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高永润，山东省济南中学退休高级教师。我籍贯老家在滕州（滕县）城东南大约十六七里，津浦铁路南沙河车站以东三里是南岗村，村小，人穷，没名气，历来不受社会关注。抗战时期，城里和南沙河都住着日本大兵，而在我们村东六七里以外的大山脚下，密布着十数个大大小小的山村，什么朱庄、上营、北古石、南古石、于泉、合汇等村落，那里都是抗日武装经常出没的地方。鬼子汉奸紧紧盯着那里，不时派兵去清剿“毛猴子”，而对南岗这个眼皮子底下的小地方也就不大理睬了，这个小村子成了一个小小的夹缝地带，却给群众的抗日斗争提供了一个有利的空间。我父亲和我哥哥们在我地下党的领导下，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先后建立了敌工站、地下党支部和武工小组等抗日机构，组织发动全村群众投入多种形式的抗日活动，动员了十几位青壮年先后参加了八路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8年3月中旬，日寇占领了滕县城，从此，这一带的老百姓就陷入了水深火热之中，到第二年，不仅鬼子的烧杀抢掠不停，又加上天气干旱高温，疟疾、营养不良型腹泻、黄水疮等传染病大泛滥，我家老小患上传染病，不仅没钱买药医病，连饭也没得吃，全家人躺的躺，坐的坐，东倒西歪，唉声叹气，整天在死亡线上挣扎。
我父亲的朋友，前仓沟村的王彦彩（王干卿），看到我家当时的困境，告诉我父亲：“你带上孩子去山里吧，仓沟寨里的王修庭（王丹墀）你也认识，他在那里教学，你到他那里，给你找点事干，孩子能上学，能管饭……我给你写封信带上，到那里有饭吃，有事干，去吧。”
我父亲抱着试试看的想法，带上我十三岁的三哥高永让去了山里大赵庄，找到王丹墀，果然如王干卿所说，王丹墀很愉快地接受了我父亲爷儿俩。经过几天的交谈，相互了解，同时也看到了八路军的地下工作者和武装人员，他们多是昼伏夜出活动，没有一定之规，或像王丹墀一样，有了公开的职业身份作掩护，进行着紧张的抗日活动。
我三哥被安排在王丹墀身边，除了干些服务性工作外，就是站暗岗放暗哨，送信传文件。王丹墀了解我父亲有点文化，教过私塾学，办过小学堂，在当地社会上有一定的人际交往，就把他介绍给了朱宗瑶（朱慕堂）和丁一，跟随他们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适应，逐渐进入实际工作。后来才逐渐了解，王丹墀是滕县地下县委书记，王干卿、朱慕堂是县委委员（朱当时是军事委员，后来当了我们区的区长、县公安局局长），丁一是鲁南区特委敌工部道会门科长兼滕县敌工部主任。这里的人对他挺客气，称他丁主任。
我父亲在山里工作一段时间后，朱丁他们就安排他回本地做抗日动员工作，交代了平时的工作内容、方式方法和与组织联系的暗号。最具体的就是如有急事汇报，可主动去找朱庄的朱玉哲，一般是会有人主动来联系的，临走还给了一点活动经费。
我父亲回家后，同走前一样，在家仍是忍饥挨饿，可他不声不响，饿着肚子也去外边串亲访友，表面是求帮，实为组织力量，先后将南沙河车站装卸工王长山和本族的弟兄高庆伦发展成工作伙伴。王主要从车站获取敌情，高庆伦主要利用他的手工织手巾，赶集赶会串乡卖手巾，去城里进货买洋线等机会窥探敌情，传递信息。我父亲有了人手，工作很得力，山里也有人不断来联系。第一个联络人，是小商贩打扮，肩上搭着一个半新不旧的钱搭子，身个不高，但很健壮的中年汉子，与父亲交谈了一阵，便匆匆走开了。以后再来，他们的话就多了。他姓夏，父亲称他老夏。有一次他从小包袱里取出一丈四尺毛蓝布，说是发给父亲夏季的衣服。来找父亲的人逐渐多起来，跟我们家最熟悉的人之一，要算华洪魁了，开始有一个货郎来我们村转来转去卖针线布头什么的，我母亲也买过他的东西。不知怎么与父亲扯络上了，就经常来卖针线，转来转去总是要见到父亲说个话，甚至喝碗水才走。原来他也是丁一主任领导下的地下工作者，家住铁路西华庄，他传递铁路西侧的信息。来往多了，我们都叫他华大哥，偶尔外人问起来，就说有点偏亲。
