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山东有名的抗日英雄范筑先将军在聊城战斗中战死疆场，为国献身，这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山东省政府以沈鸿烈、李树椿为首的顽固分子收买了范筑先将军的参谋长王金祥，在敌人进攻聊城的时候，故意拥兵不救，借鬼子的屠刀，把这位老人和守城的将近七百健儿（脱险的不过百人）暗算了。我当时是八路军山东纵队派给范筑先将军的秘书。亲自参加这场战斗，兹将我能回忆起来的目睹耳闻之事，分述于后。
聊城失守前的政治情况
范筑先因为抗日坚决，思想进步，是我们敬爱领袖毛主席尊重的人。主席曾给他亲笔写过信，对他进行鼓励和指示。为此，国民党反动派说：“老范红了，山东红了半个天。”当时驻在冀南南宫的徐向前、朱瑞等同志，曾不断找范筑先开会，共商国事。在范部任高级参议的共产党员张郁光同志曾告诉我，九月份他和范筑先、沈鸿烈一块到南宫，范表现很好，在会上讲话说：“过去我们鲁西北是孤军抗战，现在来了朋友八路军，使我们守望相助，团结御侮，增加我们的抗日勇气和必胜信心。”当时南宫军民欢迎范筑先的热情很高，到处贴着“欢迎劳苦功高的范司令”的标语。对沈鸿烈就只是说：“拥护沈主席抗战到底”。当时沈鸿烈很吃味，曾经无耻地说：“你们欢迎范司令的热情那么高，却不知道我比他还大两岁呢！”从南宫回来后，范对共产党更加密切。沈对范手下人的收买也更加疯狂。范筑先曾对我高兴地说：“六月间我在睽县打退日寇土肥原师团，光复县城后，到河北威县会晤徐师长（徐向前同志）商议国事。徐师长是毛主席的大将，喊我大哥，使我很惭愧。我今生不能违背毛主席。当今之世，要救中国，要不想当亡国奴，唯有听共产党的话。我把长子、长女、三女三人都送到延安抗大，就是向毛主席表决心。蒋给我密令，要我阻止八路军入山东，可我偏帮助八路军入山东。为此派来光杆司令（又象说空军司令）沈鸿烈当主席，这是不相信我的表现。沈是监视我的。不用监视，我是良心抗战。谁真心抗战我拥护谁，所以我要跟共产党合作，要听毛主席的话。我是旧军人，可我从小是农民推车汉出身，吃粗粮长大的，就是你们八路军说的无产阶级（他把家贫当无产阶级）出身。所以他们说，我老范红了，山东红了半个天！沈鸿烈千方百计的收买我的人，无非是想破坏抗战?”
范筑先将军正因为他自幼出身贫寒，虽在旧军阀部队曾当过旅长，也曾当过县长、专员。但在旧社会中属于廉洁正直人士，而且有强烈的爱国思想，所以抗战起来后，能够同我们合作。并能接受我们党的意见，听毛主席的话。“七·七”事变后，他也曾根据国民党的撤退命令，一度退到黄河边上。后来，他接受了我们地方党和我们党领导下的平津、济南流亡到鲁西北的进步师生的意见，回到聊城，同我党合作扯起抗日战旗。一年来，建设和收编了三十二个支队，另外还有三个路军，号称十万铁军。一年来，战柳林，战淮县，战东阿，攻济南收复了三十二个县的大块国土，不受日寇蹂嗬。当抗日青年挺进大队队长范树民（范司令的二子）和挺进队许多青年同志战死在齐河坡赵庄时，消息传到聊城，万人悲痛，振臂高呼：“誓为烈士报仇I”当时范老夫人痛哭不止，范筑先将军说：“不要哭啊！女人们不要哭吧！为了我们民族的存亡，和日寇战死疆场是光荣的。大丈夫应死得其所。”死了二儿子，他立刻又令二女儿继任挺进大队队长，准备向日寇讨还血债。范当时只是二十岁左右的女孩子（人称二小姐），可是她思想上完全信仰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冬、三八年初，我还在延安陕北公学读书，春天报名参加八路军山东纵队。八月二十日，随司令员张经武、政委黎玉，从延安出发到山东，当时所谓山东纵队，实际上只是一个个部队，由陕公、抗大、随营学校（抗大分校）,三部分志愿下山东的同学组成的。