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兄在浩长我8岁。我10岁那年恰遇“七•七”卢沟桥事变。因时局动荡，国民党的军队撤出我县城南逃，老百姓惊恐不安，所以我们村中的学堂被停办了。到1938年1月3日新泰城被日本强盗占领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来到了我们家乡时，我正在失学后陪伴二兄为村中养牛户放牛。我兄弟俩从春到秋，赶着牛群将村四周的山峦牧遍。那年哥哥18岁，我10岁，兄弟二人将牛群引领至绿茵山坡后，群牛在那里尽情地吃草时，是我兄弟俩最快活的时光。见有空了，二兄从他背囊里掏出了使我预料之外的许多“宝贝”来。什么笛子、口琴、刻刀、小锉、葫芦、木块……他边掏边问： “你会不会使用？喜欢不喜欢？”我说： “不会用，都喜欢。”这时，他高兴地先拿出笛子、口琴吹了一曲《苏武牧羊》古曲，使我听得入神。接着又拿起刻刀、锉子在葫芦上刻花凿孔，在木块上绘画，然后仔细地再雕琢图形。聚精会神的他在操作时，是那么认真、娴熟、高兴，简直引我入了迷。以后，每逢牛群午晌时，他总是忙个不停地画呀、刻呀，直到午晌结束，再赶牛群放牧。这就是我陪二兄放牛一年多时间里，是他用功练习手艺的最好时机，几乎天天如此，且己成为良机善作的好习惯。从那时起，浩哥在我童年的心目中留下了抹不去的良好印象。使我深切感受到，他真是个多才多艺、聪慧过人、好学上进、志趣广泛的好兄长、好青年。
这些童年时的印象，至今仍刻印在我的脑海中，一同放牛、一同参加村中抗日活动、一同参军抗战打鬼子的情景，可谓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永难忘怀。
（一）驯牛好手
我们家境很贫困， 除了几亩山薄岭地的收入， 几乎没有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来源。每年的山田收获，养不活全家，怎么办呀，只好由父亲带着未成年的大哥，到外村给富人家做长工、当佃户，挣点钱粮糊口；再由我的母亲与姐姐，用自磨豆腐、自生豆芽卖出后换取微薄收入，作养家补充；我的二兄年仅14岁，便为本村各养牛户家放牧，用他放牛所得（全村15头牛，每头牛主给5升谷子），为父母减轻了家贫粮缺的沉重负担。
说到二兄在浩放牛的七八年中，在驯导领头牛听从他指挥、使放牧的牛群个个肥壮、保护好牛群牛犊安全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全村的养牛户大都赞不绝口，都希望着在浩把牛倌继续当下去！
在浩在牧牛中，我亲自感受到他有一种独特的魅力和执业精神，所以才得牛主们的信赖和好评。
他为了使群牛在山上放牧时不乱窜跑而踩坏庄稼，或馋牛糟践道路两旁的农作物，先选择好听他指挥的领头牛，份外先采些青叶绿草给它也吃，然后再吆喝着要他它去哪里走哪里。领头牛前边走，紧跟在后面的牛群便鱼贯而过，乖乖地按着浩哥驱赶的方向顺势前进。一天的放牧，群牛在领头牛引领下，沿着已选择好的茂密富草地段，尽情地啃吃，直到填饱肚子。这样一来，一群牛一天放牧下来，可以一棵农民的庄稼也不被损坏或糟践。
牛群要肥壮，必须草吃饱、水喝足、晌歇好（即牛群上午吃饱草，中午休两时辰，便于膝草反刍，消化吸收）。这三招虽是常识，但牛倌们很难一一做到，而唯独在浩却月月年年全部兑现。
