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亭同志逝世已经近二十年了，但他那高大的形象、优秀的思想品质、忠诚无私的革命精神、任劳任怨的工作态度、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都深深地印在我的记忆中，使我难以忘记，并时时在我脑海里浮现。
我是1954年调到临沂团地委工作的，薛亭同志当时任中共莒南县委书记，我到莒南县出发时认识了薛亭同志。通过他介绍情况，我到厉家寨等地调查研究，就感到他工作扎实、平易近人。1956年他调任中共临沂地委副书记、1957年兼任郯城县委书记，当时我任中共临沂地委委员、共青团地委书记，经常与他接触。 特别到1959年下半年以后，1960年至1961年生活困难时期，地委书记到沂水县养病期间，由薛亭同志主持临沂地委工作(后任地委书记），我任地委农工部副部长、地委调研室主任。1962年后我担任地委副秘书长、秘书长，与薛亭同志工作关系更加密切，直到“文化大革命”一起受批判，都一直和薛亭同志在一起工作。长期的工作接触，对他有了比较深的了解。他优良的思想品质、工作作风，使我感受最深。特别他在抓农业方面成绩突出，确实是个好领导，对临沂地区的工作，特别是对农业生产的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
运用典型指导工作
薛亭同志在任莒南县委书记时，带领县委一班人抓了石泉湖、厉家寨等治山治水先进典型。当时莒南县和整个沂蒙山区到处是山岭薄地，大片的荒山秃岭， 既怕旱又怕涝。群众说“五日无雨一小旱，十日无雨一 大旱，阴雨三天洪水遍地泛滥”，水土流失十分严重，许 多山区吃水都非常困难。天旱地干，产量低下，亩产百斤上下，有的甚至颗粒不收。当地群众靠吃花生饼、地瓜干煎饼和吃糠吃菜度日，生活十分困难，所以群众说是“穷山恶水，地瘠民贫，半年糠菜半年粮”。解放后经过土改，互助合作，群众虽然有了土地,但生产条件并 没有多少改变。薛亭同志带领县委一班人，首先抓了石泉湖、厉家寨等治山治水的典型。石泉湖、厉家寨率先提出“让高山戴帽子，叫洪水戴笼头”的口号，干群一心，治山治岭，在荒山上植树造林，在坡地上修造梯田， 闸山沟，修塘坝，筑水库，使穷山恶水变成了“梯田层层绿，水库银光闪，产量年年增”的鱼米之乡，解决了群众的温饱问题。他们的经验在全县、全地区进行了推广。 厉家寨的经验还在全国进行了推广。1957年，毛泽东 同志亲笔作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厉家寨是一个好 例”的著名批示，中央肯定了厉家寨治山治水的经验， 致使全国山区农村都掀起了学习厉家寨的热潮。1964 年，全国劳动模范、山西昔阳县大寨的陈永贵和郭凤莲 同志亲自带人来到临沂地区，重点参观、考察学习厉家 寨的经验。在全区干部大会上，陈永贵同志高度赞扬 了厉家寨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和治山治水的经验，并 谦虚地说:“我们大寨也是看到毛主席对厉家寨经验的 批示受到鼓舞，根据我们山区的情况以愚公移山的精 神搞大寨田，才逐步搞起来的。”薛亭同志同时在莒南 县还抓了王家坊前勤俭办社、高家柳沟速成记工识字 班的经验，上报中央，毛主席都作了重要批示，在全国 进行了推广。
薛亭同志任地委副书记兼郯城县委书记后，因郯城平原涝洼多，他又带领县委一班人狠抓了改涝、治涝，并特别实地帮助、深入指导马头镇采莲湖改种水稻。当时的马头公社党委书记刘兴武，在薛亭同志的具体指导下，积极带领群众治理涝洼，很快使采莲湖由涝洼地变成了鱼米乡。该镇的经验很快在郯城县和全地区进行了推广。我从与薛亭同志多年的工作接触中深深地体会到，他不仅仅在农业生产方面，而且在其他方面也都是很重视培养、总结、推广典型经验，用以指导全面工作的。
困难时期坚持农田水利建设
薛亭同志十分注意抓水利建设，即使在经济非常 困难时期，仍坚持继续抓住不放。1958年至1960年，临沂地区大搞治山治水，修建了三十多座大中型水库，减轻了洪涝灾害，发展了一些水浇地。由于当时受“五风”的影响，1958年丰产不丰收，加之蒋介石在台湾叫嚣反攻大陆以及部分地区受灾减产，造成了从1959年下半年开始，特别在1960年至1961年群众生活严重困难。薛亭同志当时主持地委工作，他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强调各县、社要实事求是地报产量，省政府对征购作了调整。1960年虽然有困难，但比北三区好一些，还安排了北三区的五万二千多灾民和一万五千多 头大牲畜来临沂度荒。
