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觅选文才——追悼老战友沙洪（文/胡成放）
1938年春，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由山西前线暂时撤回延安，进驻洛川，编为抗大六大队（对外仍称随营学校）。同年夏，第四期学员结业，大部分分配到敌后，在部分干部率领下开赴前线，补充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和扩大、巩固抗日根据地。第五期开学后，校（大队）领导找到我说：“你到各队教日文和讲政治课，对干部熟悉，注意协助政治处物色一个德才兼备、才华出众的宣传干事，充实政治处宣传股的工作。”我接受任务后，首先根据领导意图分别联系各队队长和指导员，请他们在日常工作、学习、生活中，有意识地进行考察，并介绍给我认识。我们特别注意各连“救亡室”墙报中的文章和作者，从中发现人才。经过两三个月的考察，初步筛选名单中就有沙洪，而且名列前茅。经十一队队长黄径琛同志介绍，我认识了当时任区队长的沙洪同志。从此，彼此在集会时或节假日经常见面，谈文论武。
1938年9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党在目前的主要工作是，在战区和敌后组织独立自主的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党中央作出了到敌后办学，培养大量干部，发动和武装人民开展游击战争，发展、建设和巩固抗日根据地的决定。
同年12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成立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并以六大队为基础挺进到硝烟弥漫的敌后办学，这是伟大的创举。它给全国学校作了榜样，不愧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斗争的学校。不仅拯救敌占区人民于水火，而且能鼓舞和增强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
抗大一分校经历二次长途东迁，总行程达五千多华里，从延安而晋东南而山东。它在敌后办学的七年，是贯彻毛主席为抗大制定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风，“少而精”、理论联系实际、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以及启发式、研究式的教学方法的七年；是发扬党的光荣传统，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自力更生，在敌后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一面战斗一面办学，取得巨大成功的七年，共培养了各类干部二万四千多人，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抗大一分校第一次东迁时有三四千人，以木船摆渡，渡过汹涌澎湃的黄河。紧接着跨过汾河，又急行军，通过同浦路敌人封锁线；翻越上下九十里的锦山时，饥寒交迫，饮雪止渴，在十分艰苦困难中挺进。毛主席称之为“也算是一次小长征”。
沙洪同志在“小长征”路上尽显才华。他思维敏捷，结合实际，抓住灵感，文彩飞扬。他经常在队伍出发前和行军路上朗诵鼓舞士气的诗，诸如督促部队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黄河之滨集合一群中华民族优秀子孙“欢渡黄河”；敢上刀山下火海的勇士何惧敌人“封锁线”；“‘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雪山草地能跨越，九十里锦山算个啥。”他配合设在山路曲折盘旋陡坡处的宣传鼓动小组，为同学们加油鼓劲。翻越锦山后，昼行夜宿，到达晋东南总司令部驻地附近的屯留县古县镇，行程十八天，春节前二月初开学。我找到政治部宣传科长安征夫同志，正式推荐沙洪同志为宣传干事，被组织采纳。
学校第二次东迁山东战略要地。于1939年11月25日三千多人，由山西太南神郊出发，经冀南、鲁西平原，穿越平汉、津浦铁路，历时九十余天行程三千里，比第一次东迁更困难，任务更艰巨。首先要坚决完成总部每人要背一百发子弹交给一一五师和地方部队作为面礼，这是硬任务。其次，北方隆冬，在鹅毛大雪中，吃着群众以柿子皮掺糠磨的面充饥，翻越太行山高耸人云的崇山峻岭，酷似在狼牙缝里穿行。直至队伍登上峻亟关（晋、冀、豫三界首）才松一口气。沙洪环顾四周引出诗兴，随口哼出：“恋恋不舍太行山，山高林密好游击，誓把鬼子消灭光！向南极目大别山，老区群众盼解放，等待亲人打回来！东望冀南好去处，平原游击大开展，吓得鬼子心胆寒！”他鼓舞着队伍向冀南、鲁西平原挺进。敌人的据点密布，河流、港叉、公路铁路交错，不利于大部队行军，经常昼夜兼程，连续行军，急行军、强行军。如过乎汉线，从黄昏直到次日日出，足足走了一百四十里。过津浦线，从元旦前一天走到元旦，跨年度走了一百三十余里。行军中涌现出许多顽强勇敢、团结友爱、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不仅增长了军事常识，而且锻炼了革命意志和艰苦奋斗的作风。1940年1月5日顺利抵达山东沂南县弥祖乡，校部驻东高庄，受到山东一纵司令员徐向前、山东分局书记兼政委朱瑞的欢迎13月初，一分校2670名学员举行开学典礼，徐向前司令员到会讲话，号召要“学会在战斗中学习，在学习中战斗”。果然此后，学校在参加反敌、伪、顽大小战斗百余次中完成教学任务。6月上旬，在反顽战役中，校文工团员李林、阮若珊创作的脍炙人口的歌曲《沂蒙山小调》，久唱不衰。7月1日校召开党代表大会，朱瑞到会并作《从国际到山东》的报告。李培南政委作《关于抗大一分校成立以来党的工作总结和发扬优良作风》的报告。沙洪作词、王久鸣谱曲的《永远跟着共产党走》歌曲，向党代会献上了一份厚礼！此歌在大会上演唱，博得全体代表热烈的掌声和赞美声！唱遍了全校、沂蒙老区、齐鲁大地、大江南北，后来唱遍全国。这是沙洪成名之作。
数十年过去了，我与沙洪同志见面的机会很少。直到离休后，才有机会促膝谈心。1998年3月我俩参加了《八路军总部随营学校》一书的编委会并合影留念。
