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亭同志是我的老领导，他虽然已离开我们18 个年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却时常浮现在我脑海里。人常说，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常常怀念薛亭同志，回忆和他相处的那些难忘的岁月。我仿佛又看到薛亭同志忍着疼痛在那里忘我地工作，构思、描绘着临沂地区的发展宏图。
我和薛亭同志是1956年认识的。那时，他刚刚调任地委副书记，分管农业。真正接触比较多的是1957年1月他兼任中共郯城县委书记以后，那时我任新港区区委书记，后又任马头公社党委书记，经常在他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薛亭同志最讲实事求是，严格按照科学规律办事，从不随波逐流；他十分关心群众疾苦，勤政爱民，清廉如水，从来不谋私利；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究工作方法，爱护体贴干部……所有这一切，都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印象。
摘掉了低产县的帽子
郯城县地处沂沭河下游，洪涝灾害频繁。建国初期，全县易涝面积达55万亩，粮食产量低而不稳。1956年粮食亩产仅百余斤，是全省11个“低产县”之一，群众温饱问题尚没有解决。薛亭同志兼任县委书记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了解到郯城之所以产量低主要是生产条件差，耕作制度落后，农田排灌设施.不配套。要想在农业上翻身，必须在55万亩涝洼地上作文章。他作风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县委一班人取得共识后，即于1957年12月作出改造涝洼、实行稻改的重要决定。具体步骤是：1958年重点试验，1959年普遍推广，1962年重点突击，实现改种水稻30万亩。郯城县稻改是从马头采莲湖开始的，薛亭同志亲自蹲点，亲自试验，亲自总结经验，付出了很大的心血。采莲湖位于马头梁村南湖，面积2.5万 亩，原分属马头、港上38个生产队，是沂沭河洪水走廊区郯城腹地，是典型的涝洼湖。经过多年淤积，荒芜凄凉，十年九淹，到处是积水和茅草，能耕种的地也是“早晨凝，中午硬，下午耪不动”。天涝一片 汪洋，积水齐腰，割不完的茅草，听不完的蛤蟆叫，一年只能种一季麦，产量极低，好年景每亩只打百多斤，遇到秋涝，一麦难种，或有种无收，人民极苦。
地处采莲湖的梁村，60多户农民，有40户过着半年糠菜半年粮的生活，11户逃荒在外，有8个光棍穷 断了根。薛亭同志到马头多次和我交谈，任何工作，都要从点抓起。为解决水源，薛亭到郯城不久就根据省水利专家们的意见，决定开挖幸福河引水，当年春天就完成了 4.5公里引水干渠的开挖任务，干渠直达采莲湖。接着他又和我研究让梁村支部书记梁绍宏带头试种了17亩水稻，亩产达到了175公斤，比种其他作物增产两倍多。17亩稻改成功，使薛亭同志更坚定了信心，并决定由我和农业局薛步林局长、农技人员管新野等组成指挥部，具体抓稻改。省水稻研究所李树荣、颜若灿和地区农业局朱平局长也先后到马头指挥稻改工作。薛亭同志骑着自行车经常到现场指导，工作进展顺利。1958年3月，薛亭同志又找我商量，决定派梁村梁绍宏到江苏省镇江句容县郭庄乡高扬大队学习种稻技术，并从江苏高邮县请来两名技术员作指导。当年在梁村南湖种水稻90亩，是薛亭同志和我的试验田，秋后平均亩产300公斤。冬初，县、社、队三级对采莲湖农田水利建设进行了全面规划。我记得是正月初四，薛亭和我一起到了采莲湖，当时在“想江南，盼江南，定把家，乡变江南”口号的鼓舞下，梁村等13个大队的社员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涝工程。经过45天苦战，战胜泥水、严寒，挖成了南北两条、东西四条干渠及子干渠，整平稻田方 1000亩，1959年种了 720亩水稻，平均亩产270公 斤，其中20亩“黄壳早二十”平均亩产455公斤。采莲湖稻改的成功，成为山东省治涝典型。1959年山东省电影公司在采莲湖摄制了《幸福河》记录片， 在全省推荐采莲湖的治涝工程。《大众日报》、《临沂大众》发表了有关稻改的报道十余篇。薛亭同志亲自为马头灌区南干渠命名为“幸福河”。中央林业部长刘文辉、水利专家丁颖、中共山东省委舒同、谭启龙、裴孟飞、苏毅然、白如冰、姜春云、李子超、赵健民、周兴、裴孟飞等负责同志，济南军区司令员杨 得志、政委袁升平、省军区政委何志远及起义将领李仙洲等人都先后到采莲湖视察和访问。