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亭同志在临沂地区工作三十多年，他受人们拥戴和尊敬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他以一个普普通通共产党员的形象与人民群众建立起来的血肉关系。他深刻理解党的宗旨和“人民勤务员”的内涵，真心实意地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群众谋福利，因此，他说的话群众就听，他倡导的事群众就乐意办，即使是在充满艰难曲折的逆境中，依然有其 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下面，仅就我知道的他参加1970年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的情况，特别是他对这次会议贯彻落实的成效，记述一段他是如何全心全意地相信和依靠全区广大干部群众，坚定不移地继续发扬“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革命精神，重新安排沂蒙河山，彻底改变穷山恶水面貌的。
这次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是在毛泽东主席亲切关怀下、周恩来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会议于1970年 8月25日在山西省昔阳县开幕，8月31日回到北京，10月5日闭幕，历时45天。这次会议实际上是一次全国性的农业会议，参加会议的除北方14省（市、区）的代表外，其他15个省（市、区）的代表和解放军生产建设兵团的代表也出席了会议。到会代表共 1259人，山东代表110人。我记得临沂地区参加会议的代表有时任地革委副主任的薛亭同志，费县革委主任李福崇同志，蒙阴县革委主任张洪荣同志，莒南县厉家寨大队革委主任厉永廪同志等。
会议期间，出席会议的代表应邀参加了国庆观礼和焰火晚会，两次见到了毛主席。厉家寨的厉永廪同志还应邀参加了周总理举行的盛大国宴。10月4日 晚上，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出席农业、商业、外贸会议的全体代表，作了关于国际形势的报告，对农业、商业、外贸工作作了重要指示，历时达二个小时零十分钟。会议采取群众路线、上下结合、集中大 家智慧的办法，向毛主席、党中央写了报告。这个报告也是这次会议的总结，主要内容有如何掀起“农业学大寨”的新高潮，如何进一步贯彻落实“备战、备荒、为人民”的伟大战略方针，彻底扭转南粮北调，加速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各项措施以及农村政策等。
薛亭同志到北京后不久，即找我了解厉家寨在全国农业展览馆展出的筹备情况，因为这个展览主要是 为了迎接这次会议举办的，全国共有30个先进典型展出。山东共有莒南的厉家寨、黄县的下丁家和滨县的杨柳雪三个典型展出。
我于1968年即在北京参加中国建设成就赴阿尔 巴尼亚首都地那拉中国展览馆厉家寨展出的筹备工作，结束后，水利电力部展览办公室通过借调，把我留下参加这次全国农展和其他内展、外展的筹备。我作为办展工作的代表，参加这次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有关活动和国庆观礼，听取周总理的报告。
薛亭同志见到我后，非常高兴，因为我在莒南工作时曾随县委书记严立乾同志在厉家寨长期蹲点，写过不少宣传厉家寨的文章和材料，薛亭同志到莒南和厉家寨时我们多次见面，比较熟悉。这次会面后，我即详细地将厉家寨的展出内容向他作了汇报，特别是1969年5月30日在水利电力部部长钱正英同志的陪同下，周恩来总理、李先念副总理和康生、陈伯达、 谢富治、黄永胜等审查赴阿尔巴尼亚展览时，周总理对厉家寨询问的情况和作的指示，李先念副总理于6 月20日代表周总理再次审查时的情况，向薛亭同志作了传达。周总理对厉家寨展出内容审查了二十多分钟，详细地看了每一张照片，听了文字说明以及模型上所表示的内容介绍，不断点头，表示满意，并且询问了厉家寨水利建设、户数、人口、土地、种植哪些农作物、产量以及有没有自留地、养多少猪等详细情况。周总理明确指示说：“社员一定要有‘后院’（指自留地)，没有/后院’怎么养猪呢？分户养的猪要算户里的。”薛亭同志听了以后说：“总理的指示很重要，你们都给老严（严立乾同志）和厉日耐同志说了吗？”我说：“审查的情况我们已于去年（即1969年) 7月11日写了专题报告，同时报给了省、地、县革委办公室、宣传组、生产指挥部了，并建议在厉家寨建立一个简易的而内容又比较系统的长设性的展览馆，各地人员到厉家寨参观时一并看看展览，这样就有一个更为完整的印象，使毛主席的光辉批示更加深入人心。”薛亭同志说：“你们这个建议很好，很有必要。”分别时，薛亭同志问我去不去友谊宾馆听大会典型发言（会议典型发言大都在这个宾馆礼堂举 行）？”我说去听，因为这次展览办完后，还要为下一 次展览作准备，需要了解和掌握一些新的典型材料。薛亭同志说：“这样就更好了，你去时可以去找我，有些事情可以多交谈交谈。”我当即就答应了。
