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正值蒋介石发动祸国殃民的全面内战之际，国民党特务武装交通警察第十五总队的主力第一大队约四百余人，于8月10日夜，在大队长王一藩率领下，借机离开驻地胶济铁路线南泉火车站，进入我胶东解放区南海地区宣布起义。
交通警察部队是国民党原挺进纵队、别动纵队、忠义救国军，以及部份汪伪军所组建，名为交通警察部队，实是戴笠系统的特务武装，蒋介石视为可靠的“亲信的亲信”。然而，在我党领导下，王一藩率领交警一个大队的大部分官兵，在山东内战前线举起义旗，参加革命行列，这从全国来说，当时尚属首次，不能不使蒋家王朝十分震惊！
身处逆境心向人民
王一藩，沈阳人，十五岁考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军械教育班学习，后历任该公署军务处少尉文牍，唐山警察局督察员等职。1939年，进汪伪陆军军官训练团，此时，他认识了同乡李华仆、李觉民（立华、乔敏）。结业后，王先后任汪伪南京警卫团团副、税警学校第一大队队副和大队长，李觉民任第一大队政治指导员，李华仆任学校学生队长。他们是乡谊，又同在训练团学习，彼此相叙，就国事、家事和个人前途，时发议论，深感关内关外人民同遭日寇践踏，他们身处逆境，也阅读了一些进步书籍，同声相应，正义共存。
1944年春，我八路军、新四军进行局部反攻，侵华日军捉襟见肘，不胜应付；太平洋战场日军又节节失利，汪伪政权日陷困境，王一藩、李觉民和李华仆他们认为日伪必败无疑，审时度势，所处环境决非久留之地。
1944（或43年）8月，李觉民在其妻袁者萍的鼓励和督促下，两人决定离开汪伪税警第二支队二大队参加革命。他们经安徽，走河南，同奔延安。行前，李把出走的行动密告李华仆。
在上海期间，李华仆经友人介绍结识同乡、邮局职工徐中一。他们几经接触，因彼此对现实不满，仇恨日寇，遂成知已。
东北旅沪同乡会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局变化，抗日阶段结束，根据党中央指示，中共上海地下党动员组织输送东北籍的党员和思想进步的群众到东北地区开展工作，佟子君（玉福，中共党员，辽宁新宾县人）经市委领导刘长胜决定留在上海工作。
在中共上海地下市委的工委领导下，佟子君团结徐中一等，以邮局东北籍职工名义，积极奔波，找了上海海关总税务司丁贵堂，经丁的协助，介绍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等出面和资助，筹备东北旅沪同乡会。1945年底，东北旅沪同乡会正式成立，傅汝霖任名誉理事长，丁贵堂任理事长，邮局的徐中一、佟子君和郑文祥等分任常务理事、理监事。佟、徐他们取得了合法的掩护下，在东北同乡中，积极开展工作。总的任务是，广交朋友，济难救急，教育群众，团结群众，争取他们为实现国内和平、民主团结、为人民革命作出贡献。
佟子君与徐中一原系东北邮工，因不堪日寇迫害，于1932年7月，他们一批邮工集体经天津乘船抵沪，佟和徐分配在上海邮局当职工。他们在地下党的教育影响下，参加了抗日救亡、读书会等爱国救亡活动。抗战初期，佟子君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徐中一受到我党教育，思想也有了进步。1944年12月，经党组织批准，徐由佟子君陪同在交通带领下，到淮南根据地参观学习，中共中央华中局城工部部长刘长胜接见了徐，经刘建议，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饶漱石也接见了他，都对徐进行了形势和前途教育，鼓励他要认真学习，提高思想认识，为人民革命事业多作贡献。