沙洪同志永远活在我心中。
悼沙洪（文/叶尚志）
今年春节——大年初一早晨，突然接到老友沙洪的夫人姚明的电话，说沙洪昨天——大年除夕遽尔逝世，使我愕然，使我怆然，使我茫然！我除以最快的办法打电话悼念逝者，慰问亲属之外，几天来陷入深沉回忆之中，吟诗三首邮往北京，以寄托哀思于万一。
痛悼沙洪
（一）
迎春惊噩梦，元旦别沙洪。
正拟修书候，何期报讣凶。
一朝哀永诀，千古恨难逢。
耄耋幽明隔，怆然泗泪壅。
（二）
忆昔延安日，吾侪正少年。
洛川军令急，晋岭战程兼。
挺进依汶侧，坚持滨海边。
同龄容貌似，谊重义情牵。
（三）
分合重欢聚，十年弹指间。
怀才犹出众，下笔便成篇。
《灯塔》歌声遍，《老人天地》传。
灵魂将不朽，此去应安然！
我与沙洪是同时代人，同龄、又是安徽同乡，在日寇侵华、内忧外患、民不聊生的民族危亡关头，革命浪潮澎湃的伟大潮流中，追求真理，奔向延安，走到一起来了，在抗大相见、相识；又在抗大一起工作过四年。我与沙洪青年时代因年龄、身材、容貌相似，在校内常有人误认，传为佳话。建国后我俩又分别在中央机关同时期工作近十年。在改革开放和离休前后，又在京沪同在组织人才工作战线工作，时常交往，直到他逝世。在人世沧桑、历史巨变的近六十六年中，我们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保持着始终如一的诚挚、纯粹、良好的友谊，实在是难得的、珍贵的，值得永远纪念。
沙洪是抗日战争初期从安徽萧县中学奔向延安抗大学习留校工作，我是从安庆到南京、武汉，也是随后在中学抗日救亡运动中，奔向山西前线参军，然后奉调回延安抗大学习，留校工作。我和沙洪第一次见面是1938年秋季，他在区队长
（即排长）训练队培训，我在政治教员训练队培训；我们过的都是军事生活，每晨早操跑步，都在东门内广场，操后，革命歌声此起彼伏，人人愉快、意气昂扬。那时生活非常简朴，没有脸盆等盥洗用具，都到东门外延河边洗漱。同学间虽很少个别接触，但许多人的名字互相都知道，其中一位个子修长、风华正茂的少年便是沙虹（建国后改名沙洪）。还有至今健在的李民、黎明和一位会指挥唱歌、绰号叫做“二六”的女同志，都是活跃分子。我们这一批青少年当时大都只有十八岁左右。
我们两个训练队除了正规的授课、学习、讨论、操练之外，最重要的活动是参加重大集会和听中央负责同志报告。记得重要的聚会、活动有：纪念七七抗战一周年（东门内大操场，有林伯渠、杨松等讲话）’和“九一八”七周年（南门外），欢迎朱总司令从前线归来在南门外大检阅，欢迎董必武、周恩来、王明、博古从武汉回到延安等等。抗大总校四期在当年“八一”毕业，毛主席、洛甫、陈云、李富春、林彪、罗瑞卿、许光达、何思敬等做过大报告。此后延安正准备召开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抗大总校抓紧时机，邀请了许多回到延安的领导人向全校师生演说、做大报告。计有：周恩来报告“保卫大武汉战争形势”，朱总司令在欢迎大会报告“华北战场形势”，刘少奇报告“什么是共产主义？”项英报告“抗战中的新四军”，潘汉年报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形势”，程子华报告“晋察冀边区的创建”等等。这都是抗大总校，包括政治教员训练队和区队长训练队，沙洪和我共同受到教育，永世难忘的经历。
抗大总校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在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开过之后，我跟他坐大卡车回洛川原总部随营学校，这时改为抗大六大队，我在政治处任组织干事，参加大队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听过张际春同志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学习过毛主席《论新阶段》和“坚持党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报告。当时还未向下传达王明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这是以后才知道的。之后沙洪调到洛川六大队十一队任区队长。我们政治处的同志常到各营连检查工作，常到十一队，这是我与沙洪直接接触的开始。
1938年12月中央决定抗大分出一、二两个分校挺进华北敌后方，六大队成为一分校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数千人马以何纵队的代号，在何长工、周纯全、韦国清、黄欧东的领导下，强渡黄河，通过同浦铁路日寇封锁线，挺进达到晋东南。这时我仍在校政治部和党委会工作；沙洪很聪明，善于写文章、作新诗，就从连队调到政治部宣传科与赵宏弼同志两人分工编校报《火炬》。这个报纸用油印，有金大力（油印股长）、魏伯奇、李长林三位刻蜡板，简直同铅印的一样，以红蓝两色套版，印得非常出色。全校师生数千人都很喜爱这份校报，我是其中之一。万分可惜的是魏伯奇、李长林两位陕西青年干部，在后来一次大扫荡中，在战斗中被万恶的日寇活活烧死。
自晋东南到抗大第二次东迁下太行山，又挺进到山东沂蒙根据地，最初到达依汶河边，驻在东西高庄，就遇到日寇一个联队（相当于加强团）长驱直人孙祖，一些国民党地方势力顽固部队望风溃逃。日寇与我军在孙祖接火，由山东全军司令员徐向前指挥，打了一场争夺孙祖和九子峰山头的七次攻防拉据战，歼敌大部。翌日我到孙祖街心广场，看到昨晚日寇连夜把尸首、伤员焚弃的遗迹，臭气刺鼻，余部少数人于拂晓前逃遁。这次战斗胜利，鼓舞了军民，抗日信心大增，精神大振。我与沙洪在民居同室，他写了一首歌颂孙祖军民并肩抗敌的长诗，在政治部的几位同志中朗诵、征求意见、推敲、修改。此诗的大体内容我还能记得一些当时在校刊上摘要刊发；可惜六十四年后的现在就无法记录复述了。
1940年春季，沙洪一面编报，一面与校文艺工作团副主任王承骏同志合作谱写了一首名歌《跟着共产党走》。王承骏后改名为久鸣、王岳，是上海人，在音乐专科学校受过专门教育。抗战之初与我都在我军总司令部随营学校接受培训、留校工作，专搞文艺宣传和歌咏。他一生坎坷，建国后在河南任音乐家协会会长任上逝世，是一位在革命音乐事业方面有成就的老同志。当时他们二人在我们房间推敲词、谱，一字一句、一板一眼、认真修订、反复练唱，几天下来，然后定稿；我都在眼前，是他们创作的见证人。这首词曲，凝聚了沙洪和久鸣的心血，表达了广大党员和群众对中国共产党热爱、崇敬的心声。当年“七一”，这首歌就作为抗大一分校召开全校党代表大会的献礼，传唱开来；后在各抗日根据地、建国后又在全国传唱，是一首脍炙人口、传唱不衰的史诗之作。
