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健，山东省掖县人。原名徐宝升，后来从民族优良传统格言“天行健，昌予以自强不息”中取行健为名，以自励。早年在关东经商，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他深感做亡国奴的耻辱，奋发图强，以身许国，矢志参加救亡。1934年，他回到山东，寻找抗日门路，参加抗日斗争，逐渐锻炼成我党隐蔽战线的一员。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徐行健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定成绩。由于他在革命斗争中受过重伤积劳成疾，全国解放后，于1950年与世长辞。现将他从爱国商人到革命战士的事迹，综述于后，以资缅怀。
跨海远涉 谋生关东
在旧社会的中国，劳苦大众深受“三座大山”（封建主义，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生活极为贫困，四出逃难谋生，南方人“下南洋”，北方人“闯关东”（去东北谋生）。年仅十二岁的徐行健，为生活所迫，只读过三年私塾，即随乡人跨海千里去东北吉林谋生。
到吉林后，经人介绍进了吉林天和商号当学徒，一年劳累所得无几，乡友们给凑了一身旧棉衣和破被褥才熬过了严冬。一天做到夜，吃不饱、穿不暖，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还不如店中养的那群狗”。但他自幼勤奋好学，尽管饭吃不饱，活做不尽，日夜劳累不堪，仍挤出时间学文化。终因缺吃少眠，病魔缠身，得了肺病。从此辞职休养，三年的学徒赚得一身疾病，时在满清末年。
徐在病中甚为苦闷，已无少年的活泼性格，终年不见一笑。回想掌柜们对学徒的苛刻剥削，见了满族官绅们的奴颜卑膝，深感穷人要活下去，只有换个天下才有希望。
病情稍有好转，又去珲春源昌商店作店员，经理黄善卿是个基督徒，宣扬宗教的仁慈博爱，对徐的身世处境颇为同情，对徐养病、读书习字概不限制，是一个比较宽容的求生之处。年复一年，黄经理对徐做事认真，处事能干，甚为满意，而黄年老体弱，经营店务已力不从心，就把生意大权赋予徐管。从此，徐的生活渐渐宽裕，在当地社会上也有了一定地位，成了一位爱国商人。
立志救亡 投奔西安
“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三省，穷凶极恶的面目暴露无遗，凡有民族自尊心、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无不义愤填鹰。徐行健不甘忍受作亡国奴的屈辱，毅然放弃掌柜的职业，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到处宣传抗日救亡，一度与东北抗日将领赵尚志取得了联系，为赵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搞过军用物资。徐只凭满腔热忱，没有对敌斗争经验，又缺乏政治警觉，不久，引起了日本鹰犬的追逐，便和好友崔岩（崔国璋）一起逃离长春，回到关内的山东青岛。他们先赴青岛，后到济南、泰安，又走北平、天津、上海和大连，到处访友，寻找抗日救亡门路。徐的抗日热情虽高，只是一种朴素的爱国意识，对共产党不了解，对蒋介石还抱有复国幻想。后来找到西北军冯玉祥老部下韩多峰，表示愿为抗日救亡出点力。在韩的支持下，徐等集资购得汽车二十来辆，在泰安东部开办了“裕通汽车公司“搞运输，徐任经理，崔岩和韩多峰介绍来的秦化南（共产党员）任副经理。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裕通汽车公司”在“有人出人，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的号召下，全部汽车被韩复渠部队征为军用，公司就此结束。
