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血腥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同时张作霖也在北京残杀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我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等同志壮烈牺牲。随后，汪精卫又在武汉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大批残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轰轰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了。坚贞不屈的共产党人，继续把革命推向前进，先后举行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建立了井岗山革命根据地。
1928年，我在濮县闭塞的家乡，对这些情况虽不清楚，但是，军阀张宗昌到处招兵买马，蹂躏地方，苛捐杂税，闹得人们无法生活下去。冯玉祥还保留着国民军的传统，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正在这时，日本帝国主义者出兵侵占了济南，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五.三”惨案。面对这种严重情况，我义愤填膺，毅然放弃了农村的教书生活，投笔从戎，参加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即当时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1930年秋，因反蒋失败而退到山西的西北军余部，改编为二十九军。这个军的下层军官及士兵，对置国难当头于不顾又继续围剿红军的蒋介石，更增加了愤恨的心情而同情红军，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少数高级军官中，也有共赴国难的要求。如原十九军参谋长刘应龙（字子云），在一次闲谈中就表示：强敌入侵，困难深重，中国只有加入“第三国际”才有出路。虽然他弄不清“第三国际”是怎么回事，却反映了人心的向背。但是，宋哲元把军队当作扩充个人势力的资本，在部队到达阳泉、平定一带集中后，正当“9.18”事变，全军义愤填膺的时候，他竟接受了国民党“剿赤军第四路总指挥”的头衔，军中舆论哗然。日寇占我东北，杀我同胞，大敌当前，标榜“救国救民”多年的原西北军将领宋哲元，不去抗日救国，反而站在反动派一边，接受了“剿赤军”番号，这在许多人感情上是很难接受的。因而不少人离开了二十九军。我在气愤难平之下曾写了一首《书愤》诗：“东北烟浪矗天高，衮衮诸公尽人妖。胭脂北地恋歌舞，血肉南国挥屠刀。白山黑水齐下汨，黄河长江，亦号啕！数尽恼人儿皇帝，篇篇仇恨起怒涛！
找共产党去
在这个紧要关头，我应该怎么办呢！回想起高唱“打倒列强，除军阀！” “救国救民”的西北军的历史，三、四年的光景，越来越不像话。先是联蒋、汪反共，在全军威信很高的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和大批共产党人被“礼送出境”了！后来在两次反蒋大战中力量日渐削弱，部队大部被蒋介石瓦解收编，剩下的残部又成了剿赤军。再也不能呆下去了。出路只有一个，找共产党去。到哪里去找呢？原来西北军中有党的活动，由于党的活动极为秘密，几年中一直没有找到。去江西苏区吧，一是路远，二是没有组织关系也难以进去。在这走头无路之时，恰巧原开封训政学院一位姓魏的同学，从东明故乡到山西阳泉部队找工作，谈话中谈到家乡有共产党的活动，冀南一带更活跃。我想，我的家乡濮县，不少同学在教书或在北平上学，他们当中是不乏进步分子的，也许经过他们能够找到党。于是，我便于十一月初离开了二十九军，回到家乡濮县。