当时群众生活比较困难，治山治水怎么办？有的 说饭都吃不饱，还能治山治水吗？有的提出冬天晒太阳，不能干了。薛亭同志深入到莒南、沂水等县调查研究，发现农村虽然生活困难，但不平衡，有些地方还是可以搞治山治水的。他提出意见，经地委研究后，确定 了治山治水、抓农田水利建设的方针。他说：“搞是临 时困难，不搞是长期困难”。并指出，条件好、生活好一点的地方要继续大搞；生活差、困难大一点的地方要量力而行，多搞当年见效的。又特别提出，重点是搞好水利配套，在沂、沭河等河道下游搞拦河坝，发展自流灌 溉;在水库附近、山区上游重点搞水电站，提水灌溉;要防洪和排涝结合，除害和兴利结合，水利灌溉和改革耕作制度、改变作物种植结合;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他还要求水利技术人员都要深入工地，帮助规划和具体指导。由于地委的正确指导，临沂地区的农田水利建设搞得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经过几个冬春，岸堤、跋山、青峰岭、许家崖等30多座大中型水库和21道拦河坝相继建成，发展水浇地300多万亩。在搞水利建设的同时，薛亭同志还大力推广郯城 县马头公社改造涝洼种水稻和临沂册山稻改的经验，提出临(沂）、郯(城）、苍（山）平原涝洼地和山区山下小 平原涝洼地可以改种水稻，使茅草荒滩变良田。为此， 他组织各县、社、大队派人到江南学习种水稻的经验，同时还从南方请来了许多种水稻的老师进行具体指导，从而结束了沂蒙山区水稻种植的空白历史，到1964年，全区水稻发展到91万亩。许多过去年年靠 吃地瓜干、高粱糁子煎饼、渣豆腐的农民吃上了香喷喷 的大米饭。广大农民高兴地说:“想江南,盼江南，如今江北变江南。”“昔日涝洼茅草荒，今日变成鱼米乡。”水利配套建设促进了水稻种植的发展，水稻种植的成功 和发展改善了农民的生活，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同时又 为国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在1956年前，临沂地区每 年要吃国家统销粮六七亿斤，而到1964年后，却每年 向国家卖余粮六七亿斤。
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
在治山治水过程中，薛亭同志和地委其他同志不断深入县、社、队和工地具体帮助、指导，并不断总结、推广经验。薛亭同志更是率先垂范，经常带领农工部、水利局、调研室、办公室的同志到农村、到基层、到工地搞调查研究。沂水的夏蔚、莒县的爱国、平邑的大卜 槐、苍山的神山、沂源的田庄等地，都曾留下了他坚实的脚印，洒下了他辛勤的汗水。他每到一处，都虚心听取群众意见，并认真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他在调査中听到当地群众说:“水是一条龙，从上往下行，治下不治上，白搭一场工。”对群众的这些反映，他没有漠然置之，而是认真对待。在总结了各地的治山治水经验之后，提出了“统一领导，全面规划，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的方针。这就是：治山治水要和封山造林、深翻整平土地、修筑道路与科学种田相结合;治山治水要与除弊兴利相结合。根据这一总的要求，要治一山成一山，治一沟成一沟，治一岭成一岭,治一河成一河，治一个流域成一个流域。不能治下不治上，零打碎敲，搞半拉子工程。因此，必须党委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 一标准、统一组织、统一行动。在治理工程中，要根据 具体情况实行综合治理。治山要封山造林，要用材林 和经济林相结合;治山改土要在山上陡坡挖鱼鳞坑、竹节沟，山腰挖围山河，山坡要小块并大块，深翻整平，建 倒流水的水平梯田；山沟上游闸山沟、修谷坊、修塘坝，下游建小水库；水库上游建提水站，下游修自流渠灌 溉•，对河道要上游修大中型水库，下游搞拦河坝，自流灌溉;治涝要挖排水沟，修台田、条田，有条件的要进行 稻改，使旱田变水田。