行军至鲁西北聊城，范筑先列队欢迎并同我们开联欢会。在联欢会上，范筑先和我们司令员张经武、政委黎玉都讲了话。记得范还请我们吃饭。大家在聊城休息了几天。聊城到处都沸腾着抗战歌曲，市民对八路军亲如兄弟，使我们感到有小延安的感觉。在这休息的几天中，我在齐燕铭（当时为范的中校秘书）主编的抗战日报上发表了“夜渡平汉道”的诗。曾引起聊城政治部同志的注意（王幼平同志和我见面时，曾夸我这首诗写的好）。就在我们将动身继续东征的前一夭，黎玉、张经武同志突然通知我留在聊城给范筑先当秘书。因为我家在鲁南临沂，不愿留下。他们向我说：“主席很重视做范的工作，并有给范的亲笔信。”为此，我只得留在鲁西。和我一起留下的尚有邵乳群、高景鲁、温殿卿、史太林（赵明）等很多同志。他们都不在司令部工作，有的在政治干校，有的在军事教育团，也有的在支队做政治工作。我的组织关系介绍到六区政治部，由王幼平负责领导我。当时鲁西党的总负责人张霖之，和秘书长赵伊坪同志给我谈了话。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鸿同志和副秘书长兼党的军事部长王幼平同志也给我谈了话。都是介绍聊城当时的政治情况。大意谓：范筑先本人很好，真心为国，对共产党亲密无间，打仗身先士卒。打淮县时，脱光了膀子，跟鬼子拚，非常英勇。但是，他是良心抗战，不懂得阶级，认为人都是有良心的，坏人可以感化成为好人。对于参谋长王金祥这样的坏人，他都容忍着。王金祥是CC分子，和沈鸿烈的省政府有关系。范已经察觉，但由于过去的关系，还没有处理的决心。王金祥为首的参谋处对我们政治部的斗争很厉害。十三支队兵变，打死了和我们共产党对立的坏县长，王金祥亲率部队去，借兵变之名，枪杀了十三支队政治部主任汪毅同志。汪毅是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陕北公学的学生，从延安来的，是创造大峰山抗日根据地的领导人之一。我们要誓为同志昭雪此冤，为民除害。记得当时姚第鸿特别嘱咐我，一定要使范司令知道王金祥是坏人，他借故杀害共产党员，必须依法处治。
因为范筑先曾作过临沂县长，我的家是临沂，又和范的长子认识，范很重视这类关系。我是从延安来的，又是山东纵队司令员的介绍，所以他就把我当作知己人，要我同他一起吃饭。新任挺进大队长范树琅也常找我谈些挺进队的事情。范的生活很朴素，未见他喝过酒，吃饭时由他的勤务兵肖守俭（临沂人）给我们送来，除去和大家一样的粗粮窝窝头和一般蔬菜外，另外有两块红薯和两个特小的馒头，算是对他年老人的优待。他本是旧政府的专员，每月有二百多元的薪体，可是抗战后他每月只要二十五元养家小，其他和大家一样待遇。范的随从副官（传令员或通讯员）大都是临沂人，个别的是他的家乡人。他们和我的关系也都是一见如故。临沂人跟他的，大多有些来历。记得有一位叫凌作善的，是双手能打匣枪的剿悍的青年响马，当时范抓了他的父亲要杀，他提着匣枪投案，要求替死，范把他留下当了通讯员。范的部队扩大时，曾想把这些人拿出去当营长。他们都不干，宁愿跟范当保镖。聊城失守时，这些人大都英勇的战死了。
我到范的司令部时，范筑先将军几乎给我谈了三个通宵的话。除去上面谈的蒋介石不信任他，沈鸿烈暗地收买他的人，他要听毛主席的话，徐师长如何好之外，还谈了沈鸿烈暗地里挑拨会道门反对他，密令县长不支持八路军（如临清县长腾梅五）等活动。另外，还谈了军队的情况。他说，他的部队虽多，但缺乏主力，得他冲在头里才能打胜仗。能打的是齐子修的三支队（驻高唐一带，范死后不久当了汉好，后为日寇所杀）和王金祥兼司令的二支队（范的老本部队）。比较纯洁，纪律好，有生气的是十支队。他说这个支队的领导人是共产党员（司令是张维翰，政治部主任刘子荣，参谋长是老红军团长胡超伦，机枪营长刘致远）。其他三路民军，有两路民军他还不熟悉。他打算要袁仲贤利用军事教育团，把连营团的军事干部训练一遍。