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8月18日，我县大队长徐法斌同志在柘沟镇徐家庄反击日伪军扫荡的战斗中身负重伤，藏在魏庄张保善家中。张先生得知后，便以给他人看病为由，巧妙地避开敌人的秘密监视，及时赶到徐队长的住处进行探视。张先生赶到后，顾不上休息，马上察看伤情。经检查发现，徐队长是面部受伤，子弹自左颊打入，从右颊飞出，打落了两颗牙齿。由于面部血管神经密集，所以出血较多，疼痛剧烈，加上转战数十里，饥渴劳累，徐队长四肢发凉，脉搏细弱，身体不时地微微颤抖，有时还出现休克。在当时的战争环境里，赴外地医院治疗是根本不可能的事，而自己药房的条件差，药品缺。面对这些困难，张先生怀着深厚的阶级感情，果断地决定，创造条件，克服困难，尽最大努力把徐队长的伤医好。
首先，张先生为徐队长注射了仅有的三支50％葡萄糖液，并使其喝下了含糖的淡盐水，止住了休克，恢复了神智。接着便进行术前准备工作：没有高压消毒锅，就把干净的白铁壶塞上壶嘴，压紧壶盖，进行器械消毒；没有橡皮手套，就用碱水把手洗净，再燃着白酒把手烧一烧，光照不足就多点几支蜡烛。准备完毕，张先生便小心翼翼地给徐队长进行面部麻醉，然后冲洗伤口，消毒敷药，进而施行外部缝合，整个手术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张先生操作轻柔，动作敏捷，尽量减少徐队长的痛苦；徐队长也表现出一种革命军人特有的英雄气质，不叫疼，不呻吟，疼极了就咬咬牙，顽强地忍耐着，以配合张先生的治疗，大有关公刮骨疗毒之概！
四十年代的中国，西药的应用还不普遍，在解放区就更为缺少了。为了给徐队长治好伤，张先生曾多次冒险去敌占区购买西药。有一次，张先生去济南托熟人买了点西药，为了避免敌人的搜查，他化装成官绅的样子，头戴礼帽，金丝架眼镜，外罩呢子大衣，足蹬乌亮的皮鞋。把所购药品用点心盒盛着，装进一个手提包式皮匣里，带上了火车。来到吴村火车站，一下车就看见几个日伪军士兵对所有下车人员逐个搜查。张先生心中明白，要想瞒过日本人，就必须先瞒过伪军，他急中生智，便买了两包香烟装在兜里，又买了一只烧鸡放在另一个提包里，就大模大样地朝车站出口走去。走到出口，张先生亲热地向几个伪军士兵打招呼，又向日本鬼子施个礼，随即掏出香烟递给了他们。为了争取主动，不等他们搜查，张先生便主动打开了提包，几个伪军士兵接到了香烟，又看到了烧鸡，个个喜笑颜开，敷衍了事地摸了摸皮匣，就大声说道：“没啥，走吧!”说着，那只烧鸡就被他们藏到一旁去了。
为了摆脱敌人的搜捕，徐队长的住地隔几天就须换一个地方，在近三个月的治疗过程中，徐队长先后住过魏庄、圣府岭、小厂、朱家村、小白沟、王坟、李白庄、滕家洼等十几个村庄。徐队长住到哪里，张先生就到哪里去治疗，而且每次都巧妙地更换一下去的方式，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保证了徐队长的安全。作为一名普通医生，张先生能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为革命千方百计救护徐队长，在当时的环境下，其精神着实可嘉，理应受到人们的赞扬。（(张安居 宋尚典整理 文章审核：泗水县县委党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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