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士英同志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党的保卫工作者，是上海中央特科的成员。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出生入死，英勇无畏地战斗在十里洋场。后来他被法租界巡捕房逮捕，在国民党狱中渡过了漫长的岁月。经过党组织的营救和士英同志在狱中的机智斗争，终于逃脱了死刑的判决，在抗战初出狱归来。
我与士英同志是1944年春在延安枣园西北公学相识的，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当时，康生主持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发生了严重的逼、供、信错误，党中央正着手纠正，逐案进行甄别。西北公学集中了一大批在“抢救运动”中被整成“特务”、“叛徒”的好同志，甄别工作的任务十分繁重。士英同志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参加甄别工作的。我们同在校部一个窑洞里工作，研究、审核各个班送来的甄别结论。我对他的了解还很少，只知道他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坐过国民党的监狱，不久前从苏联回来，是一位老革命，老同志。在共同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位老同志对工作严肃认真，一丝不苟，对每一个案子总是尊重事实，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关心每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字斟句酌，力求结论做得完满、正确。我们在一起工作，逐渐增进理解，增长友谊，有时也为对一个问题的看法或者某些词句的斟酌发生一些争论，但最后总能取得共识，友好地解决问题。他对人虚心诚恳，倒是我年轻气盛，常常坚持己见，不肯让步。
后来我调动了工作，有一段时间我们不常见面。1945年8月日本投降，艰苦的8年抗战生活终于胜利结束，我们都非常高兴，向往着战后的工作和生活，憧憬着新的战斗。不久，组织上决定我还得留在延安，而士英同志告诉我他要去晋察冀，这使我异常羡慕。我不知道他此去的任务，很久以后听别人说起，才知道他是奉党中央之命去蒙古人民共和国执行某项任务，并约略知道一些他和他的同行者在旅途中的情况。然而，几十年过去了，士英同志本人却从来没有同我说起过他那次秘密出任。这使我联想起来，士英同志是一个组织观念和纪律性很强的人。更值得一说的是他虚怀若谷的高尚风貌。他从不炫耀自己，包括他当年在特科传奇般的经历。我与梅健群同士英同志相处几十年，他从来没有主动地向我们说过他的过去，所以我们至今对他的过去还是所知甚少。
1946年，谭震林从华中到延安，要求党中央派一位负责同志去华中主持公安保卫工作，中央决定让李士英同志去。当时，我从谭的随行人员的汇报中得悉，华中地区的公安保卫工作面临的环境很复杂，任务很艰巨，工作中还发生了某些偏差，觉得士英同志此去任重道远，很不轻松。他去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他的信息，华中的战事又激烈，我们常常想念他。1948年初，我参加中央工作团到达山东渤海区，他也随华东局辗转来到这里，那时他任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别后重逢，非常高兴。这时蒋军对山东战场的重点进攻已被挫败，全国的战局也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不久，士英同志奉命去昌潍地区担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清剿匪特，维护社会治安。这时，健群带着我们不满两岁的孩子土儿刚刚从晋察冀来到渤海，我又行踪不定。士英同志出于关心和爱护，恳切地要健群随他到昌潍保安司令部，一面工作一面哺育孩子，以解除我们一时的困难。8月间，华东局决定我去潍坊市公安局工作，顺路到昌潍保安司令部看望他们。看到妻儿在那里安然地生活，我心想，在革命的大家庭中我真是有福，孩子出生前后我不在，有中央社会部的同志们悉心照料；来到山东又得到士英同志的全力照顾，我满怀感激之情，但一直没有向士英同志道一个谢字。健群常常同我说起昌潍这段往事，她说，当时士英同志和王云分在两地工作，他们的女儿延娃由公务员老丁带着随士英同志生活。在司令部还有其他同志的孩子，他对孩子们关心备至，关切爱护，从不分彼此。她还说，她是士英同志领导下的小兵，而士英同志对待身边的工作人员总是和蔼可亲，没有官架子，人们对他说话无拘无束，都喜欢接近他，同他说心里话，遇到困难，只要合乎原则，他总是尽力帮助解决，不能解决的也作出合情合理的解释。所以人们都从心里爱戴他，尊重他。我想凡是同士英同志相处过的，都是会有这种感受的。
