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泉同志与“小调诞生地”的老房东合影 2009年4月30日 时年84岁新中国成立六十年了，六十年对我们印象最深的是什么？文工团。我是1940年3月3号进的文工团，3月8号庆祝三八妇女节，学三八妇女歌，这是我进文工团学的第一首歌。
我们文工团一共三十多个人，来自北京、上海、香港、武汉，还有东北流亡的学生。他们冒着风险来到延安抗大，学军事、学政治，以后他们又跟着抗大到敌人后方，晋东南、太行山，以后又到沂蒙办学。文工团在袁团长的领导之下走遍了沂蒙的山山水水、城镇乡村，山东大地上到处都有文工团员的脚印。在鲁中、鲁南，在滨海，走了多少路啊！我对我的家乡都没那么熟悉啊！沂蒙就像是我的第二故乡一样啊！我已八回沂 蒙山了，今年我还要九回沂蒙山！
为什么我对沂蒙山那么有感情？那里的人们养育了八路军啊，那里的人们支援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立了大功啊！我们不能忘记沂蒙的人民，沂蒙山的人民养育了我们八路军，养育了我这个小八路啊。我今天八十多岁怎么来的呀？就是老百姓支援咱们八路军来的呀！没有他们我们哪有今天哪！还有牺牲的烈士，那个石峰，是我们的小诗人哪，十七岁就牺牲了，你说那时我们多年轻啊！鬼子把他打死了。
我说说我是怎么参加革命的吧。
1938年鬼子打到了郑州，蒋介石把花园口给扒了。红军到达了陕北，他们要办学，叫陕北公学。陕北公学当时要很多瓦盆，我爸爸、爷爷都会做瓦盆，是手工业者。我爸爸就从河南巩县老家到了栒邑县给陕北公学做瓦盆去了。我那时只有十二岁，我爸爸就把我带到陕北去了。到陕北以后就开始做瓦盆。当时有很多学生像艾力、王杰，他们都是十六、七，十七、八岁的学生，经常到瓦盆窑上去看。我问：“你们是哪里的？”一听是老乡就拉上话了。他们说：“咱们都是河南老乡，我们是陕北公学的。”“小兵要不要？”我问。“要，你来吧。”他们中的一个人说。就这样，我就进了陕北公学了。才12岁，人家都是大同志，我才12岁，干什么呀？在班里也起不了作用，也不能跟人家出操、上课，后来就给队长当勤务员。
1938年9、10月份，我要跟陕北公学到延安去，要成立抗大一分校，我要跟着去，我爸爸不叫我去。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又只有12岁，听说我要跟着八路到延安去，我奶奶和母亲不放心，都从河南老家到陕北来了。我当时感觉陕北公学好，不打人、不骂人，每月还有一块钱银元，叫津贴。买牙膏买肥皂就用这个银元。12岁的小孩哪见过银元？每个月给一块钱我不舍得用啊，就攒起来了。我走的时候我爸爸不叫我走，我说陕北公学好啊，吃的好，冬天冷了还发棉衣，吃馒头喝小米稀饭，吃的比家里好，每个月还有一块钱。还给我们讲抗日的道理，当时因为小，我虽不十分理解这些道理，但就是觉得八路军好，就是要跟着他们走。我爸爸不叫我走，我给了他3块钱，我说：“爸，这3块钱给你留着用吧，我还是要跟着八路军走。”我的一个表舅是做小生意的，是一个卖香烟、瓜子、糖的自由户，摆小摊的。看我参加八路要跟着他们走了，就说：“我去要不要？”我说：“我跟队长讲一讲。”队长说：“好，来吧，就当炊事员吧。”我表舅十八岁跟我一起参军了，我爸、我爷爷就放心了，我爸说：“好，有你表舅和你在一起就行了。”我爸在我临走时交代我两句话，这两句话我记了一辈子。一句是天再冷你不能烤火。因为在北方天气很冷，你一烤火手就要冻坏，脚也要冻坏，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二句话是你想家时写信，地址写职田镇福德魁收。这是我朋友家开的店，他会把你的信交给我的。他的朋友在镇上开烟纸店，我们家是在农村做瓦盆。就是这两句话，我真是记牢了。70年了！当年我在山东做地方工作的时候，就给家里写了一封信，说我身体很好，生意也好，请家里不要惦记，就那么几句话。我知道家乡是国民党占领区，你要说你在当八路，家里就倒霉了。我就这样参加了八路军。福德魁这个人现在和我没联系了。70年了！我能把“福德魁”这几个字记住就不简单了。我现在再冷，我都不烤火。这记忆太深刻了！其实这也是父亲对我的爱，临走了，也算是赠言吧。我受益了一辈子。
一路同行的有王杰、艾力、乃初，苏伟都是陕北公学的。还有袁成隆主任，他也是陕北公学的。
这时候我们一块东迁到了延安，本来在延安要听毛主席讲话的，后来日本的飞机轰炸延安，没听成。我们要到前线去了，在“延长”那个地方，抗大一分校成立了。校长是何长工，副校长是周纯全，这时候我就给周纯全当勤务员了。我在山东一直跟着周纯全校长，他对我像对自己的儿子似的，他那会儿都四十出头的人了，我才十二岁，我走不动了就拉着他的马尾巴，生病了还骑着马。我生病了，校长问我：“你想吃点啥呀？”让警卫员给我烧。打个鸡蛋什么的，在当时那就算很不错了，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洗脚时我看到校长腿上都是伤疤，就问怎么回事？他说是叫国民党打的。校长有一只眼睛看不见，何长工有一条腿是瘸的。这都是在战争年代留下的伤。
到山东后因为我有点文化（小学四年级），后来组织调年轻的、有点文化的去学发电报，作译电员。周校长问我：“小鬼，你学不学发电报？”我说：“我不，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呀?”校长问。我说：“现在我给你当勤务员，将来长大了我给你当警卫员。”“哈哈。”校长笑了。他很喜欢我啊，我的话很天真啊，不愿离开。在校长跟前那么温暖，校长对我就像对自己的儿子一样。我的脚行军时爬太行山下来的时候冻裂了，一道口子一道口子的。周校长亲自给我抹414，我现在还记得414这个药膏（哽咽）。多惨哪！我当时才13岁！你说这情景我能忘吗？我能离开周校长吗？我还是不去，不去，哪儿也不去。后来文工团演戏需要小孩子，找不到人，演员太大了怎么演人家的儿子、孙子？看着我小，他们就要我去，于是校长动员我：“文工团离我很近，以后你想来就来。”就这样，连哄带啥的，我就同意去了。他给了我一件他的新军装，那是他的一片心意啊（激动地哭了）。我当时邋里邋遢，军装脏兮兮的。当时条件艰苦再加上我年纪小，谁洗谁弄啊？周校长把他的新军装罩在了我的脏衣服外面，把我送到了文工团。后来把乔志学也要去了。我们有个小鬼班，我们十二、三个人，苏伟阿姨是我们的小宣传队长。胡荫波、傅泉、乔志学、张达还有赵忠实，女同志有刘艺文，毛毛（刘谦），这两个同志都过世了。
我永远忘不了1940年3月3号我进文工团的那一天，我也忘不了我在文工团学的第一首歌，就是《三八妇女歌》。( 阮丹妮整理2009年7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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