由于徐中一的思想较进步，东北旅沪同乡会的日常工作由徐（常务理事）出面负责，内部受佟子君领导，会址在徐开设的中一商行（今南京东路哈同大楼）。
9月，徐中一动员李华仆（乾奎）加入了同乡会，时李华仆在国民党上海保警总队第三大队任大队长。他入会后，积极参加会务活动，思想也逐渐进步，对国民党的敲诈勒索，排除异已，消灭杂牌军等行为，十分不满。同乡会里购买了一批进步书刊供会员阅读，李华仆看到刘善本驾机起义飞赴延安的报道，深有感触，就商请徐中一同去王一藩（王部已改编为国民党上海行动总队第四纵队，王任第一支队长）处谈谈，动员王效法刘善本的榜样，伺机反正。徐因未与佟子君商议，没有贸然前去。
是年冬，乔敏（李觉民的化名）和袁者萍忽到上海。乔找到了李华仆说：与者萍离开江阴，路经河南时，被国民党汤恩伯部扣押审查，后被迫在汤部供职，这次是在汤部调动途中设法逃出来的。”当时，他们生活很困难，正巧同乡会需要一个搞文书工作的人，李就把乔敏介绍给徐中一，在同乡会里搞会务文书。
乔敏在同乡会里，热心会务活动，原因是受了袁者萍的鼓励，想借此机会了解和寻找去根据地的交通路线和关系。由于乔敏工作勤奋，思想要求进步，与徐中一、佟子君的关系也日臻密切，乔又主动地把李华仆、王一藩的一些进步言论向他们作了反映，尤其是王不满于蒋介石的假和平、真备战的反动方针，流露出对国民党蒋政权的反叛思想。一次，徐中一对佟说：“乔敏和李华仆他们认识不少军警界人员，可否动员他们进行策反活动呢？”佟表示工作要做，须见机行事，不宜操之过急。
1946年4月，乔敏邀佟子君去其家作客，介绍袁者萍与佟见面。饭后，袁向佟谈起她的经历说：自己是中共党员，1940年4月，谭震林等领导率新四军挺进到常熟地区，她被派到江．阴敌区工作，1942年日伪清乡，不幸被汪伪税警部队逮捕，关押于税警第二支队二大队，经该大队负责人李觉民多次审讯，未被制服。尔后，她鼓动教育了李的思想转向，表示愿弃暗投明，遂结为夫妇，经密议，只有远走高飞，才能摆脱日伪魔掌。他们下了决心奔赴延安。不料，途经河南被汤恩伯部视为奸细扣押……在汤部调动时爿趁机逃脱，辗转到了上海。最后，袁向佟表示决心要回根据地，找原来组织，并恳切地问佟有无办法可想？佟一面答复她：“没有这方面的关系”，一面又鼓励她说：“新四军、共产党那么大的目标，只要大家多方面的努力去找的话，早晚总可能寻到的吧！”
决心投共产党
蒋介石完成了反革命的内战部署后，悍然发动了对各个解放区的侵犯。1946年春夏之交，王一藩所部改编为交通警察第十五总队第一大队，王任大队长。6月，王部由常州移驻上海吴淞整训，等待海运开赴内战前线，王得此消息，即找乔敏和李华仆磋商投共起义问题。是月下旬，交警十五、十六两个总队奉命先后经海运到山东内战前线。在王一藩接到赴青岛命令的前夕，总队长召集了各大队长会议，传达蒋介石的密令：“……到胶东去一面打共产党，一面监视其他国军……。”会后，王急找李华仆、乔敏密议，表示决不给国民党反动派当炮灰，坚决站在人民一边，革命一边，把所率部队拉到共产党地区，要李、乔设法速找中共的关系。
王一藩之所以有此决心，原因之一是由于他早期接触过一些进步书籍不无关系。1942年，王于税警学校时，李觉民送给他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程》，阅读后深感颇有道理，又去旧书摊上搜购了《政治经济学》等一类书，反复阅读琢磨，思想认识有了提高。初步理解了社会所以形成贫富悬殊，产生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的一些历史渊源。1943年春，他资助亲弟王觉（后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病故）离开上海经界首去我方部队参军，又阅读了其弟留下的《唯物史观》、《唯物论》和《苏俄见闻录》等进步书籍。