在战争年代我与沙洪生死与共。有一次经历令我和沙洪都铭刻不忘。日寇在挑起太平洋战争的同时，为了巩固华北后方，1941年冬季对山东沂蒙根据地调集五万精兵，实施“铁壁合围”大扫荡，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共约两个月。前期，我军情报及时，主力和机关、学校都跳出合围圈，在外线作战，与内线军民作战配合，予敌重创。大扫荡尾声，日寇埋伏精兵于一些大据点，11月24日拂晓，远道奔袭费东的大青山，那里有我方返回根据地休整的机关、学校，我校与一一五师的领导机关、后勤部门陷于包围。拂晓我们被枪炮声惊醒，我和沙洪所在的大古台校司令部、政治部的同志都来不及集合，自发地围在校长（即司令员）周纯全（建国后上将）身边，听他的命令。校长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高级将领，他察情度势，从容应对，命令有战斗力的五团三个军事连队，在北侧敌攻击方向拼死掩护众多人马，向东南敌人包围薄弱方向突围。我与沙洪紧跟司令员下山上岭。记得翻山时精疲力竭，突围要紧，我们二人只得把背着一长串备用的粮食袋扔了，顿觉一身轻松，上了马头崖，才脱离了敌人的火力封锁。马头崖像突出的马头，居高临下，可以俯瞰二十里方圆炮火连天的战场全貌，此处实际上成为临时指挥所。司令员周围有政治部副主任刘浩天，以及安征夫、黄明清等负责人员，不时来人向他报告战情，最后与校训练部副部长（即副参谋长）、老战将闫捷三商量、判断，下令所有被围军民冲向敌人最薄弱的东南石栏伪军据点方向突围。这个据点的伪军虽然都出动配合日寇对我突围人员阻击，但没有战斗力，在我军掩护冲击下溃退龟缩于据点。战至黄昏，全部人马都跨过河谷，上了森林覆盖的洋山。
洋山并未脱离敌人大包围圈。虽经全天战斗，所有人员未吃未喝，只略休息，司令员决定我校连夜再翻过几个山头，西进牛栏，拂晓才完全脱离敌情，得以休整。第二天侦察排打扫战场，回来向司令员报告，我方牺牲约千人，仅抗大就有300多师生壮烈牺牲。这次牺牲的有山东省行政领导人陈明、国际友人汉斯·希伯、我校团政委刘惠东和程克、邱则民、陈田心、唐国琼等著名烈士，后葬于附近的烈士陵园。其余90%人马胜利突围，证明指挥正确。在这次炮火连天，连续突围、惊心动魄的战场上，沙洪与我始终互相关怀、互相帮助，生死与共都在一起，是永远不能忘怀的。
突围战后，沙洪仍编校刊《火炬》，他怀着深厚的感情报道了这次激烈的战斗和一些牺牲的师生、战友。记得我校一位老红军时代的司号长齐德，在与我们一同突围时表现十分英勇，在一颗子弹打穿腹部时仍然爬上最后一道大山——洋山。那时我军都把“重伤不哭，轻伤不下火线”的老红军传统当作口号，齐德视死如归，没有呻吟，攀到山顶时，才由战友把他扶到一位老乡家中隐蔽起来。不久，听说齐德与世长辞。我和沙洪商量写出短文悼念这位年轻的司号长。记得悼文最后一句话是：齐德同志每天向我们吹出悠扬悦耳的号角，鼓舞我们奋斗；现在我们再也见不到他的音容笑貌，听不到他的号声了；但是他的号声仍在我们心中回响，继续鼓舞我们英勇杀敌、奋勇前进！
我于1942年开春调到山东分局组织部工作，旋即派往远在北方的冀鲁、渤海地区巡视工作，为了补充“五一”大扫荡干部牺牲的缺额，组织上决定我留在该区坚持平原游击战争，便与沙洪阔别十年，建国后我调往北京中央统战部，沙洪在《大众日报》等处工作，随后于大区撤销时也调到北京中央宣传部，都主管一个处（局）的干部工作。老友重逢，常相过从，格外振奋。中间二十年又经过调动和“文革”的磨难，我与沙洪京沪睽隔。改革开放后都获得解放，我们又同在党的组织工作和人才研究工作战线走到一起来了，在京沪多次工作会议和出差来往中得以频频晤谈、切磋交流。我与沙洪离休后都参与中国人才研究会、抗大研究会的工作，他主持《老人天地》杂志邀我当顾问，我主持《人才开发》杂志邀他当顾问，为了共同的目标，互相支持，互相勉励，直到他停止呼吸。
2003年下半年，我就听说沙洪患病住进协和医院，因为他曾领导过医务卫生工作，北京协和医疗条件优越，我十分放心，认为他终会康复。可是不久据说他患了肺癌，我心一惊，驰函姚明同志打听、慰问，得以证实。我写信告诉沙洪，本想趁赴京开会、出差的机会去看望他，但一直未能成行，非常遗憾。去年11月姚明来电话，说沙洪病情不良，要我直接向病床上的沙洪通电话，鼓励他与病魔作斗争。
在电话中，我听到老友的声音相当平静，也是一大安慰。据说他已知患的是癌症，当然知其凶险，但我二人心中装满了六十六年的风云变化，感慨颇多，对病情均心照不宣，许多话尽在无言中。
此后我给沙洪寄去近期我写的关于人才、三农和纪念赵朴初的一束文章，附了一封长信，好让他在病榻上排遣。我特别把赵朴初老人留下的十六字箴言寄给沙洪：
生固欣然，死亦无憾。
花落花开，水流不断。
我兮何有？谁欤安息？
清风明月，不难寻觅。
藉此以祈求他超脱生命，升华于更高的精神境界！沙洪，我的老友，永别了！在我心中您永远是活着的。您的精神不朽！
忆抗大时期的沙洪（文/谭松平）
惊悉沙洪同志不幸离开了我们，我的心情十分的悲痛！我们是六十多年的老战友了。想起沙洪，他那热情开朗和待人诚恳的面孔，仿佛就在我的眼前……
青年时代，正是抗日战争时期。我和沙洪同志同在抗大一分校，是最要好的亲密战友。沙洪同志是我们抗大一分校中最能干、最活跃的同志之一。当时，沙洪同志在校政治部宣传科工作，我在政治部组织科工作，彼此很熟，也很谈得来。后来由于工作需要分开了，各在一方工作，但解放后，我们就又联系上了。沙洪同志多年来在宣传工作上为我党我军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当年，在抗大一分校，沙洪同志对宣传教育工作就很钻研，他既负责办校报、做编辑，又亲自排版和修改稿件。那时，战斗和学习都很忙，他却能把各项工作都很好地一一完成。我们大家都很佩服，也很信任他。有时，他还亲自担当校报的记者，深入连队，了解连队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情况；有时候，校文工团为部队和群众演出时，沙洪同志还了解部队和群众对演出的反映，并征求意见。经常帮助文工团做些事情，经常到民运工作队了解发动群众和组织群众的工作情况。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人，也是一个做事很深人的人。他是我党优秀的宣传工作者。
