
将军神威震鲁中，吉山战役堕陨星。
钓鱼台上风雨夜，耳畔犹闻冲杀声。
1952年，中共山东省委、省政府将父亲遗体迁葬至济南英雄烈士陵园。迁葬那天，吉山4000余名干部、群众眼含热泪，自动护送灵车三十余里。充分表达了人民群众对父亲的深切怀念和哀悼之情。
1985年，国家拨专款将“汪洋台”修葺一新。
1992年，10月17日为吉山战斗50周年纪念日，泰山区党政军民在清明节这天举行了隆重的纪念活动。出版发行了《吉山战斗》一书，并修建了烈士事迹展览室，以此缅怀先烈的英雄事迹，告慰长眠地下的烈士英灵。
(作者系原聊城地区气象局局长、离休干部、汪洋烈士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