一方面加强战斗力，一方面象黄埔军校那样，使袁仲贤逐渐掌握军队。还说要把所有的支队编成四个纵队（路军除外），要袁仲贤担任一个纵队的司令，其他可能是齐子修、王金祥、张维翰当司令。聊城县长郑佐衡是沂水人，是我的临沂县同乡，范曾介绍他和我认识，并和新任职不久的二支队赵副司令认识，特别要我多和这位同是临沂人的副司令接近。意思是要他把二支队的实权抓起来。范还说：听毛主席的话，就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他的两个政治部主任（张维翰、姚第鸿）都是共产党员。中共党员张郁光是他的少将高级参议兼政治干部学校副校长，准备把热血抗战的青年知识分子都训练一遍，派到部队做政治工作。象八路军一样，连有指导员，营有教导员，团有政治处，支队以上有政治部。并说齐燕铭也是他的秘书，又是抗战日报的主编，会写文章有学问。说到此处时，他高兴地表示：武有袁仲贤，文有张郁光，写文章有齐燕铭，再在全部队里做好政治工作，在毛主席的战略指挥下（指徐向前同志给他谈的持久战和游击战），我鲁西北定能坚持抗战，战胜帝国主义。记得最后他还说：在聊城抗战纪念一周年的时候，调一些纪律不好的支队来聊城集训，整顿纪律。
我到范的司令部很短的时间，范就外出巡视。本来我是他的秘书，也应该随他一同外出的。可是他说我刚从延安来不久，一方面要多休息，另一方面，也要熟悉司令部的情况。并说家里也需要一个帮他了解情况的人，因此我留在聊城司令部。他临走时嘱咐我多和参谋处的人接近，了解他们对他有什么意见。这时范可能察觉了王金祥和他不一心，想听听我这个新来人对王金祥的看法。
当时范和沈鸿烈的矛盾（实质是抗日和破坏抗日的矛盾），除沈收买他的人破坏抗日外，还表现在政权的斗争上。当时共产党人和范筑先曾收复了三十二个县的国土，但是战前的聊城第六专员公署管辖的只有十二个县（聊城、冠县、萃县、堂邑、朝城、范县、观城、蹼县、寿张、阳谷、馆陶??），大部分县还是其他专区的。沈鸿烈借此给其他专区的县长下密令进行破坏。如向临清县长腾梅五下密令不供给八路军和人民抗日团体给养。临清第四专区专员韩多峰（范的同事，他的政治部主任赵效三和朱穆之等同志都是以范的名义派去的共产党员）便以贪污罪撤了腾梅五的职。可是不久，沈鸿烈便不同范筑先商议，撤了韩多峰的职。后来有一个姓王的（山东黄县人，在临沂乡师教过我），原是范的一个什么县长，被沈鸿烈收买后，范便以通敌罪把这个姓王的抓起来。这个政权方面的斗争，还具体化到范的以王金祥为首的参谋处和政治部的斗争上。
范外出巡视期间（约半月左右的时间），我除去和一些临沂的同乡如郑佐衡等人接触外，大部分时间都是接触参谋处的人。王金祥同我接触时，只是嘻嘻哈哈，光说好听的，并且也骂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也说他们收买范的人（如说收买驻临清的第十六支队司令吉占鳌）。他最喜欢谈的是他和范筑先一起如何改编土匪，如何创建抗日的部队，如何打开抗日局面的艰苦过程。有一个参谋处长叫蒋殿杰的，是原西北军旧军阀庞丙勋的旧部，当时已有五十多岁，人很直爽，他喜欢和我天上地下的闲谈，慢慢地熟了，有了感情，他就给我谈出了心里话。记得有一次他向我说：“咱们不知总司令（指范）是怎么想的，政治部一个小青年去，大都是尉官，他是又让座又端茶，谈笑风生，亲如家人；我们参谋处的人或者什么支队司令去，大都是少将上校的，连坐的都没有。参谋长都是站着给他谈话。”我说：“是总司令不许他们坐呢，还是他们习惯的在总司令面前不坐呢？”蒋说：“军人嘛，以服从为天职，在总司令面前怎么好坐呢？只有那些小青年不懂规矩才坐下说话。”我说：“总司令是讲民主的，以平等精神待人，所以小青年都无拘无束的坐下谈话。”蒋说：“我是说他对政治部的人特别亲，对参谋处系统的人好象有点什么似的。”