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这时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向中南、西南、西北进军，继续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战争即将在全国取得胜利。二十八军奉命驻守福建，准备再战金门，保卫祖国海防，剿灭土匪和肃清一切反革命匪徒。
金门战斗后，八十二师移防涵江，又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移防福清。师直机关驻在城内，我们师炮营驻在城东郊后山顶村。在这里，部队进行了年终工作总结、组织整顿，我出席了师直党的代表会议。战防炮连指导员谭成一同志升任炮营副教导员。
军命令各师炮营和各团炮连集中到军炮团驻地（白沙）一带进行集训。一月二日，我带领师炮营参加集训部队，和二四四团、二四六团炮连由福清出发，经四天行军到达白沙（我们师炮营勤杂人员由营长张洪勋、副教导员谭成一带领仍留福清后山顶村）。向军炮团报到后，指定我们到白沙以西的大濑、小濑，西白头等村宿营。八十三师炮营、八十四师炮营及其它各团炮连也不日先后到达，被指定到我们驻地以西，大睦埕一带宿营。
军炮团成立了以副团长钱光、政治处主任李景陶为首的训练处，下设训练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党内受军炮团党委统一领导。我被补选为军炮团党委委员，并任训练委员会委员，学习委员会委员。不同炮种分别施训，我们师炮营负责组织战防炮训练，八十三师炮营负责组织步兵炮训练，八十四师炮营负责组织化学迫击炮训练。为此调整了各连驻地。
这一段工作十分繁忙，部队的日常行政管理、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政治教育，文化学习等等，只有我一个人主持。会议特别多，这会，那会，一个月要开近二十个会。有的一个会开一天，有时一天开几个会，成天忙的团团转。还有的干部、战士要求找我谈话，个人学习只好熬到深夜。直到二月四日，张洪勋同志由福清来此才稍好一些。
三月二十三日，训练处召开会议，传达了上级关于再战金门的决定，布置战备动员，宣布结束全军炮兵集训，撤消训练处，各炮连按原来建制归建。经过几天准备，我们于三月二十六号出发，二十八日回到福清全营汇合，四月五日又随二十八师师直属队出发，经两天行军抵达涵江。师直机关驻涵江镇，我们炮营驻涵江北面的黄岗。五月一日，我们炮营营部又移驻涵江镇，各连队驻海边的渔村。这期间，部队进行了紧张的海上练兵。师召开数次团干会议，我和张洪勋同志也都参加，会上都是研究攻金（门）作战问题。各团干部怨气十足，火气很大，每次开会如同吵架。
这时，我身体很弱，整日胃痛。五月六日，师卫生处亓副处长带我到当地一家医院进行了体检，检查结果是营养不良、贫血、胃炎，给了一些干酵母，别的也没有办法。
七月六日，我带病出席了军英模大会。
后因形势发生变化，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爆发了朝鲜战争，美帝国主义并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我党中央做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决定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同时推迟攻金（门）作战，福建前线部队由战备练兵任务转为清剿土匪。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七日，二十八军军炮团奉命编散，改为炮训大队，其所属部队分到各师，与师炮营合编为师炮团。原军炮团部分机关人员和一营营直暨第一、第六、第九三个连队，与我们八十二师炮营合编为八十二师炮团，范玉莹为副团长，董超为副政委，张洪勋为参谋长，我为政治处主任，编成后于一九五〇年十月移防甘蔗。八十二师去建瓯执行闽北剿匪任务，此时二十八军军直机关移防马尾。
师炮团成立不到半年，又奉命撤编，仍缩编为师炮营，并同时重新组建军炮团。军炮团机关以军炮训大队、八十二师炮团机关为主，另从八十三师、八十四师师炮团抽调部分干部加以充实，八十二师炮团的领导干部则全部调军炮团。军炮团的干部配备是：团长杨忠友、政委袁振声、副团长范玉莹、副政委董超、参谋长张洪勋、我任政治处主任（后来袁振声调走，董超任代政委，我任副政委兼政治处主任）。