我还记得，浩哥放牛时，还练就两个绝招，即“投石准”（对不听招呼的牛，用抛扔石头击身警告）、“抽鞭狠”（对嘴馋易损坏路边庄稼的馋牛，挥动长鞭，用鞭梢子抽打斗也）。这两个“绝招”交替使用，使整个牛群都服服帖帖地听从他指挥。这便是牛倌在浩连续放牧多年，牛主们仍舍不得更换他的缘由；也是在抗战初期被村民一致选为抗日职工会长的人脉所在。
（二）爱好艺术
我们村子地处偏僻山区，恰好是共产党领导人民抗日最好的根据地之一。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山东纵队第四支队、中共新泰县委与抗日县政府、新泰独立营与新泰县大队等抗日党政队伍，隔三岔五地驻扎在我们村子里。1938年春天，村中的共产党员们，选举我的大哥杨在沂任党支部书记兼抗日自卫团指导员，二哥杨在浩一边放牛，一边被选为村抗日职工会长，与大哥一起在党的领导下，组织与发动全村成立抗日村委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组织。因为全村民风与民情好，成为党与抗日军政群团体常驻的村庄。这中间，有不少抗战知识青年参政入伍后，有的爱唱歌，有的爱吹口琴、拉胡琴，有的写大标语画漫画作抗日宣传。村中的抗日夜校与各抗日救亡积极分子，常在驻军的文艺活动中被约请参加。此时的在浩早已按捺不住久己渴望的期盼，只要抗日驻军或县抗日团体邀请，他几乎无一例外地争先参加。在浩兄的吹、拉、弹、画本领，都是这时学会的。在和这些抗战青年们交往日渐密切的同时，他见八路军一一五师东进支队有一位班长会吹口琴，便主动跟他学着吹曲子。这位老班长在一次与日军作战中腿部被炸成重伤，伤后从前线转下来，由支队卫生队安排在我家养伤避难。因我母亲像儿子一样掩护、照料他，并为他冲洗伤口，喂饭送水，使他转危为安了。在他康复归队前，再三感激母亲的救命之恩，并将他战斗中缴获日军的战利品一一最喜欢的一只口琴，留给了在浩哥作纪念。这便是浩哥为什么那么喜欢吹口琴、和他独有一只口琴的来历。在县抗日宣传部门，负责绘画宣传的一位宣传干事（名字己忘），是济南师范学校学美术的学生，年龄、个性、风度和浩哥差不多，所以两人一见如故，成了好朋友。这宣传干事的拿手本领是绘画、雕刻、拉胡琴，他运用这些技艺为中共新泰县委、县抗日政府和各救亡团体作抗战宣传，效果很好，人们喜欢。他画的日本鬼子屠杀中国人民的魔鬼形象，惟妙惟肖，看后不仅使人愤怒仇恨，更有出奇的号召力一一要想保家乡，赶快拿刀枪，走向抗日的战场！
在浩在山上放牛时，背囊里所以装满作画、雕刻或吹拉弹唱的家伙，又不时抽空练习，可以说，这些多是从那位济南学生、宣传干事和好朋友处学来的。在浩兄兴趣盎然、学啥像啥。自学绘画之后，他自己攒钱买了各种颜料、画笔和毛边纸，利用下雨天不牧牛时，在我家南屋里，用父亲那张1日木桌，铺好纸、调好色、磨好墨，把自己关在屋里，借着南窗的亮光，一遍遍、一张张尽情地学着画些人像、花卉和鸟兽。我记得他还学会画“刘关张桃园结义”，画“梁山好汉林冲、李逵”、画“杨香武盗御杯”、画“观世音慈航普渡”等等。他画的“八路军用手榴弹炸鬼子”、“民兵自卫队员练劈刀”、“抗日儿童团肩扛红缨枪站岗”……这些鲜活的形象虽不标准、不出众，但他毕竟成了在抗战岁月中自学成才的“牛倌画家”。残酷的战争年代虽已过去，可他的这些作品没有被保留与传承下来，实在令人惋惜！
（三）喜欢雕刻