一般来看，仓沟寨里、南沙河街仅是两个乡村集镇，没什么复杂的，但在当时，特别是南岗村，可没那么简单，来自城里的、车站的日伪人员，公开的，隐蔽的，穿梭不断。抗日力量方面有申宪武国民党系的游击队特务人员，还有我党的地下工作者，各方人员交织混杂在一起，很难搞清人们的真面目，弄不巧就要上当受骗，酿成大祸端。父亲就凭当时仅有的两个人，很难掌握日伪、申部的重要情报，所以千方百计寻找得力的人来扩大自己的队伍。首先物色到南沙河街上一个杂货铺的老板王学益，在他的牵线下，结识了南沙河车站的一位站长，此人是福建人，知识分子出身。父亲作为一个乡村农民，与他交往是在太难了，无论怎么困难，也不能放松，更不能丢了对这个人的工作。好在不管他与父亲存在多大的差异，但在内心里的民族意识，还是相同的，这就成了交往的基础。经过反复曲折的工作过程，这位站长终于和我们站在一起了。由于他们的加入，父亲的队伍，不仅从数量上，更从质量上大大地加强了。站长对日伪的军情运情等各方面所提供的情报迅速准确，价值大大提高了层次，特别是丁一主任与枣庄临城（薛城）一带的铁道游击队有直接密切的联系，这边的情报也有力地支持了铁道游击队方面的斗争。
抗日斗争形势发展很快，从山里来的人，已不再是传递情报的事了。连朱慕堂、丁一等领导人有时也亲自来了，而且要在这里住下来工作。父亲根据工作需要，安排来人的生活住宿，首先选准了高庆伦家，他住村子南头，院外是一片不小的树林，再越过一片庄稼地，就是一片坟地，过去小路就是通往山脚下的水沟，住在这里出入隐蔽都很方便，早期，丁一主任等经常不声不响地住在这里处理工作。因为我党抗日工作长期处在秘密的状态下进行，尤其统战工作要接触社会上层人物，工作人员须化妆，穿着打扮多样，像丁一、朱慕堂等常是长袍短褂，丝麻衣料，尤其是丁一主任，还有时穿着毛呢西装，戴礼帽，挂怀表，手提文明棍，腰里揣着几个伪证件，随时应付变化的局面，显然就不适合到一般农民家里去住。父亲与本村的统战对象、头号地主高庆肃商量好后，当丁朱他们来了，就大摇大摆地直奔高庆肃楼下会客室，大大方方坐下当贵客，晚上住在楼上处理工作。后来这类的客人越来越多，像当年鲁南军区的侦察参谋沈鸿义。武工队长张西池等领导人，就多次住在这里，与高庆肃也成了老熟人了。经过较长时间的考验，高庆肃的抗战热情大大提高，不仅配合父亲迎来送往，而且对群众的抗日活动经常给予支持，仅我知道的，他为抗日武装人员就买了两支短枪，还有长枪、弹药、扒铁路用的大工具等等。因为他表现好，当时被组织推荐为县参议员，参加我党举办的第一次滕县参议员会议，并在这次会上选举了汪亚民为滕县人民政府县长的活动。就在这时，丁一主任通知我父亲和有关人员，组织决定南岗设敌工站，父亲高庆森被任命为站长。
当年交通要道被日伪军严密把守着，在铁路通道洞子口，看管得更紧，盖上岗楼子，住着一大群日伪军，过路行人必须在他们规定的洞子口和时间内，经过搜身检查，才准通过。我们的过路干部、情报人员、购买军用物资的人员等遇到了很大的困难。父亲费了很大的周折，终于与岗楼子上的伪军接上关系，平时过路人员，事先打个招呼，拿点小钱，打点一下就可以了。但遇上接送干部过路等重要的事，就要费点事了。我记得，在秋季，一天中午，一个叫大家倌的中年人，我们叫他大叔，挑着一担好吃的，有牛羊肉、大烧饼、3瓶酒，还有大红色的香烟来我家，我一看有好吃的，就想凑上去拿烧饼吃，可父亲在后面一步赶上来说：“别动，别动，那是给人家买的。”那时孩子老实，听大人的话，嘴虽馋，也不敢再要了。到了下午，父亲和大叔把那担好吃的原封不动地挑走了，我在后边眼巴巴地望着他们往西边车站方向走去。第二天吃中午饭时，父亲和大哥边吃饭边说些昨天晚上的事，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听出来，昨天晚上他们是送干部过路了，父亲在岗楼上招待伪军喝酒打牌，大哥他们趴在路旁保护几个干部顺利通过洞子口。我听了，心里仍然不太平衡，心想，那么多好吃的，都给狗汉奸吃了！
城里的日特经常下乡来刺探情况、搞破坏，其中有一个当地人，对我们党的工作和群众的安全制造了很多麻烦，上级决定把他除掉。父亲他们经过周密的侦察、跟踪，摸清了他的活动规律。抓捕由武工队实施，父亲配合。那天是南沙河集，张西池队长和队员早早埋伏，在拐角屋茶馆周围，父亲与往常一样，坐在茶馆喝茶，当着那特务刚一出现在茶馆里时，父亲发出暗号，武工队员立即将其抓住，带出集市结果了这个坏家伙的性命，为当地人民除了一大害。张西池的回忆录所写《南沙河捉特务》一文中提到的“高大爷“，就是我父亲。