我说：“都是总司令的人，他怎么会厚此薄彼呢？何况你们这些人都是他的老朋友，参谋长在总司令面前不坐不能怪总司令啊l”蒋说：“你不知道呀，总司令有很高的威望的，有一次齐子修带着二十多挺机枪来见他，总司令以为是向他示威，气得无名大火上升，把桌子一拍骂道：齐子修你想反啊！喝令左右把齐子修按倒打了儿十军棍，然后让传令员架着齐子修遭腿。别人问：齐司令怎么啦？齐高兴地说：我向老头子偏机枪多，叫老头子打了一顿。齐子修挨了打，倒更尊敬总司令，到处说总司令是今天的岳飞，战死的范树民就是岳云。”后来蒋又小声地说：“你知道吗？政治部到底是什么党？”我说：“两个主任都是总司令的老世谊，蒋处长是比我清楚的。不是听说张维翰的哥哥张维玺是冯副委员长的大将吗？他们还能是什么党呢？”蒋摇了摇头向我说：“可不那么简单啊！他们还抓权唉！”我说：“抓什么权？”蒋说：“他们还放县长啊！”我说：“放县长不都是经过总司令同意的吗？听说还要民政厅批啊！”蒋哎了一声未再说什么。我说：“参谋长对总司令有什么意见呀？"蒋说：“也就是我说的这些意见。参谋长总觉得把八路军的一个小孩子都待若上宾，把老同事都疏远了。总司令变了！”我说：“八路军的小孩子，参谋长是说的我吧！到司令部工作的j、路军的青年人只我个人呀！袁高参虽是八路军来的，可他已经不是小孩子了。”蒋觉得有点失言，便连忙说：“不，参谋长是不会说你的！我们都觉得你是琅蚜王氏的后人（临沂是晋时的琅厨郡，王羲之的故乡，因我原姓王，他们私下乱说）,有学间。总司令在你们那里当过县长，赵副司令、郑县长都是你老乡，参谋长绝不会说你的。他说的是政治部的一些人。”
蒋殿杰本人对范筑先将军是比较好的，他们中间也可能有些老关系。他的这些话，一方面是一些旧人员的看法，一方面，也就是代表了被沈鸿烈收买了的王金祥的意见。从这些话中，也可以看出来，当时范筑先将军和王金祥的矛盾．实际上就是和沈鸿烈、李树椿（国民党山东民政厅长兼鲁西行辕主任）的矛盾，也就是抗战派和投降派的矛盾。范筑先虽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大公无私，真心抗战。当时他和国民党省政府的矛盾，从客观实质来看，也就是共产党和国民党顽固派投降派的矛盾。
范筑先巡视期间，大约有五、六个受训的支队，陆续来到聊城报到，被指定驻在聊城周围附近的村庄。这是范筑先将军打算借着聊城抗战一周年的机会，把他们集训一次，整顿纪律。
范筑先将军是十一月十一日（也可能是十二日晨）回来的，当天我们谈了很长时间。大都是他给我谈的下面的事，后来我也把蒋的意见原盘告诉了他。我记得范当时很气，向我说：“你再接近他们时，问问他们为什么老是想权！为什么不想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大事！”最后范又向我说：他们都是些老腐败，是想升官发财的，不是真正抗日的。政治部的一些热血青年是真正抗日的，我怎么不喜欢他们呢？抗日还要靠青年人呀！青年是国家的希望！
从这些情况看得很清楚，以共产党和范筑先为一边的坚决抗日派，同破坏统一战线、破坏抗日的沈鸿烈为首的省政府包括被收买的范的部下王金祥等，斗争是十分尖锐的。但是，对于他们蓄谋已久要暗害范筑先的事，我们却还没有料到，范筑先本人更没有料到。因为他是主张良心抗战的，总认为在抗日的总目标下，坏人是可以用良心感化成好人的。
聊城失守的真象