摸索前进
我回到濮县时，恰值濮县财政局改组。濮县简易乡师教务主任，进步人士张梅岑（后为中共党员，解放后在西安工作，离休后逝世）被地方推选兼代局长，他要我到财政局任文牍，并不断介绍进步书籍给我看，乡师学生中也有党的活动，我便同他们发生了联系。由于梅岑不在局里办公，财政局便成了城乡进步青年学生和教师的联络地点。1932年春，乡师学生张功纯（字诚一，中共党员，在抗战中牺牲），刘培岑（中共党员，解放后曾任平原省粮食局副局长）和我、共同发动组织了二十多名青年教师和乡师学生，成立了濮县反帝同盟会、成立大会由我负责筹备，三月间在濮县城东南三里的正觉寺（也叫河过寺，是明末儒者叶廷秀讲过学的地方，民国后改为正觉寺小学校舍）大殿里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张诚一、刘培岑和我以外，记得还有毛修文、郭崇豪（中共党员，现在郑州菜单位任顾问），李永昶（病故）、徐鸿来（即徐宾，中共党员，解放后在空军工作），郭崇豪（中共党员，抗战中病逝），马世勋（后为中共党员、抗战中牺牲），还有观城的岳希敏……。会议讨论了行动纲领和活动方式，最后集中到一点：团结和发动群众，利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会议确定负责人是张诚一、刘培岑和我。反帝同盟会的性质虽然是群众性半公开的，但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严密统治下，没有言论自由，所以组织还是秘密的。以前不懂得发动群众斗争的道理。在反帝同盟会成立之前，韩复榘的财政厅为民生银行濮县应摊股金问题，催促限期解交，这明明是军阀副地皮巧立的名目，名为入股，实则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一我和梅岑商量，坚决顶回。由我写了个呈文，说濮县是小县，地处黄河金堤之间，十年九灾，民生凋敝，现有田赋、附加还催征不上，各项经费已难维持，民生银行股款，实难筹措。讲得合情合理。结果数万元巨款银币，不得不批准豁免。这种不通过群众斗争，与群众不通声息的作法，虽然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却被人们认为是“韩复榘”的恩赐。
反帝同盟会的成员多为小学教员和乡师学生，最关心的问题是教育界的问题。当时濮县新任局长董锡章，原是昌邑县国民党部主任委员，这个家伙，长期扣着教师们的薪金不发，并把一个从昌邑弄来的姘头王翠真安置到教育局办公室里，和他长期姘居。我们便在一九三二年秋天首先向教育局开刀，发动了教师索薪和驱董斗争。教育经费是由田赋附加和学田租金中开支的。每年分两季征收，按照预算比例随时划拨，不应出现欠薪现象。所以出现欠薪几个月的事，是因董锡章等将款存入商号。这对商人来说，可以扩大营业，赚更多的钱；对存款人来说，可以得到利息，时间越长，获利越多，不到万不得已，是不向商号提款的。他们对外的理由是：上期收入用完，下期还没开征，用“青黄不接”来搪塞，拖延时间。我们便发动全县教师到教育局索薪，并派代表向董锡章责问。这个大腹便便的国民党党棍，开始还装腔作势，说什么“青黄不接呀”，“你们也要体谅教育局的困难呀”，“我们也是为大家着急呀”，等等，振振有词，欺骗教师代表。代表们当即指出： “困难不困难你们知道，反正征收处有账可查！”这一下弄得董锡章无话可答。董锡章觉得无法下台，只好答应“马上商量解决”。很快就补发了教师的欠薪。