徐经过多年奔波，结识了许多良友，逐渐认识到要抗日必须投奔共产党，，只有跟共产党才能真正抗日。公司结束后，看到不少有志之士多向西安投奔八路军办事处，徐受到了启迪，从迷雾中见到一线曙光。徐、崔二人商量后，由崔携带徐的眷属去青岛，徐在友人的帮助下于1937年底去西安。徐到西安，见到了林伯渠和八路军办事处的伍云甫等领导同志，受到了他们热情欢迎，得到亲切教诲，又在中央社会部工作关系陈建晨的帮助下筹组了战地服务团，团员三十余人，徐任团长，走上了抗日征途。
首次出征车祸重伤
1938年4月，八路军办事处要徐去掩护韩多峰到山东联络韩的部属。韩此时经冯玉祥介绍在五战区李宗仁处任参议，他过去曾在河南任第二集团军61师师长、民团军军长、全省人民自卫团总团长，山东联庄会总会长，在山东有很多部属和会员。徐接受任务后，偷越敌人火线，闯过潼关，迳去徐州找到了韩，双方谈得十分融洽。随后，徐与韩离开徐州去山东，路经曹县，向驻防的沈鸿烈部借了大汽车一辆，驶至郓城一带，司机失慎翻车，当场死一人，重伤十人，徐是其中之一。受伤的团员都返回后方，其余有的去鲁东四支队，有的随韩去临清四区专署。徐因伤势过重，留在韩的老家东平县治疗。
韩到临清，沈鸿烈为了利用韩牵制六区（聊城）司令范筑先，请韩担任四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徐得知甚为不安，因重伤在身亦无可奈何。韩到．职后，沈从中挑拨离间，四、六区经常发生摩擦，四区与八路军独立团也起摩擦，徐心急如焚，抱病出面，以抗日大义去四、六区游说，范同意徐的意见，韩也有所觉悟。徐与在范部工作的齐燕铭、张郁光等研究，认为三方应该联防，不然四、六区地处大平原是很危险的。尔后，徐带着韩的信去南宫韩庄晋见129师徐向前副师长汇报，陈述以前引起的摩擦是一个误会，愿与129师联防，徐副师长马上给韩多峰回信促其早日实施，于是出现了初步联防的新形势。徐在东平养病期间，听说袁仲贤组建平原纵队，便去袁的部队报效，但病体未愈，不宜参加部队工作，经袁慰勉和劝说，劝徐去济南边治病边搞地下抗日活动。徐按照袁的指示去了济南，一面养病，一面组织秘密活动。
崔岩，在裕通汽车公司结束后，携带徐的家属去青岛，找到开办青岛青济胶厂的友人张柏祥。但该厂已于1938年初被日寇误为国民党企业查封，经多方交涉疏通，日寇要张与日方合营，否则不准开办。张与刚到青岛的崔岩商量，请崔予以协助。崔得此机遇，积极帮办。先是写信给他在东北的好友孙子俊（山东人，爱国工商业者），由孙商请与他在东北合伙开办火柴厂的日本人四户友太郎，来青岛一起办青济胶厂；张又邀在青岛与他交往多年的日本商人伊藤英宏（日寇侵占青岛后，被聘兼任日本宪兵队顾问），参加青济胶厂投资（实是干股），便于同日寇办交涉。经数月筹划，将青济胶厂变为中日合营，日本人四户友太郎任董事长，伊藤英宏、孙子俊、张柏祥任董事，崔岩任常务董事、经理。1938年下半年，青济胶厂启封开工，崔岩就以青济胶厂经理的身份立足青岛。
徐行健抵济南，即与崔岩取得了联系，并住在崔办的青济胶厂济南分庄。其间，徐常与分庄职工刘岱峰、丁方桐交谈，向他们宣传抗日和共产党八路军抗战斗争事迹，刘、丁二人都愿跟徐一起参加抗日活动。
1939年春，徐领其长子徐振羽去了115师，何运洪部长要徐作民运工作，要徐振羽去训练班学习。
不久，敌人进攻，激战数日，徐父子都病倒，领导考虑到当时的艰苦环境，徐无法跟部队活动，黄历副主任劝说他们离开部队回家或到城市养病。徐又回到济南，即约崔岩面晤。崔赶到济南，认为徐在济南熟人较多，长住不安全，建议徐去北平南苑其友人孙子俊处，徐在东北时即与孙友谊极深，在经济上曾得到孙的很多帮助，徐甚表同意，当即离开济南去了南苑。崔送徐抵达目的地即返回青岛。
徐到南苑，经医生诊断，病情比较严重，医药治疗短时间难以奏效，徐只好安心长期住此养病。
徐在南苑思想极端‘苦闷——“夙愿未酬身先伤，医药无效，何日能复康！”北平沦陷后，旧书、文献充斥市场，到处随手可得。徐自幼喜读书，购得很多进步书刊、革命文献，日以继夜地博览强识，知识日增，思想境界顿为开阔，他感慨地说：“读了社会科学范围的书和革命文献，才彻悟到彷徨多年征途路，积劳成疾几丧生。”“现在，心中郁闷扫除了，开始明确认识到革命真谛在那里！”“医生未治愈我的病，还是革命理论打开了我的心扉”。