这样，在以后一个多月的会议过程中，我曾去找过薛亭同志多次，他也多次打来电话找我。在我接触薛亭同志的这段时间里，我发现他每天都在夜以继日地思考着、工作着。他白天听经验交流和参加座谈，晚上就阅读会议材料，准备贯彻落实意见。在他房间的写字台上和床上都摆满了材料和各种统计报表。他患有失眠症和十二指肠溃疡，夜里睡不着就起来学习文件和考虑问题。在交谈中，他对参加这次会议很为振奋，很受鼓舞，对如何贯彻落实好会议精神的心情非常急切。他曾不止一次地说，他自去年（1969年 10月）被“结合”进地革委领导班子后，近一年来大部分时间是在下面跑的，他看到原来建起来的一些水利骨干工程，有的好几年没再配套，有些已经配套的还被破坏了，有的长期没人管没人问，根本不能发 挥应有的效益；原来建成的高产稳产“三保”田（保水、保土、保肥）竟变成了“三跑”田；山上、河滩上的不少林木没长起来就被砍掉了，水土流失非常严重；原来一些高产余粮先进典型又变成了低产缺粮典 型……他说.•看来这种状况不光是山东、临沂这样，全国其他一些地方也是如此，农业非大抓狠抓不可了，国务院召开这次会议确实是开到了火候上。临沂地区是个农业大区，七百多万人口要吃饭，农业上不去，其他什么事情也难办。若是能借这次会议东风，发动群众下决心干他三五年，是完全可以促上去的。
薛亭同志正是在这种万分焦虑、极为急切的心情驱使下，在会议还在紧张进行期间，他即给地革委写了一封长信，传达会议精神和参加会议的感受，提出对这次会议如何贯彻落实的意见。同时，他亦让我以我个人的名义给莒南县的严立乾同志、厉日耐同志各写一封信，把会议精神尽快告诉他们。我在这两封信中，把薛亭同志对莒南、对厉家寨治山治水、大搞农 田基本建设以及有关应掌握的农村政策等问题讲的意见、要求都如实作了传达。信写好交给他看后，他说写得很好，要迅速发出去。再就是薛亭同志向省革委写了一份临沂地区关于治理淮河流域的建议。另外，他还向我具体谈了《人民中国>(日文版）编辑部的同志约请写的一篇关于全面介绍厉家寨先进事迹的文章，他还对这篇文章写什么、怎么写讲了几点意见。他说他已告诉编辑部的同志到全国农展馆找我，由我完成，并以我的名义发表。从他写的、谈的上述这些信函、报告和文章内容上，令我感到惊讶和钦敬的是他无论对全区的或是莒南的、厉家寨的实际情况都是了如指掌，提的一些具体意见或建议极其详实而准确，如应当把哪些治理项目作为重点主攻方向，哪些工程作为建设的骨干，要怎样发动和组织群众去搞，要投多少工，要花多少钱，要用多长时间，治理好以后能获得多大效益，等等，都令人十分信服和激动不已。当时我很自然地联想到，薛亭同志即使已经几年不在地区主要领导岗位上了，但丝毫没有影响和动摇他对党、对人民的一片赤诚，他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全区人民的大事，无时无刻不在谋划着如何彻底改变自然面貌，如何使沂蒙人民早日脱贫致富。若是没有这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他决不会通过认真地调查研究、掌握和占有这么多的第一手材料的。
薛亭同志10月初从北京返回临沂后，即于10月 11日在地委大礼堂召开干部大会传达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10月16日至18日又召开地革委全委会进行贯彻和专题讨论研究。在大礼堂干部大会上，薛亭同志上午没讲完，又接着讲了一下午。他除了全面汇报会议情况、会议精神和周总理的重要报告外，还讲了他自己参加这次会议的深刻感受，向同志们表示了决心。他说：“我参加这次会议以后，心更明了，眼更亮了，干劲更足了，决心回来大干一场。自己不仅要当好革命的对象，还要当好革命的动力。”他认为：只要领导班子思想统一了，目标明确了，就有条件、有信心，就会以革命加拚命的精神，以叫高山低头、叫河水让路的大无畏的气概，重新安排沂蒙河山，彻底改变自然面貌，大干三五年，全区就会赶上去！接着，他对要重点抓好哪些水利建设工程、如何加快农田水利配套、如何加快建设高产稳产田的步伐等，都讲了自己经过深思熟虑的具体意见。他还提出，建设高产稳产田，平原地区要以临沂的塘崖、册山为标准，山岭地区要以莒南的厉家寨为标准。他要求，为了保证建设质量，各县、社都要抓样板、树典型，要采用专业队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办法，有计划有步骤地组织实施，既要搞得轰轰烈烈，又要扎扎实 实。同时还要加强宣传教育工作，大造舆论，广泛宣传，大力做好思想发动，使国务院召开的这次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真正达到家喻户晓，人人明白。这次大会，实际上是一次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向穷山恶水进军、向贫困落后开战的动员大会、誓师大会。