董锡章这个国民党党棍，不学无术，只知吃喝玩乐搞女人，教育局的职工们对此都啧有烦言。我和郭奇同志（北平大学学生“七七”事变后去延安抗大任教）等抓住他这个把柄，便用海绵堵住大墨水瓶口，倒过来当大自来水笔，在教育局的粉壁墙上写大标语：“打倒教育界的败类董锡章！”局里职工多表同情。董、虽然派工友用水洗刷，但夜里又写上了。教育局长把婊子弄到办公室长期姘居的事，传遍了全县教育界，董锡章名声扫地，只得滚蛋。
庄严入党
1933年初，日寇占领了热河，并向长城各口大举进攻。在蒋介石压迫下，长城抗战失败。日本侵略军直逼平津，华北更加吃紧，国难日亟，令人着急。四月初的一个下午，我的入党介绍人毛修文、李永昶领着一个人到财政局办公室来和我谈话。这人个不很高，黑黑的，穿黑色学生装，他就是濮范观联立乡师学生、党的负责人管守律（字子持，濮阳人）。他到濮县简师和范县联立乡师上学，都是为了作党的工作的。他们三人趁春假，特从范县前来主持我们的入党仪式的。我按照他的安排，用一张大红纸，上面贴上用黄纸剪的镰刀、锤子，做了一面党旗。第二天上午，在濮县城内的奎星楼上（楼是塔形的，地方不大，上去后脚踏楼门，楼下的人上不来，听不见，很安全），在管守律、毛修文、李永昶同志的主持下，我和毛修起、高巨泉一起，庄严地举行了入党仪式。顿觉心潮汹涌，好象是被丢弃了的孩子找到了母亲，也好象是大病好了之后，精神百倍。总之，浑身有了无穷的力量，高兴得几乎流下眼泪。遗憾的是，当时我虽然也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保守党的秘密，永不叛党”。可是，什么是马列主义，什么是共产主义，无产阶级革命究竟怎样革法，对这些根本问题却很茫然。只有“打倒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国民党”“穷人得翻身”的信念，激励着我的革命热情，拼命去干就是了。
黄 灾
1933年七月，黄河从濮阳某地决口，濮县沿金堤以南二十多里宽全被淹没，一片汪洋，县城也被水围困。在各界组织的紧急救灾会议以后，我首先乘船去金堤一带实地查看，因靠近金堤河一带村庄常年防水，都有土围子，再加水势不猛，来得及防护，幸未漂没。但离金堤河较远的村庄，无土堰设备，房屋均泡在水中，人们都逃上房顶，虽暂无性命．危险，却无法做饭吃。我便通知金堤以北古云集小学教师迅速通知卖馒头的各户赶蒸馒头，用渔船送往待救各村，用款到财局报销。幸亏洪水由陶城铺附近又流入黄河，水势很快下去了，人畜虽未造成大的损失，秋收却全完了！
对于这样严重的水灾，国民党反动当局不仅不救济灾民和豁免田赋，恰恰相反，对广大农民豁免田赋的要求置之不理，并且加紧催征。直到冬天，韩复榘才派范县县长张鸿志到濮县查勘，结果只减征了几成。对无衣无食的贫苦农民，他们是熟视无睹的。怎样使广大贫苦农民渡过隆冬呢？经城区支部（当时我任支部书记）研究，要抓紧?时机向广大贫苦农民揭露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和地主老财的残酷剥削，号召大家起来分粮吃大户。由我起草了几百字通俗易懂的传单，和毛修起一起油印了几百份，乘夜间骑车到各村散发。有一次城东南毛楼村演夜戏，我把传单撤到戏场，散戏时碰上了国民党三区区长贾佩秋和他的区丁们，并且彼此还打了招呼，他们并没有发现我是撒传单的。从此，在濮县二、三区一带，分粮吃大户的口号就传开了。
国民党政府为了愚弄人民。维护他们的反动统治，在濮县城里办起了粥场，向县城周围因水灾而沦为乞丐的贫苦农民施粥。粥场场长是国民党员、县民众教育馆馆长王德海（此人非常反动，抗战中被我军击毙）兼任。这个家伙还是县平民工厂的厂长。厂里有织布机，他家里也有织布机，厂里有织袜机，他家里也有织袜机，公私不分，化公为私，极力榨取劳动人民的钱财。这还不算，他又在施粥场里捞油水，买孬米，多报销。我们便发动灾民老人卢用（外号二红砖，卢庄人），带领群众向场方提意见；同时在社会上大造舆论，散发传单，揭发王德海的贪污罪行。一天下午，我和毛修起、商巨泉等沿濮县城内老城旧址的环城大街，边走边贴揭发王德海罪行的传单，三人都相隔一定距离，前后两人巡风，中间的贴。贴了不到一半，民众教育馆的工友手提棍棒追了上来。见了我们，说了声“崔先生啊！”便又向前追去，问他们”追什么？”他们气呼呼地说：“有人贴传单”，们哪里知道我们就是贴传单的，就这样在强大舆论的压力下，粥的质量才稍有改善。