对我的使用，八十二师和军互相争夺。八十二师先是写报告要我任八十二师炮营营长（准团待遇），军未批准。八十二师又写报告要我任八十二师干部处处长，军仍未批准，并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下达了我任军炮团政治处主任的命令。这时处在新旧交替的关头，军炮团的领导干部多数尚未到位。我既主持把八十二师炮营编好送走，又负责迎接军炮训大队和其他新调来的干部，并按军下达的编制预案把他们安排就绪，工作十分繁忙。
八十二师炮团的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基本都留在军炮团了，八十二师炮营的领导干部（营长温学芳、教导员王荣山、副营长张公胜）和营部人员都是重新调配的。一月十三日，八十二师师首长令我去建瓯研究师炮营的整编问题，其实整编方案军早已决定，此时已基本编制就绪。我到八十二师后，只是把情况向师首长汇报了一下，师首长听了也无可奈何。
军炮团于一九五一年一月底整编就绪，其司令部、政治处、后勤处各机关人员充实，但其所属部队很少，只有四个连队。除二连是一个战斗连队，装备四门六管火箭炮外，其他三个连队都是训练班、排干部和观测人员。二月三日上级还调来两个新参军的学生队，二月底该学生队又调军教导队去了，军炮团仍有四个连队。军炮团整编就绪后，于二月十八日奉命由甘蔗移防到福州市城东，团直机关驻前屿，几个连队（含两个学生队）驻后屿。在我赴朝鲜战场实习以前，一直住在这里。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开始两个多月，部队参加构筑防御工事，而后则是进行“镇压反革命”运动和“三反”、“五反”运动。部队是以教育为主，由于全团人员少，便组织全团上大课，由我负责讲课，各连指导员组织讨论。
这个军炮团始终没有装备起来，在我离开后，于一九五二年十二月该团又改为军炮兵训练大队。一九五三年三月，该炮兵训练大队又撤销，将福州军区榴炮团归二十八军建制，为二十八军军炮团。
赴朝鲜战场参观学习
为了学习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作战经验，了解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浴血奋战的英雄事迹。中央军委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各级干部，分期分批赴朝鲜战场参观学习。我参加了华东军区炮兵干部赴朝参观学习团，该团全团九十六人，由南京炮兵学校副校长汉一夫为团长，解放军第十兵团炮兵主任孙盛才为副团长。
我们二十八军参加四人，由我带队，其他三人是八十四师炮兵主任李志良，八十二师炮营副营长张公胜，二十八军军炮团司令部参谋吴明，另外还有我的警卫员冒宜发随行。
我们于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二日由福州出发，五月二十七日在南京炮校集中。参观学习团经过编队、动员、学习后，由南京乘火车出发，途经天津、沈阳，到达安东（今丹东）。
参观学习团在安东停留数日，办理出国、入朝手续，联系交通车辆，于六月十二日从老义州越过鸭绿江浮桥进入朝鲜。为防敌机袭击，一路夜行晓宿。在夜间行军天上也有敌机袭扰，朝鲜人民军在公路沿线设置很多监视哨，一发现敌机就鸣枪报警。因汽车司机在驾驶室内听不到飞机声音，听到报警枪声后就赶快熄灯摸黑开车。有时一夜都不能开灯，所以行进速度很慢，直到六月十八日，才到达中国人民志愿军炮兵第七师驻地——朝鲜江原道平康郡洗浦面城坪里小芹洞。
朝鲜居民家门上都贴着中文对联，有些石碑的碑文也是中文。虽然言语不通，我们出国前驻在福建同样是言语不通，所以初到朝鲜没有异国他乡的感觉。与国内不同的是，房屋的建筑式样和人们的衣着服饰有很大差别。
我们参观学习团划分六个组，分别到炮七师所属部队参观学习。我和炮九师一青年股长，炮十二师一教导员为政治工作组，由我负责，主要学习战时政治工作经验。我们先是到就近炮兵和步兵部队参观，出席了志愿军二十兵团和炮七师的政治工作会议。
从七月二十五日起，我到炮七师二十一团任副政委。炮七师位于战场东线与中线的结合部，所属三个炮团分别配属志愿军十二军、十五军、六十八军。
我在二十一团任副政委期间，走遍了该团所有连队的阵地，主持开办了一期支部委员训练班，主持召开了团直机关的庆祝八一建军节大会，并在会上讲话。
在一九五一年四月到六月期间，我志愿军发起第五次战役，把敌人阻于“三八线”附近地区，敌我双方处于战略对峙状态，并于七月十日在开城开始举行停战谈判。朝鲜战争进入了一个长时期的边打边谈、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局面。