从而，促使他的旧思想、旧立场有所转变，思想不断得到提高，对共产党有了初步认识，但他还是摆脱不了名利思想的羁绊，当时还没有见诸于进步的行动。日本政府投降后，一度他对蒋介石怀着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重庆谈判达成《双十协定》，就可以实现“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所率部队改编为交警建制，武器换上美式装配，使他名誉、地位思想有了抬头，认识上起了反复。
时间不长，事实给王一藩以深刻的教育和教训。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协议，迫害民主人士，发动全面内战，以及所部被军统特务控制，王也处于秘密监视之下，这才使他猛省，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独裁、卖国的反动本质，以及和谈骗局，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加之，他所率的大队马上要驱上内战前线，使他必须作出决择；而他能下这个投共起义的决心，还在于王一藩虽历任伪职，对人民没有犯下血债，也无房屋财产，用王一藩自己的话来说：“投共产党起义，并无思想负担和任何挂虑。”
7月的某一日晚上，王一藩告诉李华仆：“所部在即日海运青岛”，要李速找共产党的关系，以便联系投奔八路。李即找乔敏商议，要乔快找徐中一和佟子君设法，乔见天晚来不及去看徐，于深夜二十三时许赶至佟子君家，对佟说：“王一藩率部明后天经市区乘轮开赴青岛，一藩和华仆已商议，到青岛后决心投共起义。现在时间紧急，他们要求尽快能找到共产党方面的关系。”
翌晨，佟子君到四川路（今四川北路）邮政管理局上班时，马上找到了党的领导人顾开极汇报乔敏所谈情况，提出要快作决断。因顾、佟都在上班，等到下班，他们才进行了交谈，认为王率部去青岛，联络他起义的工作，只能由解放区领导机关派员去进行。顾又对佟说，为了王一藩家属的安全，须说服其家眷转移去解放区，并要王书写一封亲笔信件，以便凭信派人前去找他洽谈起义工作。因事情来得紧急，一时联系不到上级领导，顾先表了这个态。不日，顾向工委负责同志张祺作了汇报，并提出宜将此事报中共上海市委电报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张同意了顾开极的意见。
第二天上午，乔敏携王一藩手书送给佟子君，转告王与李商定：“希于8月15日前去青岛联系，迟了王将自己设法反正。”原因是王认为所率大队到达内战前线，何时被驱上战场交火，殊难逆料，若失却时机，势必铸成大错。同时，乔又提出，他和李华仆两家愿同去解放区，还要求佟跟李再去谈谈，佟表示同意。乔就陪他到小南门集贤村李家。当佟问及王一藩所部情况时，李介绍说：“是国民党军统的特务武装，编制相当一个特种营，辖四个步兵中队，一个机炮中队，兵力约六、七百人，武器全系美式装备。”又问到：“有何具体要求？”李答：“一藩讲不计较个人利益，要把常州的家眷先转移到上海。”李又表示了他与乔敏两家愿一起去新四军的决心。佟对李说：“所提要求，一定转报上级。’’分手后，佟会晤了顾开极，面交王一藩写的亲笔信，谈了李介绍王部情况和乔、李两家要求去解放区的问题。
第三天，顾与佟见面时，顾说：“党组织决定，为了安全，由你带同王一藩的眷属和李、乔两家转移去苏北解放区，王的信也带去，向华中分局城工部领导汇报王一藩要求起义的经过情况。”
进苏皖解放区
