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初期，青岛就被日军占领。青岛市内的大部分党员都撤了出来，是否留下种子我不清楚。因此，市内地下党的力量比较薄弱，加上党主要精力放在根据地建设上，对敌占区，特别是敌占城市注意不够。直到1941年中央发出了开展大城市工作的指示后，这种状况才有所改变。山东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对胶东的城市工作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各级党组织都加强对城市工作的领导，要求把城市中松散的地下组织加以改造和缩小，以适合于隐蔽精干的政策，要加强城工教育，对派往城市从事地下斗争的党员干部，一定要精干，政治上要有绝对保证。胶东区党委、胶东军区及各地县委较好地贯彻了城工方针，采取多头单线的领导方式，或选派干部进城去，或动员城市中进步分子到根据地来接受训练，再派回去的办法，建立起不少工作关系，取得一定的成绩。我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自1942年到1945年的4年里，在胶东区委机关工作期间，断断续续的管过青岛的城市工作，并几次进出青岛，这段过程大约可以分为3段：
第一段是在1942年的10月份。这年初，设在市内的中共青岛工委遭到破坏。工委书记谢明钦、组织委员曲华先后被捕。市内地下组织状况比较混乱。为迅速整顿恢复组织关系，防止敌人进行更大的破坏行动，也打算从根本上解决市内党组织的扎根问题，胶东区党委派我到青岛来，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出发前，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城工科长王台嘱咐我：“组织决定从长远计，让你一个人先打入市内，想办法以合法身份长期住下，先不要忙于工作。”这个任务看起来不重，其实很难。青岛的敌人十分疯狂，特务便衣多如牛毛，市内岗卡哨警戒备森严。我在市内又没有亲戚朋友可利用，进来就不易，还得要扎下去。幸亏南海地委的葛冲晓提供他有一个舅舅在青岛市中山路、即墨路一带搞运输做买卖，经过他的支持帮助，才得以从南海顺利进入市区，住在了沧口翁头村纪富章的家里。纪的岳父在我胶县游击队，所以纪家对革命尚无反感。但他是以做点心小买卖为生，社会地位很低微，经济也不宽裕。家里突然添了我这样的一位不土不洋的外来客，大有诸多难言之隐。我每天帮他做点心，早出晚归帮他操持点心挑子，收入倒也够解决糊口问题，相处的也很和睦。但我要扎根在市内，当务之急是要安排一个合法职业。这个忙无论如何他也帮不了。1943年的春节前，我返回区党委组织部作了汇报。组织同意解决不了合法职业，也不宜久住纪家。在纪家这段，只对市内的情况作了一般的调查了解。最大的收获是纪富章帮我搞到了一张“良民证”，我用的李炳宇这个化名。这张良民证为我以后再次进入青岛，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一趟，还碰上件小麻烦。回走到四方桥上公共汽车时，被一个警察盯上，他喊我过去，我假装没看见，他用警棒子狠狠敲了我一下，要检查我拿的什么东西，结果他把鲁迅全集端详了好一会，又没好气的撂给我走了。
第二段是从1943年到1944年底。这一年我多数时间住在南海地委机关，统一掌管青岛的地下力量，领导城市斗争。南海地委驻在平度县，这里属于游击区，是连接青岛和区党委之间的安全地带。我们的交通都是从这里出发上下联络。我来这之前，王台和耿桥都在这里掌握着一批青岛市内的地下关系，我来后就陆陆续续地交给我管。主要力量在学校，学生多，或一家子，或亲戚、朋友、同学关系。少数是颐中烟草公司、纱厂中的工人。直到日本投降前，市内地下关系常来往南海机关，关系密切也很正常。1944年秋天，区党委办过一个敌占区城市青年训练班，胶东几个城市100多名青年参加，青岛市参加了几十人。一面学习党的长期隐蔽的城工方针，一面讨论各地存在的问题，研究解决的措施。青岛市的主要问题是市内地下党员、地下关系相当暴露，市内横的关系太多，连家属之间彼此都熟悉，少数人在群众中也有所暴露，很危险，容易出问题。一旦遭敌人破坏，一抓就是一大片。这些问题通过学习讨论得到了纠正，但也不是完全的割断了、解决了。后来决定在青岛市内成立3个特别支部，就是首先在这个时候提出来酝酿的。
