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病最后一次主持葛洲坝会议
葛洲坝工程通过这么多年的运行和洪水的考验，可以说是成功了。像任何一项重大事业一样，无论成功或失败，其因素都是很复杂的。如果要把成败的原因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古人说的“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当然，要真正坚持这种“勤”与“思”，防止“嬉”与“随”也是不容易的。这是就我个人的工作而言。但是，如果没有周总理对葛洲坝工程的关注，并果断采取措施，这个工程的前途真是吉凶未卜；如果不是周总理授权于我，我有力也用不上。
葛洲坝工程，早在50年代长办就已经把它作为三峡工程下游的一个梯级提出来了。但长办在五六十年代是集中力量为三峡工程做准备，而把葛洲坝工程安排在三峡工程之后再做工作。大约从1966秋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我便失去了人身自由。这以后的几年里，湖北省缺电非常严重，生产用电不消说，就是当时说来非常有限的城市民用电也无法保证。记得最紧张时，武汉市有些街道居民由经常停电直到由居委会拉闸加封一两个月无电。于是在1968年湖北省联合水电部向中央提出采用分两期建设三峡工程的要求。1969年6月，毛主席来武汉视察时，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和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再次提出修建三峡工程。因当时适值中苏珍宝岛战事期间，毛主席以“目前战备时期，不宜作此想”相告。此时长办又正在进行清江流域规划及其梯级隔河岩工程的设计研究工作，钱正英、张体学又退而求其次转向国务院提出修建隔河岩工程。不久，在长办向钱、张汇报三峡工作时，钱才向长办传达了毛主席无意于近期上三峡工程的指示。长办参加这次汇报的一些青年技术人员遂向钱、张建议上葛洲坝，说葛洲坝是低坝，移民少，投资少，电量大，见效快。钱、张一听很有道理，当即要长办研究实施方案。事过一年，1970年9月曾思玉在访问朝鲜经过北京时即向总理提出上葛洲坝的建议。10月30日，武汉军区、湖北省革命委员会联名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兴建宜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请示报告》。
湖北省的“报告”到中央后，阅办的效率特别快，同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原则批准。此时我已被“解放”，是长办多名副主任之一，一切悉听军代表出任的正副主任指挥。已经批斗、形同软禁多年的我，遇事本可漠然视之，不闻不问，但我在葛洲坝这种事关党和国家建设的大计上，是决然做不到的。因此在中央讨论葛洲坝问题时，周总理多次要我参加，此外还有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等国务院领导人和钱正英、曾思玉、张体学等人。在这样一些人参加的会议上，除去总理是召集人意在听取意见而不便发表倾向性意见外，这些同志均表赞成，至少并无异议，只有我表示反对。我反对的理由是：先修葛洲坝，水位抬高，将增加未来三峡工程水下工程的施工难度；只能先上三峡，或者二者同时进行。
在毛主席要总理写一个报告以便批复时，总理说林一山有反对意见。毛主席说：“要他写个意见给我。”这就是我在12月17日急忙中赶写的《给总理的报告》。我这个“报告”送周总理后，他又组织了讨论后于12月24日写信给毛主席。周总理这封信就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批准的意见和国务院组织讨论的情况向主席作了简介，并附送了中央批复件、武汉军区和湖北省的“报告”及附件附图，以及我的意见书，即我写给总理的报告，一并作为毛主席终审时的参考。12月26日毛主席便对葛洲坝工程作了如下批示：