经过几天的紧张准备，商定李华仆先去常州接王一藩的眷属，在上海的一行，于7月14日离沪去镇江，约定在当日晚与李华仆等在镇江火车站会面。佟又给李、乔交代了路上应间隔一些距离，要装作互不认识等应注意的一些事项。李即去保警总队请了长假，外称去东北新七军谋职。
李到了常州王家，对王妻张琳说：“王一藩已投八路，加入了共产党的队伍，此地已不能居住，应马上离开，到安全的地方去，对邻居可说婆婆在上海患病，急需赶去服侍。”张琳听后，匆忙地作了安排，带了四个小孩和必需的衣物，随李一起乘火车赶赴镇江。
在上海，佟子君与王淑莹（李华仆妻）、乔敏约定在火车站照面，然后各自——王淑莹携孩偕其母、乔偕袁者萍，乘火车去镇江。
李华仆他们先抵镇江，把张琳和小孩安置好，即去车站接引佟子君和王母、王淑莹等。当晚，他们三家权充互不认识，分别住进旅舍。翌晨（7月15日），佟子君为了安全起见，领他们走金山旁长江边乘小木船过江，抵瓜洲镇（今江苏省邗江县）。上岸，经过商议，感到携老带小十一人，李华仆虽有保警总队身份证可供掩护，万一遇上盘问，人众口杂，不好应付，考虑结果决定雇两辆出租汽车去扬州仙女庙（今江都县）反而安全。在汽车驶出瓜洲，去扬州途中，只见公路上蒋军结队朝北开拔。汽车抵仙女庙附近，大家下车步行了一段路，见前面站有国民党军队的岗哨，李华仆走上前去取出身份证给哨兵一幌，并询问：“前面安全不安全？我们要回家去看看。”随即用手一指前面，以示老家离此不远。哨兵看了有老有小，不疑其他，回答：“白天没有事，晚上有‘匪军’。”李同哨兵敷衍了几句，大家顺利地过了哨所。
他们走了一阵，雇了辆独轮车，为王母、幼孩代步，约下午5时左右抵达高邮县解放区。这时，中共华中分局城工部设于该处交通接待站的王群（王殿元，中共党员，原上海邮局职工）已伫候在路口，遥见佟子君等走来，即快步迎上去招呼说：“上海组织已来通知，热烈欢迎大家来解放区，大家旅途辛苦了。这里已属安全地区，可以放心了。”
当晚，交通站添了几个菜表示慰问。夜里，他们睡的虽是草席铺，可心情舒畅，都十分愉快，安安稳稳地渡过了到解放区的第一夜。
16日，王群带着佟子君等一行搭民船继续北行，船行二——三日，安抵淮安城。王群陪佟去华中分局城工部，由佟向张登（沙文汉）部长作了汇报，因系联络起义工作，按内部分工规定，介绍佟子君去分局情报部（对外称联络部）。他们都到了淮阴，佟和王见了情报部部长扬帆、副部长陈同生，佟作了汇报。晚上，扬帆、陈同生宴请王、李和乔三家，佟子君、王群作陪，扬帆祝酒致词，欢迎他们为追求真理，参加革命，不畏艰险，千里迢迢来解放区……。
次日，佟子君和王群接通知去淮安，佟又向华中分局副书记、华中军区副政委兼分局社会部长谭震林报告联系王一藩起义的经过情况，当汇报至袁者萍时，谭十分注意，似有所思，插话提问了几句后，谭高兴地说，几年前，曾在常熟地区派出五个同志去沦陷区工作，后四人回来了，惟独袁者萍这个小姑娘没有消息，现在她活着啊！回来了，很好！佟汇报结束，谭也拟好了关于王一藩起义问题致陈毅军长的电报，并对佟嘱咐说，策反工作对革命工作很重要，是一本万利的，你们有这种关系，是黄金也买不到的。要转告你们的领导，你原来担负的工作可交给其他同志去做，把乔敏也带到上海去专门开展策反工作。
他们告别了谭震林，王群回城工部，佟子君到了情报部。扬帆、陈同生告诉佟子君，决定由李华仆去青岛联系王一藩的起义工作，王淑莹、张琳等她们暂留淮阴听候消息。
翌日，扬帆、陈同生找李华仆作了交代，李搭乘回山东的汽车赶赴临沂——新四军军部。
7月21日，佟子君偕乔敏离淮阴去上海。他们抵沪后，佟把去城工部、情报部汇报工作的经过，和谭震林的指示，向党组织作了汇报。
王一藩率部起义