我在南海时，地委书记由刘中华兼任，刘宿贤任副书记。后来刘宿贤到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我奉命代理副书记工作。这样对青岛的全面工作，接触的就更多更广泛一些。
1944年冬天，胶东区党委成立城工部，我调到城工部任城工科长，主要抓了青岛、烟台、威海、大连等城市，贯彻落实中央《六五指示》精神，准备里应外合武装起义，解放大中城市的发动工作。区党委同时作出决定，成立了青岛、烟台两个工委，分别由丛烈光、滕景禄任工委书记。青岛工委委员有耿桥。我把已经掌握的敌占城市中的地下关系又分别移交给这两个工委。有时青岛工委开会，我一同参加研究。但我不再直接负责了。青岛工委成立不久，对青岛市内地下组织进行了思想组织上的整顿，按原来的酝酿正式成立了3个特别支部，分别有杨真、莫易、张辽任支部书记，仍由在南海地委时的政治交通刘琪，负责市内与青岛工委的联络工作。我和王台参加了这件事的决定。要求3个特支成立以后直接由青岛工委领导起来，彼此间不横向来往，主要任务是发展党员，团结群众，扩大力量，待机而动。实际上青岛工委那时住在五龙县（现属莱西），仍是在根据地里指挥市内斗争。市内3个特支只能独立作战，他们发挥了较好的作用，组织纪律较过去加强了。特支物色不少青岛市内工人、学生、商人等集中在根据地学习党的政策，教授密工方法，重新派回市内执行任务，有些还送到胶东党校去深造，成了党的干部。
第三阶段是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全国形势急剧变化。胶东区党委城工部抓紧对烟台、青岛等城市的派遣。区党委决定我再次到青岛，继续抓里应外合武装起义解放青岛的准备工作。山东分局已经在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青岛市委，林一山任书记。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部署，刘中华的一个团进驻了崂山，聂凤智率六十三团开到即墨灵山。目标都指向青岛市。区党委于克向我交代的任务很紧急，要我迅速打入青岛，向地下党传达上级里应外合准备解放青岛的指示，凡有条件的力量都要迅速组织起来。这件事按理说要由青岛工委的干部去干。但区党委考虑来考虑去，青岛工委书记丛烈光、耿桥两位已经在青岛市郊坐镇，丛烈光身体不是太好，口音也不方便，还是我进去合适。8月23日，日本投降后第二周，我就从海阳县胶东区党委机关驻地，赶到了崂山。与丛烈光简单地碰了一下情况，随即跟着刘中华的部队开到青岛近郊前沿阵地，来不及休息，简单地化了装，从当地陈庄找到了一位向导，拿着李炳宇的良民证便向市区进发。我军兵临城下，赵保原、李先良的部队已有所闻。他们在郊区层层封锁，沿途盘查很严。多亏我有良民证，才得以混过岗卡。谁知一过沧口卡子，向导突然不见。我是又气又急，束手无策。猛然间想起了窦郁山的家在仲家洼，便不顾一切的坐上车，直奔仲家洼，好歹找到那个门，与市内地下党接上联系。由马文负责把我安顿下，又经与杨真研究，我搬到了东镇杨真家里去住，进市以后，为了保密和安全，我采取只同几个特支负责人见面谈工作的方法，不开全体会。对他们也不是全体召集，而是分别交谈逐一传达上级指示。讲形势听汇报也都岔开时间，避免横向暴露。必要的时候由杨真、张辽、莫易传递情报。还有个左毅的妹妹、窦郁山的小姑送信看门。向市内地下党传达完里应外合的要求，他们便分头行动。我粗略地算了算帐，市内只3个特支这条线，约有党员50多个，几百名骨干群众。崇德中学、颐中烟草公司、四方中学、几个纱厂工人中也有几十个党员，如果这些力量统统组织起来将非常可观。大家对武装内应的安排非常积极，各项准备工作都在紧张地进行。当然，这些活动仍然是秘密的，并不是大张旗鼓地干，只是悄悄地进行，暗暗地使劲。我看得出来，他们心里都很激动，因此反复强调，这只是备而不是行，要等有令才能动。外边打响了，里边做内应，你们这些地下军藏在敌人心脏里，其威力难以估量。外边不动，只里边这点力量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跟强大的敌人硬拼的，很快，地下军已经按系统、按片组织就绪。向他们规定了集合方式、集合地点、进攻方向、联络暗号等，分工明确，有条不紊。我记得邮电局一个党员接受了行动的联络任务，他很负责，事先画了地图，标了记号。在接到上级行动命令之前，我让他们先做护厂护校、收集情报、保护要害部门等公开工作。