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我与薛亭同志的第一次见面，还是在我村路旁。那是1962年秋的一天中午，我正在家吃午饭，一个青年跑来喊我，说村外来了一辆小汽车，有 一个人像大干部，要找村支书。
我放下饭碗到那里一看，见一辆吉普车旁站着几个人，一位是县里的领导，对我说：“老鞠，这位是咱地委书记薛亭同志……”对于地委书记的名字，我多次听县、社领导说过，但今天第一次见面，我有些紧张。薛书记微笑着与我握过手，说：“今天，我是路过这里，见你们村外山上的树林管理看护得特别好，想了解一下你是用的什么办法。”
那时候，“大跃进”和三年生活困难时期刚过，各村山林破坏很严重，而我村在组织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同时，联系实际，认真开展了社员小段“五好”评比活动。当时全县的五好评比是“思想工作好，生产搞得好，生活安排好，爱国爱社好，民主团结好”。
而我村根据实际，突出了爱党爱社会主义，爰国爱社这些内容，对爱护公共财产、保护山林的表扬奖励， 对破坏山林损坏树木的批评、处罚，我村山林很快成了全公社样板。另外，因为我村认真抓了思想政治工作，社员拾金不昧、助人为乐的风气大增。我把以上情况向薛书记简要汇报了一下，他沉思了一会，说:“你们的评比不走过场，不片面追求形式，而是结合实际讲实效，这很好，应该认真抓下去，也应该认真进行总结。”薛书记是路过这里，只简单地说了这些就匆匆走了。可是想不到第五天上，地委办公室来了几位同志，说是薛书记派他们来蹲点，帮我们总结联系实际搞好社员“五好评比”的经验。又过了几天，薛书记亲自来了，还带来了行李卷，说要在村里住几天，与社员搞“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学习）。地委书记到我们这个沂山前的一个小村子来蹲点，我这个村支书当然很高兴，可也为安排领导的吃住犯了难。我正想找间刚结婚的青年人的新房让他住，再找个人专门为他做饭，想不到他已经把自己的行李卷摊在了大队部民兵值勤的那张破床上。他说: “你们别为我瞎忙，我也是庄户人出身，还钻过山沟打过游击，如今这算什么吃苦？这次我是来蹲点调查 研究的，不与群众‘四同’，能得到真东西?”
薛书记真是说到做到，他在我村，白天与群众一起下地千活；夜里与大家-起学习毛主席著作，一起听取群众小段评比。睡，就睡在那张破床上；吃，不是跟着我在家吃家常饭就是到几户烈军属家去同吃煎饼就咸菜。
到了第五天晚上，刚散了支部会，他把我叫到了他的床前，对我说：“老鞠，明天我要到省里开会。现在有一件事想与你商量一下。咱们村的社员小段评比，很有成就，但是我觉得还欠全面，缺了很重要的一项。”我忙问缺了什么，他说：“现在只抓了群众评比，缺了干部评比，应该让群众定期评一下干部。”
我在农村当了十来年干部，知道农村干部是属 “土地佬”的，权力不大，跑腿不少，有时上下挨挤，左右受气，很不好干。你不让群众公开议论干部，群众还背后说七道八，要让群众公开评论干部，若把大小干部评论急了，撂了挑子怎么办？薛书记看我一时没表态，知道我有疑虑，说：“当干部不容易，当农村干部更不容易，这点我知道。可是党员干部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了一个目的，那就是为群众当家办事。当家办事，难免就有不妥之处。有不妥之处不让群众讲，时间久了，就会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错误，严重的还会蜕化变质。当干部最大的危险，不是做了什么错事，而是失去了群众的监督。咱定期让群众给咱指一指评一评，这实际是干部更好当了，错了就改呀，否则，迟早有一天会让群众推下来。”