十一月十二日晨，范回到聊城后，有人报告说：昨夭晚上东阿艾山方面有汉奸在黄河搭浮桥（此时黄河已改道，系河槽积水），鬼子有渡河的样子。接着又有各方面情况，说鬼子增兵，显然有对聊城地区进行扫荡的模样。当时范命令王金祥的二支队速赴东阿伏击敌人。命令是给王金样下的，但王金祥未去，是我的同乡副司令赵振华带队去的。由于领子弹领东西事，罗嗦了一阵，这个部队到晚上九点钟还未动身，可能是午夜时才走的。这天上午好象记得范筑先将军把我们党的负责人张霖之，政治部副主任姚第鸿，高级参谋袁仲贤、高级参议张郁光等同志相继请到司令部，征求了他们对于形势的意见。他们谈话我没在场，不知道谈的什么。但是谈话后，范告诉了我他的决定。大意谓：坚壁清野，迎接鬼子的扫荡。他本人决定退出聊城，在城外指挥战斗。这显然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意见，他本人原是主张硬拚的。当天下午，范召集有关人员开了正式会议。我记得到会的有王金祥、赵玉坡（秘书长）、姚第鸿、袁仲贤、刘佩之（军法处长）、郑佐衡等人。在会上范宣布了坚壁清野的方针，决定十三日，总政治部、机关学校等非战斗人员和一切不留下守城的部队及总司令部连夜撤出聊城。并动员群众撤出，藏粮，坚壁清野。守城部队留一小部分，刘佩之担任城防司令，郑佐衡担任副司令。
十一月十三日上午，范又召集军事人员开了会。会开始后，范要赵玉坡参加一下，我出去使人喊赵玉坡，不知有什么事就未再回去。但我记得这次不算什么正式会，只是由王金祥把一些调来聊城准备集训的支队司令叫来，范向他们讲了讲话。事后范告诉我说：是要他们远路的先回去，保护地方。路近的，要他们待命参战。纪念抗日一周年的会，暂时延期几天，待鬼子扫荡后再接着开。
这一天上午，政治干校，军事教育团，报社等单位都已撤出聊城。但是已随政治干校出城的张郁光同志，下午又回到司令部。我说：“你怎么又回来啦I”他说：“我见总司令还未出城，觉着先出去不好I”我说：“总司令准备最后一批走！"
这天整日都在搬家，老百姓也有外逃的，晚饭后，使人在街上敲锣动员老百姓外逃，各机关也都连夜出城。
范的家属是十一月十四日早四时左右才乘卡车离开司令部，撤到全由我们共产党掌握的十支队的后方馆陶一带去了。家属走后，范问总司令部搬走了没有？姚第鸿同志说他是最后一个。这时，范就率司令部的人准备动身。不知什么事，耽搁一会，天就明啦。约九时左右，传令员报告敌人十八辆汽车到距离聊城十八里路的李海务。这时范命令起身，自己先走出门去。范的勤务员肖守俭向我说：“你的马备好了，总司令在外等你，快走！”我走出司令部，范还未出大门，迎面来了国民党鲁西行辕主任李树椿和省政府一位姓沙的。我当时好象听李说是由临清败退下来的，又象是由张秋镇或阿城来的，当时范还问他们那里敌情怎样，李说昨天晚上撤出的，今天早晨敌人就可能占了。当时李打扮的很朴素，象卖土布的商人，穿着兰布裤，扎着黑色腿带。姓沙的手里还拿着个棍，说话张牙舞爪象个二鬼子。这时范的司令部办公室已经撤完了，范把他们让到司令部东边的房子里去谈话。因为当时李在名义上是范的上级。他们说话我们都不好在场。他们谈的什么，我一点不知道。约十一点时，范的传令员和肖守俭都在嘟嘟嚷嚷地骂李树椿，嫌他老是不走。此时急得姚第鸿同志屋里屋外的转圈子。姚向我说：“总司令是喜欢戴高帽子的人，李树椿不知又灌什么米汤哩！”后来传令员包围姚第鸿同志要他冲进去，催促总司令起身。姚真的气呼呼地冲进去，要总司令快走。我们在门口看到范已经站起来，还有王金祥、李树椿等人也站起来欲走，后来又说吃点东西再走，便又坐下。接近十二时的时候，敌人的飞机绕城侦察，因飞得很低，惊得街上的战马嘶嘶乱叫。这时，姚第鸿又去催了两次，气得姚也乱骂李树椿和姓沙的。
范筑先将军陪他们吃了饭，喝了水，又罗嗦了一阵，送他们走时，已经是下午四时了。我记得当时范还要秘书主任赵玉坡等儿个人随李树椿等一块出城。是出的西门。王金祥还单独多送了儿步。送走他们后，范刚回到司令部门口，西南方面的护城堤已开始战斗。不一会有人报告在城外防守运河大桥和外围据点的王来贤民军第一路军的两千多人，没有退到东关和城里来，全部向城北逃跑了。这时枪响得很急。范正欲上马出去（当时北门和东门都还可以走），王金样惊惊慌慌地跑到范跟前说：“总司令1我是不是出去把队伍截回来（指王来贤的人），接总司令走！”范这时候显然觉得截回队伍较好。