挫折
l934午春节刚过，管守律去大名特委接头被捕后，只有张诚一、刘培岑和我有组织联系。至于反帝同同盟会，因其成员大部分发展为党员，已不复存在。工作怎样开展，既得不到指示，也看不到文件，工作急于开展？没有具体的办法，后来，高巨泉同志从国民党县党部里弄来了一本大革命时期彭湃同志写的《海陆丰农民运动》，我如获至宝，反复阅读，受到启发。认识到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如何组织发动农民的问题。
要组织农民，就得接近农民，了解农民。如果放弃文牍不干，既无组织活动经费，吃饭也是问题。于是便利用晚上时间，回到我的本村姜堤口办农民夜校，以贫雇农为主体，通过学习文化宣传革命道理。虽然不到二十个学员，但很有生气。这对锻炼自己，启发农民，以及后来我村成为著名的党支部都起了重要作用。
1933年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在日寇和国民党军队夹攻下失败。1934年春，日本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四一七”声明”更加猖獗地侵略我国。再加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失败，中央红军反围剿失利，外患内忧日深。怎样进行工作？上级组织一直没指示，支部也研究不出办法。我思想上着急得很，从春到夏一直睡不好觉，患了严重失眠症。我曾在自己的照片上写了这样几句话：“无瘢无疤意若舒，年当项氏崛起初，勿模糊！决不辜负此头颅！”。
我虽然不怎么景仰项羽，但这时我正好二十四岁，项羽“初起时年二十四”，带八千子弟兵渡江而西，参加推翻秦王朝的战争，所向披靡。我到了和他一样年纪，在敌寇深入，国贼猖獗的情况下，却连一支枪也没有拿起来，真是对不起这五尺之躯。
党的工作无进展，家庭矛盾又起。我父亲原是个穷教书的，年老不教了，在县教育局当了一名教育委员，月薪二十元（我月薪二十四元）。他计划攒几个钱养老，免得再受苦难。因此，我们父子两人走上了两个相反的极端，无法调和。一个要保证家庭生活；一个要革命，不置个人财产。“大敢当前，何以家为”。我每月的薪金，除了生活费外，还用做党的活动经费，或帮助更困难的同志，这使我父亲对我积下了火气。有一次，老人家一见面就大发脾气，我一肚子冤屈无处发泄，真是苦闷到了极点。这个家再也无法呆下去了。
抓武装
1934年冬，红军主力己撤离苏区，开始长征。冀东的伪化活动加紧进行，华北形势紧张。为了阻止日伪的南侵，建立我们党领导的武装是刻不容缓的。我受赵博生二十六路军1931宁都起义的启发，也想到一国民党军队里去作兵运工作，把国民党军队的一部分，改造成为我们党的武装力量。恰在这时，原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中任过教导师师长和十六军军长的王冠军，有发表鲁西民团指挥的消息，我以旧部的身份到菏泽去看望他，知道情况属实，他也欢迎我去。我回濮县以后，就与张庆亭、毛修起、高巨泉和张诚一等同志商量，大家都同意我利用这个关系开展兵运工作。于是我于1934年十二月，把支书工作交给张庆亭去菏泽了。
我虽离开了濮县，但在很长时间里仍和濮县的党组织保持联系，在濮县党组织的领导下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到菏泽后王冠军叫我担任秘书，但是，民团指挥部还没组建起来，韩复榘又任命王冠军为乡村建设实验区长官，公署设在济宁，辖鲁西南十四个县，王仍兼任十四县的民团指挥。这样，民团成了附带的，几乎有名无实。只有一个独立团，还远在苏鲁边界的谷亭，公署只有一个警卫连，几乎无有工作的对象。一九三五年春节，回濮县向组织汇报，只好暂时如此。部队接触不到，又要弄些不愿办的公文，真是气人，因而又犯了一个多月的失眠症。张梅岑从北京来看我，也无可奈何。
