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陶林同志是我们党一位久经考验的老同志，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长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事业奋斗，特别是为党的宣传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凡的业绩。是党内老一代中不可多得的一位具有大德、大智、大勇的领导干部。
我与陶林同志虽认识很早，但在一起战斗、工作的时间并不长，是革命使我们由相联、相识到相知、相通。早年，陶林同志曾是我多年的上级。从1936年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以下简称“民先”）起，虽未与时任全国民先总队部秘书长等职的陶林同志唔面，他就已是我直接的上级领导了。因为我们组建的民先博山队部，直属在北京的全国民先总部领导，作为民先总队秘书长的孙陶林同志与我们常有信函来往，指导我们的工作。我们民先博山队部的几个负责人，在民先总部帮助下，于1937年7月1日由中共山东省委派员来发展为党员，建立中共博山特别支部。此后，随着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和党组织的安排，陶林同志到了山东，并逐步走上了山东党组织的领导岗位，也就成了我的直接领导。
七七事变爆发后，陶林同志根据北方局的指示，于1937年8月下旬带了一批平津流亡学生来到济南，担任了山东省委领导下的民先山东队部队长。1938年1月1日，陶林同志参与山东省委组织领导的著名的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其后不久便担任了起义部队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这时，我也带着博山党组织按照省委指示组织的抗日武装编入四支队二团，我被任命为一团五连指导员。从此与陶林同志认识，并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一段时间。1938年6月我便调离部队，到地方上做党政工作。陶林同志在我稍前调任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兼山东抗日军政干校校长，其后，又改任中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兼青委书记等职。直至1940年8月，他一直是我的上级。其后联系较少，但到1948年夏天，我与陶林同志又走在了一起，他任山东建设大学教务处主任，我为教务处特支书记，时间虽仅一个多月，彼此却有了更深刻地了解，战友之情也更加深厚起来。
尽管这段岁月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他在山东这段艰苦岁月中，为使党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断适应革命事业发展的需要，所作的大量工作，我至今仍历历在目，难以忘怀，他所表现出的坚忍不拔、勇于克服困难，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的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徂徕山起义后，陶林同志在任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政治部主任、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长及山东分局宣传部长等职期间，始终坚持从斗争实际出发，根据党中央制定的抗战路线、方针、政策和山东省委的指示要求，以其深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创造性地开展了党的政治宣传工作。
他在我们四支队任政治部主任的时间虽很短，大约不足半年，却给部队的干部战士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抗战之初，因为许多地方群众对我们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新生人民军队还不了解，再加受国民党长期反动宣传的影响，这时还有一些打着抗日旗号拉起的游杂队伍四处抢掠，使我们在转战中时常遇到群众的误会。有些地方的群众一看到我们的队伍，不是吓得躲藏起来，就是用怀疑或敌视目光看我们；有的还将我们误认为是“土匪”队伍，凭籍村上的围墙聚众阻止我们进村；有时还向我们开枪。为迅速改变这种被动局面，陶林同志根据省委的要求和具体情况，很快就组织起我们部队的宣传队，并亲自带领他们深入到群众中去进行宣传。
