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1951年冬季某一天，邓老到中央汇报工作住在中南海，不知他是怎样知道我也在北京，他通知我到中南海他的住处去。我发现他要谈的事很简单，所以谈完了我就要走，他要我再坐一会。不多久有一个人进来了。邓老立即站起来，也示意要我站起来。邓老介绍说，这是饶（漱石）政委，并向饶介绍说这是林一山同志。饶衣着朴素，态度和蔼。他非常热情，用中等声音拉长调门说：“哦！你就是林一山同志呀！”
我说：“是的。”
饶问：“你当初在山东济南时领导过学生运动，是吧？”
我说：“是的。”
饶问：“以后‘一二.九’学生运动时你在北京也做过学生运动工作，是吧？”
我说：“是的。”
饶问：“‘七七’事变以后你回到胶东领导特委抗日武装起义工作，以后你还带过部队，是吧？”
我说：“是的。”
饶问：“日本投降后，你在南满当过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吧！”我说：“是的。”
饶说：“四九年南下时，你当过南下工作团的秘书长吧！”
我说：“是的。”
饶说：“南下结束后你就留在中南局分配了工作，是吧！”
我说：“是的。”
饶的问话实际上比上述情节还要详细得多，我在这里就不追述了。我只是感觉到他似乎很看重我，对我的了解也出乎我的意外，而且始终是站着谈话。
我在他说完了以后，只是说：饶政委还有指示没有？他表示没有了。我这时向他表示离别的敬礼，立即转身走了。临走也没有表示以后去看望他。这种借机与大人物建立关系的事情是有些人求之不得的，而我从来没有做过。我在归途上反复想这是怎么的一回事。直到一年以后高饶事件被揭露出来了，在传达中央的决定中才体会到，他这种“礼贤下仕”，是尽可能在各方面物色自己的干部。饶与邓老都是新四军的干部。邓老在高饶事件以前对他也是信任的。因为听说饶要到中央分管干部工作，所以就一番好意地把我介绍给他。当时，我很奇怪，饶漱石怎么对我的情况那么熟悉，至今也是个谜。
大约在1952年秋季某一天，也就是荆江分洪主体工程完工后的三四个月吧，我忽然接到邓老的通知叫我到他家里去。当我走进邓老的室内时，我看他正在若有所思地走来走去。我问邓老找我有何指示，他还是走来走去，只是和蔼地说：“你坐下，坐下。”
当时我称他为邓老比称主席的次数多，因他是中南军政委员会主席，我觉得称主席是对他的尊重；有时又称邓老，那是表示一种敬爱的心情。此时我还是不好意思坐下，又问他有何指示时，他依然走来走去，总是说你坐下坐下。我摸不透是怎么一回事，似乎他是在斟酌该如何和我谈话吧。于是我就不客气地坐下了。又经过一段时间，他就坐在与我并排的沙发上开始谈话。
邓：“你这个同志是好同志，是啊。”林：“是的，我向来认为我是好同志。”邓：“那么，为什么大家又对你有这个那个意见呢？”
林：“我是好同志也是有缺点的，所以人家就对我有意见。
邓：“那你有什么缺点？”
林：“我的缺点很多，说也很难说完，我只能说一两种。”邓：“好吧，那你就说吧。”
林：“我这个人最大一个缺点就是话多。”邓：“我的话也多呀。”
林：“你的话多人家愿意听，我的话多人家不愿听，当然就对我不满意了。”
邓：“那我愿意听啊。”
林：“邓老，不光你一个人愿意听，还有别人也愿意听。要是都不愿意听，那我的毛病可能早就改了。”
邓：“那么你还有什么话要对我说呢？”
林：“我可以讲，但我有两个条件才讲。第一个条件，我只对代表中央的同志讲，不代表中央的同志我的这些话从来也不讲。”
邓：“我就代表中央呀！”
林：“你当然是代表中央的，中南局是中央的派出机关嘛。我的第二个条件是只对你个人说，中央局其他的同志也不必知道。”
邓：“那你就对我说吧。”
这样，我们的一段谈话便开始了。我和邓老的这一段谈话的具体内容在这里就不详细叙述了。现在只是概略地说明我讲的是在东北同高岗的一场党内斗争。高岗因此对我打击报复，在东北局正式文件中造谣说我执行的是错误路线。我对高岗的打击报复是很不服的。
