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志士冯基平传略

Admin 发表于2014-10-18 17:38:49
    “冯基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他战斗的一生,为我党的公安、政法及战争年代的地下工作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冯基平原名冯玉书,1911年生于辽宁省法库县卧牛石乡大屯村。祖籍直隶(今河北省)丰润县,清代中叶迁居关东,落户于柳条边外大屯村,世代务农,家道小康。祖父冯成义为人忠厚,勤劳节俭。父辈兄弟五人。父万金居长。母亲齐氏生子女四人,姐姐与秦姓农民结婚,妹妹与李金元结婚。弟弟玉振,字良骥,于1937年去陕北革命根据地参加革命,解放战争期间被派往黑龙江省甘南县开展工作。1946年冬,牺牲在甘南县境。
    基平少年好学,学前就喜爱书笔,有时拿起《百家姓》、《三字经》让别人教他念。父亲和叔叔们见他好学上进,都说一定要多供他些书。八岁送他到本村私塾学馆念书。他不仅自己努力学习,还热情帮助同学。1921年转县里第三小学校,开始学习算术、自然、历史、地理等新知识。1927年他考入法库平治学校,这个中等学校是当时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江苏督办杨宇霆创办的私立学校。用重金从外地聘来有较高水平的教师,这些知识分子中绝大部分,在当时国家灾难重重的情况下,都具有奋发图强的爱国思想,对学生也有一定影响,如王云皋、赵小松等几位老师,常给学生讲“五· 四”惨案、“五·四”运动和《二十一条》丧权辱国条约等。冯基平从此开始接触进步思想,立志为中国富强而奋斗。
    1929年十九岁的冯基平考入北平中国大学经济系。这时,日本不断往东北增兵,在奉天、辽阳等地磨刀霍霍,蠢蠢欲动。北平各学校的学生,社会上的进步人士都在为拯救祖国,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呼喊、斗争。冯基平积极投身到斗争洪流,游行、集会、讲演他都走在头里,在学生当中有了一定影响。
    1930年,基平的父亲冯万金带领小儿子冯玉振搬到黑龙江省甘南县居住。后来日本人侵占了东北,冯万金又得知儿子冯基平在北平参加抗日活动,也怕连累家里,就一直没有再搬回法库原籍。
 二    1931年,冯基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任中共辽阳地下县委书记,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就在这年秋天,日军在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蒋介石给张学良下了“暂不抵抗”的命令。①日军迅速地占领了南满铁路沿线的大小城市,东北军陆续地撤到关内。东北有很多学生、爱国人士和难民奔赴北平。
    同年9月27日,东北的爱国人士高崇民、卢广绩、闫宝航等人在北平发起创建“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相继又建立了“东北青年救国会”。共产党派冯基平领导东北青年救国会。又担任北平市委军委东北炮八旅旅委书记,从事抗日救国的革命斗争。这些革命斗争都在秘密进行,冯基平的公开身份还是大学学生。参加青年救国会是以东北流亡学生身份出现,组织和参加各种形式的抗日活动。
    1932年秋,冯基平为推动抗日救国工作,单身回到东北老家法库县大屯村,了解敌情和沦陷区人民生活情况。这时东北已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称“满洲国”年号为“大同”。
    县里由日本人的“参事官”(相当于副县长)统辖一切,中国人县长已成了牌位。在基层建保甲、村公所、警察署等统治机构,都是中国人,日本人无暇顾及,人民都不甘心忍受外国人的统治。冯基平回到家乡后,在乡亲们掩护下和叔叔冯万宝、冯万选、冯万贵、冯万玉,堂叔冯万良,弟弟玉坤、玉林,婶婶侄女等合家共聚。父母和弟弟玉振住在甘南县,未曾见面。还找到少年时期的好友刘荣琛、刘运新等人,向他们宣传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道理。他说:“别看日本人貌似强大,老百姓受压迫越深越要反抗。总有一天会把他们赶出东三省!”还秘密给他们一些抗日传单。他住在姑夫王升家,姑母给他做好吃的,他总是不让。过了几日便离开家乡回到北平。