陶林同志不愧是我们党优秀的宣传工作领导干部。部队每到一地，他都酌具体情况，有条不紊地组织宣传队开展工作。或是要宣传队组织群众开大会，向群众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或是向群众演唱抗日歌曲及街头活报剧，如《放下你的鞭子》等节目，激励群众奋起抗日；或刷写大字标语，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跟共产党抗日到底。在这些工作中，他不亲仅临第一线组织指导，还与同志们一起动手干。当年部队每到一地，那些用锅灰或石灰水作墨，草把子作笔，写在村头或村中主要街道墙上的大字标语，许多都是陶林同志的笔迹。由于陶林同志在北京大学读书时，为追求革命，曾较系统地学习过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又经历过一二九运动的洗礼，不仅在理论上打下了良好基础，在宣传工作上也积累了较丰富的经验；加之他讲话声音洪亮，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对所讲的问题深入浅出，极富鼓动性和感染力，受到广大部队干部、战士和地方群众的欢迎与赞佩，大家亲切地称他为“孙大炮”。对群众的深入宣传，不仅消除了误会，还使他们在逐步了解我军中认识到，只有共产党才是他们唯一的依靠。再加上我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在与日军作战中屡获胜利，都极大地鼓舞了群众，纷纷要求参加我军，很快在部队经常转战的泰沂、博莱等地区形成了一个群众参军的热潮。使部队不仅在转战中得以不断发展壮大，也与这些地区的群众建立起血肉般的关系。现在回想起来，这一切是与陶林同志的工作分不开的。
陶林同志在山东党建宣传工作中，也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1938年5月，党中央为加强山东抗战的领导力量，派郭洪涛带一批干部来到山东，并重新组建了省委（后改为山东分局）。陶林同志调任省委宣传部长。我也于同年6月被省委派回博山任县委书记。由于这一时期省委随四支队行动，在我调离部队前，不时还能见到陶林同志。在一次简短交谈中，得知他正在为省委要他创办的一份全省性的报纸而奔忙。在当时战事频仍，部队与机关食无定时，宿无定处的情况下，要办起一份分发给全省各地的报纸，从新闻信息、印刷到发行等方面都得白手起家，其艰巨性可想而知。但陶林同志给我的印象是，对任何艰难的工作都表现得那么有信心。一晃，几个月后的1939年初，我在博山看到了上级分发给县委的《大众日报》，很是兴奋不已。这是陶林同志努力的结果，不仅使我看到了陶林同志的工作效率和能力，也使我看到了陶林同志那种不怕困难，一往直前的顽强意志。更重要的是，在当时这份报纸对我们做基层领导工作的同志来说，是多么的重要。这不仅能使我们较及时、全面、系统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全国、全省的抗战形势，还使我们从中看到党中央、山东分局作出的新指示、新部署，以及各兄弟县的先进工作经验介绍，以指导我们工作。
陶林同志在任山东省委和山东分局宣传部长等职期间，还创造性地开办了对党的干部队伍的建设培养工作，在很短的时期内培养出一大批党政军等方面的骨干，解决了各抗日根据地干部严重匮乏的问题，为开创、巩固和发展山东的抗日根据地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1938年5月徐州失守后，山东全部沦为敌后区。由于日军这时仍将主力用于同国民党军作战的正面战场。山东各地党组织在重组后的山东省委领导下，均遵照党中央“抓住这一有利时机，迅速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要求与部署，广泛开展了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与斗争。随着这一工作的深入开展，各地亟须大量受过领导抗日工作基本训练的干部。为适应斗争形势需要，陶林同志根据省委的指示，于同年7月创办了山东抗日军政干部学校，并兼任校长。
我回博山担任县委书记后，之所以很快重新打开抗日斗争的新局面，是与陶林同志创办的军政干部学校密切相关的。1938年6月，我只带一名政治交通员回到博山，当时所谓的县委，实际上就是我一个人。而这时的博山形势十分严峻。自从我在这年春天，带着博山工委组织的抗日武装编入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支队和和第三支队离开后，短短的两三个月间，由于进占博山城的日军不断到农村烧杀掳掠，一些游杂土顽队伍也乘机打着抗日的旗号四处骚扰洗劫。国民党山东第十专署专员张里元为扩大地盘，则在国民党博山县长逃跑后派员在博山农村有又建了一个国民党县政府，继续征粮、纳税、派丁。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博山农村广大群倍遭灾难，也使一些地方上层人物深受其害。在无我们党组织领导群众抗日的情况下，一些地方上层人物，便以抗日保家为名，沿袭博山历史上群众反对封建官府组织道会门形式，先后建立了“堂天道”“罡风道”等十几个道会门，其道徒均是我们的基本群众。