徐在养病期间，与崔岩通了很多信，给崔寄去不少书籍，崔的思想也受到很大启发。
经过一年多休养，病未痊愈，但大有好转，徐积极筹划再上革命征途。一度想去抗日根据地找部队，又感长途跋涉身体难以适应，经反复思考认为革命工作到处可为，不一定非到前线就是抗日，潜入城市搞地下抗日工作，实现以前曾向袁仲贤表示的心愿，也是革命。想到此，就联想到崔岩在济南、青岛都有很多关系，都能立足，因而立即给崔去信，崔不久来信约徐到济南共商。
徐、崔在济南多方商量，认为徐和崔的家属都在青岛，去青工作更为有利。
青岛藏身立志抗日
1941年春，徐行健到青岛，住在崔家。当时，崔认识一位抗战前夕毕业于山东大学的青年知识分子张佩甫，介绍与徐相识。经徐教育培养，成了徐在青岛的第一个工作关系。徐、崔、张商量，拟筹办一个药厂，作为开展抗日活动的立足点，他们凑了一万元钱，又从上海和东北请来制药师陈仰之等技术人员数人，在原奉天路208号办起了“斯宜药厂。”徐任经理，崔岩和一心想发财而定要出资一千元的曲佩光任副经理，张佩甫任厂务主任，张的同学曾在因任厂长。徐从济南找来丁方桐当了仓库保管员。徐对丁说：“开办药厂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抗日，现在坚持敌后抗日的八路军缺乏医药，我们生产的药品只要能运到胶东根据地，就会起大作用；同时，还可招收一些青年来学制药，将来再动员他们去根据地工作，他们就会做出大贡献。”
不久，便生产出“红汞”、“止血药棉”、“止痛片”、“止咳药水”及“咖啡因”等药品，大家都很高兴。可是，日伪政府迟迟不发营业执照，不准中国人制药，无法继续生产，还未及去根据地联系，该厂在1941年底便告结束。药厂虽未办下去，但徐取得了公开的社会地位，播下了抗日种子，聚集了一些地下抗日力量。
在处理药厂停办事宜的同时，徐与崔、张又研究出新的计划，筹组一个新的商业点，以青济胶厂为依托，实现地下抗日活动的设想。张在南海沿太平路11号租了一幢独院小楼，开设“罗利贸易行”，徐任经理，张任副经理，作为青济胶厂的代销店，资金大部分是崔岩’所筹，兼营西药商品，以商业的形式支援抗日；店堂楼上，作为开展地下抗日工作活动的秘点。
1941年，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年代，日寇对根据地严密封锁，从青岛通向胶东的水、陆要道都有日伪军重兵把守。根据地内物资紧缺，要想将八路军所需物资运到根据地也非易事。于是，徐又提出，把青济胶厂抓过来，利用该厂开展活动。该厂地处青岛市郊的四方区，供销业务的车辆经常往来于市内和胶东几个县之间，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有利条件，而且厂的董事长又是日本人，崔岩是该厂经理，办理此事并不很困难，以此为掩护，运送物资去根据地甚为理想。但该厂有一德国人任技术厂长，是进行工作的一大障碍。因此，徐就给崔出主义想办法，挑拨日本人与德国人的关系，在日、德人之间制造摩擦，联合日本人排挤德国人，不久终于迫使德国人辞职而去。崔乘机推荐张佩甫担任了厂长。这样，厂的大权就操在崔、张二人手中。青济胶厂就变成了向根据地输送物资、人员的掩护基地。
厂子抓过来，商号也已开张，具备了开展工作的条件。徐行健带其儿子以回乡探亲为名去掖县寻找共产党、八路军，以争取党的领导。开始，有的同志听了徐的汇报不敢相信，说：“你一个人能作那么多工作吗？”后来，胶东《大众日报》的陈一民将徐介绍给胶东区党委西海地委各救会秘书长尹涧，尹听了徐的汇报即报告了地委，从此，徐与西海地委取得了联系。
西海地委有关部门听了徐在青岛宣传抗日，要动员知识青年和科技人员来根据地参加抗日工作，以及他们筹备支援抗日的计划，并具体汇报了崔岩是个爱国的工商界人士，一心一意愿为抗日救国捐献巨款，以实际行动为抗日出力等详细汇报，一方面对他的工作给予肯定和热情鼓励，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对他们抱着怀疑态度。所以，对他们的工作仅提出了一些任务、方向和要求。从此，徐等与西海地委有了联系，从沦陷区购买药品、物资等输送到根据地，至于对他们在敌区的活动，还不敢放手使用。