由于薛亭同志对这次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得坚决、及时、有力，1970年秋收一结束，临沂地区即掀起了一个重新安排沂蒙河山，大搞治山治水、建设高标准农田的新高潮，这是自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 来所没有过的，这也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临沂地区大规模彻底改造穷山恶水伟大斗争的继续。在我从北京回来过春节时，一进临沂地区就看到红旗招 展，人山人海，热火朝天，到处是治山治水、大干苦干的战场，到处是大干快上、大干大变的标语口号。 一些工地现场都搭建了指挥棚，竖立着治理规划图， 广播喇叭播送着雄壮嘹亮的歌曲，使人感到沂蒙山区确实是一片充满希望的热土。
在以后几年的时间里，我在回来参加筹备厉家寨、莒南县大山公社、莒南县、蒙阴县等先进典型参加全国水利建设成就展览、全国农业展览和广交会展览时，每次看到这些先进单位的变化，每次听取这些先进单位负责同志的介绍，心里就久久不能平静。这些单位取得的新变化、新成就确实是令人鼓舞和发人深思的。
据中共莒南县委在《发扬愚公精神改造莒南河山》一文中记述，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组织全县广大干部群众重温毛主席对厉家寨的光辉批示和《愚公移山》这篇文章，学习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以厉家寨为榜样，找差距，订措施。县委常委11名委员，除留2人主持日常工作外，9人坚持蹲点、跑面，二分之一以上时间学习、工作、劳动在基层。县委书记严立乾同志等，坚持在厉家寨蹲点，先后举办万人次参加的学习班，培养了大批骨干。在县委的带动下，县、社1400多名干部深入基层，蹲点包队。并且采取领导和群众相结合的办法，通过实地勘察，制订了重新安排莒南山河的规划。按照规划，每年冬春集中40万劳力上阵，大搞水利工程和农田基本建设，许多过去不敢想不敢干的工程上马了，数以百计的水库塘坝建成了，大规模的劈岭填沟整地改土运动开展起来了，一治一座山，一整一道岭，一治一大片，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全县粮食生产在1970年亩产376斤的基础上，1972年上《纲要> (500斤），1973 年达到629斤，1974年虽然遭受特大涝灾，亩产仍然超过《纲要》。四年共向国家交售粮食、花生4.182亿斤。这个县的大山公社，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推动下，认真推广厉家寨的经验，大干促大变，四年时间削平了37个岭头，填平四百多条沟涧，新修水库5座，建机电灌站13处，开渠130华里，百分之七十以上耕地实现了水利化。粮食亩产量大幅度增长，全社35个大队，队队过“长江”（800斤）， 26个大队超千斤。这个公社的厉家寨大队，粮食亩产量1966年曾达到830斤，由于“文革”的干扰破坏，亩产量逐年下降至700斤、600斤，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后，以“挖山不止”的革命精神，展开了大规模的重整梯田的战斗，并把改土和治水紧密结合起来，使4000亩山丘坡地变成了“上下两平（水平化) 土深暄，生物措施护地堰（绿化），涝能排水旱能灌 (水利化），高产稳产不靠天”的“三化”园田，1974 年粮食亩产量上升到1150斤。
由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广泛深入地贯彻落 实，临沂地区其他各县、市的治山治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运动也都取得了极其可喜的成就。在原地委副书记、时任地区生产指挥部负责人张清波同志带领我们筹展组去蒙阴县征集该县展出资料时，县革委负责人汇报了全县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所取得的巨大变化，并带领我们看了几处成效尤为显著的公社和正 在大干的工地现场。