1940年党的生日前夕，沙洪同志到文工团了解情况。人家谈起了党的生日该如何来歌颂党，谈着谈着，大家就议论说：党的旗子有了，党的章程有了，党的歌曲还没有。在党的生日来临之际，我们大家何不创作一首歌，来歌颂我们伟大的中国共产党，用歌声来向党的生日献礼！想法一致，说做就做。大家一致推举沙洪同志作词。这时，抗大文工团的副团长王久鸣也“叫板”说：只要沙洪今天能写得出来“词儿”，他就在今晚一定配上一套“曲儿”，一定要把这首歌颂党的歌曲完成。就在当晚，沙洪同志写出了歌词《跟着共产党走》。接着，王久鸣也完成了曲子。先由抗大一分校文工团在当晚试唱，并在党的生日那天正式唱起来了。这一唱，可就在党的生日那天轰动了，整个的抗大一分校唱起来了，整个沂蒙山区的部队和群众也唱起来了，整个的抗日八路军唱起来了，新四军也唱起来了。到后沙洪与《跟着共产党走》曲作者王久鸣。来，在解放战争中三野和四野也都唱起来了…
至今我们大家唱起此歌来，还想起当年沙洪同志的欣慰笑容。沙洪同志永远活在我们这些几十年的抗大战友心中。他与他的歌声将永远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革命青年为了党的伟大事业奋勇向前。
怀念亲密战友沙洪（文/胡德风）
沙洪同志是我的战友、亲密的朋友和老大哥。他不仅在文学艺术上与我亲密合作了几十年，而且教会了我很多知识。从他的身上我学到了怎样做事、怎样为人，也学到了诸多方面的办事能力和工作方式、方法。在他的影响帮助下，使我得到了很多锤炼。
那是在1940年，当我第一次演唱由他作词、久鸣作曲的《跟着共产党走》的时候，我就深深地得到了启发、教育和鼓舞，这首歌在山东根据地广泛传唱，深受广大军民欢迎。1941年底，我所在文工团到华中慰问新四军进行演出时，我们又把这首歌曲带到了那里，大大激发了部队指战员和千百万群众。从那时起，大家就对沙洪这位词作家有了深厚的感情和敬意。从演唱这首歌中，我们了解到他在山东《大众日报》社当记者，我的夫人马旋和沙洪同志的夫人姚明是同学，我们之间的友谊就更加深了一步。沙洪同志待人诚恳、亲切、热情，就像是我们的老大哥一样。
建国初期，曾传说《跟着共产党走》这首歌是抄袭苏联歌曲，我就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很大的疑问，因此在1954年访问苏联时，我就此专访过苏联的一些音乐家，他们唱了几首歌曲，虽然调式上有点相像，但音乐的旋律与曲调的进行却很不同。作为部队的音乐工作者，我也曾和沙洪同志有过数次的探讨，最终否定了这一看法，因此在1980年，作为向部队推广的优秀革命歌曲，特别请了作曲家把这些歌曲加工成了合唱和管弦乐伴奏，并把它和《解放军军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起由中央电视台录了音，向全校播放。广播员对这首歌还作了详细的诠释。不久总政军乐团也把这首歌编成了军乐曲在重大节日向全国播放。 1981年，为庆祝党诞生六十周年，正当我们为主题曲不足而苦苦思索的时候，沙洪同志不辞辛苦，连夜为我们创作了歌颂党的歌词，使我们得以解燃眉之急。记得晚会上，总政歌舞团第一首歌就演唱了《跟着共产党走》，它气势磅礴，雄伟感人，激励了广大观众的心。接下来演唱的是《颂歌》。为了这次演出我团还出了专刊，上面这样写道：
“合唱《颂歌》——献给中国共产党成立六十周年，是我团佘华盛同志根据沙洪同志的词，为庆祝党的生日新近创作的合唱曲。它歌颂了党在艰苦的岁月里，带领着全体党员和亿万人民英勇奋斗，赢来了革命斗争的胜利；今天，为了建设‘四化’，又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革命大军，去创造美好的新生活。整个合唱雄伟、壮丽，由浑厚的男声把人们带入炙热的生活画卷，展现在人们面前。合唱中还采用了重唱、领唱的形式，使整个曲目更增添了热烈的气氛，并运用了几次转调的手法，将合唱逐步推向高潮。”与此同时，我团还演唱了沙洪同志作词、郑秋枫同志作曲的《晨歌》，那生动的歌词和奔腾向上的旋律激动着人们的心，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1年，沙洪同志又写了《迎接新世纪》这首富于感召力的歌词。请陆祖龙、时乐蒙为他写了大型合唱和管弦乐伴奏乐曲，演出收到很好的效果。同年5月份，我和沙洪同志根据《跟着共产党走》、《迎接新世纪》、《晨歌》又策划、设计了一部音乐艺术片《时代的呼唤》，由总政歌舞团创作室主任陈克正同志撰稿作曲。为了更有力地歌颂党、歌颂我们的时代，特别在《跟着共产党走》、《晨歌》的中间穿插了《我爱梅园的梅》（歌颂周总理，由彭丽媛演唱），歌颂雷锋、焦裕禄的歌曲（由阎维文演唱），《迎接新世纪》（由程志、王秀芬演唱）。这一音乐艺术片是由沙洪主持操办的，由北京电视台进行拍摄和播放，在全国产生了较大影响，至今仍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
2000年，沙洪同志又写了《沂蒙母亲》，当我看到歌词时，很是激动，感到心潮澎湃，曲调从我的心里涌出，立即编配了独唱、合唱和管弦乐伴奏，选了很有表现能力的音乐学院的雷佳与总政合唱队演唱，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在由军委副主席迟浩田题词的“沂蒙之歌”活动中，我们把《沂蒙母亲》作为主要内容，在山东拍摄了电视音乐艺术片。为此我曾和马旋一起到山东临沂与当地的文艺工作者和业余的合唱团体演出了《跟着共产党走》、《沂蒙母亲》这两首歌曲，得到了热烈的反响。回顾和沙洪同志几十年的交往，使我感觉到和沙洪同志艺术的合作和感情的交流达到了高潮。
除此，沙洪同志在文艺队伍建设方面，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记得那是文革后的1972年，周恩来总理为总政歌舞团的恢复，允许我们在全国艺术院校和十二个地区精选优秀演员，当时有些单位对优秀演员的调离很难割舍，我们遇到了很多困难，那时正值沙洪同志任职于中央组织部，他在这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帮助我们疏通、协调，把一些有特长的演员送到总政来，至今，我仍深怀感激之情。沙洪同志患病期间，我多次想把由他作词的《沂蒙母亲》送去放给他听，但未能如愿，深感遗憾。在向他的遗体告别时，我把与他合作的《跟着共产党走》和《沂蒙母亲》两首歌的录音光盘交给了他的女儿红叶，是让下一代永远不要忘记父辈的光辉业绩。