李华仆持扬帆、陈同生致陈毅、张云逸两位首长的亲笔信抵达临沂。在新四军军部，张副军长接见了李华仆，军政治部联络部部长刘贯一就联系王一藩起义事，详细地询问了李，并对有关问题作了交代，安排他去胶东军区联络部进行此项工作。翌晨，军联络部派朱进陪同李去胶东，值大雨滂沱，汽车不能行驶，两人改蹬自行车赶路奔赴莱阳。路上泥泞，又长途跋涉，行程约十日，始抵胶东军区联络部。经部领导研究，为便于就近直接领导，又派员陪李到了南海军分区，起义的具体工作由军分区联络科负责。他们就如何与王一藩取得联系等问题作了商讨。因王一藩率部抵青岛后，仅电李华仆“所部驻青岛附近”，来说明具体地点。为尽先探明王部驻地，联络科派员去青岛四周进行了解，未获音讯，分区司令贾若瑜命侦察科协助，采用抓俘虏办法侦查，第一次抓来几个蒋军士兵，盘问后，仍未获结果，李华仆建议要到铁路线上去抓。第二次抓来了一个事务长和二个士兵，经盘问，终于查明这几个俘虏正是王一藩部的人，驻区在胶济铁路即墨县境的南泉火车站至毛家庄一线。他们又周密商定李如何去南泉和去后联络、接应办法和实行火线起义等问题。8月7日，准备就绪，军分区派了穿便衣的三个同志护送化装后的李华仆到边区渡口。行前，护送的同志对李说：“我们是负责送你到边区，安全进入蒋管区的，路上无论遇到什么危险，决不会暴露你身份的。”他们抵渡口附近，先在高梁地里佯装干农活，观察四周的情况有无异常。当眺望渡船上的乘客往来正常，就招呼李可以安心上船，并告：“过河即为蒋管区，一路千万小心。”李即急走渡口，混迹人群中上渡船到了对岸，随赶集群众一起走上公路，径去南泉火车站。
到南泉，他以青岛来探亲为名由哨兵通报见到了王一藩。王见李前来十分欣慰！由于该队大队副朱朝品是军统特务，负有秘密控制、监视的任务，与王一藩又隔室而居，他们不得不提高警惕。晚上，他们在室内一面装着谈家常叙旧，讲些上海的近况，一面用笔交谈起义和对该队特务的处理等主要问题。因大队里王的亲信骨干人员不多，又是特务武装，拉走队伍也颇费心机。恰巧事逢机遇，10日傍晚，驶往蓝村的工程车，在南泉西北数里许脱轨，总队部电告王一藩速派队伍去掩护抢修。王顿觉有机可乘，即派一中队前去，命无令不得撤回，他又去其亲信及老部下组成的警卫武装——奋勇队布置工作，嘱咐他们有任务跟他出发，并瞒了大队副朱朝品，将三中队秘密派出，声称任务是隐蔽在铁路北面，掩护一中队侧背，无王本人命令不准撤回。正值此时，交警十五总队队长许照明来电，查问工程车脱轨原因，王与之对话完毕，对方已挂了话筒后，王仍拿着话筒佯装说：“怎么！还须派队伍去，需要我亲自去一下，……要大队副在家。好！我就马上出发。”王放下话筒对朱说：“总队长真小心，这点事都放心不下，还要我去。听见吗？总队长还要你在家。”王又关照朱：“近来情况较紧，好好检查步哨”，朱不疑有其他，王又带了二中队、机枪中队（中队长是特务）的一个分队和奋勇队一起出发。④此时，王密告李华仆，借此机会把队伍拉出起义，又约在途中见面。李装着回住宿处等候，实是绕道去急告派来联系的同志，安排联络信号等事宜。
王一藩率部抵工程车脱轨处不久，总队的第二大队也闻讯赶到。王对该大队长说：“……总队长曾来电话命你们在此处掩护工程车上轨，要我们到北泉（与我方约好的联络点）以北游击……。”王部是总队主力，王一藩资格又最老，二大队长听后并无异议。王即集合所部朝北泉迸发，将近北泉，王突闻枪声大作，待王一藩赶到枪声已停。原来我方联络人员在北泉遽然遭遇国民党54军的巡逻队，发生交火，我联络人员马上后撤。王知发生意外，随机应变，责备巡逻队的带队连长打草惊蛇，情况不明就打枪，嘱他沿铁路线向西巡逻。
黑更半夜，景物依稀，待54军的巡逻队走后，王计上心来，即对所部下达命令：“我们今夜配合54军到北面围攻挪城庄的‘匪军’，有该军的不少便衣当响导，拂晓前抵达攻击位置开始攻击，联络灯号……。刚才情况恕我来不及告诉你们，打灯号的就是54军。”这样，王把刚发生的情况掩饰了过去。@此时，李华仆已去北泉周围用灯号联系我方人员；王一藩也抓紧布置奋勇队员深入各中队，监视控制几个较顽固的军官。此时，王才对几个亲信讲了此行计划是投共起义。