这时邓老深表同情地说：“那以后我到北京去同高岗同志讲一讲。”
并说了一些似乎是要为我解释误会的话，希望高岗消除误会不要冤枉好同志。他还表示愿意把我向高岗再作一次介绍。
这时我就伸出手来在邓老面前再三摇摆，表示坚决不同意，我说：“邓老呀！我事先对你把条件讲好啦，可不能这样做呀！”
我这一坚决拒绝的态度，一定会使邓老感到意外。因为邓老没有经过长征，留在南方同项英、陈毅等同志坚持三年游击战争，为人又太厚道，总是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既不了解也很难想像高岗在陕甘宁地区所表现的那种恶劣品质。
所以当看到我的坚决态度时，邓老只管哈哈大笑。
对于邓老的笑声，我当时只是意识到他认为我固执。以后通过较长时期的接触，我才意识到这次谈话他还有惋惜和无可奈何之意。因为在这以前的一年之内，他还有两次对我表示了关心。一次是他要我主动向中南局个别领导同志解释误会，当他发现我对他的好意都没有积极响应时，他表示了善意的焦急。当时我在思想上也和我一贯的想法一样，我不愿意为了个人的得失多做那些浪费精力的事情：我也看到邓老对我的同情，但是我也没有联想邓老对我同情的真意是什么。当时我还感到邓老在谈话中曾再三表示对不起我，说是他对我的工作分配没有发言权，或者说是为难。
他说：“中南很多同志和我都是新四军的同级干部，中央叫我负责领导，有一些我不得不做一些让步。”
听了邓老的话，在平常的许多事情中，我也确实感觉到了他的难处。因为中南局当时确有一些事情对不起我，但我从未表示过不同意见。例如在供给制改为薪金制上，按中央规定，曾任过省委书记的，最低应是7级，而中南局将我定为8级，两年以后才恢复为7级。所以邓老觉得我识大体，顾大局，才称赞我是个好同志。
邓老的那场哈哈大笑，我还是没有完全理解，直到几个月以后，也就是1953年2月他介绍我随毛主席外出，我才真切体会到邓老对我的器重和信任。正是邓老这次向中央的引荐，我才得以在治江工作上略有贡献，并得到毛主席和周总理的信赖。
1954年9月，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将原政务院改组为国务院。邓子恢同志经周恩来总理提名、会议通过，为十位副总理之一。不久，国务院设立8个办公室，通称8个“口子”，邓老分管“七办”，同时还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长委会的大事和一些需要报告中央的事务，往往要通过“七办”，邓老总是给予有力而及时的支持。遗憾的是，邓老在后来就犯了所谓“右倾的错误”，“文化大革命”中更不好过，因此我有多年没见到他。时间到了六七十年代之交，这时我虽然在周总理的直接关怀下从“牛棚”里解放出来，但到葛洲坝工地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事，难以发挥我的作用。在葛洲坝工程开始的头两年，经常在工地上负责的是张震同志，他是代表张体学同志做具体领导工作的。在1972年11月间，因为工程出现许多问题，周总理带病主持会议，在会上宣布葛洲坝工程停工，重新组成技术委员会由我全权负责。邓老听到这个消息，心中十分高兴。所以张震见他时，他让张震代他向我问好。这样我才知道邓老已回到了北京，我想我应该去看望他。有一次我见到邓老，邓老告诉我，周总理知道他身体不好让他提前回来了。而他对我主持葛洲坝工作，倒并没有作出任何表示。可我知道，他心里是很高兴很满意的。因为，过去他曾对我表示过：“毛主席听了你的汇报很满意。我看你以后就搞水利工作吧。”对邓老我是非常怀念的，在我也成了老人之后，这种怀念就益发深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