秘设布厂 支援前线
徐行健得到指示后，就返回青岛，给崔岩、张佩甫等讲了西海地委有关部门提出向根据地运送急需的棉布、药品、医疗器械等军需物资；动员经过考察的爱国青年，特别是科技人才到根据地去参加抗日；团结各阶层民主人士；并密切注视敌伪政治，军事动向，及时报告的指示。听后，大家非常兴奋，认为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当时，日寇疯狂扫荡，我八路军处境艰难。徐除支援根据地药品、染料、照像器材、机械零件等物资外，又与西海地委有关部门研究，决定在掖县根据地的朱由村开设一个商号——东兴隆，任务是：一、办一个织布厂，秘密生产棉布，解决八路军急需的被服问题；二、作为青岛地下工作人员与根据地之间的秘密联络站，所需资金均由崔岩筹措，对外以私人投资面目出现，还动员了王秋白、丁方桐、刘岱峰等去参加筹建。正在筹备之际，日伪大扫荡开始，尹涧决定推迟进行，直到1943年才开始生产。尹任总经理，徐任副总经理（实际是徐主持，并来往于青岛和掖县根据地之间），纺织厂由曲九洲（根据地的掖县商救会长）任经理，王秋白任副经理，丁方桐任纺织股长（财会）、刘岱峰任车间股长，西海地委派来的党员干部班波、崔国涛等负责组织农村妇女纺纱，还聘请了二十多名技术工人，雇佣了三四十名女工，很快即开了工，实际是胶东军区后勤部的地下纺织厂，产品都交军区使用。
厂子虽然不大，办成却真不易。生产资金由崔岩筹措，但青岛的伪币在根据地不能流通，需从青岛运出物资转换成抗日政府的北海币，日伪军又对根据地封锁禁运，棉花原料也被日伪控制着。弄到棉花又无纺纱厂，动员农村妇女纺土纱需一两千户人家纺，风声大了，群众又怕被日伪发现视为私通八路军。纺出了纱，又需织布机，买了布机又要想方设法运到根据地。布机运到，农村又没有会开布机的工人。纺出的纱，织出的布，还得挖地洞贮存，将布运到军区后勤部门去还要偷越日伪据点。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克服了种种困难，终于办成了。
这个厂，从开办到抗日战争胜利，单从生产任务来说，共生产棉布五千余匹，可制军服三万五千多套，为抗日作出了一定贡献，受到了领导的称赞。抗战胜利后，“东兴隆”转化为秘站，纺织厂移交胶东军区。后来，崔将余款，全部交给了党。
徐行健在办好“东兴隆”的同时，在青岛以“罗利贸易行”为基地，广泛开展了地下抗日活动。1943年，西海地委为了鼓励他们的抗日积极性，聘徐行健、崔岩、张佩甫分别为“海外抗日救国同盟会”主任委员、组织委员和宣传委员。
他们又以大老板的身份，在青岛同工商界、知识界进行广泛的交往。在这些交往中，他们不失时机地、巧妙地宣传爱国主义思想，把党的抗日主张和统战政策渗透在话题中，使这些人士在社交中接受了共产党的宣传，痛恨日寇，厌恶国民党。这些人中，不少在以后的解放战争中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社交和业务活动中，还教育动员了三十多位知识分子到根据地参加革命工作，其中，有的还是根据地所急需的医生、科技工作者。后来，这些人都成为革命骨干，有的还成了我们的情报、保卫干部，为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抗战胜利 另建密点
徐行健等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同各界广泛接触，政治面目逐渐暴露，日寇投降后，青济胶厂被国民党劫收，形势的变化，使他们不能继续工作，西海地委决定要他们撤回解放区。此时胶东区党委成立了统战（情报）部（简称“胶东区统”），徐的关系转到“胶东区统”。
徐行健先离开青岛。崔岩在青济胶厂接交完毕后也离青岛，以做生意为名绕道营口到了大连。张佩甫在青岛有老家的户口，有条件隐蔽，继续留青岛坚持工作。