他们到了王演庄以南方才遇到我方联络人员和预伏的队伍。
“那里的？”我方人员问。
“我们是‘上海’的。”李华仆答。“你们是那里的？”
“莱阳的”我方人员答。
双方对了灯号，我方设伏的团指挥所即令部队让开一条通道给王一藩部过去。
王一藩率先头的第二、第三中队通过王演庄，尾随的第一中队在后面还未进庄，可是我方少数战士以为没有问题了，有的就进入村庄里找水喝，被王部的一中队士兵发现，看清了不是54军士兵穿着的服装及佩带的手榴弹后，就举枪射击，中队长还令全队包围该庄子。一波方平，一波又起。王一藩闻枪声急令二、三中队原地听命，无令不准开枪，先稳住这二个中队，又直奔一中队，高喊：“不准打枪，不要误会，两边的部队是我们的友军54军（暗示我方不能公开暴露），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准打枪，后面的第一中队快跟上来（以示所部尚未完全通过）”。一中队长听命急进，报告王他们看到的确是八路。王机智地马上召集各中队长说：“你们脑筋这么死，我们到八路地区打仗，54军不派便衣、不冒充八路行吗？要不然，老百姓会告诉我们八路在什么地方吗？相反，会去报告八路……。”一席话，消除了各中队长的怀疑，稳住了阵脚。整个部队继续摸黑前进，王把一中队（队长是个较顽固的军官）带在前面，为防该中队万一变卦，即以二、三中队镇压。至拂晓，抵达预定宿营地——程哥庄。
清晨，全大队绝大多数官佐士兵仍不知已举义旗。鉴于这支队伍深受国民党特务教育，王一藩为便于控制和利于分化，采取了逐级下达方式宣布起义，使中队长与区队长之间，区队长与班长之间，互不了解彼此思想动向。王先找三个中队长说：“我把你们带到光明的大道，已到了八路军地区，再不作屠杀自己同胞的事情了，如果大家相信我，就跟着一起起义，如大家认为我领错了路的话，则谁能把部队拉回去，就可升大队长，还可到蒋介石那里去报功、领赏……。”各中队长听后，思想十分震惊，但身处此境，已无选择，只好说：“我们相信大队长，大队长到哪里我们跟到哪里。”王一藩又反问：“假如我再带你们到国民党哪里去反人民、反对共产党，为蒋介石卖命也干吗？”各中队长连声说：“再不给蒋介石卖命了。接着，王一藩要他们分别向分队长、区队长、班长直至士兵逐级宣布起义。同时，王又在各中队布置亲信秘密监视、控制，收集舆论，防发生意外情况。
起义的消息传开，沸沸扬扬，众说纷纭，又是眷属问题，又是财产问题，又是将来如何如何……，正是言人人殊，还有几个班长主张在晚饭后趁天黑冲回去。这些情况王都得到亲信的密报，由此又嘱亲信加以严密监视，如有反叛行为，只好立即处治。紧接着，王令全部集合广场上，宣布：“反内战起义。”官兵们陆续鼓掌到全场一片掌声，王当即命令架枪休息，以控制枪支。晚饭后，王分别召集各中队的班长以上官佐训话，说明事前没有告诉他们组织起义的原因，并严肃地指出已在八路军地区，八路军有两个师兵力（实一个团）在我们周围警戒，企图异动等反叛行为决无好结果。傍晚，王一藩又集合全大队官兵讲话，指明前途，晓以利害。南海军分区又把抓获该部的三个俘虏放了回去，当地政府还组织了慰问团送慰劳品，全场空气顿时平静下来，起义获得成功。 为防止白天行军遭蒋机袭击，待深夜零点，王一藩集合起义队伍朝北向灵山方向开拔，传令：“走几里路就有汽车来接运。”但他们都持怀疑态度，有些士兵嘀咕着说：“土八路有汽车啊！”当队伍转上大路，真的看见排列着好多辆大卡车，群众高举灯笼火把，锣鼓喧天，热烈欢迎起义部队的场面时，尽管士兵和官佐的思想还七上八下没有转变过来，此景此情，确也给予他们一次生动的教育。11日凌晨二时多，载着起义部队的汽车驶抵胶东解放区中心地区——莱阳。（1991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