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我不知道毛主席在批准葛洲坝工程时是如何考虑上述两种不同意见的。但是，根据他多次听取我汇报治江问题对我的印象与了解，我可以推测主席作此指示的考虑。一方面，他不能不尊重中央政治局和国务院已经原则同意的初步决定和湖北省的一再请求，而且水电部已参与此事；他对三峡开发又向来支持，葛洲坝既是它的组成部分，由小到大，先易后难，也是可行的。于是从众而定。另一方面，林一山这个人是主管长江水利的，几次谈治江问题总算头头是道，颇有道理，他手下的技术力量又很强，他对于先修葛洲坝的种种顾虑也是言之成理，不无根据。于是才在“赞成兴建”之后，又添上了那几句“但书”，作为告诫。谁能想到，这段批示竞不幸而言中，成了这个工程的箴言谶语。葛洲坝工程在开工两年后，即因设计、施工都有严重问题，果然出现了主体工程停工，需要“修改设计”的局面。
葛洲坝工程于1970年12月26日一经毛主席批准，28日张体学同志便在实际已经开工的工地上，敲锣打鼓地传达了“最高指示”。同时，为纪念毛主席1958年3月30日乘“江峡”轮视察三峡坝址，命名葛洲坝工程为“三三O”工程。12月30日由水电部军管会代表宣布正式开工。
1971年2月，三三O工程指挥部成立，曾思玉任第一指挥长兼政委，张体学任指挥长，张震（武汉军区副司令员）任政委。目标是“三年半发电，五年建成”。主要靠人力施工，最多时曾达到7万多人，大多是湖北民工和基建工程兵，余为各单位调来的人员。长办除设计施工力量主要投入这个工程外，连长江医院也大部分搬到工地。可是，大干了几个月，因为枢纽布置不当，妨碍航运，就发生了严重分岐。我和钱正英、张体学等人主张修改方案，有些人却极力反对，两种意见相持不下。
1972年6月，总理在北京召集建委、水电部、交通部、一机部负责人开会，讨论修改方案，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余秋里等领导都来了，我和长办首席军代表及几位工人、技术人员出席了这次会议。这次会议尽管在激烈地争执下，对方案有所改动，但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并未从根本上扭转局面。因为，要根本改变设计、施工中的混乱局面，就要停下来通盘考虑，但当时对毛主席亲自批准的工程，谁敢轻易宣布停工呢？周总理这时只能就工程质量提出警告，要大家齐心合力把工程修好。可是，这次会议后的葛洲坝建设，由于领导体制、设计思想并未改变，问题益发严重。于是1972年11月8日、9日、21日三天，周总理在京召开汇报会，决心彻底整顿，成立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取代原来以军代表为主的领导班子，在设计、施工的重大技术问题上对国务院负责。
这三天的会议都是晚上在国务院会议厅召开的，有两次到9点多钟，9日这一次一直开到午夜才结束。陪同总理听汇报的有李先念、纪登奎、李德生、王洪文、余秋里等8人。参加汇报的有计委、建委、水电部、交通部、一机部、农林部等部委的负责人袁宝华、谢北一、钱正英、杜星垣、王英先、马耀骥、沈鸿、郝中士，以及湖北省、三三O工程指挥部、宜昌地区的代表张体学、李地山、廉荣禄、傅庞如、靳景泉等人，长办是我和军代表麦汝强二人参加。另外两个晚上的与会人员大致相同，仅略有增减。汇报的方式不是通常事先安排几个专门汇报，而是围绕着总理的提问和讲话进行讨论并作出指示和决定的。
下面我所谈的，仅就记忆所及，在内容上大致无误和无重要的遗漏，而在时间先后上则容有前后倒置；至于总理这三个晚上的谈话尽量追记或据其他文字材料予以补充，也只能尽量做到不失大意。
11月8日，头一天晚上的汇报会一开始，总理在查看汇报人员名单时，就表露了他要改换工程建设领导班子的倾向。原来在三三O工程指挥部中，主要领导人都是军人，总理很不满意，劈头就说：“第一指挥长、第二指挥长是司令员、分军司令员，都没有搞过，怎么指挥？不容易瞎指挥？中央的批复是要武汉军区、湖北省主持，一些业务机关参加，组成坚强的指挥部，没叫你们以军人为主嘛。”
当总理听说，设计、施工人员是按军队办法分成团和连，以便于进行“一打三反运动”时，他说：“‘一打三反’与工地有多大关系？水利工程是与水打交道，马虎一点马上就出问题。长江出了乱子，不是一个人的事。不是你的事，也不是我的事，是整个国家、整个党的问题。这个工程我们当时并不想马上开工，你们急得不得了，以为机不可失。主席‘赞成兴建此坝’，首先是不泼冷水。”