崔岩在去大连途中遇到当年他们介绍到胶东根据地去的青年学生李涛，她在大连的中央情报部门工作，她就把崔介绍给情报部负责人肖立。当时，正需要干部，肖即动员崔留下搞海外贸易来掩护情报工作。大连情报部门致函“胶东区统“，提议除要崔留大连工作外，根据崔的建议，拟将徐行健、王秋白也调大连，准备由情报部门出资，用崔岩的名义与徐行健、王秋白等合资开办私商代理店，作对海外通商业务，以开展战略情报工作。后形势急剧变化，此议遂搁置。徐、王仍留胶东，崔也奉命转北平工作。
徐行健离开青岛前，安排张佩甫留在青岛另组秘点，并作了周密安排。张把联络点选在莱芜路2路10号的一幢独院小楼上。此地比较冷僻，楼上还有个顶棚，可以藏身。1946年春开始，张即任私立高级工业学校教务主任、校长，在徐的领导下，继续坚持隐蔽斗争。
争取上层 迎接解放
几年来，徐行健等在胶东、青岛，做了很多支援根据地和抗日斗争的工作。忠诚抗日，斗志弥坚，政治觉悟日益提高，在斗争中，使他认识到，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才能翻身做主人。但是，他从多年与共产党、八路军的接触中长期困惑不解的是，对他的教育虚心接受，交待他的任务竭力完成，而在政治上却对他一直不予信任。当时由于“左’’的关门主义思想干扰，对徐行健的看法长期抱着怀疑态度。委实，在根据地里和青岛敌占区里，还没有发现类似徐行健其人，毁家抒难，坚定抗日，屡败不馁，追随共产党、八路军忠贞不渝，同志们对徐的印象是：一是 “大”资本家，二是有活动能力，三是社会关系复杂，四是他们后来与日本人来往……总之，认为徐行健大为可疑，由于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又不能拒其于抗日反蒋之门外，只得谨慎对待。
1947年12月，美蒋军队进犯胶东解放区之后，徐行健、王秋白二人从掖县赶来“胶东区统’’汇报请示工作，领导上仔细地听取了徐的一天汇报后，多加慰勉，安排休息，听候指示。
区统领导仔细地分析了徐行健汇报的情况，同时又听取了几位老科长的怀疑意见，当机立断地对徐行健等的工作作了以下决策：一是徐等的工作由“胶东区统”直接领导；二是确定他们的工作在隐蔽战线上发挥作用；三是妥善结束“东兴隆”生产任务转向情报工作；四是对徐及其他主要负责人员进行系统调查了解；五是在调查的基础上确定他们的工作方针和任务。
翌日，“胶东区统”吴若岩部长首先向徐行健宣布了上述五条中的一、二、三条，接着进行了革命形势和任务的长篇谈话。徐老泪横流地说：“我为革命奔波了这么多年，第一次感到党的信任和温暖，这回算真正找到了党！”
此后，吴若岩部长亲自到华东局社会部汇报，接着见了参谋长袁中贤，汇报了徐行健的情况和工作表现，请教徐在抗战初期在鲁西的表现，以及对其使用的意见。袁肯定地回答说：“我看这个人是倾家抒难，要参加革命是真心的。可以在使用中加强对他团纪教育。”吴又访问了大革命时代的老党员陈文其，了解徐行健等在青岛的活动情况。陈肯定地说，徐等是一帮爱国商人。根据各方面的调查材料，吴同负责派遣工作的葛申科长仔细地分析研究了徐等的历史和工作表现，确定对徐等在大胆使用中加深了解，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在统一战线工作中闯出一条获取战略情报的新路子。
1948年的秋天，准备解放青岛的工作提上了“胶东区统”的议事日程。当时，由部直接派往青岛进行秘密工作的主要有两条线，其中一条线就是徐行健负责的，任务是了解敌人的动向，尽量防止敌人南逃前的疯狂破坏，在上层人士中开展宣传党的政策，争取他们留在青岛，反对跟随国民党南迁，保护好工厂企业设备，迎接青岛解放。