时任费县革委主任的李福崇同志说：1970年在国务院召开的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上，会议还未开完，薛亭同志即和他个别谈心，具体研究了再次掀起大办农业、大搞水利建设高潮的规划，回来后，我即在县委常委会上传达了薛亭同志的指示。之后，经过3年奋战，全县深翻改土超过50万亩，建成石渠配套150华里，建起扬水站300多座，扩种水稻8万亩，使全县水利灌溉面积达45万亩，从而保证了农业稳步发展。据有关资料统计，全地区 1957年至1975年共建中型水库33座，而仅在1970 年9月至12月4个月内开工兴建的就有6座，连同早在1966年开工的一座“半拉子”工程又进行续建的共7座。治理淮河最大骨干工程之一沂、沭河洪水东调工程亦于1971年11月开工，至薛亭同志调省工 作时，正在进行第八期工程。原地委副书记张学伟同志离休后多次向去拜望他的同志深情地回忆说：薛亭同志在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期间写来的信和由于他回来 后对这次会议精神贯彻落实工作抓得紧，抓得实，全区在以后几年的时间里，连续大干，治山治水，改造自然的成就确实是惊人的。若是没有薛亭同志的领导作用，是不会取得那么大的成绩的。
然而，正当临沂地区广大干部群众以“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再次掀起声势浩大、波澜壮阔的治山治水的群众运动时，江青反革命集团于1974年借“批林批孔”再次制造混乱，矛头直接对准重新出来工作并致力于消除“文化大革命”严重后果的老干部。“临沂地区的一些造反派，在反复辟倒退的浪潮中，重新搞串连,拉‘山头’，围攻老干部，进行夺权活动，再次制造混乱，使刚刚开始好转的形势迅速逆转。”（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临昕地区组织史资料》记述）1975年5月，薛亭同志调省，从而离开了他三十多年日夜眷恋的沂蒙大地，告别了骨肉情深的沂蒙父老乡亲。
人生的道路都是自己走出来的。1967年1月24 日造反派夺了临沂地委、行署的领导权，原任地委书记的薛亭同志即被视为“临沂地区最大的走资派”而遭受残酷迫害。1967年4月9日成立了地革委，直到1969年10月薛亭同志才被“结合”任地革委副主任。在他之前，已经有15位军、干、群代表担任副主任的职务。1969年8月成立地革委党的核心领导小组，薛亭同志于1970年7月才被任命为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薛亭同志在1970年8月去参加北方地区农业会议时，是他担任地革委副主任后还不到一年 的时间，担任核心领导小组副组长才刚刚一个月。然而，薛亭同志并没有以为自己所遭受的打击迫害和不公正的对待而动摇一位共产党人的坚定信念，更没有心灰意冷、意志消沉，而是屡经磨难而矢志不移，一如继往地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伟大壮丽的事业，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任劳任怨，努力工作，最大限度地挽回这场“文革”运动所 造成的损失。从他对这次北方地区农业会议精神的贯彻落实的四年多的短暂时日里，使人们更加深刻地看到了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强烈地感受到他的博大胸怀和顽强不懈的革命意志。这四年多来，临沂地区改造自然斗争所以取得如此巨大成果，是周恩来、李先念等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抵制和最大限度地减少“四人帮”祸国殃民造成的巨大损失而召开的这次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得民心，顺民意，也是与薛亭同志以一个久经锻炼的共产党人的高瞻远瞩的目光，看到了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沂蒙老区人民对彻底改造自然、摆脱贫困的迫切愿望和要求分不开的。他看到了真正蕴藏在千百万人民群众中的革命伟力。他深知，人民群众才是真正创造历史的主人。“那怕征途多险阻，胸中自有百万兵”，这正是薛亭同志与临沂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亲密无间的力量源泉。
(本文作者曾任临沂地区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副 总编，临沂市史志办公室副主任、副总编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