我们在朝鲜期间（一九五二年六月至十月），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斗，主要是反敌人空袭和偶尔进行小规模的炮战，战局相对平静。炮二十一团四连在一个阵地上住了十个月，其他连队在一个阵地上也住了三到五个月不等。他们以阵地为家，在艰苦的战斗环境中，把阵地建设的像花园一样，火炮工事、卧室、伙房、课堂、操场、澡堂、花坛、甬路等等，井然有序。各条甬道还起了路名，什么长江路、黄河路、新街口等等。在同敌人炮战中，他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尤为感人。
我们回国后，志愿军于一九五二年十月四日起，进行了为期四十三天的上甘岭战役。炮七师的各团都参加了这次战役，而我们却失去了一次参加实战的体验机会。
在朝鲜战场上遇见了刘秀仁同志。他在八十二师司令部任协理员时，我在八十二师炮营任教导员，我们很熟。当时他任志愿军炮七师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在朝鲜战场相逢，真是“他乡遇故知”，我们十分高兴。我们在一块照了相，他还送给我一本笔记本。这个笔记本，我现在还珍藏着。可惜从此以后，我们失去了联系。
我们于十月初结束参观学习，回国后在返回部队途中，我们二十八军的几个同志一块游览了济南、上海、杭州等城市。我在出国前，自福州去南京的路上，于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火车站与内兄许寅见了面。回国后，我在回福州的路上于上海停留，十月九日拜见了岳母，也见到了内兄许刚等家人。此次赴朝往返历时五个月，于十月十二日回到了福州二十八军军炮团。
一九五二年十月初从朝鲜回国，于十月十二日回到了分别五个月的部队—— 二十八军军炮团。
在回来的路上，我就盘算着回到部队后，如何进行营区建设和加强培养教育干部，可是回到家才三天，军里就通知我去沈阳高级炮校学习。原来我回到部队之前，军里已决定叫军炮团代政委董超去沈阳高级炮校学习，他已准备不日起程。他见我回来了，便向军里打电话，说他有肺结核不能坚持学习，这样军里才又决定由我顶替董超去学习。不料我这一去，竟离开二十八军二十三年之久，在军事院校学习、工作了十六年。
我于十月中旬到达沈阳高级炮校。当时沈阳高级炮校招收了两个班的政治干部学员，都是团营级干部，编为第八教育班和第九教育班，我被编在第九教育班。当年没有放寒假，从一九五二年十月下旬到一九五三年六月底，学了八个月的文化。课程有语文、算术、代数、三角、几何、地理、历史、物理、化学，实行速成教学，要求学习结业后达到初中程度。由于战争使我丧失了求学机会，现在感到机会难得，所以就拼命学习，每次考试成绩都是五分（五分制记分法，五分即满分）。文化学习结业时获得了“文化学习成绩优良学员奖”，学校向军里发了喜报，军首长联名写信对我进行鼓励。
一九五三年七至八月间，高级炮校放了四十五天的暑假。这时斐纶由保姆陪同，带着我们的儿子小闽，从福建到了上海。她让保姆带着孩子住在她大姐斐文家里，她只身到沈阳来看我。因正值我们放暑假，我们便一块回山东我的老家看我母亲，这是她们婆媳初次见面。在家住了几天后，我们又去了上海，在上海住了将近一个月，她同保姆带着孩子回到了福建，我回到沈阳高级炮校。
暑假结束开学后，我们开始学习军事、政治、学习期限一年半。军事课程有射击、兵器、汽车等。政治课程有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共党史、军队政治工作等。我仍然很用功，学习成绩优良。但我没有学下去，才学了两个多月，学校领导找我谈话，要我留校工作。我要求学下去争取毕业，领导说工作需要，工作中也可以学习。到了十一月份，学校竟然把我家属从福建调来了，安排在学校政治部任文化教员，负责在职干部的文化学习。家属来后便正式把我调到政治教研室担任《军队政治工作》课程教员。
一九五四年三月，南京军事学院《军队政治工作》课程开课，邀请总政治部副主任傅钟、总政文化部长陈沂等人讲课。我被派去听了两个月的课，回来我就开始登台讲课了。
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我被任命为主任教员。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我被授予少校军衔。一九五七年六月十八日，我被授予三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章。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我调任第九教育班班主任。一九五八年九月，我主持高级干部射击训练班。一九五九年一月，高级炮校设立大队一级建制，我调任三大队（辖两个政治班，一个外训班）副大队长，同年七月又调任一大队（辖三个军事班）副政委。但我并未到位，而是于一九五九年三月至十二月，到军委炮兵政治部，参加编写《炮兵部队政治工作概则》，并于一九六〇年一月，出席了在沈阳市召开的《炮兵部队政治工作概则》定稿会议。
