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9月,解放军浴血奋战,济南解放。原在解放区的山东大学, 迁址济南,改名为华东大学,由老革命韦悫同志任校长,初设文学、社会 科学、教育等院、系及预科,开始招生。青年学子踊跃报名,一时之间,生 员多达数千人。
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三大战役取得胜利,江北大地全部解放,江 南解放也指日可待。国民党划江而治的美梦破灭,党中央、毛主席发出 了“将革命进行到底!”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的伟大号召。为 了迎接江南解放,接管新区,建立政权,山东省委受命组织干部南下。众 所周知,随军而来,接管浙江的南下干部纵队是由八千山东健儿和女杰 组成的。他们绝大部分是山东各个老解放区的地方干部。而其中一支队 的青年大队600多人,却主要是华东大学的男女学生。当时,华东大学 十月招生,十一月开学,学习至1949年2月初,也根据这一要求,开始 宣传动员、组织学生报名参干,准备南下。
笔者原在济南读高中,毕业以后以小学教师身份为掩护,参加了 地下党。济南解放以后,经过组织同意,也到华大学习,考取在文学院, 院长是黄源同志。当时,全院以至全校学生中,地下党团员人数极少,济 南的学生运动势力原也比较微弱,所以动员南下时,同学中思想阻力较 大,思想斗争比较激烈:有的看不清国民党兵败如山倒,解放军摧枯拉 朽,解放战争迅猛发展的大好形势,担心大局逆转,因而不肯参干南下; 有的担心渡江战役战斗激烈,难免伤亡牺牲,不敢参干南下;有的贪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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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深造,怕背井离乡,弃别亲友,孤苦无依,不愿参干南下。但革命高 潮来势汹涌,形势逼人,经过动员学习,酝酿讨论,经过党团员和进步的 同学积极带头报名,思想转变的同学也响应号召,积极跟进,终于掀起 了一个报名南下的高潮,报名人数多达1500多人。其中分配来浙江的 同志组成华东南下干部纵队一支队的青年大队,下分五个中队,从华东 党校抽调了一批老同志,由谷扩如同志任大队政委,周航、和亮晨同志 任正副大队长,由王湧涛、高培明、续靖宇、张剑、丁经伍、董家庆、马守 良、李惠源、张立栋、陆苏、孙励生……同志分任中队长、分队长等领导 职务,带领大家南下来杭。
1949年2月22日下午5时,青年大队全体同志在济南车站登上 了闷罐列车,当晚沿津浦路南行,翌晨在界河下车,至临城农村,驻扎月 余,学习知识分子政策和新区政策。3月30日乘火车至徐州转陇海路 至新安镇下车。此后改为步行南进。为防空袭,早晚行军,日中休息。大 家顶风冒雨,长驱千里,途径两淮,直抵扬州。一路上,同志们斗志昂扬, 意气风发,高唱着“捷报,捷报,消灭了黄伯韬!……”“打得好来,打得 好!打得妙来!打得巧。再来一个要不要?再来一个打得好! ”“向 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背负着人民的 希望,我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向着太阳,向着自由,向着新 中国发出万丈光芒……,向南方的原野,向南中国的边疆!”等歌曲,不 分昼夜,兼程前进!