在与各方敌人明里暗里的斗争中，父亲被日伪和申宪武游击队抓捕过不止一次，每次都是组织设法营救脱险。最危险的一次是1945年春天，在南沙河王学益小铺子里，被原武工队员，叛变后当了日本特务的宋广明抓捕，投进城里日本监狱。情况非常紧急，在区委书记刘昆的领导下，武工队立即抓捕了城郊一伪区长的小老婆，并从他家里缴获两支步枪等武器弹药，跟他谈妥条件，叫他从日本人手里把父亲营救出来，则将其放过。经过一番周折，在父亲坐监第35天时，营救出狱。
父亲出狱后，即投入工作。至日寇无条件投降，但盘踞在滕县城里的鬼子，拒不放下武器，向八路军投降，坚持等着国民党接收。而被国民党接收后，日伪武装原封不动地替国民党守城，坚决与共产党为敌到底。我党决定武力解决，是年底11月，在王麓水师长率领下的八路军第八师，发起攻城战役。组织安排父亲编在滕县公安局侦捕队，随部队入城，侦捕流散、潜藏的的日伪分子。任务完成，也就是宣告了我父亲的抗日任务最后结束。以后便在滕县人民武装部部长田奎荣的领导下，投入解放战争的战斗之中。
父亲从山里回来，一面忙自己的事，一面安排我哥哥们的事。通过老朋友推荐，我二哥高永春去下徐庄庙里教私塾，是当时少见的十七岁的先生，这小先生同时还肩负着秘密的抗日工作。在组织的支持下，由我父亲牵头，在本村创办了一所初级小学，学校设在我家对面的一处闲房子里，规模很小，只有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实行复式教学。我大哥高永瑞及青年张贵德、张贵金、高宪文等先后任教师，其中我大哥既教课又主持校务，时间长了，我父亲就把校长的职务正式交给了他。学生主要来自本村，前仓沟也来了不少学生，年龄大小不齐，有的像我当时只有六七岁，相当多的是十几岁，有几个都结婚生子了。
我大哥和老师们一边教学生读书识字，一边搞抗日活动，学校就成了他们的活动基地。白天正常上课，晚上约集教师张贵德、张贵金，年龄大的学生高永海、高永德、马保升、王永亮等，青壮年农民高庆绪、高永泰、张贵杰等，讲抗日宣传资料、抗日故事，玩枪动刀，练拳脚，去街上刷抗日标语、散传单。每逢元旦、节日就扎彩匾，印传单，带上花生、糖果等，晚上偷偷安放在鬼子汉奸容易收到的路口、房边，劝他们弃暗投明。往后就配合区中队、武工队去扒铁路、割电缆，让鬼子翻车，电话不通。当大哥他们配发了枪支弹药以后，他们常常独立去扒铁路，不管扒成扒不成，都能引着鬼子的铁甲车来回打探照灯，盲目地向铁道两旁打枪放炮。他们跟开玩笑一样跑回村来，学生就把短枪（单打一）、手榴弹藏在书桌抽屉洞子里，白天照常上课。
这段时间，区里的几位领导常来学校落脚，指导工作，组织活动，其中主要有区长（后任书记）刘昆、武工队长张西池及其同志们，区中队长王君富，还有吕水田（李康）、赵新民等领导同志。在斗争中我大哥秘密入了党，又经他介绍高永海、高庆绪、高永泰等也先后入了党，逐渐以党员为骨干，形成了一支小型武装。区委决定，在我们村建立地下党支部和武工小组，由我大哥担任党支部书记和武工组长，从此使我村抗日斗争从斗争的形式、组织程度和规模。全面提高了一个档次，对启发和带动全村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和行动，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就在那时，青年高庆连、高金鹏、高庆松、侯景龙、高永柱等先后参加了野战军，高永喜、高永铸等参加了区机关的工作，我二哥从徐庄学校脱产，先后担任了区文教助理员和区中队的队长兼指导员。我四哥高永泗先在区机关工作，后调县税务所，被分派到南古石税务检查站任站长，当时他才十五岁。
在党支部的领导下，一边开展武装斗争，一边组织发动群众，建立了农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和姊妹团，把全村各阶层的群众都发动了起来，投入热火朝天的抗日斗争中。
回忆在抗日斗争的年代里，我才是几岁的孩子，经常掺和在大人中间玩，帮我哥哥们擦擦枪，和外来人混得很熟。每每感到非常快乐。尤其丁一主任，他知道我长期有眼疾，一到我家，首先叫着我的乳名，从口袋里掏出眼药水瓶，给我点眼。但当听到谁喊声“日本人来了“，就立即跟着母亲，跑进村外庄稼地里躲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