沙洪同志离我们而去了，他一生为党和国家的建设作出了非常卓越的贡献，在艺术和音乐创作方面成就是突出的，在其他出版的刊物上也发表了大量作品，不少已成为传世之作。
五年共事，六十年友谊——忆和沙洪同志在一起的日子
（文/李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活着的老友一年比一年减少。我时常想起杜甫在诗中发出的感慨：“少壮能几时，鬓发各已苍。访旧半为鬼，惊呼热中肠。”不久前，老战友沙洪同志去世了。
沙洪同志的去世，对我来说并不意外。记得去年春节期间，我照往年惯例给他们家打电话祝贺春节，他女儿在电话里说：她爸爸生病住院了。我问什么病？回答：肺癌。我听后心里不禁一惊。过了些日子，我同老伴和方徨同志到中日友好医院去看望他。他向我们说起他的病情以及医生的治疗方案，看上去他情绪很好，很乐观。说自己没有什么思想负担。当我们告辞时，他还把我们送到电梯口。
去年非典流行期间，中日友好医院改为非典定点医院，听说沙洪已被转到协和医院治疗。秋天，我们又到协和医院去看望他，此时他已不能起床，不过精神尚好。这次见面，他却没有再多谈自己的病，大部分时间是谈及他的子女。这给我的印象是，病人已在想着身后的事。我们临走时，他仍然平静地说，自己没有什么思想负担。
去年底、今年初，得到他病危的消息，听说他的气管已被切开，这预示他的生命已进入最后的阶段，拖的时间恐不会太久了。不出所料，一个月后，就接到他去世的消息。
我同沙洪同志相识和相知，已有六十多年。对于他，我是先闻其大名而后见其人的。
1940年秋冬，有一首革命歌曲从抗大一分校传遍了沂蒙山区和山东各抗日根据地。这就是由沙洪作词、王久鸣作曲的《跟着共产党走》。这首歌曲，确切地道出了我们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唱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正因为如此，它久唱不衰，一直传唱到全国解放后，传唱到全国各地。我就是从学唱这首歌曲，知道沙洪这个名字的，不过后来他将“虹”改成“洪”字。三年以后，1943年，沙洪从抗大一分校调到山东《大众日报》社工作，我才见到了他，并与他在《大众日报》社共事五年之久。
沙洪年龄比我稍长几岁，水平比我高，能力比我强，担任的工作也比我重要。他给我的印象是非常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和周围同志相处，可以说是“等距离”的，看不出对人有什么亲疏。
由于时间过去了五六十年，那时发生的事情，很多已记不起来。不过，我至今还记得与沙洪有关的两件事。
一件是他和夫人姚明同志的相爱和结合。
沙洪和姚明的相爱，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1943年前后，不知是受康生在延安搞“抢救运动”的影响，还是确有敌特打入我们内部的事实，山东根据地在整风后期，也搞了一阵子“肃反审干”运动。重点是对不久前从敌占区大城市来根据地的一批知识青年进行政治审查。那时姚明同志正是不久前从济南来根据地的，被分配到报社通联科工作。运动中报社就把她作为重点怀疑对象，进行审查，要她交代为何来抗日根据地。可怜当时一个女孩子，满怀激情、历尽艰险跑来根据地投奔共产党，却遭到组织上的重大怀疑，她自然十分委屈，当时，我们很多同志也对这事半信半疑。记得有一次开姚明的会一直开到深夜，忽然天上传来雷声，报社总编辑白子明同志灵机一动，当场作起诗来，说：“听，春雷响了，姚明同志，你猛醒吧！”看来，他是想用这种方式打动姚明，但仍然没有结果。后来，报社决定把姚明隔离起来，并决定由当时担任通联科长的沙洪对她进行个别帮助。在个别帮助的过程中，沙洪对姚明有了更多的了解，他越发不相信姚明是什么“特务”。接触时间长了，难免发生感情，尽管这在当时不为组织上所允许，不为周围一些同志所理解，但沙洪始终不渝地相信对方是清白的，相信自己没有错。等到姚明同志的问题弄清楚以后，他们的关系得到组织上的认可，终于结为夫妻。
另一件事是沙洪和我共同参加了抗日战争期间最后一次随军采访。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山东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当即组成五路大军，向济南、青岛等大城市和胶济、津浦等交通线进军。《大众日报》和山东所有新闻单位也都迅速抽调人员，组成人数众多的记者团随军采访。沙洪和我及其他几位记者参加了向青岛和胶济线东段挺进的第二路大军记者团，沙洪是记者团首席记者。
当时，诸城尚在敌人手里。攻打诸城就成了第二路大军的第一仗。部队在肃清了诸城外围的敌人之后，迅速逼近城区，沙洪随师指挥所行动，以便掌握全面情况。我随一个团的指挥师，从城的东关通过逐户逐屋打通的巷道，进到离城墙最近的地方。经过一夜战斗，靠近东北角的城墙，已被我军用炸药炸开了一个大豁口。天亮后，部队停止行动，准备第二天夜里再攻。敌人见势不妙，第二天还没等到天黑，就于黄昏时分从小东南门突围，向东北方向逃窜，诸城遂告解放。整个解放诸城的报道，是由沙洪从师指挥所打电报发出的。我本是诸城城里人，我根据随部队参加攻城战斗和进城见到家人的情况，写了一篇题为《八路军解放了我的家乡》的报道，送到报社后，未见发表，事后听报社同志说，社长陈沂同志看了我的稿子，说：“李后又不是民主人士！”（意思是文章题目像是民主人士的口气，作为记者不宜写这样的文章）。我十分惋惜，要不是因为一时激动，忘掉了自己的记者身份，那次我本来是可以写出一篇不错的报道来的。
在我军解放诸城的同时，胶济线上的胶县也被友邻部队解放。正在我军准备向青岛挺进时，国内出现了“蒋日伪合流”的局面：蒋介石一方面命令伪军替他守住大城市和交通线，另方面出动大批军队沿平汉、津浦等线，向我党控制的华北、西北、华东地区进攻。党中央、中央军委根据局势变化，作了新的部署：命令各部队停止向大城市进攻；命令山东军区的主力部队连夜兼程赶赴东北；命令陈毅军长率新四军主力部队北上山东，前往鲁南地区堵截沿津浦线向山东挺进的蒋军。
这样，沙洪和我以及其他记者，就告别了原来部队，赶回了报社驻地临沂。