稍微犹豫便说：“可以l”接着副官长赵文魁也说：“司令，我是不是也跟参谋长一块去！”范也说：“可以！”赵便带着儿匹马从司令部门口朝东走了。他们走后，枪响得更紧，四面已被敌人围了三面。我们回到司令部时，护城堤已全部失守了。我们大家都挤到参谋处的大房子里去，这里向各县通电话方便。我便立刻向堂邑要电话，要牟西山的八支队火速来援。接着还向阳谷打了电话。这时候我才发现赵玉坡也回到司令部。范问他为什么未跟李树椿他们一起走。赵说他们未让他坐车，就自顾坐上汽车走了。他一个人走了三里多路，敌人打枪又回来的。我当时并未看见李树椿的汽车在什么地方，听赵玉坡谈的事，才知道他们是坐汽车来的。他们在那样紧急的时候，又那样罗嗦，在兵临聊城护城堤的时候，态度又那样泰然，特别是王金祥，又单独送了他们一段，回来就请命出城指挥部队。这件事，我至今怀疑他们是借着敌人的屠刀对范筑先将军进行暗害。当然范的刹那犹豫，不能按着预定的军事部署赶早出城，也是造成这场悲剧的原因。
当时范筑先将军曾估计护城堤外有我们很多队伍：王来贤的第一路军约有两千多人；到东阿截击敌人的二支队此时也该回来，也是两千多人，另外，附近还有几个待命的支队约计有一万人。况且附近几个县的队伍也可以调。当时城内只有卫队营，执法队，聊城县政府还有点队伍，东关还有些营、连及司令部的传令队，总共文武不过七百人。战士有的只有一把大刀和四个手榴弹。枪支机指挥，这是当时范筑先将军所以刹那犹豫，同意王金祥出城调兵的原因。
约四点半钟，敌人在南面爬城，范筑先将军及姚第鸿、张郁光等同志到南门督战。我守在司令部调兵。堂邑牟西山的八支队距聊城最近，只有四十里路。其次为阳谷的部队，距此约九十里路。其余都在百里以上，根本不可能赶来聊城。所以我就一直催八支队。这时回话说：“八支队已进到城关寺”，估计五点可以赶到。
范督战回来已有两挺机枪打坏，弹药也感到缺乏（因坚壁清野，大部运走了）。这时便命令清理仓库，又找出来一部分弹药。我向范报告了八支队的情况后，范又亲自挂电话，还是说八支队已到城关寺。
黄昏后，东关失守，守东关的队伍也大部未退进城来，守城部队更觉得少了。这时候有个参谋头部负了重伤，是在东关外被敌人打下马来的。此人当时已有四十多岁，是范的老部下。他要求见总司令，所以把他抬到司令部里，范对他进行了安慰。我当时把从延安带来的急救包打开，给他敷了云南白药，还吃了云南白药。然后包扎上，停了一会，使人送到教会医院。
黑天敌人爬东城，范及姚等同志又去东门督战。回来时已近九点钟，八支队的救兵仍无消息。但此时，范仍旧关心着各县的敌情，好象聊城并没有什么危险似的。我曾亲自听到他向驻军冠县的十支队司令张维翰打电话，要他注意大名方面的敌人，要防止敌人渡卫河，要在渡口小滩附近布防等等。接着又向高唐齐子修打电话。我听齐在电话里说正打的激烈，敌人已攻进了一条街。范要他从西门冲出来，不要死守等等。然后又向各县打电话，好象各县都发生了敌情。只有堂邑没有敌情，且离聊城最近，可是四点半钟就到城关寺的救兵，却始终没有动静。
这时候，传令队带来一个战士，向范报告情况，他是守东关的，队伍退走时，他没有逃跑。退到城墙根里，喊城上的守兵，把他用篮子提上来的，范很夸奖这个战士，要我把他的名字记下来，记他一功。还打算抗日一周年纪念时，当众表扬这个战士。
各县的电话通到十一点钟以后，还有几个县里是通的。大约十二时左右，通各县的电话全部断绝，这时范才开始有点紧张。当时大家相视而坐，都失了主意。张郁光同志向我说：“于其城破后的悲惨下场，还不如冲出去。”我把这意见向范提出来。姚第鸿同志同意。大家都异口同声地说：“冲！”只有赵玉坡未开口，范未开口。我向范说：“总司令！四点多钟j、支队就说到了城关寺，就是爬现在也该到来了吧？这里一定有问题。”范向我说：“你不知道，八支队是民团组成的，没有战斗力，拿不上来。”我说：“他们就是遥空放几枪，给敌人转一转注意力，我们也容易打出去啊l”姚第鸿同志又接着说：“总司令，王金祥早已把我们卖啦里救兵是不会来的了。”参议路子恒（原是卫队营长，土匪出身）也着急地说：“我的总司令啊，王金祥靠不住啦，你的良心抗战感化不了他。不冲，我们青年人都陪着你死。”