这段时间不太长，我从市内报上看到毛主席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的消息，充分表现了共产党为国为民计，真心实意争取和平的诚意。但是，国民党对谈判完全是玩的鬼把戏。这一点我在市内看的很清楚。先是奉蒋介石之命下山摘桃子的接收大员从天上地下蜂拥而至，接着蒋敌伪合流，国民党青岛保安总队头目李先良9月13日抢先接管了青岛。与驻青日军勾结起来，阻止我军进城，拒绝日军向我军投降。形势变了，我们对青岛的工作方针也已跟着改变，但是胶东区党委没法及时通知我。正在这时又发生了颐中烟草公司地下党支部遭破坏的事。支部书记马文被捕，继而又抓去了交通刘琪和窦郁山。我看情况不妙，立即从杨真家搬到西镇一个小学教师家隐蔽起来。马文和窦郁山被捕后，没有牵连到其他同志，如果被捕的同志在里边有问题，那首先得抓我。我住过杨真家和西镇隐蔽点都很安全。据说敌人抓押马文的路上，遇见了李敏，李敏也一点事没有。敌人押着马文去莫易家找人，郑刚正在莫易家，马文并不认识郑刚，郑是从解放区学习后才进市内（很年轻的学生）。敌人走出以后，二次返回追问郑刚，产生怀疑，便把郑带走，不几天就放了。这一些情况说明马文并没有向敌人告密。至于马文被捕的原因，组织上曾在她获释后进行过审查有结论，具体是什么我讲不清楚。
9月下旬，市委派交通进来告诉我，形势不允许我们立即解放大中城市，胶东区党委按此精神已放弃了里应外合解放青岛的计划，让我马上撤回解放区，并指示我在离开青岛前组织好一件事：鉴于市内地下党几人被捕，要把已经暴露的党员同时带回解放区，没有暴露的也要隐蔽得更深一些。我想着特支书记只有张辽留下来，具体党员谁留谁去由3个特支决定。安排好这件事，已经是9月底了，进来不容易，这么多人安全撤出去也挺难。市内到解放区必须经过即墨西关卡子。我们精心策划研究后分几路同时行动。我仍拿着那张良民证，闯过几道关口。在西关最后一个卡子，我出示证后，走过来一个带班的小头头，非说我不是个店员，左查右问找毛病不让通过。我担心再追下去非露陷不可，说也巧，这时屋里忽有人催他进去打牌，小头头答应着，把证还给站岗的火急走了。站岗的心眼不坏，使个眼色叫我快溜，我一口气跑出十几里，身上大汗淋漓，回到即墨灵山，驻在聂凤智那个团里。团部住在镇上一间大院子的门口高挂着青岛市政府的大牌子。我记得市长是林一山。撤退的同志也陆陆续续到齐。这时，胶东区党委已后撤至莱阳城，城工部机关也没有了。干部化整为零，大部分去了东北，有的去了烟台。我因在青岛市内撤回来晚，向区党委汇报了市内地下武装发动情况后，上级指示，里应外合工作已经结束。1945年10月，调我到胶东区党委党校学习。以后，党校副校长王卓青会英文，被调去做翻译工作。组织让我一面学习一面工作，接任王卓青党校副校长的职务。此后，再没分管青岛的城市工作。
（本文根据1960年、1984年访问录音整理，原件存中共青岛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简介】李研吾（1916—1987）山东省莱阳县（今莱西市）人。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4年8月任中共莱阳特支宣传委员。七七事变后，先后担任中共掖县县委书记，中共胶东区北海地委民运部长、宣传部长、组织部长，中共胶东金矿工委书记，胶东财经学校政治处主任，中共胶东区南海地委副书记，中共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城工科长、城工部党务组长，中共胶东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党校副校长，中共潍坊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副书记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秘书长、中共沪南区委书记、上海市委市政建设工委副书记、上海市委财贸部副部长、上海市委委员和常委、上海市革委财贸组负责人、上海市委复查办公室主任等职。1978年7月调天津工作，历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市委纪检筹备组组长、市委组织部部长、市委清查办领导小组负责人、市委临时纪委书记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