从淮阴到临沂
不久，我的行迹被我在西北军的同事，淮阴护工部队任参谋的彭捷三（菏泽人）知道了，他极力向他的旅长兼护工指挥晁卓诚（菏泽人，任杨虎成部新编第五师第九旅旅旅长）推荐，并数次发信催我去淮阴。这个旅因不是国民党的嫡系部队，是可以去的。但越走越远，工作问题，组织联系问题，都会遇到很大困难。当时濮县己经成立县委，我向县委请示，张诚一等同志认为，这是个机会，可以先去开展工作，以后通过上级组织转接关系。这样，我就带了崔诚轩(进步分子，当时还不是党员)于1935年十月去了淮阴。到淮阴后，让我任旅部书记，只管应酬文字，不管事务。诚轩到连里当文书(只干了两个月就回家不干了)。晁卓诚是个“守本分”而又小心翼翼的人。他手下的人，除了一个少校参谋之外，都很讲朋友。特别是中尉参谋赵力军(曾当过冯玉祥的随员，解放后在外贸部某公司任副经理)，是主张抗日反蒋的，我通过他了解到不少情况。我取得彭捷三的支持后，以合法的形式接近士兵，给警卫部队的士兵上文化课，逐渐地和士兵交朋友。
突然，徐光霄同志（字凌九、共产党员）从南京东边的龙潭来淮阴找我。我们几年没有联系了，他怎么知道我在淮阴呢？原来，他离开寿张八乡师以后，就到了上海。后来到龙潭水泥厂结识了一个职员叫杨老羊的，办了个“青锋文艺社”，并在《杨州日报》上办了副刊，还办了个不定期的刊物《六月》，被国民党查封了，无处存身。在被查封前，刘宴春同志通过凌九的哥哥徐光简去龙潭和凌九联系，刘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张诚一也通过关系把我的情况告诉了他，所以他才来淮阴找我。
旅部驻在打蛋厂，我把凌九安排在厂里职员宿舍住，在旅部和我一起就餐。一有空便和赵力军我们三人交谈起来。我们的行动被国民党特务蓝政训员注意到了。春节后的一天，彭捷三郑重告诉我：“保安司令部已经从邮局查获了你们的东西，正在调查，可能要抓人，快走为好。”到底查住了我们的什么？不得而知。我估计是凌九在淮阴的出现，以及和赵力军我们三人频繁接触，引起了敌人的警觉。晁卓诚还算是够朋友。及早送走，免得请到的人出了事不好办。于是由彭捷三出面，邀请旅部的朋友们，摆了盛宴，把我和凌九、赵力军礼送出淮阴。离开淮阴，我和凌九便去南京。知道管守律被压在南京军人监狱，就去探监，因监方不让看，没有如愿，在这之前的通讯中，己知张诚一到济南铁路第六小学教书。我们便从南京到济南张诚一那里。诚一同意我们先找个安身之处。这时，王冠军已到济南任山东乡村建设指导专员，我去找他，他说：“张里元（原西北军军法官）要成立第三专署，还办乡农学校，靳子钦（原十六军参谋处长）也去，你们一起去沂水好了。我们便一起，去沂水。我在专署教育科，凌九在秘书处编公报。 由于“12.9”和“12.16”学生运动的影响，
山东抗日救国运动也活跃起来。韩复榘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广大群众的抗日活动进行镇压，到处呈现出紧张气氛。有一天张里元到办公室找我谈话，问我“徐光霄这个人是不是共产党？中央党部通辑他！”我毫不迟疑地说：“我的情况你知道，他若有问题，我也不敢带他来。一个青年学生，爱国心切，说几句抗日的话，就给戴上行动不轨的帽子，就通缉，逮还有什么道理可讲！”不知张里元是怎么报告的，事情就这样应付过去了。事实上，凌九等于王冠军推荐的，张里元地位的巩固，是需要王冠军做靠山的。国民党的迫害好人，他自然清楚。如果拿我们两个送了礼，去得罪王冠军，是不值得的。韩复榘对革命人民的镇压一浪高过一浪。