从1960年到1965年，经过了四五年时间的全面 规划，综合治理，工程面积不断扩大，质量不断提高，水 浇面积扩大到四百多万亩，水稻面积发展到一百四十 多万亩。1965年，临沂地区被中央誉为“大寨式”的专 区。《大众日报》、《解放日报》、《人民日报》相继发表长 篇文章和社论，介绍临沂地区治山治水的经验,并和苏 州专区并列参加了全国农业展览，向全国进行展出介 绍。《人民日报》专门发表社论，题为<做社会主义时代 的新愚公》，临沂地区的经验受到全国各地的好评。大 部分省、市负责人亲自带着领导干部到临沂地区参观 学习，中央农业、水利部门的领导同志、北京市委领导 和万里同志都来临沂参观过。当时，地委领导及办公室或有关部门的同志陪同参观、介绍情况，应接不暇。
1964年春天，省委召开了省、地、县、公社党委书记四级干部学解放军、学大庆、学大寨经验会议。会上，省委决定让薛亭同志在大会上发言，介绍临沂地区学大寨治山治水，搞好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当时，薛亭同志曾向省委领导讲，我们的工作只是刚刚起步，现 在介绍还早。当时的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告诉他说: “你就介绍如何全面规划，抓好山、水、林、田、路综合治理的几个结合和如何继续前进，大搞水利配套工程，扩 大水浇面积实行稻改的。”因当时我任地委秘书长，毕汝成同志任农工部长，薛亭同志就同我们俩人研究如何写好发言稿。他一再嘱咐我，你们起草时一定要注意谦虚谨慎、实事求是、留有余地，别写过头话，工作中的成绩是下边干部和群众干的，多写写下边是怎么做的。稿子起草后，他连夜反复认真修改，因而介绍时讲得比较实际，受到了与会同志和领导的好评。
从实际出发执行上级指示
他在莒南、郯城任县委书记时，经常骑着自行车到农村去，找基层干部谈话访问，调查研究。主持地委工作以后，虽然有旧吉普车，但他只是坐到县城或公社驻地，多数还是走着到工地和村子里去。当地群众看到他一点官架子也没有，都愿意和他说说心里话，所以他也能了解到真实情况。1958年的“刮五风”和反右派斗争，郯城比其他县轻得多。1958年刮“高产风”，到 处出现“亩产万斤粮”的地块，我们团地委要求青年要打先锋。曾提出青年要单独大搞“青年试验田”、“青年丰产田”、“青年山”、“青年林”等，并开展“百、千、万” (亩产百斤皮棉、千斤花生、万斤地瓜)运动。薛亭同志来地委开会时，对我说:“青年不要脱离生产队单独搞试验田，可以在生产队搞试验田中起突击带头作用。搞‘青年山’、‘青年林’义务劳动或单独承包是可以的。如果青年脱离生产队，单独搞试验田、丰产田，恐怕有 些问题不好解决。”根据他的意见，我们对要求作了调整，强调了在社、队生产组织中成立突出队、突击组。在搞工程或生产过程中，遇到急事、难活，可以让“青年 突击队”搞突击，完成任务后仍回到生产队。这样，青 年们既在生产大队、生产队统一组织的生产活动中发 挥了作用，又突出地发挥了青年的特点,很切合实际， 也很受青年们的欢迎。
在三年困难时期，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统一核算、统一分配，影响了社员的生产劳动积极性。出现了“出工不出力，干活工效低”、“干不干一样记工分”等不良现象。薛亭同志对这种情况多次亲自调査，认为主要 是体制、政策不合理，“平均主义”、“大锅饭”造成的。 他还要求地委农工部、调研室的同志下去调研蹲点，认真研究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在地委调研室负 责，就带一部分人到了平邑县天宝山公社的两泉等几个大队，蹲点近一年，实行了“三包两定”（大队对生产队实行包工分、包成本、包产量，定征购、定口粮)和“超 产奖励”的办法。这样，既保持了生产大队统一核算，又使生产队有了一定的自主权,调动了社员的生产积 极性。同时，薛亭同志部署各县重点社、队进行试点，事实证明，效果很好。地委经研究报省委批准后，在全区进行了推广。后来中央下达的人民公社条例《六十 条》，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济政策，正符合这个 精神，所以当时在那种情况下，薛亭同志主张实行“三 包两定一奖”起了很大的作用。
薛亭同志在领导班子中坚持民主集中制，在地委常委会讨论问题时，他充分发扬民主，要求大家畅所欲言，对大家提出的各种意见都虚心、耐心听取,并善于 启发、引导，最后集中大家的意见，作出正确结论。所以在他主持工作的这段时间里，地委领导班子非常团结,大家很尊重他的领导，心往一块想、劲往一处使。在曰常工作中，他也是善于听取同志们、特别是下级干 部的意见。不论是提正面意见还是提反面意见的同志，他都一视同仁，虚心听取。大家都反映他民主作风好，非常爱护和关心干部。在整风反右运动中，有的干部被“拔了白旗”，有的干部受了处分被下放到基层。