    冯基平这次回家掌握敌后的真实情况是:日本人的统治地位尚未稳定,一个县只有几个日本人,东北人民心中都有反抗情绪。因此,他决定和同学廖鲁言、徐子荣、刘昭等同志发动和酝酿一次示威游行,以推动抗日救国斗争。不料就在这时被叛徒出卖,他们三人被国民党北平宪兵司令部逮捕入狱。冯基平在敌人严刑拷打面前,立场坚定,坚贞不屈,保持了共产党人的崇高气节,他痛斥敌人说:“我是东北人,我要抗日打回老家去有什么罪?!”②国民党宪兵是不允许抗日言行的。后来他被送进北平草岚子监狱关押。在这里冯基平遇到了殷鉴、薄一波、安子文、杨献珍、刘澜涛等几十名共产党员。在狱中建立起秘密党支部,结成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同生死共患难的战斗集体。
    冯基平以他的实际行动响应党的号召。一次狱中看守准备给所谓的“犯人”钉镣,当他看到放在自己跟前是轻镣,而放在另一位年龄大身体弱的难友面前是重镣时,立即要求把那副重镣给自己钉上。当时连看守都说:“真够义气!”③共产党员和全体难友都团结起来了,很快与北方局取得联系。在狱中斗争中,冯基平一贯站在最前列,他们一面揭露蒋介石当时不抵抗的阴谋,一面向看守人员晓以民族大义:中国人民在国难当头之时要为保卫祖国而战斗,不能同室操戈,自相残害。有的看守被争取过来了,还为他们做许多事情。给他们秘密传递书信、报刊,与外界及时取得联系。如果有查狱的,看守也能事先向他们通风报信。这样一来,监狱当局在这些政治犯面前非常被动,深为恼火。
    1933年,国民党北平宪兵第三团副团长,带领两名营长亲自来到草岚子监狱,施展了阴谋诡计。这个副团长自己充任“法官”,他让两个营长伪装成共产党员被捕下狱,和政治犯关押在一起。他们企图用“苦肉计”瓦解狱中的共产党人,这两个营长白受皮肉之苦什么情况也没得到。接着又采取了强制手段,强迫他们写出“反共启事”,要求登在平津两地报纸上,就算履行了自首出狱手续。还说凡三期不“反省”的头目,要执行枪毙。④实行欺骗与迫害兼而用之的手段,对付共产党人和爱国志士。狱中地下党支部,早已识破敌人的阴谋诡计,采取针锋相对的斗争。这时冯基平和难友们紧紧团结在狱中党支部周围,宁死不屈,斗争到底。他痛斥敌人说:“我们是无罪的,抗日救国有什么罪?!东北的三千万同胞当了亡国奴,制止人民抗战救国的才是真正的罪人!”敌人的瓦解与恐吓都失败了,这次大“审查”的阴谋最终也破灭了。
    在这个胜利的基础上又展开了新的斗争,在党支部领导下,决定向监狱当局提出:“下镣放风,允许看书报、杂志,改善生活待遇,对刑期已满的难友要无条件释放”等严正要求。遭敌人拒绝后,全体难友举行了绝食斗争。冯基平这时患心脏病,身体虚弱,但他还是毅然地参加了绝食斗争,⑤这次斗争又取得了一定的胜利。
    1934年,基平的父亲冯万金,从东北老家历尽千辛万苦来到北平草岚子监狱看望儿子。他期待着见到儿子冯基平。然而监狱当局说:政治犯不许接见。冯万金心中起火,但是看着这壁垒森严的监狱又有什么办法呢?只好花钱求情,费了很大周折,才准许他和儿子见一面。见面时父子都落了泪。基平安慰父亲说:“我没有罪,他们要抓我有什么办法?总有一天会放我出去的,告诉家里人不要难过。”⑥几分钟的接见时间到了,冯基平在看守催促下只好离开父亲转回监号。冯万金呆呆地望着身着囚服,带着手铐儿子的背影,真是心如刀绞一般。冯万金带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家中,得了场重病;冯基平在狱中仍然坚持和国民党作坚决斗争。
    为了将来出狱后,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狱中地下党组织经过周密考虑研究,决定由党支部领导大家学习革命理论,利用这段时间提高同志的思想、理论水平。但是书从那里来?怎样才能不被发现?他们都作了周密的计划,设法从外边找人搜集一些马列主义著作、共产国际文件等材料,通过被争取过来的看守,秘密地传送到狱中。为了不易被别人发现,大多数是外文版。先由懂外文的同志一页一页的翻译好,再由其它同志抄写,最后传到各号难友手中,进行学习。利用放风或其它机会讨论消化文章。冯基平积极参加这次学习的组织工作。他自己学习也特别用心,认真。除此之外,他还学习了外语。