一九五五年以前，我们一直是实行供给制，每月只领少量津贴做零用钱。这时我是副团级，每月津贴三十九元三角二分。斐纶是正排级，每月津贴是十九元五角。孩子领保育费，小闽每月十八元二分，小沈每月十六元八角四分。合计起来，全家收入不足百元（保姆工资二十二元实报实销）。
一九五五年一月一日起，部队实行薪金制。我是副团级，每月薪金一百九十五元五角。斐纶正排级，每月薪金六十六元。儿童保育费取消，保姆工资自理。全家月收入二百六十一元五角，这时手中可供开支的钱多了，经济上比较宽裕。
一九五五年春，我把母亲接来同我们一起生活，希望她享受一下城市生活文明，安度晚年。我的弟媳带着两个孩子仍留在老家，对此我母亲一直放心不下。同时，她也不习惯城市生活，她在我这里只住了半年就又回家乡去了。
一九五五年三月，斐纶转业到地方，在中共辽宁省委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工作。同年八月，她又考入辽宁师范学院学习。这时我们有了两个孩子，斐纶每周只回家过星期天，平时小闽住幼儿园，小沈在家由保姆照料，这种状况一直到一九五九年春。在我去北京参加编写《炮兵部队政治工作概则》时，斐纶也去北京进修，家中孩子就由保姆照料。
一九六〇年一月，我患了肝炎。那时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物资匮乏，很多人由于营养不良生了肝炎，我们小沈也生了肝炎。从一九六〇年三月起，我就请病假在家养病，小沈也从幼儿园回到家中，这时已不雇保姆了。
“祸不单行”，在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一天早上我鼻子出血被巡诊医生看到了，叫我到门诊部去处理，但堵了一天也止不住出血，下午五点送我到医院。小沈一人在家一天也无人管，送我住院时门诊部医生给斐纶打电话，让她回来把小沈接走。好歹鼻子血止住了，我的人中穴（所谓危险的三角区）又生了一个疮。这个疮刚好，我右手中指又生了一瘭疽。俗话说“十指连心”， 瘭疽疼得厉害，无法忍受，靠打麻药才能睡一会觉，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出院。但肝炎还没有好，仍在家养病。
就在这时（一九六〇年十二月），沈阳高级炮校改编为炮兵科学研究院，我依然在家养病。一九六一年八月，肝炎痊愈后，调我到宣化炮兵学院任政治班班主任。同年12月，我的军衔晋升为中校，职级晋升为正团级。
一九六三年冬，张家口外国语学院向炮兵学院求援，我同另三名团职干部被调到该学院。有一人任宣传处长，两人任学员系副主任，我任政治教研室副主任（一九六六年一月升任教研室主任）。当时政治教研室工作秩序和教员们的思想都很混乱，我下大力气进行一番整顿，才走上正轨。
一九六五年五月二十二日，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命令：决定取消人民解放军的军衔制度。随后于五月二十四日，国务院发布决定人民解放军从一九六五年六月一日起，佩戴新式样的帽徽、领章。同时还决定，在人民解放军军官中实行行政级别制，做为发放薪金的标准，我被评为行政十二级。
一九六五年夏，毛泽东同志说，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于是，全国掀起了游泳热潮。学院领导决定我和物资保障部副部长王英林，带领学员到孔家庄去游泳。孔家庄在张家口以西约二十公里，属怀安县管辖，该村有一大片水面，可供五百多人同时在里边游泳。我们在这里进行了两周游泳后返校。
暑假过后，开学不久，根据军委部署学院开展了院校整风运动，批判资产阶级教学路线。那时极左思潮盛行，整风中批判了不少人，好在我没有挨整，也没有积极参加整人。
院校整风进行了三个月，刚结束所有学员又被派往河北省赤城县，进行农村四清。我和副院长王道益负责带队，他挂了个赤城四清工作团副团长的头衔，我挂了个赤城四清工作团政治部副主任的头衔。这次四清工作进行了半年才结束，我们即返回学院。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这个《通知》是由毛泽东同志主持起草的。《通知》要求“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从此，一场由毛泽东错误发动，被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军队、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学员对政治运动已感到十分厌倦，说：“三个月的院校整风，半年四清，没完没了的文化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