薛亭同志主持工作以后，提议经地委讨论，对有些受到错处理的同志予以平反，落实政策。如蒙阴县委书记张洪荣、专署副专员孙笑生等同志曾被错误处理下放到基层，后都上报省委予以纠正。有这样贤明务实、关心同志、一身正气的领导，谁不全心全意地干好工作 呢？
清正廉洁以身作则
薛亭同志的清正廉洁和艰苦朴素是有口皆碑的。他出发到各县、社,都住在招待所，在招待所大餐厅和大家吃一样的饭，不喝酒，不吃请，并按规定交钱和粮票。平时在家里生活也十分简朴，爱吃煎饼和青菜做的小豆腐，家具很简单。他对子女要求很严格，从不娇 惯。他不允许子女们在外面说自己的父亲是地委书记，更不准搞特殊。因此，他的孩子们在校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很多人都不知其是高干子女。薛亭同志和爱人经常出发，就从家乡找了一个侄女来帮忙料理家务，干了四五年后，孩子们可以送幼儿园了，侄女也长到二十多岁了，薛亭同志打算让她回家。我和薛亭同志闲谈时曾对他说:“人家找的保姆，有的都安排了。你是不是想办法也安排当个工人什么的？你不好说，可以叫别人给有关部门说说。”当时，这件事对于他来说，还是比较容易办到的。但他当即就说：“不行！我这样办，别人也都这样办，那还了得？ ”以后，他到底让侄女回家了。
由于经常出发在外，吃住不好，他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和胃病(后来又患了肝病），一夜睡二三个小时就很好了，特别是工作忙了，上级来了重要指示或急于要处理的事情，他就更睡不着了。一犯胃病，他就弓着腰、捂着肚子坚持着工作；实在疼痛难以忍耐时，就趴一会儿再起来研究工作。有的同志催他回去休息，他常说:“不要紧，过一会儿就好了。”很多干部群众说他是“捂着肚子干革命的好同志”。
在逆境中坚持党性原则
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 权派”的帽子，受到批判。有些所谓造反派再三威逼，用“别烧鸡”等人身攻击、污辱的卑鄙手段，逼他承认是“三反”分子，他始终坚持原则，不胡说。如一次在批判他的大会上，几次逼他承认自己是“三反”分子，他却始终坚持说:“我不反党、不反社会主义、不反毛主席！我不是‘三反’分子。”
薛亭同志被夺权罢官后，我也被夺权罢了官。听说他病了，一天晚上我偷偷地去看他。他忧心忡忡而又气愤地对我说:“哪有那么多走资派？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工作怎么办？生产谁来管？群众将来吃饭怎么办?”随后我们像问答式的讨论起“什么最幸福？什么最痛苦？什么最可耻?”之类的话题来，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以后我把我们俩的议论偷偷整理出来，经常翻阅，时时激励着自己，现抄录如下：
共产党员什么最幸福？为党工作最幸福！
共产党员什么最光荣？为人民服务最光荣！
共产党员什么最愉快
共产党员什么最高兴？助人为乐最高兴!
共产党员什么最痛苦 共产党员什么最难过
完成党的任务最愉快！
没有工作最痛苦！
看到工作受损失最难过！
共产党员什么最可恨？搞阴谋诡计最可恨！
共产党员什么最可耻？造谣诽谤最可耻！
以后经杨得志同志和军代表做工作，薛亭同志解放了，被结合为地革委委员，以后成立地革委核心组，被任命为副组长。军代表撤出革委会，恢复地委时，薛亭同志又被任命为地委书记，后又调任省水利厅厅长。 薛亭同志因长期劳累过度，加之身心创伤累累，病重住院，至1979年7月21日在山东省立医院病逝。省委为他召开了追悼会。我后来听说和见到省委对薛亭同志的结论，当时既悲痛又欣慰，随即写了一首《忆秦娥，悼薛亭同志》:
闻噩粍，无限悲痛，心欲碎。一生革命，鞠躬尽瘁。沂蒙人民心怀念，党的政策明是非。明是非，忠魂安息，生者心慰。
这些年来，每当我思念薛亭同志的时候，就翻阅我 和薛亭同志合作的《共产党员什么最幸福》和我悼念他而写的《忆秦娥》这首词。
薛亭同志安息吧！
(本文作者曾任共青团临沂地委书记，中共临沂地委研究室主任、宣传部长、秘书长，中共临沭县委书记，中共临沂地委党校校长、书记，中共山糸省委政策研究 室副主任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