河南、江苏两 省部分地县及济宁、临沂地区各县都来参观，人员最多时，日达三千余人。采莲湖稻改成功，走出了治理涝洼的新路子。薛亭同志为郯城农业的翻身做出了重要贡献。1959年后，县委领导全县人民又在英庄湖、刘庄湖、归昌湖、壮口龙湖、大滩、大小泥湖搞了稻改，水稻种植遍全县。薛亭同志在抓稻改的同时，又大抓了条台田。郯南大面积涝洼湖是：“一场大雨泥水连天，几天不雨地硬似砖，连降暴雨洼地行船”，老百姓劳动大半年，一水全淹完，只好闯关东、下西安逃荒要饭。1956年，地处涝洼湖的后塘崖村前进合作社一百余人搞了20亩条台田，种了春地瓜，秋天亩产地瓜干300公斤。1957年春，薛亭同志和于湘同志亲自到该社调查，总结经验，并在《大众日报》上发表了《前进社 再前进》的报道。接着又在英庄乡搞了围田3000亩，条台田160亩，春地瓜亩产达1500公斤，一年增产10万余斤。薛亭同志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要 想多增产，大搞条台田”的口号。1957年开挖条台田16万亩，1958年全县粮食亩增53斤，摘掉了低产县的帽子。多少年来，由于人们墨守成规，习惯古老的种植方法，使平原地带的地面高低不平，往往是旱不能浇，涝不能排，土质好产量不高，成为郯城农业发展的又一障碍。薛亭同志到郯城后，骑着自行车到田间地头调查研究，并于1959年春向全县发出了深翻改土整地的号召。他亲自到马头南园大队找邵广明促膝谈心，学习打畦田的办法，在马头东湖搞大地园田化试点。当时，马头东湖高洼不平，有乱岗子、万人坑、东大汪，几乎没有一块平地，在薛亭同志的指挥下，在技术员具体帮助下，发动社员大干一冬春，将马头东湖整成“地成方、平如镜、埂如线，旱能浇涝能排，高产稳产”的标准园田，使粮食产量大幅度增长。临沂地委推广了马头东湖的做法，各县纷纷来参观学习，推动了全区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郯城园田化的构想实施过程处处凝结着薛亭的心血。每当我回到郯城看到马头东湖的园田，脑海里就浮现出老领导 薛亭指挥我们大搞园田化的情景。
薛亭同志刚到郯城时，见到一些地方“人无厕所猪无圈”，既不讲究卫生又不能积攒肥料。为改变这种落后的旧习惯，薛亭同志提出要改造厕所、改造猪 圈、改造牛栏、改造鸡窝，就是后来说的“四改造”。要求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各级书记亲自抓，在检查 部署工作时，同时检查部署“四改造”工作，仅半年 时间，就收到明显效果，到1957年底，改造厕所3 万个，新建厕所4万个，改造猪圈1.3万个，改造牛 栏1500个、新建1200个，改造鸡窝7600个。到 1958年春，改建厕所达到9万个，猪圈3.5万个， 牛栏3000个，鸡窝2万个，彻底改变了旧习惯，改 善了环境卫生，增进了健康，大积大造了农家肥，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大众日报》、《临沂大众》都 作了报道，受到省地表扬。
实事求是抵制“五风”
1958年，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在全国掀起，大炼钢铁也搞得热火朝天。群众的铁锅、鏊子等都砸碎送到炼钢炉里炼。面对这种“左”的做法，薛亭同志深感不安。有一次他和城关党委书记徐贞芳一起骑着自行车到了十里村，正遇着炼钢铁，把刚炒完菜的铁锅和刚烙完煎饼的鏊子砸碎往炉里送，群众正用着的炊具转眼间变成了无用的铁蛋。看到这一情景，薛亭同 志紧皱眉头，果断地说：“老徐！这样干不行，快停下吧，不然群众损失太大了。”回到县委，他又亲自向各公社书记交待停止这种做法，从而使过热的情绪降了温，稳妥地解决了劳民伤财的炼钢作法。1958 年秋天，地区要搞钢铁大会战，调郯城两万人。薛亭同志在县委常委会上开诚布公地讲：“现在正是农忙季节，不能撂下手里的活去搞大会战，我们不能一哄而上，先把麦种上再说。”最后在上级再三催促下， 只去了几千人。1958年底，临沂地区开现场会，要求推广大搞木轨道（就是仿照铁轨的样子，铺上木头 轨道，车厢底下安上轮子搞运输）。现在看这是一种狂热的空想，但在当时却被认为是一种敢想敢干的 “创举”。 薛亭同志听完回报后沉思了很久，说了一句话：“我们因地制宜，量力而行吧!”随即召开公社党 委书记会，按照上级的部署作了传达，会后又留下党委书记作了个别交待。当时他和我说，“搞木轨道想法是好的，但不实用，我们只能在靠公路的地方搞一点做个样子，不能大搞。”并严肃地提出四种人睡的床不能动，一是新婚用的喜床不能动，二是老年人睡的床不能动，三是病人睡的床不能动，四是家里只有一张床的不能动。从一系列的事实中，我看到薛亭同志在那种不可抗拒的潮流中，不盲目从事，而是有分析地稳妥地执行上级指示，这无疑是对“五风”的抵制，因而保住了郯城人民的元气，使那里的老百姓物质较为丰富。1959年春天，全省出现了大灾荒，郯城却是有吃有穿，并支援青岛、支援全国，本省西北三区的大牲畜都送到郯城各大队喂养。至今一些老同志谈起那段历史，都说是薛书记救了一方黎民。