总理接着一字一句地念完主席的批示后大声宣布说：“现在是修改设计的时候了，再不能等了！”
9日晚上，总理先要我们讨论：葛洲坝工程为什么会出现问题？是先上葛洲坝错了，而应该先上三峡？大家认为，问题不是出在中央决策上，是出在建设方案上。一机部部长沈鸿说：“一些很重要的图纸上，没有各级技术负责人的签字，只有描图员的名字。”我听说有人问一位工程师，为什么技术负责人都不愿在设计图上签字，他得到的回答是，这种图纸是匆匆赶出来的，谁敢负责？管理上又很混乱，自然是能不签就不签。当时设计团的人员来自几个单位。
在大家谈到如何走出当前的困境时，有一位同志说：“还得鼓干劲。”
总理说：“一个工程没有正确的设计，地质情况不明，光鼓干劲不是‘缘木求鱼’？现在只有将工程停下来，统一认识，修改设计。”他一面谈，一面从口袋里拿出一张纸条，一面看着我说：“现在请林一山同志主持讨论，钱正英、张体学、王英先、马耀骥、沈鸿、谢北一、袁宝华，给你们3天讨论，不够就5天。”
李先念同志当即补充：“廉荣禄也参加。”廉是三三O工程局的。这个名单也就是我归纳为由“三委、三部、设计、施工”（计委、建委、湖北省委、水电部、交通部、一机部，长办、葛洲坝8个部门领导人组成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此外，除我们9人之外，总理宣布张光斗、张瑞瑾、严恺三位教授做顾问，参加讨论。
总理深知，要解决一个复杂问题，没有强有力的组织领导是不行的。可以看出，周总理是事先已经再三考虑。因为这个名单是当时从衣袋里拿出来的，显然是事前准备好的。
根据总理的指示，从10日起我们在和平宾馆接连5天，讨论了如何修改设计的问题，技术委员会的成员及其工作制度问题，并建议主体工程立即停工，待设计方案确定后再复工。
在21日晚上的汇报会，也是总理最后一次主持的葛洲坝工程会议上，周总理听取了我们这5天讨论后的汇报。我们同意总理提出的名单。也是这次会议上，总理正式指定由我来负责主持这个委员会。在11月10日至14日我们9人的讨论会期间，也就是第一次技术委员会期间，总理要我起草一个工作计划，要求深入讨论葛洲坝工程的具体工作问题。他亲自审查我的计划，指示如何修改补充，并逐段有重点地表了态。
在21日会上他又语重心长地说：“修葛洲坝要成为三峡大坝的试验坝。你林一山原先主张先修大的，我们说服你，先修葛洲坝，做试验。这里出现的问题，那里同样会出现。搞好了葛洲坝，林一山同志就为党立了大功。”
我深为总理的教诲所感动，更知总理说话的份量。周总理这是在带病向我们交待重任呀！
因为总理自知病情，来日无多，而又对工程放心不下，故谈话可谓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几天来的谈话、插话涉及到许多方面。他在谈到施工质量问题时，曾在会上提出，要我把施工的责任也承担起来。我当即表态不能接受这个任务。总理对我的表示显然很不满意，但没坚持。此时李先念也在场，他说就别叫我再管施工了，这才为我解了围。我不能设计之外，再承担施工的责任，是因为这个技术委员会的各单位与我的关系已经很复杂，如果再加上一个施工任务，就会影响我的设计任务，到头来弄得设计、施工都没抓好，反而有负总理重托。以后我又琢磨过总理要我兼管施工的事。总理如果坚持要我兼管，我当时能在长办想到的人选，比较起来，还是张干同志，他可以代我具体主持施工组织方面的工作。
总理在施工能否保证质量方面也提了许多问题。当负责施工的同志讲到施工的一些困难，其中包括设备问题、队伍统一领导问题时，总理说：“整顿队伍好办，主要是设计，要把方案搞出来。”还说：“施工队伍是教育问题，是第二步的问题。共产党的队伍，教育好办。”
总理还说，为什么还不注意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丹江口水库1958年开工到现在，还不总结经验。20多年不总结经验，是要吃大亏的，要走许多弯路。混凝土裂缝，为什么不搞温控呢？你们破坏了混凝土掺和冰渣的制度。”
总理在问到负责设计的单位时又说：“为什么不利用长办的设计力量。”
负责施工的同志说：“设计力量是长办为主。”
总理又问：“长办来了多少设计力量？”
回答说：“长办设计、地质、试验人员220多人。还有原长沙设计院的、水电部的、湖北省的、交通部的。”