沈默了一会，范含着眼泪向我们解释说：“我老了，死了没有什么，你们都是青年有为的人，救国靠你们青年，冲，我怕不安全。你们想想，聊城四面环水，水深一两丈，只有四门可通，敌人用重机枪封住路口，能冲得出去吗？我想他们（指王金样、赵文魁和第一路军）退到一个相当的地点，一想起老头子（指自己）还在里边能不来救吗？只要救兵一打枪，敌人的枪口掉一掉，我们就可安全冲出去的。”范的话音很凄凉，大家相视而叹，倾心盼望城外的救兵。恨不得把全身的毛孔都变成耳朵去听城外有无救兵的枪声，有的同志到院子里听。姚第鸿同志的通讯员是一个十六岁的学生，因为听不到救兵枪声，在院子里唱起了《松花江上》等救亡歌曲。那种凄凉的声音随着夜风飘荡，使人倍觉酸楚。真是：
木拟夹击灭敌兵，
省官误机困聊城，
可怜多少爱国士，
不识奸人阴谋情。
这时人们的心情并非是怕鬼子或怕死。而是觉得良心抗战，英明一时的范老将军和我们共产党人辛勤缔造的鲁西抗日局面，被国民党CC分子王金祥所出卖，实在是不甘心。况且聊城战役是范老将军精心布置的内外夹击日寇的胜利局面，由于李树椿的有意耽搁，由于范老将军的一念之差，将造成千古恨，实在是痛心。
敌人的炮弹不时的落在院子里，震得屋内橱柜发响。这时，东城门吃紧，范和姚第鸿、张郁光等同志又到东门督战。临走时，姚第鸿嘱咐我，要刘佩之派执法队去探路。并说如能冲出时，赶快派人通知他，他和郁光同志强把总司令拉回来，大家一道冲出去。他们走后，我们在执法队挑了几十个会武术的敢死队出西门探路。
约半小时，有人报告敢死队已过昌祖庙，距大堤（护城堤）还有几步路，尚未发现敌人。我便派范的勤务员肖守俭急速到东门去通知姚第鸿和范司令。不一会他们回来。当范刚踏上司令部的门，姚第鸿和张郁光同志还在门外时，西堤口敌人的重机枪便不分个的响起来了。探路的回来说，西堤口敌人架了四挺重机枪封锁路口，冲不出去，我们探路的牺牲了两个并有四个人负伤。
这时有人说找船渡护城河，有的说没有船，张郁光同志说脱下裤子扎上裤脚，裤里装满空气，象小孩子浮水那样，也可以骑着过。大家七言八语，未做出决定，又犹豫了一会，天就明了。这时炮弹在院子里不停的落，有人惊慌。范说“不要怕，我是炮兵出身，炮没有什么可怕的。”然后范决定把司令部撤到古楼底下，并说再不行时，第二步搬到观上（万寿观）去。范走在头里，我们几个人踏着十一月十五日的黎明，走到古楼（光狱楼）底下去。这时，到古楼底下的人是范司令、张郁光、姚第鸿、蒋殿杰、路子恒和我。另外，还有传令队和肖守俭等人，稍停又有从南门来的卫队营两个人，背着没有子弹的手提机枪。此时得知城防副司令郑佐衡正在西门带队激烈战斗。城防正司令刘佩之，不知到什么地方，也有说是在北门的。
不久，总司令和姚第鸿等同志又到东门督战。我和张郁光、路子恒等人守在古楼底下。这时，敌机已在低空盘旋，机上散放着绿色的火焰。
约十时东门吃紧。听说范左臂负伤，我想去看他，但这时西门已起哄。成百的人乱跑。有些没有枪的新战士已跑到古楼跟前来，东西大街上，不时落炮弹，已不好走人。我便顺着北大街走，想绕道东北隅到东门。这时张郁光、路子恒等人也和我一道往北走。走不多远，见姚第鸿同志从东北隅慌慌张张地往西走，并告诉我，总司令还在东门，要我去看看。我顺着姚第鸿同志的来路往东走，回头看张郁光、姚第鸿、路子恒已不知走向什么地方。我又朝前走了一段，身旁几个没有枪的新战士忽然倒下了，血流满地。抬头看时，东城墙上已插上了烧饼旗。城门北面约一百来米的一段城墙上已站了儿个戴钢盔的鬼子。一部分继续朝北扩展，一部分正在朝着我走的这条路上射击。路已被敌人的射击封住了。因我手中无枪，怕鬼子下来不好办。