1948年春，我离开《大众日报》南下中原，从此不再同沙洪在一起工作，但后来还是有不少见面的机会。1949年，徐州解放后，沙洪担任《徐州日报》社社长。我因病从中原回山东，曾路过徐州，就住在他们报社。1950年，他担任《青岛日报》社长，我到青岛养，也曾见面。五十年代，我们先后调来北京工作，虽不在一个单位，但大家都同在一个城市。几十年来，彼此一直保持来往。
现在，沙洪走了，作为六十多年的老友，着实有些伤感。诗云：“神龟虽寿，犹有竟时。”生老病死，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但愿人的一生，能活得有价值。沙洪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在不同的岗位上为人民作出过多方面的贡献。他的那首著名歌曲，已经家喻户晓，至今广为传唱。世上的各种作品何止千千万万，但经得起时间检验成为经典作品的，却为数寥寥。沙洪的那首歌曲正是这为数不多的精品之一。沙洪将在这歌声中得到永生。
念战友、诗人沙洪（文/ 马楠）
2004年农历除夕下午五时后，我接到姚明同志从北京来的电话，告诉我沙洪同志走了，他没能度过今年的最后一天，就永远地走了。电波里传来姚明低沉、悲泣的声音。我的脑子像重拳猛击一记，眼前一阵昏暗，耳朵嗡嗡作响。我回答：怎么这么快呵！前天我还打电话到协和医院，护理的小阿姨说他的病情还算稳定，头脑清楚，只是气管切开不能说话了。我想同他说话的念头只好打消，请阿姨转告他安心疗养，待他精神好些的时候同他通话，可现在再也没有机会同他说上几句安慰的话，难道真的永远走了吗？我的眼泪不期而至，纷纷落在胸前。
我回忆的闸门打开了，许多往事像潮水一样涌来，我的眼前浮现了五十多年前我与沙洪相处时的情景：
我同沙洪1943年相识，当时我们都在新华社山东分社工作，他给我的印象是朴实无华，为人厚道，工作生活显得稳重，不争名不争利。他慈祥的脸庞上时常浮现着可亲的微笑，双眉下闪烁着炯炯有神的一对眼睛，尽管战争年代的衣着都是农民老乡的粗布短袄，但从沙洪身上却感受到知识分子特有的聪颖智慧和青春气息。
他二十来岁就创作了根据地男女老少、家喻户晓的歌曲《跟着共产党走》，此歌词由王久鸣谱曲。它像战斗的号角号召抗日军民齐心协力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航行在黎明前的海洋。共产党就是舵手，就是核心，就是灯塔，这首歌在八年抗战中，唱遍了华北的原野，也响遍了塞外的山岗，他对抗战胜利起了巨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位年轻的战斗的诗人。
在《大众日报》社和新华社山东分社工作时，他担任编辑工作。当时我们都是在边打游击边行军中编稿，膝盖当桌子，石头当凳子是常事，即使安定时住在老乡家，冬天也是冻手冻脚，夏天苍蝇成群，蚊子成堆，在这种环境下，沙洪数年如一日伏案编稿发稿，向山东各区供稿，同时又收延安总社发稿。由于敌人电台的扰乱，收稿时常大串的掉字，有些重要稿件要求十分准确，这就要靠编辑猜测，所以沙洪同志有时要为此弄得汗流浃背。特别是1945年前后，山东的军事宣传任务完成的快而集中，曾受到延安总社的表扬。这中间当然有沙洪的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此后在解放战争中，沙洪身处前线，在新闻报道中又作出杰出贡献。他大半生从事新闻工作，在《徐州日报》《青岛日报》都担任过社长、总编辑。他在《徐州日报》工作时，我和陈沂同志随大军南下武汉，过徐州时，我们又重逢了，在他的报社吃饭，晚上他特别到兵车专列前送别，抗美援朝宣传、捐献飞机大炮时，我们再次在海边合影留念。
我清楚地记得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第一天，我在半夜收到译电员送来的电稿，日本投降的消息，我和陈沂兴奋得一夜没睡，第二天天刚亮我就一路小跑到记者编辑们分住的老乡家小院里高声呼喊他们快快来听大好消息：日本无条件投降了。刹时同志们匆匆忙忙跑出来了，小院里挤满了人，老乡们也都出来了，小院沸腾了。这时沙洪只穿一件背心趿拉着鞋，也闻声赶来，他一改往’日慢条斯理的动作，连声问：怎么回事？当他知道日本投降的消息后，立刻手舞足蹈，边拍着巴掌大笑起来：“呀！小鬼子也有这么一天！八年呀，八年呀，我们吃尽苦头就是为的这一天的到来。”所有的记者、编辑、老乡、大人、小孩都疯狂地随着他七嘴八舌地重复着这句话：“八年呀为的就是这一天！这一天多么不易呀！”人们在欢欣鼓舞，小院、山村、整个根据地都在狂欢！
粉碎“四人帮”劫后余生，我们在中央组织部相见。各方被“四人帮”打倒的干部从各地云集北京，到中组部来申诉要求平反，沙洪本人也刚从大西北回来不久，任宣教局长。他又投入紧张的接待来访者工作中，我就是在西单的中央组织部再次见到他的。
沙洪最后一次来上海到我家作客我没见到他。他和陈沂畅谈了一个上午，从国家大事、改革开放谈到家事。他说还要去看一些老同志，还要去杭州看望老战友陈冰和因重病住院的于冠西夫妇。他们都是在战争年代结下胜似同胞兄弟的战友情谊。可悲的是冠西、陈沂都已先他而去，如今沙洪又去世了，我此时此刻百感交集，一种落寞、茫然、惆怅、无奈的思绪掠上心头，感叹人生真是一场匆匆来去的过客，步人老年，就意味着红红火火的宴席已经开始散去了。
沙洪同志，你那么年轻就写出那首《跟着共产党走》的诗，你用极其简练的语言指出共产党是灯塔，是舵手，是核心。你的想像力是多丰富而深刻啊！我深为钦佩你的创作才华，中国这艘巨大的航船确实是在共产党——灯塔、舵手的照耀、驾驭下，乘风破浪，历尽坎坷，载着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艘巨轮成功地驶向世界民族之林。您的诗也将永远载人民族解放的光辉史册。
安息吧！战士，诗人。
念六十年前的青年沙洪（文/包慧）
随着时光无情而快速地流逝，青年时代的老战友，渐渐地一个个地先我而走了，这是人生旅途中的自然规律，谁能与其抗拒？！
当我读到沙洪同志讣告中“享年84岁”的字样时，立刻在我的眼前浮动着的，却不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而是六十年前呈现出的一张喜笑颜开的脸庞，他就是当时的“青年沙洪”。在整个战争年代，我和沙洪同志也仅仅短暂的共过几次事，但他那慈祥、乐观、富有高度革命热情的形象，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里。在这里，将我们共事时曾发生的几则小故事把它记录下来，以表达我对他的深情思念。
早闻其名未曾相识时
