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5月，李士英同志与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扬帆一起率领公安干部，风尘仆仆抵达上海，接管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组建了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迅速建立了革命秩序，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以铁的事实粉碎了反动派散布的“共产党能打下上海，但管理不了上海”的无耻谰言。
迎接解放做好接管的准备工作
上海是我国第一大城市，也是旧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解放时，全市面积617平方公里，人口536万。国民党为了维护其反动统治，在上海建立了庞大的警察、特务机构，警察总局设有七个处，五个室，及按行政区域设立的30个分局和1个水上分局。并拥有一支包括飞行堡垒在内的武装警察队伍及交通警察大队，共有员警1.6万余人。驻上海的国民党特务组织更是机构庞杂，仅国防部保密局、内政部调查局、国防部二厅等特务系统就在上海设有84个站、组，特务分子6000余人，其中组长以上骨干分子1600余人。
淮海战役胜利后，江南解放已指日可待，为了适应形势，华东社会部在济南设立了由梁国斌、李士英任正副校长的华东警官学校，招收培训1000余名青年学员，以备上海和江南其它城市解放时调用。同时，开展对上海和江南其他敌占城市的敌特组织：党政要员和经济、文化、社会情况资料的调查收集，编印成《上海调查资料》发给各系统接管干部参考。又从山东解放区各级公安机关抽调了384名股营级以上干部送到党校学习和在社会部待命。从组织、干部、材料等方面为接管上海的旧警察系统作了初步准备。
形势发展之快出乎人们的意料。4月21日，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强渡长江，4月23日，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获得解放。4月下旬至5月初，华东社会部部长舒同，副部长梁国斌、李士英、胡立教、扬帆率领公安干部684名，华东警官学校师生800多名分别从山东、苏北到达苏南丹阳会合，为上海解放后接管国民党警察、特务机构，组建人民公安机关作全面的准备。组织干警集中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入城纪律教育。着重学习经中共中央批准的华东局《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的指示》和《入城纪律》12条，以及济南、沈阳、天津、北平等城市的接管工作经验。华东局在丹阳对华东社会部正副部长的工作作出了安排，决定上海解放后，李士英、扬帆出任市公安局正副局长。他们根据以往经验，分析了上海解放后国民党警察局可能出现的三种情况，提出了三套相应的接管方案：一是如潍县、济南，解放后警察局员警全部逃散，重起炉灶，建立人民公安机关；二是如北平，和平解放后，警察局机构和员警基本未散，则采取先派军事代表进驻市警察局和各分局，稍作准备后宣布接管；三是由于上海地下党的有效工作，解放后可能跑掉一些上层警官，下层人员大部留下，则根据《约法八章》规定，在接管人员领导下，发挥旧员警的作用，维护社会治安。根据当时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和警察局中有强大的地下党组织的有利条件，上海出现第三种情况的可能性较大，因此准备工作重点放在第三套方案上。针对南下接管干部对上海人地生疏的实际状况，李士英同志在组织接管人员阅读《上海调查资料》同时，请上海警察局地下党派去丹阳联络的同志向接管干部介绍了上海市警察局和大上海的有关情况。5月24日，李士英同志召开接管领导干部会议，就接管国民党上海警察局的有关政策、方针、纪律和接管步骤作了动员部署。他说：“我们的公安保卫工作不同于国民党的特务。国民党特务分各派、各系，各有自己的利益。我们只有单一的人民政府，一切情报、公安、保卫工作都是统一为自己的政权服务的。其基本任务是两条：一是用公安行政工作保障人民的安全；二是肃清危害人民的奸细、特务及其他敌人。”又说：“公安行政管理工作同肃特工作必须紧密结合。公安行政管理工作好似一张网，在我政权范围之内，非受我管不行，各种活动都约束在我法令之内。漏了网的，以肃特的点线，在暗中观察，一明一暗，密切配合，以达到了解敌人。”接着又讲了斗争的政策和策略，并交代了对待原有情报关系、宗教团体和对付流氓帮会等的办法。他还强调了依靠警察局中我地下党组织的重要意义，号召南下干部向地方同志学习。对于旧警察，他用《国家与革命》中的原理，作了。‘‘拆屋重建”的形象比喻。意思是旧的国家机器必须彻底摧毁，但旧的人员就象从旧房子中拆下的砖头瓦片一样，造新房时仍可利月。