我这个人没有文化，更谈不到理论水平，听了薛书记那些话，觉得眼前亮堂，心里热乎。我说：“对，薛书记你说的对，我们应该让群众对我们定期评比评比！ ”薛书记说：“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当然我这也是听了几位老社员的意见。至于对干部怎么进行评比，你们支部再研究。这里很重要的一条是做好干部和群众的思想工作，要两个正确对待，干部正确对待群众的意见，群众正确对待干部的优缺点。”
薛书记走了之后，我们根据他的意见，在群众“五好评比”的同时，逐步开展干部的“五好评比”，让群众推举代表参加干部评比活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当然，用历史的眼光看，60年代初，我们搞得那套“双学双评”活动，有不少局限性，甚至有“左”的和形式主义的东西，但由于我们处处联系实际，以提高社员干部思想觉悟、行为规范、道德水平为目的，一切评比都采取了毛主席提出的“团结—— 批评——团结”这个公式，确实成绩不小。当时在我村，干部空前团结，社员觉悟普遍提高，人人讲贡 献，个个爱集体，别说没人破坏一棵树木，就是群众赶集上店拾到的钱，也回村交给大队让外村人来认领。不久，县委、县人委发了向我村学习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决定，《大众日报》也发表了我们的典型材料。在1963年全县农村先进单位和劳模代表大会上，我作了典型发言，受到了与会者好评。
又过了不久，县委通知我，要我参加地委和专署召开的农村先进代表大会，并要我在会上作典型发言，说这是薛书记指的名。我虽然当农村干部时间不短了，但要我到地区大会上发言，还真有些拿不准，心里沉甸甸的。到了地区那天刚住下，薛书记和其他领导就来招待所看望我们，我把我韵心里话对他说了。我说：“我们山沟里的工作，只能在山沟讲，到了大地方怕是不行了。”他说：“不对，山沟里也有先进经验，你村的工作我有数。听说你上次在你们县大会上的发言效果就很好嘛！明天你只管大胆讲，怎么做的就怎么讲，怎么想的就怎么讲。你放心，你在前边讲，我在你后边坐着!”
第二天，我在会上介绍了我村干部和群众“双学双比”的做法、效果和经验体会。我这个山沟的村支书，在全区大会上一讲就是两个小时，台下听的，有各县和地委、专署机关的领导干部。我的发言引起了一阵又一阵的掌声。我发言完毕回过身来，果然见薛书记坐在我身后，向我微笑，我的心也就放下了。
就在这天下午散会后，地委办公室的一位同志对我说：“今天晚上薛书记请你到他家吃晚饭。”说着把我让到了汽车上。
多次接触，我与薛书记已很熟了，但他一个地委书记，请我一个山村支书到家吃饭，我心中难免不安。到他家门口时，他与爱人老萧，早已在门外等候。他笑着对老萧说：“这就是我几次跟你讲的西旺庄支书鞠太田同志，他对农村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好，有一套经验，今天在大会上发言，一炮打响。”老萧也是个和气热情的人，她笑着问我：“老鞠 听说在你们村，人人拾金不昧，支部只好把群众拾到的钱贴在大院墙上让失主自己来认领?”