途径淮安时,党中央发布了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决议。我被调 至大队部担任学习干事,并被指定参加青年团担任团支部组织委员,和 原有的地下团员江楓、王祖同、郭学颜同志,共同组成团支部,开始建团 工作。经过精挑细选,慎重研究,发展了十多位团员和团友(当时25岁 以上思想进步的青年同志可以发展为团友)。
途径扬州时,大家都知道著名的古穿‘烟花三月下扬州”。时为阳历4 月29日,正是阴历的阳春三月,但是大军已经渡江,我们大队也需紧紧跟 上,所以绕道城外前行,连城也未进。30日下午,我们乘船渡江,亲眼目 睹干预大军渡江被我军击沉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斜沉江中,群情激奋, 一阵欢欣雀跃,大家为我们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渡江而无比欣幸。
渡江以后,经过镇江,黑云压城,天下起了大雨。我们冒雨前行,夜 宿丹徒。5月4日乘敞篷列车沿今沪宁路至望亭下车,夜宿新丰镇。至 5月6日,步行经苏州市郊,到达寒山寺,正是晚上“姑苏城外寒山寺,夜 半钟声到客船”之时,但是限于入城守则不得扰民的规定,大家只在寺 门之外静坐休息了半个小时,并无一人进寺参观。这时,杭州已经解放, 传说嘉兴尚未解放,大队只好绕道乘运河轮船于九日薄暮抵达拱辰桥, 夜宿拱辰中学。十日总结鉴定,十一日分配工作。大家分赴了全省各地。
大队政委谷扩如同志和20多位同志分配在浙江千部学校一部工 作,笔者有幸也和这些同志一起分到干校继续做团的工作,直到1954 年才到班里工作。当时,浙江刚刚解放,接管新区,建立政权,开展工作, 需要大量干部。但是,自山东南下的干部和部队留转地方的干部以及原 在浙江坚持斗争的地方千部和地下党的同志,总数仍显过少,远远不能 满足需要。而恰好,这时广大青年学生,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之下,纷纷要 求参加革命,献身祖国解放大业。于是,省委因势利导,于杭州解放之后 几天之内,就作出了建立干部学校,招收青年学生参加培训,以充实和 扩大干部队伍的决定,立即在杭州建立了浙江干部学校,由省委书记谭 震林同志亲任校长,由七兵团政治部主任谢云晖同志兼任副校长和党 委书记。随之省军管会财经部也建立了财经干部学校,由主任汪道涵 同志兼任校长,南下干部何泽洲同志任教育长、党委书记,主持工作;铁 路、税务等部门还建立了铁路、税务等培训班。此后,各地、市、县相继解 放,也相继建立了一些干部学校或干部培训班,以解决当地需要的干部 问题。例如湖州、嘉兴就建立了一个规模较大的湖嘉公学,为湖州、嘉兴 地区培养了不少当地急需的干部。上述我们青年大队的领导干部之一 高培明同志就分到了该校,担任领导工作。
浙江干部学校于1949年5月上旬开始筹建。从七兵团抽调一些不 同级别的领导干部和部分南下干部及杭州地下党的同志,组成部、科、 班的工作班子,设一、二两个部各自招生分头办学。一部由张孤梅(部队 领导干部)、谷扩如、焦梦晓同志(也是一位山东南下的领导同志)分任 正副主任。部委设在断桥旁边的蒋经国旧居,组织科、教育科和部务科 及各班分驻在西泠桥畔的杜月笙公馆(现印学博物馆)、玛瑙寺、中正中学(现西湖博览会纪念馆)、菩提精舍、张静江公馆和孤山脚下的国立 艺专(现已拆迁改建为博物馆的展厅),以及黄龙洞的寺庙中。二部由温 宁、周峰同志(都是部队领导干部)分任正副主任,部委和各科班则集中 驻在将军路原杭州市府大院内。这样就使这些原为官僚豪强雄踞的别 墅宅院和官府衙门第一次归属了人民,开始为人民的事业服务了。
浙江干校一、二两部先后于6月9日和26日开学,一部招收大学 生和部分中学生1600余人,二部招收中学生和部份大学生1300余人, 都于8月底结业分配工作,除少数留校工作或分配去北京、东北等地之 外,绝大多数都分配至全省各地。此后,全省各地的干校、训练班也陆续 结业分配工作,从而初步缓解了全省干部紧缺的问题。