徐在青岛有抗战时期的工作基础，并有张佩甫的秘点，为了进一步加强对青岛的工作，“胶东区统”又派了丁方桐、刘岱峰、张学礼、张斌、史斗晨、陈杰三等去青。他们在徐的具体指导下，有的负责交通，有的找关系搞情报。设法了解美国领事馆的情况，搜集美军动态。他们把国民党海军学校的一个中校教官也拉过来为我们工作，还开展了对工厂学校和外商洋行的调查，等等，做了不少工作。徐对开展青岛的工作，善于抓重点，敢想敢干，且经验丰富。为了开展上层工作，徐要张佩甫去作以前曾合作开过斯宜药厂、抗战胜利后加入中统的《民众日报》经理曲佩光的工作。开始，张认为曲虽系同乡，老相识，但他是中统分子，不敢贸然行事，犹豫不决。徐派交通员丁方桐对张说，曲并非地主恶霸，只是贪图名利才走上邪路的，现在敌人快要完蛋了，他不会抛开家中老小跟敌人走到底，相反，只要晓以大义，向他指明利害，给他个立功自赎的机会，是可能拉过来的。张听了徐的分析，一扫疑虑，大胆向曲进行工作。果然，曲表示愿诚心诚意弃暗投明。然后，由张将曲带到徐负责的平度县南村“普兴东”秘站，“胶东区统”组织科长葛申和徐行健接见了曲，曲提供了所知道的中统的内情，并愿回青岛进一步为我方工作。
曲返青岛后，就接触和发展了中统分子王金寿（一般成员）、市北区区长徐宏逵、伪市长赵琪的侄子赵贤良，赵又发展了其堂妹赵仲玉（赵琪之女），赵仲玉又发展了与她一起在私立文德女中任教的郭美珍，使徐在青岛的工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网络。
1948年9月24日济南解放后，盘踞在青岛的国民党军惶惶不可终日，妄图强制工厂、学校南迂，将搬不走的市政设施和大企业的机器设备炸毁，然后在美军掩护下南窜，给我们留下一个“死城”。社会上盛传我解放军就要攻打青岛，人心慌乱，富商大贾外逃之风炽烈。徐行健在“胶东区统”的具体指示下，指挥曲佩光、张佩甫等积极争取上层人士，运用上层人物同国民党展开了一场反南迁、反破坏的斗争。陈孟元，是青岛阳本印染厂的大老板，在工商界中有地位、有影响。徐行健亲自写信给陈要陈留青，不要跟国民党南迁，陈接受了徐的忠告，对工商界起了一定的稳定作用。
供电、供水、通讯都是城市重要设施，且都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曲佩光与这些官僚资本的代理人都能对话，徐行健就要曲去作争取电厂厂长徐一贯、副厂长刘文东的工作。徐、刘以及襄理常萌集都给争取过来了，有力的支援了该厂地下党发动群众进行护厂的斗争，避免了敌人对电厂的破坏。
争取一人稳住一片
争取中纺公司总经理范澄川是他们的工作重点，做得十分成功。中纺青岛公司拥有八个棉纺厂，三十六万余纱锭，七千余台布机，还有印染、针织、机械和化工等厂，计十三个大厂（其中六个厂有发电设备），一千余技术人员，两万多职工，在青岛经济界举足轻重。如何将中纺系统保护好，不遭敌人破坏，完整地转为人民财产，在当时是一个难度不小的课题。徐行健就要曲佩光去作这个官僚资本的代理人范澄川的工作。
范澄川，抗战胜利后由国民党派来青岛接收这些企业的接收大员，既是青岛中纺的总经理，又是青岛工业协会的理事长，不论在社会上还是国民党官场里，都是知名人物。他是一个无党无派的、富有事业心和爱国的实业家，又在工商界中颇有影响，如争取了他，不仅能保住中纺这些企业，还能稳住全青岛市的工商界。他是个关键性的人物。
曲佩光通过与范澄川同住在一幢楼里的赵仲玉和郭美珍去与范接触，经过一段时间细致的工作，终将范争取了过来。范愿跟随共产党，决心留在青岛，并尽力保护企业不遭国民党破坏。他利用同国民党的党政军特的关系，尤其同青岛的最高统治者——十一绥靖区司令刘安祺关系密切，取得合法手续，打着防止坏人破坏的旗号，公开组织护厂团，巧妙地同国民党周旋，千方百计地保护了工厂，机智地躲开国民党强制他迁往上海的安排，完成了护厂任务。青岛解放后的第三天，中纺各厂即开工恢复了生产，影响到全市工厂纷纷恢复了生产；因而受到了青岛市军管会第一号通令嘉奖。
青岛解放前夕，徐行健经“胶东区统”党组织批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进城后曾在市公安局和市委统战部工作。尔后，胶东军区熟知他擅长经营管理，指名向市军管会要他担任军区的胶东企业公司经理。不久，徐沉疴复发，多方医治无效，于1950年9月17日逝世，时年55岁。徐在解放前，为革命倾家，为革命积劳成疾，忘我工作，从未取公家分文。军区为了表彰他对革命有功，批准给予烈士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