没等我回答，薛书记说：“看来老萧与省委工作组的同志刚进村的时候一样，对这一点有点不大相信。好，今天我讲个故事给你听。”
接着，他兴致勃勃地讲起了省委工作组的陈静同志在我村的故事：那是这年春天，省委派来了工作组，总结我村思想政治工作经验。当我们汇报到我村社员无论是在本村或在外村外地拾到钱物，找不到失主后都能主动交到大队部，村里也无人认领这些钱物，大队只好把钱贴在墙上，让群众自动认领这个情况时，工作组有的同志似乎不大相信。正巧工作组在我村的头几天，村里也没人丢东西也没人拾东西，我也不好说什么。到了第七天，工作组负责生活的陈静同志要到大队部找会计结算生活账，他把钱、粮票和自己的几张公债（国库券）装进了裤兜里。不知是兜破了，还是他掏别的东西带出来了，他在村前转了一会来到大队部一掏裤兜，三样东西全没了。到了下午，工作组另一个同志在大队部与会计说起了这件事，会计说，这不，社员拾到后都送来了，怪不得没人来认领呢，原来是老陈的。当老陈看到自己掉的钱票一张不少，并且了解到这是三个社员分别在三个地方拾到的之后，感慨的说：“西旺庄的村风，过硬!”薛书记讲了这件事后说：“看来我们今天抓的这个工作，不仅有现实意义，还有历史意义，是提高广大农民道德水准的大问题。”
1964年3月，山东省委、省人民委员会召开农业先进集体代表会议，我光荣地出席了那次大会，并在会上作了发言，介绍了我村坚持做思想工作认真进行“五好”评比的经验。省委书记谭启龙同志自始至终听了我的发言。会后，薛书记很高兴，他一直送我回到我的住房，说谭书记和其他几位省的领导对我的发言给予了充分肯定，同时在全省各地引起了反响， 德州、惠民、菏泽和胶东的地委书记，都邀请我去介绍经验。我由于腰间有伤，又加上一直在农村干活干惯了，让我站在大会主席台上一动不动讲两个半小时，我的腰还真受不了。就在这次全省大会发完言后，我往住处楼上去，腰有点不听使唤，这一点倒被薛书记发现了，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原因对他说了，他对我们县委书记张方庚同志说：“注意以后再让鞠太田同志大会发言，一定给他放个凳子让他坐着讲，就说这个同志腰有伤。”
省里大会之后，外地不少单位请我去作报告，张书记总是按薛书记的交代，让大会组织者为我放个凳子。我每次坐在凳子上作报告，总觉得我们薛书记就在一边看着我。那之后，我与薛书记的关系，已多了 一层亲如兄弟的感情。我每到临沂，总是到他家看看老萧和孩子；薛书记到我村，也少不了到我家看看我的老伴和孩子，吃上顿煎饼卷椒子。只有一次他没到我家。说来也巧，我们最后的这次见面，又是在我村 路旁。那是1966年初夏的一天，我正在村外干活，薛书记来了，说是从省里开会往回走，过来看一看。我说：“走，你嫂子刚烙的煎饼，再让她用鸡子炒辣椒。”他说来不及了，要抓紧赶回临沂研究会议贯彻意见。不知为什么，他这次态度显得沉重。两眼深深地看着四周的群众。过了一会，他对我说：“老鞠，你我都是共产党员，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咱也不能忘记一条，领着大家种好地，千万别再让老少爷们挨饿呀。”
“千万别再让老少爷们挨饿”。这是一句很普通的话，可这句话对我们却变得那么重要。不久，“文革” 开始了，薛书记成了“走资派”，我这个小小的村支书，当然也成了“小走资派”，只是由于我村群众基础好，才没有发生大的批斗，但小的批斗还是少不了的。不论别人怎么斗我，我都记住薛书记的那句话。他们斗完，我直起腰来就说：“你们怎么斗我都行，谁掌权也行，可是不管怎样咱还得领大家种好地，千万别让老少爷们再挨饿。”这话群众听了都心服。我从台子上走下来，就抗起锄头下地，党员、团员和广大社员就跟上。造反派也没法子，不久，又把我“扶”起来。这样一来二去，我们村生产影响还不大，那几年群众也没挨饿，群众都说薛书记忘不了咱，咱也忘不了薛书记。
可是万万没想到，才过了几年竟传来了薛书记去世的消息，我哭了，我老伴和孩子都哭了，村里的几户老烈军属也哭了。薛书记去世，就像我村一位受人爱戴的老人去世一样，人人心里都难受。他们问我:“咱薛书记年纪还不大呀，他怎么早早走了呢?”
是啊，薛书记走得太早了！
(本文作者曾任沂水县西旺庄党支部书记，系山东省农业劳动模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