接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1936年春，濮县的共产党员和先进分子遭到大逮捕，并且逮捕后立即刑讯。原来家乡党在1935年冬来了个老阎（即黎玉同志，当时是直南特委书记），领导党组织开展了群众斗争，组织也有很大发展。老阎调山东省委任书记以后，群众运动更进一步发展，抢了地主富商通过黄河运向济南的粮食，并且组织了秘密游击小组，把革命标语贴到国民党县政府的大堂上。韩复榘就派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张德馨为清乡司令，带了一个团的兵力，到濮县大搞清乡。王登明（亚朴）、刘培岑、毛修文（延武）、李永昶、李仁荣、李仁堂、陈绍程、王心贤（士希）、孔繁阁等都被捕了。张诚一也不能在济南呆了，就到了沂水，我把他安排到沂水北部的虎峪小学教书。崔诚轩（已是党员，解放后任新乡市法院院长）、徐光简（党员、凌九的胞兄）和我的胞兄崔汝楠也到了沂水，目的是既避难，也叫我们防范。隔了些日子，风头过去了，诚轩和我哥哥回家去了。光简无文化，就去岸堤乡农学校当了传达，秋天也回家了。
在我初到沂水时，王亚朴同志来信告诉我说，他有个老师叫段雪生，在五中教书，人很好。我便和段取得联系。经过了解，知道他是贵州人，在北平文化界工作过。是大革命时期的党员，曾在北伐军总政治部任过秘书。大革命失败后在文化界做秘密工作。曾在滋阳乡师教书，并以段翰生的笔名出版过小说，在学生中威信很高，团结了些进步教师和学生。
在张里元的班子中，基本上是亲戚朋友加同学的关系。即曹州（菏泽）六中、北大（张系六中、北大毕业）加西北军的关系，除了几个科长之类的人物外，大都是三十岁以下的人，而且国民党员很少。青年人追求真理，重义气，遇事爱追根究底。凌九爱说笑话，特别是爱讲上海作家的故事，又是搞公报编辑的，所以青年人很爱接近他。我则注重实际，以自己对别人的帮助和关怀；赢得了青年人的尊重。再加我是搞例行公文的，别人也弄不清我和张里元的关系到底有多深，所以科长、参谋主任等对我也是较尊重的。这就为我们开展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我和凌九、雪生不断交换意见。虽然是个别关系，很自然的起到了临时支部的作用。在白色恐怖下，没有建立正式组织。事实上，我们不断利用星期天到郊外或沂河散步的方式交换意见，统一思想，解决了很多问题。当时的重要任务，就是宣传发动群众，激起大家的抗日义愤。怎样宣传、发动群众呢？国内每出现一个重大事件，我们都利用吃饭、休息和闲谈的时间，向大家提出问题，你一言我一语的酝酿，我们加以引导，由浅入深，最后得出正确的结论，达到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的目的。例如，我们提出：殷汝耕“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什么性质的？日本、汉奸要防共，国民党政府要剿共，为什么唱一个调子？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吉鸿昌等收复察北多伦重镇，是有功还是有罪？为什么在战场上没死在日本人之手，反而被何应钦杀害？使大家得出“抗日的有罪，卖国的升官”的结论。激发了大家抗日的义愤、爱国的热忱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满。我们还提出，国民党政府年年剿共，为什么共产党越剿越多？红军在一年的时间里从江西一直打到陕北，为什么会有怎么大力量？使大家认识到共产党是抗日的，爱国的，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利益，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是中华民族的希望。从而对我们党产生了敬仰、向往的心情。
与此同时，我们还在临沂的《鲁南日报》上，办了副刊《笔端》，宣传和团结了排字工人和青年学生。