我为在这种复杂形式下，如何尽快重新打开博山抗日工作局面十分焦急，最严重的问题是缺乏开展工作急需的党员和骨干分子，正在这时，接到了省委要我选拔人员去抗日军政干校学习的通知。我即于7月初，选拔了翟翕武、李东鲁、于诚等8名知识青年前往学习。因为他们3人在学习中表现突出，被发展为党员，并于同年8月毕业归来，这一下大大增强了我们县委的力量，使我们得以在短期内重新打开局面。其后，我每期都选拔人员去干校学习，为我们县委创建和发展博山抗日根据地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我最先派去学习归来的8名人员，正是陶林同志主持创办的干校第一期毕业的学员。他们学习回来后，我即于8月在此基础上，加上省委增派的干部与留下的个别党员，正式建立了县委机关，博山的抗日工作由此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按照党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先后在清河特委和淄博特委的领导下，特别是在四支队领导的具体支持与帮助下，一是成功的改造了博山的道会门。我们不仅将各道会门改编成为县委领导下的抗日群众组织，还将他们的武装有的经整训编入到四支队，有的先编为我们县委领导的地方武装，后再升级为主力部队，为我军源源不断地输送有生力量；其次，是与国民党博山县政府建立了良好的统战关系。随着干部力量的不断增强和对国民党博山县政府统战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先后利用他们的合法名义开办了民运指导员训练班，培养了一批骨干，进一步发动了群众，比较广泛地发展了党在博山各地的基层组织，还相继在几个区建立了基层抗日政权；再是，我们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于1939年9月建立了博山县抗日民主政府，从此控制了局面，开始了对博山抗日根据地的全面建设。
陶林同志在主持干校工作期间，不仅解决我们博山县委急需干部的问题，也为山东各地党组织和部队输送了一批批的干部。椐我所知，干校自开办到1939年9月与八路军第一纵队随营学校合并之前，仅在短短的一年稍多的时间里，就招收了5期学员，培养出党政军等各方面干部和骨干3000多名。为创建山东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最可宝贵的物资基础。这些干校学员遍布山东、东北等根据地，以后许多都成为了省、军级干部，成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解放后国家建设的骨干。
陶林同志还是一位善于团结同志，严于律己顾全大局，襟怀坦荡的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从党的工作大局出发，不计个人得失与职位高低，能上能下，任劳任怨。
1940年，山东分局根据党中央的部署要求，在对党组织进行整顿中，对干部进行了审查。由于工作中发生的偏差，陶林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由山东分局宣传部长先后调任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教育处副处长、鲁南行署教育处处长。1945年8月，山东战时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政府后，调任教育厅付厅长。陶林同志对此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高度原则性和宽广襟怀，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他都一如既往地为党竭力工作。特别是陶林同志调到根据地教育战线工作之初，时值山东抗日战争进入到最艰难时期，不仅战事频仍，而且由于天灾不断，根据地军民的生活极为困难。在这种条件下，连饭都吃不饱，兴办教育更是困难重重。但陶林同志到任后不久，根据地的普通教育就取得了很大的改观，特别是山东分局所驻的鲁中根据地不仅从无到有，办起了许多抗日小学，还办起了中学，有些县还建立了民众教育馆或巡回教育团。尤其在组织群众学文化、扫除文盲方面，各地普遍组建了民众学校、识字班、识字组等。群众性的教育活动搞得轰轰烈烈，我想这其中渗透着陶林同志的大量心血。
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与陶林在山东建设大学共事的那段岁月。在此之前，由于时任华东局书记的饶漱石组织批判了黎玉等人的所谓“富农路线”、“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错误”，陶林同志也因此受到了牵连，于1947年11月从省教育厅副厅长岗位调任到即将组建的山东建设大学任教务处主任，实际上全面负责这所大学的组建与日常工作。我于1948年5月被华东局调到建设大学任教务处特支书记。因这时实行的是党的一元化领导，在许多工作上陶林同志就得请示我。但陶林同志没有因是我的老上级而违背党的组织工作原则，凡是工作上的事都找我汇报、商量。特别是一旦定下来的事，他都积极地去落实，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因学校正处在组建之中，工作千头万绪，但在我们与全体师生的共同努力下，特别在陶林同志的具体组织领导下，不管是招生、组织教学、还是师生的生活，都井然有序地开展起来。我在这里虽只工作了一个多月，却对陶林同志有了更深的了解，由对陶林同志的尊崇，到与陶林同志建立了深厚的战友之情。直至建国后的几十年中，不管我们相见，还是写信、通话，还念念不忘这段共事的日子。
陶林同志虽然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但他照人的风范与美德，却令人难以忘怀。岁月如梭，青山长绿，在这里我暂以这点点滴滴的回忆，作为我对陶林同志的纪念。
2002年11月于济南
（作者是原山东省副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