    冯基平在长达四年多的铁窗生活中,奋不顾身的斗争拼搏,不倦地学习思考,本来就很虚弱的身体又兼先天性心脏病发作,病情一天天的严重。狱中的难友及党内同志们都非常关心他的身体。党组织和北方局联系,经过一番周折和各方面的工作,1935年冯基平被取保就医出狱了。冯基平出狱后,在北平地下党组织帮助下,经过一段治疗,身体渐渐康复,之后又接受组织上派他到山西开展抗日救国活动的任务。
    1937年,他的胞弟冯玉振来找他,基平介绍弟弟到陕北革命根据地。在贺龙领导的一二0师工作。
                    三
    随着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经党中央积极营救,薄一波、安子文、刘澜涛、杨献珍等52名经过长期考验的坚强共产主义战士,于1936年秋、冬相继出狱。
    这时日军已逼近华北,军阀阎锡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受到威胁,有人给他献策借助进步力量,保存自己实力,阎锡山才伪装支持抗日救国。党中央和北方局为了争取一切力量开展抗日救国的统一战线工作,决定派薄一波、杨献珍、董天和、韩钧、周仲英五同志到山西太原开展这项工作。经薄一波同志几经波折向阎锡山晓以民族大义:中国的大好山河被日寇一片一片地吞噬,将军所辖也是危在旦夕,只有团结抗战才能收复祖国的山河。最后阎锡山答应了条件,于是接过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的领导工作。利用合法斗争形式,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冯基平这时已经来到太原,先后担任牺盟会常委,同蒲铁路、正太铁路工委书记,中共太原市委(地下)常委,军官教导团(九团)政治部主任等职。基平的工作一贯积极主动,平易近人,善于联系群众,深受同事和下级的拥护。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党又派他到山西青年决死队四纵队第十九团任团长。到任后为了改变旧军队的不良作风,他宣布废除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等旧制度,提倡官兵平等,爱护士兵,基平和士兵打成一片,以身示范,部队面貌焕然一新。
    1939年,阎锡山在蒋介石反共行动影响下,制造了“十二月政变”,向新军决死队突然袭击。冯基平采取措施,坚决迎战,果断地处决了阎锡山派来监视他的副团长。又抢先率领十九团乘其不备直捣顽固派二0三旅。他自己带领一个排,攻打旅部并活捉了旅长,夺得了旅的指挥权。使二○三旅完全变成了共产党控制的人民武装。

    1942年,冯基平被调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系统地学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泽东思想理论。两年高级党校学习,使他成为有渊博知识和较高革命理论水平的好干部,党校学习后,又走上新的岗位。先后任绥蒙保安处副处长,晋绥边区驻晋、察、冀边区办事处政委,晋绥公安局平津工作站站长,中央社会部直属工作站站长,他在情报、保安工作战线上,又非常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45年,“九·三”胜利后,蒋介石急忙派部队“接收”大中城市,抢夺地盘。在这紧急关头,未等上级布置,冯基平根据当时紧急形势需要,一面请示上级,一面在北平、天津地区筹划设立情报工作站,组织情报点,发展地下工作人员。当接到上级指示开展工作时,这项已经大部分就绪了。赢得了宝贵时间,他的这一行动得到了中央的赞同与表扬。
