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识
初识李士英同志，是在1939年5月，我从中央党校奉命调到延安枣园中共中央社会部工作。当时士英同志在中社部负责协助陈刚同志主管干部工作，而我被分配在第四室，任室主任邓洪同志的秘书，7月左右又调任机关总务处指导员兼会计科科长。就是在这段时间，由于工作上的接触，我认识了士英同志。当时见面、接触的时间虽然不多，但他给我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象，就是：忠厚诚挚，和蔼可亲，容易接近。
奉命赴苏
这一年的9月，士英同志突然调离了延安。当时，士英同志与王云同志新婚，甫度蜜月。但他没有丝毫怨言，收拾一下行装就出发了。而我们只知他是要去外地工作，去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不知道。真正的目的地，连王云同志也不知道。而这一别，竟近5年。
士英同志走后不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才知道士英同志所去的这个外地是苏联，他的任务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还听说他在苏联学习期间，很少参加文娱活动，将一切时间都用在刻苦学俄文和马列主义原著方面，带着字典他就能通读俄文联共党史。他没辜负党对他的嘱托，不仅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也为日后工作打下了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期间，中央社会部领导李克农、陈刚同志是很关心士英同志的新婚妻子王云同志的，先是通知王云同志到枣园来，陈刚同志亲自告诉她士英同志的去向，又考虑到他俩结婚不久即因工作需要而分离的情况，陈刚同志特意将王云同志由女大接到枣园，向她介绍士英同志在那里刻苦学习的情况，以释其悬念；还给她讲形势，并询问她的学习和工作情况，他还让爱人石础同志做一些可口的饭菜，尽可能地为王云同志改善伙食。这在当时艰苦的环境中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体现了党组织对这个新婚家庭的关心，对王云同志的爱护。由此，我也认识了王云同志。1941年夏，李士英同志动身从苏联回国，同行数人由莫斯科途经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往回走，到达绥蒙大青山时，因受到侵华日军的封锁阻拦，无法逾越，只得又返回乌兰巴托。直到1943年夏，士英同志与李天佑同志，由乌兰巴托启程回国。他们穿越中蒙边境线上的戈壁沙漠，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终于在同年10月到达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并于1944年春回到延安枣园中央社会部。
甄别委员
李士英同志回来时，我在中央社会部第二室干部组、（科）分管干部工作，正好由我接待并安排他的生活，向他介绍情况，特别是关于延安整风运动的情况。他听得非常认真，还向我详细询问了有关问题。时隔不久，组织上决定由士英同志任中央社会部西北公学学校甄别委员会专职委员。
提到甄别工作，就不能不提起康生。由于康生在1943年7月15日作了题为“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后，在一些同志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为“抢救”所谓的失足者，发生了严重的“逼、供、信”，使在西北公学集中学习受审查的学员有不少人被整成“特务”或“叛徒”，过火的斗争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为了扭转这一局面，才决定进行甄别工作。
甄别工作是一项很严肃而且十分繁重的政治任务。要完成好这项任务，对甄别委员的要求是很高的。士英同志在甄别委员会中是参加革命较早、工作经验丰富的老同志，他的加入是甄别工作能够比较圆满完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由于工作上的需要，有时我也列席甄别委员会的工作会议，了解被甄别者的情况。我看到在逐案汇报、研究、审核学员的甄别结论时，士英同志总是认真地听取情况汇报，从来不打断别人的发言。待到研究结论时，他的意见总是言简意赅，对被甄别者负责，从不讲长篇大论，而是实事求是，富于哲理，看问题比较全面，对某些问题能提出独到的见解，很有说服力，又从不盛气凌人。士英同志正是以他较高的马列主义水平和丰富的社会经验参与、领导着甄别审查工作，使这项工作能沿着正确方向进行，从而使许多学员的冤案得以平反，气理顺了，心情也舒畅了，消除了心理隔阂。很多人都表示，是甄别结论恢复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对此心情很激动，感谢组织，没有怨气了。