早在1939年，我就知道了沙洪这个人的名字。因为他和我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但又同时从延安到达山西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后又从太行山区经过二千五百里的“小长征”，到达山东敌后抗日根据地。那时我在文艺工作团，他在校部宣传科主编报刊——《战旗报》。
没有想到，不久，我和沙洪之间竟成了经常通讯而未曾相识的“朋友”。那是在1941年的冬天，我被分配到了抗大民运工作团，进入了沂蒙山地区。这里过去是土匪刘黑七盘踞的地区，人民长期在敌、伪、顽的统治下，生活极端贫困，不仅经常遭受敌伪军的烧杀掳掠，而且受到敌人谣言的蒙蔽，造成老百姓对共产党和八路军的恐惧心理。当时，凭我的革命热情，对如何冲破重重困难，开辟蒙山根据地，如何宣传组织群众直到建立群众抗日政权过程的细节，不断地写些小文章寄到报社去。使我喜出望外的是《战旗报》给我寄来了热情洋溢的复信，不断鼓励我写稿，并对我的稿件做了修改和润色。我把这些信件和刊登我稿件的油印小报十分珍惜的珍藏着，作为鼓励我不断提高写作的动力。直到1942年春季，始知《战旗报》给通信员的信件都是沙洪同志写的，我从内心感激他那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可以这样说，在以后的岁月中，使我能走上新闻工作岗位，沙洪同志无形中给我打下了最初良好的基础。
我这位未曾相识的“通讯朋友”，还是一个喜爱吟诗作词的“小文人”。在1940年庆祝中国共产党创建十九周年时，他和文工团副团长王久鸣同志合作，创作了《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的歌曲（久鸣作曲）。沙洪同志用短短的几句歌词，形象地把党比成指引人民革命航行中的“灯塔”；掌握着中国人民革命前进方向的“舵手”。这首歌很快从部队唱到地方，渐渐地唱遍了山东根据地，这歌声成了动员全省人民奋起抗日、争取民族解放的号角，当时沙洪同志才20岁。
通联科里的欢声笑语
在人生漫漫的征途中，往往会出现很多巧合之事。我于1942年冬调到了山东《大众日报》社，开始在通讯联络科（简称通联科）工作。不久，科里调来一个新科长竟然是沙洪同志，我俩同是从抗大调来的，彼此自然就觉得格外亲切。
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办报的环境和条件是十分艰苦的。先说生活条件：夏天睡门板，冬天集体睡草铺；吃的是半粮加糠、煎饼或地瓜加咸菜……而在办报的条件方面则是在原始昏暗的油灯下写稿和编报，在石板上印报，而且经常处在动荡而紧张的环境中办报。这是当代的青年报人难以想像之事。
当时整个编辑部只有几十个人，编辑（包括总编辑）还不到十个人，机动记者一开始只有三至四个人，而通联科却是报刊中人数最多的一个单位。因报纸大量稿源需通过报社通联科同志去组织干部和群众写稿。沙洪同志调来时正是科里人员和业务在不断扩大和加强的时候。他们每天都要阅读大量来自各地通讯员的来稿，并提出处理意见，交编辑决定采用与否。凡需要补充修改或不宜采用的稿件，均需由通联科向通讯员讲明理由，还需定期制定报道提示发给每个通讯员……沙洪同志亲自动手和大家一起干，白天忙不过来，晚上还要在小棉油灯下加班。尤其是经常组织大家讨论难以处理的稿件和重点稿件时，他总是一丝不苟地耐心听取大家的意见，给通讯员的报道提示，总要经过他认真修改后才准予发出……
沙洪同志不仅是工作作风刻苦、认真，而且他还是一个丝毫没有领导架子、平易可亲的人，说话也常常幽默、俏皮和妙趣横生……因而他很快和全科同志们打成一片，使通联科成了一个团结紧张而又活泼欢乐的群体。
记得那时没有自来水笔更谈不上圆珠笔，同志们都用简易的钢笔尖，插在高粱秆上蘸着自制的墨水和通讯员通信。一次，有一位高度近视的女同志，名叫郭久贤，常常趴在桌子上拿着蘸水笔写信，不时扶起她那尺寸不合适的眼镜框，因而染成了一个蓝鼻尖。当她一抬头，大家见了忍不住地笑了起来，沙洪见大家笑也跟着笑，有人问他：“你笑什么？”他幽默地说：“你们都笑，肯定是有可乐的事，我也应该和大家共享快乐！”说完大家更是哄堂大笑。
碰到大家休息时，同志们在一起唱歌、讲笑话，甚至猜谜语、对对联。这时候，沙洪总是笑嘻嘻地和大家一块凑热闹，或用他洪亮的歌喉和大家一起歌咏……有一次他突然说：“我出一个‘上联’，什么时候有人对上‘下联’，我这里有赏。”他的‘上联’是：“游西湖，提锡壶，锡壶掉在西湖里，惜呼锡壶！”我听了立即想起了，在我们抗大从山西东迁到山东的行军路上，也曾有人出过同样的这副“上联”，而且也从没有人对上过“下联”。如今，沙洪同志竟准备了“赏品”，最后，仍然没有人能得到奖赏。
有一年编辑部过年时，伙房同志把面粉和菜都发给了办公室，让同志们自己包饺子。这些事沙洪自然是外行，但他觉得都叫女同志干，自己吃现成的不好意思，于是他大声宣布：“今天我和面、揉面。”大家听了都鼓掌欢迎。谁知他一个人钻在办公室里，把所有的面粉都给揉成团了，等到同志们要擀皮包饺子时，找不到一点干面粉，擀的皮自然都沾在面板上，大家对此哭笑不得，问沙洪：“你留的面粉呢？”
他才笑嘻嘻地低声说了一句：“原来包饺子、和面、揉面还有这么大的学问呀！”引得大家又是一阵欢笑。
在紧张而残酷的战争年代，一个领导同志能和同志们同甘苦、共欢乐，这种高尚的风格是十分可贵和令人难忘的。不久我调离通联科去当外勤记者，但是我还是常常怀念起那个时代“通联科里的欢笑声！”
他开创《大众日报》的文艺园地
《大众日报》创刊于1939年元旦，同志们在战火中战胜了人力、物力、财力方面的种种困难，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后，才使报纸从油印发展到铅印，从四开两版到四版发展到对开四版……从1946年开始，才有增设副刊的条件。开创副刊的担子，就自然地交给了沙洪，因为当时在人们心目中他是报社编辑部中几个“才子”中的一个。
报纸在解放区要创办一个带文艺性的副刊，有它很大的难度。不仅要不断扩大副刊的稿源，而且除记者的稿件外，广大的通讯员的来稿五花八门，从“大家唱”、“小故事”、“庄户诗”、“打油诗”、“顺口溜”，以及类似小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都需要编辑们付出巨大耐心和辛勤劳动，进行大量的“再创作”。这个工作不可能和一般编地方新闻稿件一样，按时就可完成，因此，沙洪只好自己在小油灯下开夜车。当时我亲眼目睹了沙洪同志为了精心编好副刊和稿件，有时竞通宵达旦地埋头苦干，不仅不叫苦，而且整天还是乐呵呵的。
