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自幼受革命影响 立志从军锻炼成长
家贫苦 亲人仇 心埋革命“种子”
1929年农历 6月23日,我出生在山东省胶东马石山东麓牟平县十一区一个叫孙家夼[1]的小山村中。在那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我家一代又一代地处在极度贫困的生活中,在死亡线上挣扎。
我的曾祖父因病早逝,曾祖母年轻守寡。我的爷爷从小就和曾祖母过着孤儿寡母的日子,家里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为了生活,他们娘儿俩起早贪黑的到山上开荒种地。曾祖母由于缠足而行动不便,只能坐在用苞米叶编的蒲团上,艰难地用镢头刨荒地,再把抠挖出来的石头放在筐里,由我爷爷往外挑。饿了吃块地瓜,渴了喝口凉水,娘俩硬是用双手,扒拉出了几分荒地,种点粮食,维持生命。爷爷由于从小劳累过度,把腰都压弯了,乡亲们都叫他“罗锅子”。爷爷成亲以后有了我的爸爸、妈妈和叔叔,才真正像个家,靠着大家的辛勤劳作,才过上用地瓜和菜还能填饱肚的日子。
曾祖母死后,我爷爷继承苦难创家业的重担,一年中在春、夏、秋三季干农活,冬季便带着年幼的孩子和乡亲们一块到马石山上伐柞木烧炭,送到乳山口卖给炭贩子,再由他们装船装车运往烟台、大连等地。这是一种非常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是一种技术活。首先要在大山上找块避风的山岙挖窑,再到高山上伐柞木,由于山高坡陡,只能把伐好的柞木,用两根带叉的木杆捆绑结实,再用肩膀扛下山来。这种活计是很危险的,尤其是下雪后,山路很滑,一不小心就会连人带柞木一块滚下山去。烧炭装窑是在高温下作业,也是一种技术活,人穿着由几件破衣服缝在一起的夹袄,在水里浸透以后,赶快进窑装料,只有一袋烟的功夫(大约有15分钟左右)就得换一班,换出来的人已是大汗淋漓,衣服都被烤干了。柞炭烧好后,还要赶往乳山口送炭。有一次我爸爸赶着毛驴送炭,走到深山小路时,已是小半夜,又遇到了野狼,毛驴见了狼被吓得屁股往后坐不敢走,我爸爸也被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衣服都湿透了。幸亏急中生智,用火镰打着火绳,并摇晃着火绳往前走,狼见了火光也就不敢靠近了。但是,狼却不肯离去,总是跟在后面,爸爸快走,狼在后面也快跟,人慢走,狼也在后面慢跟,就这样走一路,狼跟一路,直到后店村东头,狼才离去。在那个世道,为了谋生,我爸爸险些让野狼吃了!
我的母亲在4岁时,外祖父就去世了,她6岁时,外祖母又去世,从小失去了母爱,是我舅舅把她养大,她也是在苦水里泡大的。妈妈常跟我讲:嫁到咱们家来,又是一个穷家。妈妈说:她上有老婆婆、婆婆、公公、下有小叔子、小姑子,以后又有了你们兄弟姐妹一大堆。你爸爸在咱们家中又是老大,里里外外的事,都要她来照料,对哪个照料不周都得挨骂,可她自己就连地瓜野菜也吃不饱。我们家中的活,妈妈起早贪黑的干也干不完,累得她晚上躺在床上直哼哼,用拳头捶胳膊和肩膀,真是在苦难中煎熬。
我母亲生我们兄弟姐妹7人。在那万恶的旧社会,我有5个兄弟姐妹都过早的被夺去了生命,最后只剩下我和小妹幸运地活了下来。
对于我哥哥、姐姐的夭折,听妈妈讲都是因为得病没钱医治而死。我记事以后,眼睁睁地看到我的大妹、二妹,还有小弟得病没钱医治而死去了,那种悲惨的情景至今仍使我心痛难平。我的大妹生于1930年农历腊月,她小我1岁半。记得她5岁那年患痢疾,开始时大便带脓和血,大便一次接一次很频繁,后发展到大便脱肛,因为没钱看病,妈妈只得听信别人介绍的偏方,用自己纳的布鞋底,在做饭的锅底热灰里加热,然后趁热放到大妹的屁股上,把脱肛烫回去。这种做法根本不能医治妹妹的病,结果原是活蹦乱跳的大妹被夺去了生命。我二妹生于1932年夏天,乳名叫翠儿,她4岁那年要跟爸爸上山,爸爸不让她去,她就跟在爸爸后面,一面哭一面走。到了山上后,爸爸干活,她仍坐在地头哭,后来哭累了就睡在地头上。回家后就发高烧,而且一直不退烧,结果还是因为无钱及时医治,得病三天就断送了性命。