西北公学甄别工作后期，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学员们被分配到不同的岗位，其中许多同志在斗争中锻炼成长为党和国家的高中级干部。这批老同志对当年西北公学的生活经历刻骨铭心，记忆犹新，每每相逢之时，谈论得最多的必是这一话题。他们深深地怀念着延安，怀念着枣园，怀念着西北公学。这些怀念之情仍在延续。能有今天这样的结果，这当然与士英同志当年作为甄别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的辛勤工作是密切相关的。
公安保卫
1946年春，士英同志受上级指派，离开延安到苏皖边区工作。上海解放后，士英同志负责接管上海市的旧警察机构，建立人民公安机关，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华东公安部成立时，他又被任命为该部部长。
人所共知，上海是帝国主义冒险家的乐园，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这里有帝国主义遗留下来的间谍、警探；有国民党特务机关；有从解放区逃窜到此地的国民党官僚、地主和恶霸；还有庞大的流氓帮会等黑社会势力。上海的社会情况十分复杂。面对重重困难，士英同志坚持深入调查研究。在华东局、上海市委的领导下，依靠人民解放军和上海的工人阶级、广大劳苦大众以及文化界先进分子的支持，成功地解决了上海的社会治安问题，出色地完成了维护上海稳定的艰巨任务，为使党的公安保卫工作方针在华东地区的正确贯彻，为迅速建立革命秩序、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发挥了重要作用。为此受到了当时上海市市长陈毅、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充分肯定与表扬。
士英同志在工作中具有很好的民主作风。他相信干部，依靠群众，大胆放手地让干部去工作，有重大问题能集思广益，不搞一言堂。在上海期间，他的主要助手中有一位是农民出身的王范同志，这个同志能与群众打成一片，敢打敢冲，工作有魄力，勇于负责，知错就改，但就是说话粗一些。士英同志并不以这一点定取舍，而是全面评价，大胆任用。由于士英同志知人善任，与王范等同志团结互助，携手并肩，合作共事，把上海及华东的公安工作搞得有声有色，生龙活虎，取得了显著的成绩。1952年我被临时抽调到公安部参加由杨奇清副部长领导的视察组，还随同杨奇清同志检查了上海市公安局以及华东地区的公安工作。杨奇清同志在总结视察组工作时，专门表扬了上海市公安局和华东地区的镇压反革命工作，贯彻执行了稳、准、狠的方针，同时又较好地解决了社会治安问题。士英同志这种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扎扎实实的工作作风，通过这次视察工作的机会，再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严守纪律的模范
士英同志对党无限忠诚。他为党做了很多工作，为革命吃了很多苦，但他始终谦虚谨慎，从不宣扬。
记得还是在1946年，士英同志在苏皖边区工作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工作需要，通过党内的机要交通与士英同志有过多次联系。有一次传送的文件是中央社会部康生、李克农（副）部长的讲话。让我记忆犹新的是，康生在特工训练班讲特工建设问题时，专门提到了士英同志在上海特科的工作和他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受尽酷刑折磨，并两次被判处死刑，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在狱中与敌人做坚决的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的英雄气节，保护了党组织和党内同志的安全的事迹，给予了表扬并号召学习。士英同志后经党组织多方营救，乘敌机轰炸混乱时，才逃出虎口。谁知在“文革”中，这位曾亲口表彰过士英同志的康生，当江青、张春桥诬陷士英是“叛徒”时，他不仅不主持公道，反而更加恶毒地附和江、张的诬陷，致使士英同志遭受残酷的迫害，几乎丧命。正如一位中央领导同志指出的，康生在“文革”中，与林彪、“四人邦”一起，整了一大批高级干部，其中有一些他自己知道是对党有功的同志，比如李士英同志。
