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选择了长江水利工作
我在武汉将上万名青年干部分配下去,南下工作团的任务完成后,中央决定我在张云逸同志领导下担任广西省的第一副主席。而我的组织关系这时已转到中南局。这个决定和中央的决定不一致,中南局征求了我的意见,按组织原则,我也可以不同意,到北京找中央组织部另行分配。但我没有这样做,而是同意了中南局的决定。我的意思是当时问题不在于地位高低,而是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在工作上能否胜任愉快。从个人经历来讲,我生长在农村,对农业又有较多的知识,我选择了长江水利工作,正符合我当时选择工作的条件。
这是我的第三个工作阶段,也就是从新中国初期到“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接近20年的时间。这个时期是我一生中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时期和我革命工作的第一个时期即在抗日战争初期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有些相同。在抗战初期,我担任的工作是组织抗日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根据地,因此必须具备一定的武装斗争的经验和军事知识。在全国解放初期,为了适应新的工作需要,能够领导生产和建设,我必须学习一些业务知识。和平年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业务知识就如同军事知识在战争年代中的地位一样,为我以后的工作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怎样去学习和掌握全新的业务知识,以适应新的工作岗位呢?道理很简单,首先要在工作中、生产建设中学。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就不能高高在上做决定,下批示,或者是讲一些空洞的理论。我当时的职务虽然比中央原来的决定降了一级,而自己又自愿到长委会去兼任领导工作,这就自愿地又降了一级。我为什么要作此选择呢?因为中南水利部实际上是一个过渡性的水行政机关,主要任务是管理与协调中南各省的水利工作,并无具体的业务工作,长委会则纯属国家事业机关。所以我在中南水利部时,就把党委书记的工作交给办公室主任负责,这样我才能有重点地抓一些工作。而在长委会所接触的都是工程技术人员,同这些人在一起工作,就等于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在讨论问题时有些人言者无意,而我听者有心,我从同志们那里学到许多东西。
在同志们向我汇报中南各省的水利问题或长江流域的基本情况、主要问题,以及旧中国的水利状况时,凡听不清楚或不能理解的,我一定要弄明白,弄清事物的征结所在,并细心琢磨,还有没有比前辈用过的更好的办法。有人问我,我的业务知识是从哪里学的?我没有别的秘密,就是这样在工作中学来的。在中南水利部工作时,为了在工作中学习,我就组织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调查。1950年夏季,我带领一些省水利厅的干部和水利专家到湘西溆浦县考察了明清时期修建的一些堰塘,也就是中小型小库。这次考察不仅使我了解了湘西丘陵山地的水利问题,还推动湖南、湖北等省修建了很多这样的水库。国民党时代近代水利工程很少,长江中下游堤防标准不高,又久未整修,我到武汉时正遇上大水,中南水利部所得到的汛情主要是溃堤。我们所接收的真是一个烂摊子。1949年汛后不久,我又接任长委主任,这时我们主要任务便是中下游的堵口复堤工程。在此后几年里,我又做了很多水利工程,其中包括著名的荆江分洪工程、蓄洪垦殖工程、湖泊整治工程和汉江流域规划。这些工程对我的业务知识学习和组织、领导的水平都大有帮助。
荆江分洪工程、蓄洪垦殖工程和以“联圩并垸”同时清理湖区水道为内容的湖泊整治工程,都可以说前无古人,只有新中国诞生后才能迅速举办的工程。这些工程不仅减轻了洪水对中下游干支堤防的威胁,还增垦了大片土地,在1954年特大洪水的条件下,更减少了洪水对中下游平原的破坏,确保了武汉市的安全。新中国成立后最初的三年所做的分蓄洪工程,加上堤防,总称为平原防洪的工程体系以及汉江流域规划,都属于长江流域规划的初期工作;更进一步的治本性的防洪工程,是山区水库工程,即兴利除害、综合利用水利资源,并继续扩大防洪效益。其中荆江分洪工程的建设速度,不仅在落后的中国是一个奇迹,而且也是世界上少见的。通过这些分蓄洪工程的设计、建设和山谷水库工程的初步研究,不仅空前地提高了长委会技术干部的科技水平,为山区大型高坝的兴建创造了条件,也为开展长江流域规划工作做好了准备。
1954年的特大洪水的灾害,引起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也促成和加快了长江流域规划的编制工作,将三峡工程提上议事日程,并聘请苏联专家帮助我们进行这两项工作。