这里我要特别记叙奶奶和弟弟惨死在日本侵略军飞机轰炸中的情景。1938年春天,侵华日军的飞机飞到我们村的上空,开始我们全家人都呆在家里,等到日本鬼子的飞机投了几枚炸弹后才开始惊慌地向外跑。父亲领着我跑在前头,母亲和奶奶抱着弟弟跟在后面。刚离开家门口没多远,一枚炸弹落到了我奶奶的身边,奶奶立刻被炸得血肉横飞。弟弟被炸弹爆炸的气浪冲到十几米外的树上,我母亲因在后面锁门而幸免。敌机飞走后,父亲悲痛万分地和爷爷拿着黄表纸,收捡奶奶和弟弟被炸得血肉模糊支离破碎的躯体,那种目不忍睹的惨景和失去亲人的悲痛心情,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埋下了对日本侵略者无比仇恨的种子,也成为我立志参加革命的动力。
受影响 入组织 参加革命活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不久,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已经占领了胶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牟平、文登等地,其余的地区被国民党顽固派的军阀,还有土匪恶霸所割据。在我家乡周围地区就有自称“司令”的丁福亭、秦玉堂等地方势力派各占一方,他们对当地的群众横征暴敛,无恶不作,胶东的父老乡亲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为了拯救胶东人民,积极组织革命力量,开展地下斗争活动。
我的亲娘舅王廷显,在1937年～1940年期间,任中国共产党牟平县第十一区的区委书记。他和我大伯于长保,还有大叔刘汉民等共产党员,以我们村为中心开展工作。为了便于开展工作,他们安排我父亲担任村长,表面上应付敌人和顽固派的“公事”,暗地里保护我党顺利开展工作。我大叔刘汉民以小学校长的身份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我们村也就成为我党地下组织的中心行政村,我们村的小学扩大成为乡中心小学。
在我舅舅的影响下,革命的种子在我幼小的心灵中扎根发芽,我向往成为舅舅那样的人。九岁那年我就当了中心行政村的儿童团团长,组织全村和学校的儿童团员为地下党站岗、放哨、送信。1939年春天的一天,相邻的神童庙村儿童团员张振英同学告诉我,他在祠母院后山达拉崮上发现一个石洞,里面有两筐手榴弹。得知这个消息后,我同儿童团员于会年、王克焕、张振英商量后,趁中午去山洞,每人拿了一个手榴弹回来。从那以后,我们站岗放哨就有了真正的武器。但是,我们在白天不敢拿出来,怕大人看见要去,只能在晚上带。后来被母亲发现了,我们才把手榴弹交给了校长刘汉民。1940年秋的一天上午,刘汉民校长交给我一封信,叫我送到离我们村二十多里路的口子村,亲手交给一个姓宫的地下党员。我中午就赶到了那个村,找到那个姓宫的人家,门却锁着,人不在家。我就坐在他家的门口一直等到天快黑的时候姓宫的人才回来。对过暗号,我把信交给他,他从衣服兜里摸了个铜扣子交给我,并嘱咐千万别掉了。回来的路上我老是用手握着铜扣子,惟恐丢失。当走到口子村东山口时,天已经全黑了,四周是黑压压的大山,耳边仿佛响着虎叫狼嚎的声音,吓得我心中怦怦直跳。那时我越害怕走的就越快,简直就是一路小跑,心里想着快点到家,好把那个扣子交给刘校长,表示我完成了任务。当我跑到离家还有三里路的招民庄村北头时,那里是葬死人的坟地,吓得我头发都竖起来了,出了一身冷汗。当跑到我们村头看到父亲在路上等我时,我都急得哭了。父亲亲切地安慰我说:“你今天一个人干了件好事,说明你已经长大了,应该高兴才对啊!”。这是我参加革命活动独立完成的一项重要任务,那年我才9岁。
1940年冬天的一个夜晚,由于坏蛋伪乡长的告密,土匪头子丁福亭派兵来抓住在我村和铁山村的共产党员。刘汉民等人在我舅舅的掩护下从后窗逃走了,而舅舅却未来得及逃脱而被捕。被捕的还有我同宗大伯于长保。我舅舅被捕后,地下党组织想方设法进行营救工作。我们儿童团在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组织儿童团员,进行募捐活动,筹款供营救之用。舅舅和大伯在狱中虽然受尽严刑拷打,但始终坚强不屈。舅舅王廷显于1941年春,被国民党顽固派残无人道地活埋在腾甲庄南沙河里,大伯于长保被打死在狱中。这是在我心里深深埋下的另一颗复仇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