9月，济南解放，士英同志出任济南市委社会部部长兼公安局长。不久，华东局社会部通知我去济南辅助士英同志任公安局副局长。我知道这是出于士英同志的建议，但他从没有向我提起过。我是10月到济南的。在士英同志的领导下，那里的一切工作都进行得有条不紊，从市局、分局到派出所，全市的公安机构已全部建立起来，社会治安秩序已初步建立。他亲手组织了一支数百人的侦察保卫队伍，一批重要特务包括中统省调统室主任董叔明等首要分子都已捕获，肃清特务的工作正有计划地进行。我到后，他把侦察保卫这一摊全交给了我，日常事务他完全放手，重要的决策性的问题，我们就密切联系，取得一致的意见后布置执行。他提出的一些意见都是非常中肯可行的。士英同志领导工作的特色，在善于团结同志，他从不指手划脚，发号施令，而是听取大家意见，循循善诱，推动干部自觉主动地进行工作。当时的干部一部分是山东本地的，一部分来自华中，一部分来自其他解放区，他不问山头，不分亲疏，一视同仁，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工作做得很有生气，成绩很大，得到华东局和各方面的好评。后来他南下上海，不少山东的干部都乐意随他到上海去，上海火红的斗争生活固然吸引人，然而大家愿意在士英同志领导下工作，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批干部后来成为上海公安战线的骨干力量。
济南解放后，捕获了一个国民党保密局一级组站的潜伏特务魏荣，并缴获了他的潜伏电台。士英同志和我决定利用这部电台以观察敌特的动向，进一步发现潜伏特务的线索，并在向华东局的综合报告里报告了这件事。不久，我们接获康生指名发给我们两人的电报，认为我们不应当如此做，指责我们犯了错误。其实这是在当时对敌斗争中不少地方都使用的一种克敌制胜的方法，康生的责备并无道理。看到电报以后，士英同志很沉着冷静，虽然不以为然，但只能服从组织，亲自拟了复电，用我们两个人的名义发出。在复电中，他巧妙地回避了这种作法本身是对还是错，承认我们不了解全局的情况和没有事先请示是一种错误。我当时感到他对康生的指责既表现了他的组织纪律性，又表现了他应付得当，政治上的成熟和老练。
士英同志对待在他的领导下的干部，从不疾言厉色，发现有什么错误缺点总是细心开导，循循善诱。在一般性的问题上，如果有不同意见，他总是尊重别人的想法。但是他在原则问题上又是坚持到底的，绝不轻易退让。例如进入济南的某一情报机构的负责人，常常不按原则办事，竟公然同济南的流氓头子交往，士英同志严肃批评这种错误作法，要求立即纠正，态度非常坚决。
随着解放战争向南推进，士英同志准备进上海，他把济南的摊子留给我，从此我们就没有在一起工作过。但是我知道他在进上海后，接管上海的旧警察机关，建立人民的公安机关，解决十里洋场许多复杂的社会治安问题，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华东公安部成立后他又兼任公安部部长。1954年大区撤销以后，他的工作又多次变动，先后调山东、高检、江苏工作。这一段时间我们没有经常接触，但互相都关注着对方，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他能上能下的高贵品格。他原是一个大区的公安部长，去山东后兼任省公安厅厅长，还是全心全意地去做好工作，从没有听他说过一句怨言。不是象他这样有高度的共产主义思想品德，无私忘我，一心为公的人，是做不到的。
在生活上，士英同志非常简朴，非常克己。济南公安局仅有的三所洋楼，他自己不住，让给侦察保卫部门住用，后来山东军区机关进济南，他又说服干部让给军区机关，而他自己却一直住在公安局后院一间破旧阴湿的平房里。“朴实无华”这四个字，用在士英同志身上是最恰切的了。士英同志现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过去在他领导下的一些老同志，以敬仰之情发起编辑一个集子，记述士英同志所走过的光荣道路，是很有意义的。我以为他确实是我们应该学习的榜样。他在我和健群的心目中是最诚挚的朋友，最亲切的兄长，愿以此短文向士英同志祝福，愿他健康，愿他长寿。
（作者原任国家安全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