    在白区搞地下工作,需要有丰富的社会经验和广泛的联系。冯基平机智勇敢、遇事果断,巧妙地同敌人周旋,工作卓有成效。但是经费来源非常困难。基平又想方设法地办了几处商店,通过经商开展地下工作。使党的地下工作得到掩护,又解决了经费的来源,而且还为解放区购买了医药与其它物资,取得一举多得的成效。在这个地区所获得的大量政治、军事、经济情报,使党中央对天津、北平等大城市的敌情了如指掌,这对制定解放这些大城市的决策,做出了重要贡献。
                    五
    1948年冬,北平解放前夕,中央社会部根据中央指示,组织接管北平伪警察局。由谭政文任北平公安局局长,冯基平为二处处长主管业务。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我军刚刚进城,治安工作尚未就绪之前,社会秩序相当混乱,盗匪、流氓骚扰闹事,国民党潜伏特务、间谍在暗中积极活动,威胁着我党政机关和中央的安全,北平人民在高兴的同时也感到秩序不够安定。冯基平进城后雷厉风行地整顿社会秩序,同藏在暗处的敌人及社会上流氓、地痞、恶霸进行斗争,并给予有力地打击。工作中他主动团结广大公安干警紧紧依靠群众,深入调查研究,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项政策以及“专政机关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破获一批又一批重大案件,社会秩序逐渐好转。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前夕,敌特反动集团精心策划一起重大的案件,并有意大利人李安东、日本人山口陇一等国际间谍参加预谋,他们准备在开国大典时,炮轰天安门,并已经把一门炮藏在射程内的某处。企图在国内国际上造成重大政治影响。冯基平得到情报以后,在市委的领导和中央的关怀下,同广大干警共同努力,经过艰苦细致工作,充分依靠群众的密切配合,敌人阴谋尚未来得及展开,就被公安保卫部门一网打尽。开国大典胜利举行,五星红旗高高地飘扬在天安门广场上空。毛主席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
    此后,又经过多方工作,首都社会秩序井然,国家机关、学校、科研、工厂等单位都正常地工作或生产。
    1949年年底,北京市公安局局长谭政文同志随叶剑英同志南下,罗瑞卿同志兼北京市公安局长,冯基平升任为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市长、兼市公安局第一副局长。冯基平在积极抓好首都治安保卫工作的同时,又非常重视对罪犯的劳动改造工作,把破坏力量逐步地变成了建设力量。从改造入手,把旧监狱变成教育和改造犯罪分子的新型监狱。在犯人中实行革命人道主义,犯人在狱中不带手铐脚镣,允许看书报、谈感想、出壁报等活动。使犯罪分子感到他们自己已做了对不起人民的事情,人民政府对他们教育改造是真诚而又温暖的,决心改恶从善,重新做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
    为了更好地改造犯人,冯基平先后在全国创办了六个大型劳改农场:北京南苑建团河农场、天堂河农场,河北茶淀律清河农场,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吉林洮河农场等。基平还提出对犯人进行思想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改造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农场除因地制宜地发展粮食生产外,还发展了果园、饲养、手工业、轻纺工业等等。在各农场中还建立了居民区,有商店、学校、邮局、理发馆、浴池等福利设施。许多劳改就业人员都愿意在那里安家立业。基平对犯人进行劳动改造并教育其成为新人的思想已经成了现实,取得了巨大成果。