由于三峡工程是长江流域规划的主体工程,需要重点谈谈这个问题。
1958年1月中央召开南宁会议,除关于全国经济建设中的方针、路线问题外,另一大问题就是长江流域规划问题和三峡问题。会议听取了我和李锐同志两人对上述两个问题的不同意见,还具体谈论了工程的造价问题。3月下旬,中央又召开成都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意见》。接着在4月间,周总理便指示建立了国家科委三峡工程科研领导小组,开展全国三峡科研大协作,调动全国重要科技力量解决三峡工程重大技术问题。
为了三峡工程技术上预作准备,同年6月我趁周总理在电话上问我能否提前拿出三峡工程初步设计报告时,向总理建议在清江长滩、陆水蒲圻两个工程建设中进行混凝土预制块筑坝和坝基砂基固结两项试验,总理要我作专门报告。我这个给总理与水电部党组的报告用电报发出去不久,经过包括毛主席、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等许多中央领导同志阅示后,很快就由国务院批准实施。这年8月底,周总理又在中央北戴河会议期间主持召开了有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三位副总理及长江流域三大区第一书记、有关省委第一书记、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参加的长江工作会议,我和李镇南同志及随行秘书出席会议。这次会议主要是落实成都会议关于三峡工程和长江流域规划问题的措施,要求把长江流域规划编得更完善一些,并提出三峡工程的防空、蒲圻和长滩两个实验工程、丹江口工程的准备工作,以及成立“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等具体问题。我们三人这年国庆节能参加天安门观礼,就是北戴河会议结束时总理当面邀请的。11月间,军事部门开始进行三峡工程防护措施方面的各种试验研究。到年底,我们终于完成了《长江流域综合利用规划要点报告》和《三峡工程技术经济报告》。
1959年三峡工程主要有两项工作:一项是对于“初步设计要点报告”的讨论、审查;另一项是三峡科研工作。8月间的中央庐山会议期间,我向周总理汇报三峡工作时,总理问在座的苏联专家组组长巴克塞也夫:“三峡工程的研究现在达到了什么水平?”巴氏:“工程的设计工作已达到可以做施工准备的水平。”当时在三峡技术问题方面提出的17个重大技术问题,则上报总理与国家科委再作进一步的研究。
1960年8月,周总理在北戴河召开第二次长江工作会议,根据国家经济困难和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回和对于世界局势的分析,三峡工程的步伐决定放缓,但“雄心不变,加强科研,加强人防”。此后数年长办的三峡工程设计工作,由三斗坪先后改为石牌、太平溪两处从防空地下枢纽布置出发的坝址比较研究工作,以及高坝分期开发方案的研究工作。石牌、太平溪防护方案的研究,终因地质问题及其他技术上的问题,在研究数年之后,又改为三斗坪与太平溪两坝址的比较研究。坝址问题后来因“文革”的影响和长办在70年代集中力量于葛洲坝工程的建设,直到80年代初才最后决定为三斗坪。
为了研究水库泥沙冲淤情况,探讨水库长期使用的问题,以消除毛主席因黄河三门峡水库泥沙淤积问题,对三峡水库的担心。1964年夏,我和文伏波同志等数人曾对东北、西北和华北地区十几条多沙河流上的一批水库进行了为期约一个月的调查。根据调查结果和河流泥沙专家的研究,我们终于向毛主席、周总理提交了“水库可以长期使用”的报告。
通过这些不同内容的工程实践和科学实验、调查研究,我们在科技理论上还有多方面的突破。例如运用辩证法去分析河流的调查资料,模型实验成果等所总结出的河流辩证法理论,以及河势规划理论、水库长期使用理论、陆水试验坝中新老混凝土胶结理论,还有高坝分期开发,围堰发电研究成果,胶结堆石坝研究成果等。后来,在重新修改葛洲坝工程这种大流量的低坝工程设计过程中,我们就成功地运用了河势规划理论解决了该工程原来所存在的一切重大技术难题。1964年,周总理召开全国专家治黄会议要我参加,就是因为长办在河流泥沙问题上已有成熟的研究。这次会议上我提出的治黄方针,包括三门峡工程改建方案,引黄放淤稻改和大规模引黄灌溉等计划,都得到了总理和大会的肯定。这些理论和经验都是长办科技人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我只是作为主要领导人在这些工作中做我应做的,即使有个人的见解也是我向同事们学习的结果。今后我仍希望长办不仅要多做工程,还要在工程实践中总结出具有普遍应用价值的理论与方法来。
从50年代初至“文化大革命”前夕,长办所完成的荆江分洪、杜家台分洪工程、荆江裁弯取直,蒲圻、丹江口等一批工程的设计和建设,尤其是长江流域规划的编制和三峡工程的设计研究工作,应当说都是在中央直接支持下才得以顺利进行的。也正是在长办全体同志的努力下有些成绩,我才有幸获得毛主席多次垂询工作的殊荣和周总理的信任,长办也因此而成为我国水利水电战线的一支重要的技术队伍。