根据华东局《入城纪律》12条，结合公安工作特点，制订了《员警守则》（10项），传达到每个南下干部，要求入城后互相勉励，互相监督，对知法犯法者，将从严惩处。经过反复学习，对广大接管干部入城后坚决执行党的政策，严格遵守入城纪律，奠定了牢固的思想基础。与此同时，遵照华东局“按照系统，整套接收，调查研究，逐步改造”的接管方针，按照国民党警察局机构设置，决定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下设秘书、人事、行政（治安）、刑侦、社会、消防、供给七个处和一所警察学校，下按行政区设30个分局和一个水上分局。各新设机构建立一个接管组，每组设一名接管专员，配若干名军代表，任命了接管专员的名单，接管组既负责接收旧警察机构，也负责分管的治安业务工作，边接收，边恢复，边维持治安秩序。从思想、组织、机构分工等方面完成了接管上海警察、特务、党团等反动机构的准备工作。
接收旧警察机构 成立人民公安机关
5月24日，人民解放军前锋已逼近市区。当天上午，警察局局长毛森匆匆召开分局长、科长以上警官的“应变会议”，宣布任命陆大公为副局长、代理局长，下令烧毁档案文件。晚上7时许，毛森下令杀害关在总局拘留所内的共产党员沈鼎发和准备起义投诚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聂闻远等9人后，仓惶逃跑。
毛森逃跑后，已由情报部门争取为我工作的代局长陆大公在我地下党指挥下，命令各分局立即悬挂白旗向解放军投降，并宣布提早戒严。5月25日凌晨，解放军攻入市区，解放了苏州河以南地区，顺利地占领了国民党警察总局和所在分局。5月25日至27日，李士英和梁国斌、扬帆分别率领公安干部抵达上海。25日晚，李士英不顾旅途疲劳，亲自找到中共上海警察工作委员会（简称“警委”）书记邵健家里，与邵接上关系。见面时双方都很激动，紧紧握手。当邵知道李还未吃晚饭，忙叫爱人为李烧了面条，边吃边谈。邵向李汇报了地下党工作情况，提出了南下干部和地下党员会师事宜。26日晚上，邵健带领“警委”委员，支部书记到市军管会公安部驻地交通大学与接管干部会合，召开了会师大会。会上，邵健汇报了警察局内员警动向和“警委”迎接解放、配合接管的工作情况。李士英同志对“警委’’卓有成效的工作给予高度评价，号召南下干部向地下党学习。会后，“警委”的支部书记分别向各接管组介绍被接收机构的情况，商定接收的步骤方法。27日，全市解放，在地下党员的引导下，部分接管干部分别到总局和各分局了解情况。28日下午，李士英和梁国斌率领接管干部进驻警察总局，由代理局长陆大公召集总局员警开会。李士英宣读了军管会接管警察局的命令，重申了《约法八章》，阐明了党的接管政策，责令旧警人员各按职守，服从军管会命令，保护好枪弹、档案和器材，进行清点，准备移交。
6月2日，市军管会宣布成立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任命李士英为局长、扬帆为副局长，立即废除旧警察局的原有建制，市公安局设立7个处，31个分局和一所警务学校。6月10日，市公安局发布人事任免命令，宣布解除旧警局股长以上警官职务，任命了处长7名、副处长11名、正副分局长64名、正副科长118名、正副股长431名。遵照华东局决定，各处、分局和科、股正职由南下干部担任，副职由原地下党员担任。经过分类清点造册，至6月15日，总局各部门、各分局的接管专员和旧警局的各负责人共同点验后，一起签名盖章，办理了交接手续。共接收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员警14308人（占原有员警的88.8%），60炮18门，重机枪46挺，轻机枪22挺，长短枪8253支，自动喷火器31件，炮弹120发，手榴弹4876枚，‘枪弹82.7万余发。装甲车29辆，战车4辆，机动车277辆，水上警用舰艇23艘，除人事室、政治处等少数部门外，旧警局的档案基本完好无损，共接收111224卷。
与此同时，李士英同志按既定部署派出接管专员，分头接管了在沪的国民党各特务机关和国民党、三青团等市、区组织。这些反动机构解放前夕已经作了应变部署，人员和枪弹、档案、器材有的已溃散撤走，有的已潜伏转移，人走楼空，仅接收到数十幢空房子和一些特务机关经营的工商企业。
整个接收工作有条不紊，秩序井然，顺利地完成了摧毁国民党反动机构，组建成立人民公安机关的历史任务。
稳定员警思想巩固接收成果