那时，正是严寒的隆冬季节，偏偏社长匡亚明规定：全编辑部同志早六时必须起床出来集体跑步，以保持战斗的生活作风。大家照办了，惟独沙洪同志刚睡下不久就被吵醒了，蒙在被窝里叫：“冷呀！冷呀！”有的同志开玩笑，要掀开沙洪的被子，叫他起来上操。这时编辑室的勤务员小张和沙洪是“铁哥们”，总是护着沙洪，等大家走了，他把被子给沙洪盖好，他也就很快又进入梦乡了。
山东农村每到冬天习惯吃两顿饭，上午九时和下午四时，每逢上午开饭时，勤务员小张总是把沙洪的那份饭菜留好，放到编辑自己用泥、砖垒成的火灶上，十时左右沙洪起床后，总像“小偷”一样先伸个脑袋探望编辑室的动静，当他看到编辑同志都在编稿，屋内鸦雀无声时，他即轻手轻脚地走到灶边，乐滋滋地吃饭，吃完饭再到自己桌子上去办公……当年，大家谈起沙洪同志朝朝暮暮的那些情景，无不觉得可乐又可敬，大家心理明白《大众日报》办的副刊，所以能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这是和沙洪同志每天在夜深人静时加班加点的辛苦分不开的。
“新婚燕尔”的故事
1947年元旦，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传开了，那就是“沙洪同志与姚明同志要在报社驻地莒南县东良店举行结婚典礼”。还记得1943年，编辑部来了几个扎着小辫子的姑娘，听说是从日寇占领的大城市来的女学生，其中一个分到通联科的女同志就是性格十分开朗和豪爽的姚明。从此，沙洪和姚明经过相识到相恋一直到结婚的过程中，他们坚贞的爱情，经过了多年的严峻的考验。尤其是在姚明同志经受组织对她严格的政治审查的那些岁月中，他俩时常匆匆地相见一面而又离去，他俩彼此的思念之情，不是局外人所能想像的……
报社的年轻人，在抗日烽火的岁月中，结成了一对又一对的恋人，报社曾举办过多次婚礼。当时战时的婚礼，只是简单地凑钱买一些花生、糖块儿之类，开一个联欢会，唱唱歌，领导照例讲话祝贺一翻……而沙洪和姚明的婚礼格外热闹，正像姚明同志自己在回忆文章中写的：“当得到领导批准我们结婚的通知，我就安排好了工作，背起背包，步行百里到了报社驻地……”而在报社驻地，不仅是编辑部同志们都等待姚明同志到来，而且驻地老乡，妇救会和识字班的大娘大姐们，也为他俩打扫了一间向阳的小北屋作新房，有的还扭着秧歌到村头迎接姚明，匡亚明社长特别在婚礼上，作了热情洋溢的祝贺词。
婚后的第二天，沙洪同志照常轻手轻脚地走进办公室来，笑嘻嘻地向大家打招呼，不知是哪一位同志，突然向他作怪脸，一边问他：“新婚燕尔有何感觉？”只见沙洪仍是笑嘻嘻地看着大家，而好久没有作声。大家等了半天，以为他不好意思说什么，谁知他突然幽默地说了一声：“人家都说：‘孩子自己的好，老婆人家的好。’我说老婆也是自己的好。”顿时，引起整个编辑室一片欢笑声。我当时深感这笑声意味深长，大家都是怀着“愿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属”的心情，高兴地参加了他们的婚礼。沙洪“新婚燕尔”的感想，正是表达了他对自己来之不易的幸福和对姚明倔强性格的一种赞扬啊！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和沙洪夫妇同在一个北京城工作和居住，但彼此平时却很少来往。但我知道他俩的晚年，真是“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榜样，他俩合办的《老人天地》一直在鼓励着老年朋友，真是：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安息吧！老沙，我相信你那洪亮的歌声、快乐的笑声“永远会活在你的老朋友和姚明以及小辈的耳边！”
深切怀念沙洪同志 （文/于渤）
我和沙洪相识是在1943年8月，他是我的科长。那时山东《大众日报》社缺少知识分子，我刚从敌占区跑到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就被分配到报社通联科当内勤记者。沙洪常教育我们说：“告诉通讯员，做什么写什么，工作经验、情况汇报都可以写。”通联科是党的耳目。当时许多重要情况，都是通过通联科反映到山东分局的。通联科编写的《情况通讯》，送县级以上机关做工作参考，涵盖工作的方方面面，对于促进根据地工作的开展，起着不小的作用。由于沙洪同志领导有方，再加上大家的努力，我们的工作成绩很显著，曾多次受到表扬。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沙洪同志执行政策实事求是。1944年底整风，许多青年学生被当做了清查对象，姚明（当时我们在一起工作，后来成为沙洪同志的爱人）同志也被停止工作审查了，并且被关“禁闭”十九天，这对她压力多大呀。沙洪科长能掌握政策，实事求是，没给她施加压力，而是启发她，让她到山东军区保卫部接受审查。一个月后组织上做出“没有政治问题”的结论，并被分配到艰苦的边沿区（离敌人最近的地方）做基层工作。在那里她表现突出，入了党，后又调回报社工作。在漫长的两三年时间里，通过接触了解，她俩产生了感情，并结了婚。还有一件印象很深的往事：1948年济南解放后，沙洪到姚明家去，看到姚明学生时代的日记，对我说：“你们都是爱国的学生，是党引导你们走上了抗日的道路的。”当时我想，他看到姚明的日记，印证了他在处理被审查者时的做法是慎重和正确的。这说明沙洪同志能够实事求是对待一切事情，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令我更难忘的是，沙洪在我最困难时给我以鼓励。我的爱人李岩去世后，他写了一个条幅“风雨多经人不老，关山知处路犹长”给我，意义深远，鼓励我进步。
在他十九个月的病中，我多次探望他。当他的气管被切开不能说话时，我的两个女儿去看他，他很感动。那时他写字已经很艰难了，但还是要了笔和纸，给我写了一张纸问好。字虽已不成形，仍称呼我于渤大姐，实际上他比我大，我比姚明大，这是按对姚明的关系称呼的。
我见到这张纸，禁不住悲伤地哭起来了。
敬爱的沙洪同志，我们永远忘不了您，在您革命一生中，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我们要永远向您学习，永远怀念您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