大家都知道这样一句话,“万事开头难”。搞经济建设我们都是外行,外行要变成内行,要有一个好的开端,这就更难了。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呢?说来只有两条经验:一条是努力学习,悉心思考,勇于创造;不惟书,不迷信一切权威。可以向任何人、向书本、向权威学习,但决不能迷信、拘泥于别人的东西,而是通过调查、实验、实践证实后,再有所突破,变成自己的东西。第二条是不惟上、不惟权。这不是“犯上”,不服从任何权力的意思,而是不要处处、时时、事事惟上惟权是从,全无自己的思想和意见。在打仗时上级命令不能违反。但在和平建设时期,有些事情可以、也允许有个人意见的,就应当提出自己的意见,采纳与否,又当别论。因此只要我有意见,我就敢于直言上书。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无私。只想当官要权的人,就不会把工作放在心上;为了讨好上级,一切惟上是从,自然也不敢提意见。
关于大型工程实施的领导体制问题。1953年春,毛主席听了我的汇报以后,他对南水北调和长江三峡工程两个大型工程,都抱有很大希望,希望我能承担这些工作。这本来对我个人对于国家都是一件好事。但是此事责任重大,我的职位难于承担。随后将长委会改组为长办,我的地位虽然并未提高,但机构有了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长委会本来是水利部的下属机构,周总理曾决定将这个机构改为国务院建制,作为周总理直接领导的办事机构,他兼任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的主任,将长委会改组为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我任主任。这样,一些重大问题,周总理可以直接过问,就方便多了。
晚年对中国西部南水北调工程的研究
我的第四个工作阶段是从退居二线以后到现在。这个期间,我还研究了不少问题,诸如汉口长江的边滩利用、荆江主泓南移、长江口的边滩运河,但最重要的收获是西部南水北调这一研究成果的突破。所谓“收获”、“突破”,是此项研究在水源和线路及其他问题上,已经不同于我在任期间长办关于西线调水的规划。
中国西部地区主要指贺兰山以西的广大区域,包括内蒙古西部、甘肃河西走廊、青海、西藏和新疆地区。这个地区有大面积的沙漠戈壁,也有美丽富庶的沙漠绿洲。沙漠戈壁地区,只要有了水资源,其它的各种资源都会得到充分的开发利用。所谓美丽富庶的绿洲,就是因为有水利这一条,才能把沙漠戈壁开发出来。自古至今,这个地区许多民族和这些民族形成的一些国家,都随着水利条件的恶化而衰败而迁徙。因此,从事于各行各业的人们,不管他们是否懂得水利知识,都知道这个地区的主要问题是水的问题。对于怎样向这个地区引水的问题,向来都有各种不同、甚至于完全相反的见解。
向这个地区引水,工程规模宏大,技术复杂,各种看法很不一致。由于这个问题的复杂,就算是一些正确的意见,也必须经过一个长期的研究过程,才能使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些工程方案,逐步做到经济合理,使之列入国家的经济开发计划。
这个问题在多年以前也曾引起我的注意,我也曾朦胧地认识到,应该在科学技术上找到引水的可行性方案。这个地区人员稀少,地形复杂,如果没有亲眼看过,有些想法也不免陷于空想。自从1971年夏季,我第一次从青海西宁到玉树,又从玉树到四川的阿坝藏族自治州首府马尔康,再从马尔康到接近松潘地区的黑水、红原、若尔盖,前后行程五六千公里,最高点到过海拨5000多米的地方。这是我第一次穿过巴颜喀喇山的行程。1989年我第四次登上巴颜喀拉山时,已年届78岁。在前后20余年的时间里,我对西北广大地区的查勘,行程约两万余公里,因而增加了我对这个地区的地形地貌、地壳构造和河流发育等方面的感性认识,并逐步有了更深刻、更系统的理论认识,特别是巴颜喀喇山以南的地形特点。这里最突出的特点,不仅是北高南低,而且是西高东低。这一重要特点的发现和研究,使我对于探索这一地区的引水工程有了一个新的希望和一些可能的设想。这些设想使我能够提出一些新的研究课题。
出乎我的意料之外,1994年以后,从原则的设想到具体的研究工作,一开始就找到了穿过巴颜喀喇山引水渠道的理想方案。特别是有一个有利条件是十万分之一军用地图已经绘成。根据这份军用地图,测量这个渠道穿越巴颜喀喇山的隧洞,在一二百公里内选择渠道,地形条件比较理想,而且穿山隧洞的长度只有五六公里。根据这一初步的突破,结合其他地区我曾亲眼看过的地表地貌,我作了一个几乎是全部引水线路的方案。但可惜的是,我已退居二线,不能组织哪怕是一个简单的领导班子,以论证这一方案在多大的程度内切合实际,而只能是由一个工作人员承担这一任务。即是如此,我和助手也终于有了一个初步成果,这就是我在1995年《嘹望》周刊第九期上发表的那篇论文,题为《根治西部缺水的构想》。这篇论文发表后,引起许多专家的兴趣。这项研究成果在中国科学院1996年9月中旬在香山召开的第61次学术会议上,引起在座科学家的高度重视和浓厚的兴趣,有一位对青藏高原地理特征有研究的科学家在发言时表示相信我的调水线路的可行性。1997年6月,我以《南水北调西线工程》为题结集暂作内部资料付印,免致散佚。