我体会总理的意思，他是关心设计到底由哪个单位负责，显然是要找一个可靠的设计单位，而不是由施工来领导设计。
这次会议确定，葛洲坝工程由长办负责设计。为了便于工作，避免单位之间的矛盾，我建议其他参与设计的技术单位全部撤出，总理也同意了。在这之前，长办有被分散的危险。所以总理指示，长办不要改组，不要撤销，长办的设计队伍要恢复，长办需要的人，需要的工作，还是要管起来，凡是有用的人留下，先把设计搞出来。长办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以未被撤销，主要是有总理的指示。总理深知，水工建设水平的高低，主要取决于科研规划设计水平，所以周总理特别关心长办的完整性。我个人认为，新中国成立后20年来修水坝的经验，凡是实行施工领导设计的体制，其结果都是不好的。
葛洲坝工程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没有做出设计的情况下开工，就是一种不遵守基本建设程序的做法。这种做法曾使工程屡遭失败。当然，我们并不是说葛洲坝工程已经混乱到一无是处的地步。我们毕竟还是做了许多工程，已经总结和吸取了许多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而且，在葛洲坝与三峡两大工程关系上做了大量规划工作，在方向上肯定没有错误。正是因为有了这两条，所以工程出了问题可以纠正。问题在于我们的对象是葛洲坝这样巨大的工程，仅有正确方向和局部经验是不够的。尽管这个工程的不少单项工程我们已经胸有成竹，但它毕竟是由众多单项工程所组成，而且情况复杂，如果有一个关键的单项工程不成功，或者与相邻的单项工程发生重大矛盾，就会影响整个工程的成败。葛洲坝工程初期的严重问题就在于当时只注意了一些单项工程，而没有一个总体计划。幸而总理在主体工程开工后不久就召开会议，决心纠正。如果再晚一两年，一些巨大的水工建筑物已经建成或业已奠基，再下决心，真是不堪设想。所以当时与会同志无不认为周总理的这个决定正确及时。然而总理却谦逊地说：“正确不能说，及时还可以。”
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对葛洲坝工程重新做了设计。运用两年来的研究成果，在已完成的工程基础上把葛洲坝工程的新方案确定下来。为了避免造成大的损失，尽力将已经投资2.7亿元的工程全部利用起来，不使返工。虽然有些已经定型的工程使我们受到约束，我们还是做到了基本不浪费。
周总理一贯的工作作风是深入细致并有高度的责任心。在“文化大革命”混乱期间，特别是林彪死党同一部分受骗上当的好同志混在一起的情况下，周总理对一些负责葛洲坝工程的同志耐心地观察了两年。面对当时的混乱情况，周总理作为党中央的代表要表态，究竟应该怎么办呢？他才识过人，在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问题如麻的葛洲坝工程中，很快就抓到问题的关键——领导班子问题，决心改组葛洲坝工程领导机构而不是修修补补。我们从周总理在1964年的一次讲话中也有些体会。那一年总理在黄河三门峡改建会议上说：“三门峡的问题中央负责。中央向来不把责任推给任何一个部门。”
在葛洲坝问题上，总理也说：“我要问一下，原来文件有无暗示不设计就可以施工？如中央文件上有，我应该负责，不能往下推。”
接着总理就亲自念了中央批文。中央文件上没有任何允许“三边”的意思。这时，周总理非常严肃地指出：“长江上如果出了问题，砍头也不行，这是国际影响问题。建国二十几年了，在长江修一个坝，不成功，垮了，要载入党史的。”
还说：“葛洲坝工程全是中国人自己干的，一个外国人都没有。”
周总理在这个时候讲这么一番话的心情，我是深有体会的。葛洲坝工程如果失败了，就不像三门峡工程那样，可以推给苏联专家。所以在葛洲坝工程开工两年的时候，党中央、国务院做出主体工程停工两年、重新修改设计的决定，这应当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作出的。
周总理特别重视葛洲坝工程的问题，不仅是出于他一贯的工作作风，而是他深刻认识到水利工程是在同自然界作斗争，如果犯了重大错误，将会受到毁灭性的惩罚。所以在听取汇报期间，总理特别担心。总理身患癌症，就更增加了他的这种担心。周总理在会上曾表示说，在科技事业上他最重视水利。他说：“20年来我就抓两个问题，一个上天，一个水利，水利比上天更困难。水利和水打交道，一点马虎不得，马虎一点马上出问题，是关系人民生命财产的问题，不能得过且过。”