在我上私塾学堂时，我的父亲已结束了佃户、长工的卖力生活，专跟我伯父学做木匠手艺。他老兄弟俩做木工，为普通人家做凳子、桌子、柜子；为嫁娶人家做各色嫁妆；为富裕人家做八仙桌、挑山几、太师椅、花鸟架、挂衣橱等。总之，凡有木匠活，兄弟俩样样招揽。招揽的多，人手显得不够，就令童年的小浩哥作他俩的帮手，如拉锯、刨平、凿榫、刻花，他样样学着干。几年下来，他己渐成木匠的小帮手。后来村中养牛户们，因牛放牧的不好，他们不再雇佣我二伯父了（他因患肺病，难以赶牛上山吃草），于是都来找我父亲商量，想雇请14岁的小浩为全村放牛。我父亲与母亲商量同意后，大约于1934年初夏，二兄在浩便接替了生重病的二伯父，成为我村第二代的牧童“牛倌”。
自从浩哥当上“牛倌”后，他除尽量将牛群放牧好之外，还抽出可利用的时间练习雕刻刀工，甚至有点着迷。在山上放牛时，我帮他看好牛群好好啃草，只要牛群不乱窜跑，浩哥就会聚精会神地在己备好的大小葫芦上凿洞、锉孔、雕花、磨光，使一只只葫芦很快成为鸟巢虫笼。待到放饱牛回村时，他已将雕琢成的葫芦，偷偷地挂进了我家南屋里珍藏备用。他雕刻葫芦，一是为练手艺，二是满足兴趣，三是为养殖他喜欢的鸟虫。
1939年春，我们村的私塾学堂恢复了，奉抗日县政府之命，私塾学堂改建成抗日小学。从此，我不再帮二兄放牛，回到了失学一年的新学校。而二兄仍一面放牛，一面利用村抗日夜校读书。他在夜校中，常请他的那位好朋友一一县委宣传部干事来教课，并约他“开小灶”专教他绘画、雕刻、写字。此时，浩兄不仅是村抗日职工会长，也是一名正式共产党员了（当时规定雇农入党无候补期），又是村党支部委员，由他主持抗日夜校运作。这时的在浩哥，在村抗日职工会与抗日夜校中，因非常奋力负责，在新泰县区抗日的村干中已小有名气。人们都传颂着“杨在浩这位牛倌，不仅牛牧得好，职工会与抗日夜校也办得好。这样的好青年早该调出去抗日，更好地发挥他的聪明才干。”
1940年2月26日这天，是我离开抗日小学参加八路军的日子。为了欢送我、勉励我当好抗战打鬼子的小八路，浩兄他早已为我精心刻制了两枚印章，一枚用山上的黄杨木，以“阳小篆”刻上“杨在春”三字；另一枚是以“阴阳小篆”刻上“杨洪波”三字（因父亲给我兄弟五人起名时，全用水字作傍，故浩兄使用“洪波”刻赠）。他用一方牛角盒嵌入两个图章，在我离家时亲手递给我留作纪念。
当我喜出望外地接过“两方印章”时，对兄长这份火热的心意深深感动。他从怀中掏出来对我说：“我才学会刻章，刻的不好，送你到部队中可能用得上”。这虽是一句极普通的送别话，我听后立即泪流满面。收下这份珍贵的心爱之物，一面用袖子抹去脸上的泪
水，呜咽着对二哥说： “我到部队长大后，一定用得着它。只要我人在，将会陪伴我一辈子！”说罢，兄弟二人各自流着热泪，都默默无语，从此我一步三回头地与浩哥分别了。
1940年夏末，在浩兄已被上级党调出，被派到新泰县抗联任职工会干事，从此开始他在革命队伍里新的工作了。而这两方印章，自我参军别家后，一直带在身边。无论是炮火连天的抗日与解放战争，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或者是惨烈的文革十年浩劫中，它变成了我的“护身符”，给了我战胜险恶和克服困难的信心与力量。
这两方印章，陪伴了我71年，在我所有公务活动中，凡盖本人印章，均见其影。至今它在我离休后的幸福晚年，成了纪念胞兄唯一珍贵的慰藉所在。
2002年清明节那天，我由上海专程去浙江衢州为浩兄扫墓时，专门将这两方印章端端正正地摆在浩兄坟前供台上，并以三鞠躬虔诚默悼，低吟了《珍怀》诗一首（见Pll《七古•珍怀》，编者注）。
2011年3月3日于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