    1956年以后,冯基平又兼管北京市城市基本建设和交通管理工作。为了迎接建国十周年大庆,冯基平做了大量工作,此时北京市的交通和城市建设任务相当繁重,中央决定建人民大会堂、历史博物馆、民族文化宫等十大建筑。时间紧,任务重。在彭真、刘仁、万里同志领导下,基平做具体、实际的领导工作。他深知这些建筑的重大政治、经济意义,为了搞好这十项伟大工程,基平废寝忘食,到处奔走。到各科研部门、设计单位、建筑部门走访征求意见,组织各方面的技术力量,投入这些重大的工程之中。同时做了大量的宣传工作,使人们懂得为首都建设出力是光荣的,动员各有关方面为支援北京的十大建筑做贡献。他经常深入现场帮助解决出现的一些问题。在当时的建筑设备尚不甚完备的情况下,首都的十大建筑进展迅速,以较好的质量,按预定的期限完成了任务,为建国十周年大庆献了厚礼。
    十年大庆后,工作不那样紧张了,冯基平请假回故里看望父老乡亲和同窗好友。在1959年天高气爽,黄叶满山的深秋,冯基平只带一名警卫员回到阔别多年的故乡法库。他首先来到母校原法库平治学校(当时已改为省立中学)。这时原有的平治中学教师只有杨照远老师一人,已到古稀之年了。还见到老同学张鹤久。多年分别格外亲热,家乡的变化,故友重逢,心情百感交集。告别母校和同窗及师长又回到故乡大屯村,看到了父老乡亲和少年时代的伙伴,非常亲热,又到各家串门谈心,问寒问暖。他白天走访,晚间同大家笑语灯前,述说别后多年的变化,都有沧桑之感!乡亲们和家族同宗都想留他多住几日,可是由于他的工作责任重大,不得不按期返回。离开家乡时,同乡父老,家族兄弟,侄男阁女,恋恋不舍地送基平到村外的秀水河边。基平一一同乡亲们握手,长辈们拉着他的手说:“玉书(基平原名)以后有时间多回来看看吧!”乡亲们的深情厚意,使他永远不能忘记,鼓励他工作永往直前。
    1963年,冯基平调陕西省委工作,到任不久,由于身体不好,回北京休养。1965年,“左”的风向渐渐刮起,冯基平接到通知,叫他回陕西检查所谓的“错误”,1966年又被揪回北京。
                    六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企图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公然提出“彻底砸烂公检法”的反动口号。冯基平开始受到审查,从此失去了自由。
    1968年8月17日,“四人帮”安插在北京市公安局的黑干将,主持召开了所谓“揭批大特务集团罪行大会”。会上宣布原北京市委书记、副市长兼公安局长冯基平和原北京市委常委、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邢相生同志等二十三名局、处级领导干部当场被捕入狱。⑦事实上冯基平已经在1966年6月被他们关押狱中。所谓的“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实属颠倒黑白,栽脏诬陷,蓄意制造的重大政治冤案。冯基平在公安政法战线上长期尖锐的政治斗争中,养成了高度革命警惕和敏锐的政治嗅觉。对康生等人和“四人帮”妄图改变无产阶级专政的性质,达到其篡党夺权目的,以及他们所制造的阴谋诡计已经有所察觉。冯基平大义凛然,刚正不屈,对给他加上的叛徒罪名反驳不遗。他说:“中央是知道我出狱是保外就医的,怎能是叛徒呢?相反你们不遗余力地陷害革命干部,你们变了质,才是无耻的叛徒!”⑧他直言不讳地说,打倒刘少奇是荒谬的,他还撕毁吹捧“四人帮”的《红旗》杂志。
    帮派分子又给他扣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康生、谢富治下令在囚室中给他戴铐,有时用残忍的背铐。他每天受着非人的折磨,吃饭、喝水头要擦着地用舌头舔着吃。尽管他们百般摧残,冯基平从不低头,因为他真理在握,心昭日月,表现了共产党人的崇高品质和浩然正气。
    “四人帮”被粉碎了。1978年6月30日,在首都体育馆隆重地召开了为市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平反大会,冯基平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会上宣读了《中共北京市委员会关于为公安局“反革命大特务集团”冤案平反的决定》,《决定》指出,这一冤案是“四人帮”在市公安局的黑干将及其一小撮,无中生有,阴谋制造的,应予彻底平反,捏造的有关文件一律作废。⑨冯基平在“文化大革命”中,从1966年6月到1975年5月,在牢门铁窗之中蹲了九年,其中有四年半是戴着镣铐度过的。

                  七