下步工作怎么办？我原来是通过张诚一同志与上级党组织联系的。张到沂水虎峪小学教书后，就失去了联系人。我和凌九商定去济南一乡师找省委请示工作。因郭崇豪（也叫郭从文，共产党员）在那里学习，是能找到的。一九三六年暑假，我们两人便去济南。到泰安时，凌九身体不适，返回临沂，我一入到了济南。出入意料，我不仅找到了郭崇豪，还见到了郭海容（即郭超）。我向郭崇豪汇报了情况以后，他说，我们这里有个老景（后来才知道是景晓村同志，以后是省委秘书长）很行，我转达一下，你们可以谈谈，笫二天见到老景，向他请示两个问题：一、我们通过乡农学校抓武装，这个干法对不对？二、必要时给我们派交通，及时传达党的指示，老景同志的意见是：利用一切时机发展力量，保存力量，也同意以后派交通（注），谈话是在校园里以散步的方式谈的，简单的很，工作怎么开展没有具体研究。最后组织上通过郭崇豪同志交给我三份油印秘密文件：一是《八一宣言》；二是周恩来同志《关于陕北黑龙会问题给边区的指示信》；三是《武器的批评与批评的武器》。这使我喜出望外。回到临沂徐、段两人看到秘密文件，也高兴非常。
自专署从沂水搬到临沂后，我们便分别订阅了《新生杂志》、《读书生活》、《中流》等杂志。并通过读书生活社购买了艾思的《大众哲学》和他译的《新哲学大纲》等书，互相传阅，颇受启发。1936年秋，上海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一时空气紧张。接着暴发了西安事变，蒋介石被扣，被迫接受抗日条件。出现了全面抗战的新局面。
1937年春节后，我回濮县探家。正好王亚朴同志已经出狱，瘦弱不堪，在家休养，生活极为困难。经党组织同意，跟我到了临沂。曾在范县联立乡师教语文的李杰庸同志，也在北京出狱，经张梅岑介绍，也到临沂。这两入都是休养任务，都住在西更道的小店里。一有空我和凌九便去那里交谈，获得了不少监狱斗争的知识。为了取得生活来源，杰庸便到华埠完小教书，亚朴到兰陵乡校任事务员。一个月后，即阴历五月，雪生同志提出：凌九、亚朴可以通过西安的郭先生介绍去延安。于是他俩便一前一后去了陕北（解放后，凌九任文化部副部长，亚朴任华东师大副校长）。后来去陕北的还有和雪生同志一起教书的孔翔南（解放后任外语学院副院长），刘德炎等。杰庸则在暑假时去山西搞牺盟会工作，不久就当选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解放后任江西省副省长），张诚一则早己去济宁，只剩下我和雪生两人有事对谈了。
在凌九他们刚走之后，东北军于学忠部从安徽开到临沂，驻在从莒县至徐州的公路沿线。在这个五十一军负责党的工作的吴石夫（即吴志刚、吴山），通过省委到临沂和我接头，向我传达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和党的新任务。并介绍了他们在西安事变前后的活动情况，使我大开眼界。吴走后，即介绍张克诚（张岗）、汪之正（汪洋）两同志到我处。“七七事变”后，韩去非同志也来了。汪、韩两人先后在沂水城北朱家庄教书，进行抗日活动。张克诚曾去胶济线活动了一段。此后、张、汪、崔三人组成了军事工作小组，集中全力抓武装。我们三人经常分赴各处，利用各种关系组织武装。我是依靠教育界的关系，抓住兰陵、十字路杨复晨、谢辉两部份的工作不放。经过曲折的斗争，最后终于打破了张里元的改编和控制，依靠群众，独立自主地拿起了人民自己的枪杆子。于一九三八年二月与省委直接领导的武装一一八路军山东游击队第四支队会合，成为第四支队的第三团。以后的情况，我在《崎岖的道路》一文中另作叙述。
注：1938年初，我们的部队与四支队会合后，见到景晓村同志，谈到我们曾找省委未找到、省委应该给我们派交通时，他说：派了个李同志，因当时临沂被轰炸，未找到你就回来了。
（本文曾在范县党史刊物上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