伴随大跃进而来的是浮夸风，把产量吹成亩产几千斤、几万斤。这时，薛亭同志头脑清醒，不随波逐流。一次他到了城关十里村，看了一块长得比较好的地瓜地，他亲自扒了几墩称了称，估算了一下亩产最 多3000斤，他边走边对同去的党委书记徐贞芳说：“老徐！不管群众怎么说，头脑怎么热，咱可不能糊涂，他们说亩产几万斤是个空，咱可不能信，要信就信这3000斤鲜地瓜。”当走到龙门时，看到一块荞麦长得很好，估计亩产在300斤左右。他问：“你们看这块荞麦能打多少斤!”队干部回答说“能打8000 斤! ”薛亭同志和善地说：“你们打打看，别自欺欺人，要实事求是，能打多少就报多少，打300斤也算 丰收了。”我记得1958年十一二月份，他在济南珍珠泉开工作会，会上叫各县报卫星样板，当时，有的县亩产已吹到几千斤。郯城是全省稻改、治涝、园田化典型，又是大干一年摘掉了低产县的帽子。当时请示薛亭同志怎么报，薛亭答复说：“照实报! ”后来省里直接找到薛亭同志，要把郯城的单产上调200斤，只有这样才能上展览。薛亭同志半天没说话，最后说: “上调也不能超过10斤，这个数也不一定实，实在不行，我们县的卫星田不再展览了。”最后，只好把已 摆好的郯城板面撤了下来。
关心群众爱护干部讲究工作方法
薛亭同志个头很高，身材魁梧，看上去很威严。实际上他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在群众面前不摆架子，处处体贴、关心、爰护干部群众，一切工作举措都从群众利益出发，从不考虑个人名利。
薛亭在郯城工作三年，从来没有随意批评过哪个人。他发现谁有了缺点，总是耐心开导，指出错在哪里，有什么危害，怎样做才对，使你心悦诚服。他布置工作总是讲透为什么这样干，怎样干。发现工作中的问题总是提出两种意见，让下级在对比中找出怎样干才对。平时除办公室要情况外，他经常和党委书记通话，问党委书记这段时间主要抓什么，想什么，群众热什么，你抓的工作群众拥护不拥护，为什么等。他总是从深层次了解丰质的东西，用来指导工作。有时身边的同志工作失误或做错了事，他也是循循善诱，而不是单纯的批评。有一次，他要到省里开会，安排办公室去新沂买火车票，结果办事的人把日期搞错了，买了晚一天的票，办公室的同志都捏着一把汗，等着挨批评。结果薛亭同志仍是习惯地在办公室里转了两圈，严肃地说：“领导布置的事，一定要听清，不明白就要问，像今天这样的事既影响了工作，你们又有思想负担。”大家听后深受感动。
1957年反右斗争中，因为当时区、乡党委书记文化水平较低，上级精神吃不透，说话没有分寸，有的县不少党委书记被打成了右派，而郯城的整风鸣放，薛亭亲自引导，从教育出发，没有一个党委书记被打成右派。
薛亭同志平时看问题总是从群众利益出发，站在群众一边。三年困难时期，有一次我和他骑着自行车到下边检查工作，发现有的杨树皮剥光了，并写上了“剥树皮真难看，只因上级不给炭”的字样。当时同去的同志非常生气，要查清处理。薛亭同志却心平气和地说：“群众有困难，对上级有意见，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也是好事。我们既要批评他们这样做的错 误，又要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晚上回县后，立即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春荒中如何解决群众烧柴 烧煤问题，使群众困难得到了解决。平时看到要饭的也总要问清是哪个庄上的，为什么出来要饭，发现有困难就一次安排到底。每年冬天，他都要骑着自行车访贫问苦，始终把心贴在群众身上，和老百姓亲如家人。
人生必有一死，但薛亭同志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使人惋惜。人走了，他创造的业绩却永留人间。他的风范将永远激励着我们。
(本文作者曾任中共郯城县委副书记、中共莒县县委书记、中共临沂地委组织部部长、秘书长，中共临沂地委副书记，临沂地区人大工委主任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