便迅速从牺牲的战士身上抽了一口大刀，急忙向屋根隐蔽时，帽子穿了洞。这时东门枪响的不分个，显然已开始巷战，城已破了。可是我还没找到范总司令，心中象是没有主宰似的。我急切地想看到他，沿着墙根又朝前走了一段。鬼子虽然还是在城墙上扩展，没有下城墙，但是密集的射击，已迫使我不能再前进了。我忽然意识到，已不可能再找到他。他此时可能已冲出去，也可能向着西南隅方向（万寿观的方向）撤退了。完全没有料到，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的早晨，范老将军离开聊城十字街心的古楼底向东门督战，我们便是永别了。
后来，我在东北隅一位卖花生兼卖大粪的席常临家隐藏，冒名为席常临的弟弟。他嘱咐我，有人盘查时，就说是二年前在澡塘工作，后来失业，帮哥哥搏粪团，卖花生。并要我记住他弟弟的名字和年龄及他祖宗三代的名字。此时太阳已偏西。约为下午一两点钟的时候，这时又有一阵激烈的枪声。象是在古楼偏东南的方向。我疑心范司令在退守古楼或万寿观。约下午四时许，又是一阵极其猛烈的枪声，象是在万寿观的附近。我疑心范司令从万寿观撤走。然后枪声停止下来（或有稀疏的冷枪声）。这个有名的敌后抗日堡垒山东聊城，于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城破，鬼子先从东门打进来，接着四门皆破，开始巷战。至下午四时许，城完全陷落了。
席常临只有两间低矮的草屋，周围全是晒的大粪团，臭气熏人，鬼子始终未去搜查。晚上席让我睡觉，他在霍霍地磨刀。我说大哥，磨刀干什么？他说鬼子来了咱好杀呀！他磨了我带的刀，又磨了切西瓜的长刀。
十六日黎明，席常临看好了路，说离北门很近，无人，要我快走。我化装成叫化子模样，披着装粮食的麻袋，准备有人问时，就说到乡下背粮食的。大街上静无一人，洋车、刀鞘、包袱等物散满了一地，间或有死尸和人血。远远地听见鬼子兵在我们大操场里唱歌。北门被大炮打的净洞，铁门链已打断。我掀了个门缝钻出去走了约一箭之地（过了北门桥）,听得城楼上晤的一声，我回头一看，见三四个鬼子站在城楼上正向护城堤外远方的什么目标瞄准，有一个鬼子向我摆手，我撒腿就跑。听得背后响了一枪，我已跑过可以遮住人的护城堤。至此便完全脱险了。
走了一天一夜，十一月十七日在馆陶县找到了我们党领导的十支队和总政治部（鲁西区党委）。向区党委秘书长赵伊坪和军事部长王幼平同志作了聊城战斗经过的汇报。
当范筑先将军殉国的消息确实以后，我们党开了盛大的追悼会，并发了告人民书，赵伊坪和范的家属根据我的汇报，以范夫人的名义向鲁西人民发了“给王金祥的一封公开信”,说明了王金祥如何拥兵不救，致使范老将军殉国的内幕。
范老将军究竟是阵亡或是城破自刎，我没有看到。我出来的当天（十六日），遇到一个范的随从副官，叫王金堂的，他是范的同村人。他是从东门跑出来的。他说城破时，范到东门里路南一家馒头铺里暂避。要他出来送信，他已把这情况告诉了王金祥。王金祥说，准备攻城营救。我觉着范当时已手臂负伤，传令员（随从副官）把他架到馒头铺里，包扎包扎，是可能的，当时城破后，鬼子很长时间未下城墙，范很可能包扎后又率队巷战。据十五日下午一时左右和四时左右的猛烈枪声及范早晨的布置，我觉得范很可能从东门又退守光报楼或万寿观。他的阵亡或自杀，当在光狱楼战斗以后。
总之，聊城这场战斗是历史的错误，是由于范老将军的刹那犹豫中了敌人的奸计，造成千古遗恨。李树椿、王金祥等人不仅是害了范筑先将军一人，当时守聊城的健儿将近七百人，脱险的不过百人。当时战死的约五百到六百人，另外还有几百市民殉难。我们共产党员殉国的，我知道的有张郁光、姚第鸿等同志。
正是：
仗有堤外一万兵，
大意失机当时情。
拥兵不援本是计，
致使英雄殉聊城。
（未校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