总理最担心的是通航问题和泄洪问题，对水轮机组等问题他还无暇顾及。他说：“长江水运断了还得了！航运中断是大罪呀！林一山同志，我给你一个任务，如果船闸不通航或航运效益减少，葛洲坝要停下来。你不是有一句名言：一条长江抵几十条铁路吗？铁路一条也不许中断，何况长江。”总理又说：“林一山，你说断了航怎么办？”
我回答说：“可以做到不断航。三江航道好比一根直径300米的水泥管，一剖两半口朝天，冲沙时的大流量、高流速，连石头也冲走了，沙子更留不下，不会因泥沙淤积而碍航。”
总理虽然觉得言之在理，仍怕大家在这个重大问题上麻痹大意，没有随便肯定我的说法，他说：“那我还得保留。”
在总理主持下，虽然由技术委员会取代了原来以军代表为主的领导班子，他对我们即将采取的新措施也无异议，但仍犹如师长对学生一样，怕我们再出错，又从各方面提醒我注意：“修改设计一定要立足于整个工程，联系各个方面，不能顾此失彼。长江如果不能通航，那我们这一代犯的错误不得了！你说对设计工作每一个局部都不能忽视，是正确的。红卫兵说大方向对，一切都对。实际上，大方向对了，政策错了，还是不行。原则方向对了，具体问题错了，也可能犯大错误。”
在总理就葛洲坝一些问题征询我的意见时，因为我有时不免乐观，提出这样那样的一些办法让总理放心，总理反而怕我过于大意。这次会议的一天他对我说：“林一山，你把那个高坝说得那么容易，我总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你可别太自信了。”由于在葛洲坝工程开工之初，我有力用不上，说话没人听，我又闲不住，便向总理请假去青海、四川进行西部调水的考察。在我接受技术委员会工作后，总理在这次会议上又特别关照我说：“现在，你要把主要精力集中在葛洲坝，不要到上游跑了，上游你已去过了。”
在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讨论技术委员会工作制度并取得一致意见后，我总结了3条意见向委员们宣布：“我们实行的民主集中制：第一，不搞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全体一致；第二，委员必须搞清楚问题再表示同意或不同意，不能随意表态；第三，会议形成的文件大家都要签字。”这不是我怕一个人负责，而是借此使大家都能用心在工作上。要做到这三点并非易事，特别是第一点要求得事事全体一致，我要做许多工作才能实现。技术委员会从1972年11月成立，到1982年1月，10年间共开过13次会议，仅签字的文件就约有8.5万字；根据总理的要求，基本上做到了同心协力，比较圆满地完成了工程建设的任务。
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的实践和工作成绩说明，这种领导体制不仅保证了葛洲坝工程的成功，而且是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建设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这也是周总理总结20余年全国水利工作经验所概括的一种领导体制。这个委员会与现在已知的一些组织领导形式不一样。尤其是在统一委员们意见时，需要做的工作比其它任何一种组织形式都要大。现在中央已经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体制问题，并正在研究如何进行体制改革。在经济建设体制上经常出现的问题，反映在这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怎样处理所谓的“条条块块”的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是中央在实行国家领导生产体制时，怎样做到各有关方面的意见统一和严格贯彻责任制问题。
无论今后可能研究出多少种组织形式，看来周总理提出的葛洲坝工程技术委员会这种形式是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