这一引水方案后来又经完善而提出一个题为《西部引水工程的再认识》的新的引水方案。这篇文章在国家计委组织的专门讨论西部南水北调的会议中引起了专家们的兴趣。
这个新方案是根据十万分之一军用图的等高线,逐步核对原方案各个渠道的具体工作量。结果发现原方案的引水线路不完全是根据十万分之一军用图计算出来的,有许多渠段是根据百万分之一的地图论证我所确定的线路。虽然由此而证明了我原来的判断是正确的,而且在许多地方还相当精确,但也只能认为我的判断是方向性的,而具体的工程方案尚需进一步认识。所以在《嘹望》周刊上发表的《根治西部缺水的构想》中所说的,都只限于在原设想的方案中做了些论证工作,而在《西部引水工程的再认识》这篇文章中所介绍的各个里程的引水线路,才找到了切实可靠的数据,而且还有一些原来未曾想到出乎意外的成果。
根据十万分之一军用图所进行的工作,我们对这一地区的地形地貌有了新的认识,发现有可能找到比原方案更合理的引水渠道。我们将前后两条线路的方案进行比较后,证明新的方案比原方案显然是优越的。第一个优点是,在选择穿越巴颜喀喇山的引河线路中,新方案比原方案的引河长度缩短了百余公里,工程量可减少80%;第二个优点是,新方案除了穿越巴颜喀喇山隧洞由五六公里变成27公里外,其余引河线路全部是穿过草原平地,而原方案中还要修建300米的高坝和穿过一个200米深的宽河谷;第三个优点也是最大的优点,新方案在穿过巴颜喀喇山隧洞后,引河即可分成三条线路,其中一条线路可以通过黄河一条很短的支流进入黄河干流,这样就可以在引水工程完成后,先引水人黄提前受益。也就是说,在引水线路穿过巴颜喀喇山后,几乎不需要再作其他它工程,就可利用现在黄河兰州以上的许多梯级电站,大大增加各电站的发电量;还可以提前兴建大柳树工程和相应的农业灌溉工程。
这个方案还有一个更好的线路:通过柴达木盆地、穿过阿尔金山进入南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这条线路的开发价值远比前两个线路更为优越。引水到塔克拉玛干的设想,是由于发现了第三条引水线路而变得有相当的可行性。这样,就可以将原来认为西部引水只是一个远景工程,变成了经济指标优越又可作为近期开发的工程。
我主张将西部引水作为近期工程,这不仅仅是从开发西北的经济方面着眼,更重要者,是要从西北地区的民族团结的战略问题方面考虑。经济建设固然切忌急功近利,但是,将眼前已经严重存在的问题作为近期工作的目标决非急功近利。西北地区从面积说,它占全国面积的1/2,而人口却只有不到5000万,约为全国人口的1/25。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我国经济开发要向西部倾斜的战略部署,而且从远景战略意义上说,更不利于我国的民族团结。西部的民族团结问题,对于我国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国防上都尤为重要。而增进西部民族团结的当务之急是开发西北、建设西北,繁荣西北经济,改善西北人民的经济生活。自然,与此同时,西部的自然资源如石油和其他矿产也会得到有效的开发,转而为全国的经济建设作出贡献。而这一切都需要先解决水的问题。所以我们研究西部引水,就不能仅仅限于远景工程的研究,而应尽最大可能使其成为指标优越的近期工程。
值得欣慰的是,上述向西部调水的内刊稿,到2001年春,有幸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文化中心的支持下,由邓英淘、崔鹤鸣同志以《中国西部南水北调工程》之名编辑成书,由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付梓印行,或将引起更广泛的关注。
在我结束这篇文字时,我要引用一篇报告文学——《智慧的风暴》中的两句话:
没有什么比抉择更能影响人的一生
没有什么比认识更能影响你的前程
我成人以后70年的工作道路,又是如何“抉择”的呢?概括说来主要是三点:一是我青年时代找到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方向;二是在“七七”抗战前,我选定了自修军事学的目标并努力实现之;三是1949年全国胜利后,我选定了水利工作,并通过学习与思考,与长办的职工共同奋斗,努力完成中央所托付的任务。我对于“认识”的解释是:要立志做一个正派而有用的人;要做有理想、有纪律、有道德、有文化的人;要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每当我需要考虑我的前程时,我就想到我的“认识观”,用以把握自己,在组织分配或自己选定的道路上一直向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