9月份,浙江干校为了扩大规模,进一步加强干部培训工作,迁址 至灵隐、天竺、茅家埠、洪春桥一带的寺庙僧舍及官僚豪绅的别墅宅院 中办学。合并一、二两部和财经千校、铁路训练班、税务训练班为一、二、 三、四4个部。同时,建立了校部,设置了教务、组织、行政、教研等处室 和各科及直属班、文化班、印刷厂等机构。以后浙江千校先后更名为华 东人民革命大学浙江分校和浙江行政学院,直至1957年初,又与浙江 省委初级党校合并成为中共浙江省委党校。正副校(院)长先后由谭震 林、舒同和霍士廉、林乎加、何泽洲同志担任;教育长和党委书记先后由 何泽洲、朱赤同志担任;校党委委员、首任组织处处长兼校团工委书记 则由青年大队一中队队长王湧涛同志担任。办学至第十七期。学员最多 时多达5500余人,最少时也有1000多人;班数最多时多达30多个,最 少时也有十几个;工作人员最多时多达961人,最少时也有530人。教 学内容,干校和革大分校时期主要是劳动创造世界、社会发展史、阶级 和阶级斗争、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改造和树立革命人生观等; 教学方式主要是全校干部学员集中在“大礼堂”里上大课,辅以各班组 织的自学和小组讨论。而所谓“大礼堂”不过是发动学员自己动手,在灵 隐寺倒塌的五百罗汉堂旧址上,用毛竹和苇席搭建的一个能容五六千 人自带椅凳开大会的大竹棚,真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简陋至极了。但 是,讲课内容却是丰富精湛、水平很高的。谭震林、谭启龙、沙文汉、王平 夷、张劲夫、杨思一、陈冰、吴植椽、卜明、彭瑞林、孙章禄、吕志先、刘丹、顾德欢、俞仲武等省、市委及各部、委、办、厅、局的领导同志和知名学者 马寅初、于光远等,都曾在此讲课或作报告。行政学院时期,教学内容主 要是哲学和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理论常识和政策业务;教学方式也改为 班或联班由教研室的同志或有关部门的有关领导及有关同志上小课, 但有时也请省委宣传部的领导陈修良、杨源时、商景才、刘亦夫等同志 或省级有关部门的领导来作形势任务或政策业务的报告。
就这样,浙江干校、革大分校、行政学院办学八年,共计培训学员 53336人。其中青年学生3882人,土改、整党建党千部8163人,轮训从 旧政权留用的人员和中学教师32075人,培训党政机关其他在职干部 包括统计人员、血吸虫病防治人员,政法、财经、农工、建工干部,组织 员,理论宣传干部,以及小学校长等9216人。发展党员数百人,在各级 党组织和上级团委的重视、全校同志的支持和全体团干部、团员的共同 努力下,发展新中国成立后的浙江第一批团员4000余人。这些同志绝 大多数分布在全省各地。由于学校教学始终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和围绕 中心工作服务中心工作的方针原则,提高了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树立 了革命人生观,提高了政策业务水平,增强了工作能力;学校的工作人 员,在工作中教学相长,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和提高。在后来几十年的 工作中,这些学员和工作人员,一般都成了全省各地县、处以上的领导 干部或所在部门、单位的政治业务骨干,或中小学的第一代人民教师、 学校领导;对于解放初期的接管新区、建立政权、剿匪反霸、土改、镇反、 抗美援朝、“三反”、“五反”、肃反、审干和恢复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后来 的革命、建设、改革、开放,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校所发展的党团员和培训的整党建党干部,更在所到之处发挥了种 子的作用,结出了有益的花果。特别是干校二期学员中228名青年同志 报名参军、入伍铁道兵团,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回国后,又参加国内铁路 建设,倍尝艰险,更可以说是为人民的革命建设事业作出了特殊的贡 献。
时过境迁,华东大学早已并入了解放前后原在青岛的山东大学;浙 江干校这座革命大熔炉也早已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那些曾在华东 大学和浙江干校工作过、学习过的同志,都对此段经历刻骨铭心、没齿难忘。他们经过华东大学和浙江干校的培育,打下了毕生革命建设的政 治思想基础,再加上此后几十年党和人民的教育培养以及实际工作的 锻炼,绝大多数同志都能常葆革命青春,牢记华东大学、浙江干校的教 导,继承发扬党和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为社会主义事业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他们也将在人民心目中永志不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