    冯基平的冤案得到彻底平反后,党中央对他的工作,执行中央路线、方针、政策,“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都作了高度评价。
    1978年底,中央任命他到某部任党委副书记,副部长兼国务院秘书长。他无私无畏,满腔热情地夜以继日地奋战着,把丢掉的时间抢回来!这时他还仍然十分关心首都的社会治安工作,对北京市的发案和破案情况细心地调查了解,指导和帮助公安干警提高工作质量。公安战线上的同志们对基平的这种职业专长,责任感,事业心都非常敬佩。可是这时基平的身体不好,已力不从心了。经医生检查他患有直肠癌。
    1979年2月12日,他在六十八岁时,做了大手术。他忍受剧痛,不哼不吭,配合医生治疗,和病魔作了顽强斗争。出院不久,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便在1980年秋参加了审理两个反革命集团案件的工作,多次往返于秦城和公安部之间。白天参加会议,晚上批阅文件,工作异常紧张。 1981年4月初,中共中央任命他为北京市委书记,兼任市委政法委书记。到任后,他立即着手扭转由于十年内乱所造成的首都混乱的治安局面。
    4月5日,一年一度的清明节到了,他又亲自来到市公安局值班室坐镇。⑩同志们看到公安机关的老传统又恢复了,工作的积极性也大大提高了,首都治安秩序明显好转起来。
    冯基平有病尚未痊愈即坚持工作,操劳过度,他的病又复发了。于1982年初,只好第二次住进医院。他在治疗和养病期间,具有伟大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召开了。冯基平被选为党代表参加会议。他坐着轮椅车进入大会会场,心里有无限感慨,会上他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为了迎接更繁重的工作任务,他忍受肉体上的极大痛苦,配合医生先后又动了五次大手术。可是他的身体由于长期受到折磨,加之他忘我的工作,积劳成疾,病情日益恶化。虽经多方抢救、治疗,终归无效,不幸于1983年9月29日17时15分逝世,终年七十二岁。
                    八
    党中央、北京市委对冯基平革命战斗的一生给予很高评价。在追悼会上,党和国家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陈云、彭真、徐向前、聂荣臻等都送了花圈;万里、习仲勋、王震、杨尚昆、薄一波等参加了追悼会。刘澜涛主持追悼会,段君毅致悼词。他说:“冯基平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北京市党的优秀领导;首都政法战线卓越的领导者。冯基平同志参加革命半个世纪以来,始终忠心耿耿坚决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是非分明,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对敌斗争中,他无私无畏,是有勇有谋,视死如归的铁汉子。在工作中,他英勇机智、富有才华,是深谋远虑的卓越指挥员。在思想作风上,他实事求是,平易近人,是密切联系群众的楷模……”
    在冯基平追悼会上,家乡法库县县委书记王水同志、人大常委会主任张兴权、副县长梁国兴等同志带着故乡父老乡亲及同学故友的情意和哀思,参加了追悼会,并送了花圈。
    冯基平是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战士,他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
注释:①《社会科学辑刊》1984年四期
      ②④⑦⑧⑨《人民日报》1984年10月5日《坚韧忠贞为人民》
      ③《首都公安》661期《余心之所善兮,死其犹禾悔》
      ⑤冯基平的堂弟冯玉林的来信
      ⑥《北京日报》1978年
      ⑩《首都公安》198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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