士英同志组织观念和纪律性很强，他严格遵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从不向人炫耀自己的工作和功绩。如上述被捕、判死刑等英勇不屈的事迹，如果不是康生在讲课中带出来，是鲜为人知的。由此又联想到本文开始时提到的那次苏联之行：1939年秋，党中央决定派士英同志去苏联，有两个任务，一是为周恩来副主席赴苏联治病打前站；二是要他在完成第一件任务后去莫斯科共产国际举办的中国党校学习。这两个任务他都完成得很好。与他同班学习的有蔡畅、刘亚楼、方志纯等同志。那个时候，能被派到苏联去学习，是很受同志们仰慕的事情，但李士英同志从未向别的同志透露过这些情况。
1945年日寇投降后，李士英同志受中央委派，率报务员李克融等同志带电台到蒙古人民共和国，会见当时的苏联红军代表，面交中共中央的信件并进行其他工作，于第二年春天完成任务，离开乌兰巴托返回延安，向毛主席、刘少奇、任弼时等党中央领导同志作了汇报。这些情况都是我从工作中接触的文件上以及与其他同志谈话中才了解到的。士英同志从未向我或他人透露过。还有他在上海中央特科时期的传奇般的经历，对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曾有过突出的贡献，他也都从未向人透露过，更不要说以此炫耀了。
同志情谊
我与士英同志有着深厚的情谊，不仅如此，我的一家和他的一家也是情深谊笃。我们相知、相敬、相互帮助，宛如一家。
1946年士英同志离开延安赴华中工作，继而转战华东。这段时间正值王云同志怀孕、生育，很需要丈夫照顾，却只能一个人撑着．o环境恶劣，条件艰苦，孩子生下来时，王云同志缺少奶水，眼看孩子奄奄一息，她焦急万分，到处求救，正赶上我们的二孩子出生，结果是两个孩子曾一度分享我爱人金信同志的奶水，都活了下来。过不多久，从延安撤退，王云同志只身带着体弱的孩子，由延安到晋绥边区，又赴晋察冀，再赴华东，一路之上不知有多少艰难困苦。我在晋西北三交镇遇到她时，见她背着孩子，徒步跋涉，疲惫不堪，便设法为她找了一名公务员和一匹骡子，才使她摆脱了孤身无助步行千里之苦。就是这么艰难，也没听她说出个苦字来。多么令人敬佩的女同志啊！
从延安撤退后，我们分赴南北，士英同志由华中到华东、上海；我则到北平参与领导接管国民党警察局，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1954年大区撤销后，士英同志又有了新的工作。1955年他调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院党组成员。“文革”中，我们都受到了“四人帮”的迫害。士英同志惨遭关押多年，我也被“专政”，下放到晋东南劳动。“九•一三”林彪事件后的1972年春我才回到北京。1975年恢复组织生活后，我听说士英和王云同志在南京养病的消息，心里很是惦念他们，盼望能早日重逢。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我接到了王云同志的来信，告诉我士英同志治病需要一种药，在南京买不到，托我帮助在北京看一看能否买到。我在北京设法买到后，立即派专人送去，从此又取得了联系，来往又密切了。过了不长时间，士英同志回到北京，先后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顾问、咨询委主任。1980年还受命参加“两案”审理领导小组的工作。从此，我们的联系交往不仅多而且也更方便了。
我在晋东南流放劳动时，由于缺医少药，到返回北京时，双耳已由重听发展成全聋了。无法听报告，不能参加会议，心里十分着急。士英、王云夫妇对我这个不甘落后、贪知天下事的聋子，非常同情，非常关心，每逢听了重要报告或得知国内外大事后，在我去他们那儿时，总是耐心地用笔来向我作介绍。有时他们还特意转到我家，向我转达情况信息，使我能及时地了解形势的变化，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回忆起来，自延安与士英同志相识到今，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他的言传身教，使我受益匪浅，铭记在心。由上边所讲的几件事就足以说明士英同志一贯的思想作风和道德品质。在他的身上体现了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原则，体现了一个共产主义者坦荡无私、勤恳踏实、忠实积极、任劳任怨、英勇顽强的高尚精神风貌，堪称是我们党的优秀的战士，忠诚的卫士，杰出的老党员，更是我终生不能忘却的良师益友。
（作者原任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政法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