上海解放后，人民公安机关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要迅速建立正常的社会秩序。李士英同志非常清楚，要完成这项艰巨任务，光有南下接管干部和原地下党员的力量是不够的。怎样发挥接收过来的1万多名旧员警的作用，是巩固接收成果的关键。但留用员警思想十分复杂，特别是6月10日公安局宣布解除一批警官职务以后，不少人疑虑重重，有的怕追究他们解放前的罪行，受到惩罚；有的担心被开除，断了生计；极少数人仍坚持反动立场，等待时机，阴谋反抗。针对上述情况，遵照市军管会和市人民政府关于对旧警人员“一面拿过来，一面工作”的指示，严格贯彻《约法八章》，李士英身体力行，深入细致地做旧警人员教育改造工作，稳定旧警人员思想。在5月28日宣布接管警察局大会和6月3日庆祝上海市人民政府公安局成立大会上，反复阐明人民政府对留用人员的政策。他说：“旧警察是统治人民的工具，是蒋介石反动政权的帮凶，做了许多对不起人民的坏事，但大多数人是为了生活，可以取得人民的谅解。但今天解放了，上海是人民的天下，要转变立场，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各按职守，努力为人民服务，将功补过，人民是不会抛弃你们的”。在第一次局务会议上，李士英又深刻地指出：“今后应提倡学习法令，按章办事，凡公安局的干部员警，是视工作好坏为准则，以忠诚为人民服务为最高标准，而不是以新旧人员之分”。6月7日，市公安局召开员警大会，李士英同志特地请陈毅市长到会讲话，对留用员警做思想教育工作，陈市长风趣而颇有哲理地说：“光我们讲共产党如何好，国民党如何不好是不够的，还靠你们从事实上来观察。你们看到过日本人侵占上海，国民党接收上海，今天再看看共产党接管上海，就会感到大不相同。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一下飞机，就忙于‘五子登科’，我们的负责同志和大家同甘共苦，我的口袋里连一张票子也没有”。接着，他又恳切地告诫留用员警，只要拥护人民政府，安心工作，政府将根据表现，一面录用，一面教育，立功者奖，犯罪者罚，决不让一个要求为人民服务的人没有二作。但对不愿悔改，企图利用人民政府的宽大政策，从事潜伏破坏的人，定当惩罚。最后他号召大家要努力学习，反省自己，为人民服务，争取立功。陈毅市长的讲话在留用员警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心悦诚服，表示今后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努力工作。与此同时，李士英特别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入到留用员警中，反复宣传党的政策，有针对性地做政治思想工作。并自上而下成立了学习委员会，把留用员警和接管干部合编成学习小组，共同学习政治形势和政策纪律，深入开展“警察人民与人民警察’’、“怎样做一个人民警察”的讨论，使留用员警首先从思想上分清国民党警察与人民警察的本质区别，提高思想觉悟。同时，在生活上，南下接管干部是供给制待遇，而对留用员警给予照顾，享受薪金制，在未定级前，按月发给薪金。在执行组织纪律上，对留用员警和南下干部一视同仁。7月1日，北站分局留用警察黄伟生，在执勤中被拒捕的盗匪开枪击中殉职。陈毅市长得悉后指示：“黄伟生是上海解放后第一个因公牺牲的公安人员，要隆重悼念”。7月9日，市公安局举行隆重的追悼会，李士英、扬帆以及许多处长、分局长和驻军首长等800人到会悼念，批准黄伟生为革命烈士，对他的家属从优抚恤。李士英同志在讲话中高度赞扬黄伟生为人民服务而献身牺牲的精神，号召公安干警向黄伟生学习。同年8月，榆林分局南下接管人员欧震，利用职权，对国民党军官之妻敲诈勒索和诱迫同居，严重违法犯罪，经市军管会批准，处以死刑，《解放日报》公布了欧犯罪行，并发表短评《革命纪律不容破坏》。正反两个典型，在留用员警中产生了巨大影响，认为共产党言行一致，严格按《约法八章》办事。
李士英同志在努力做好安定大多数留用员警思想，调动他们积极性的同时，十分注意对少数解放前有严重劣迹，解放后仍坚持反动立场和政治面目不清员警的考查甄别。根据华东局《关于机关部队的整编节约方案》，首先对1014名巡官、股长以上的旧警官和政治面目不清的员警，进行集训审查，组织他们学习形势和党的政策，发动他们控诉国民党警察的罪恶，号召他们主动交代和揭发问题，并结合内查外调，进行初步清理，对400余人作了清洗处理，其余人员重新分配了工作。
40多年过去了，当年随李士英同志南下接管国民党警察局的同志，均已年逾花甲、古稀之年，但他们每当回忆当年在李士英同志领导下日日夜夜的战斗情景，思潮汹涌，心情难以平静。实践证明，上海解放后，接管反动警察机构，组建人民公安机关的工作是顺利的成功的。这与李士英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稳定留用人员的思想，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是分不开的。尽管李士英1950年2月即去华东公安部任部长，离开了上海市公安局，但经过这一段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以后彻底清除反动势力，荡涤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泥浊水，建设一个新上海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史志研究室执笔人吴贤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