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山西“支左”后，组织关系便转到了山西省军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日，接到山西省军区政治部的通知，要我去办理调动手续，我当即由侯马去了太原。到了省军区政治部干部处后，他们向我出示了北京军区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二日发出的“（75）政干字第324号通知”，该通知转发了中央军委一九七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发布的“（75）政干令字第328号命令”，任命我为陆军第二十八军政治部副主任。
我真是喜出望外，就要回到已阔别二十三年的老部队了，怎能不高兴呢！我自太原回侯马途中，在临汾下车到二十八军政治部报到，而后回到侯马收拾行李。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二十八军政治部一管理员带车来，把我接到军政治部正式任职。
军部机关驻地在临汾城东，原来临汾师范学院的校园内。这里师、团两级领导干部中，还有不少我认识的老同志，但军的领导干部和军机关的领导干部中，原二十八军的老同志已不多了。军长（黄冠亭）、政委（李怀德）、副军长（牟汉光、唐诚）、副政委（李进民、孟子英、于耿光）、参谋长（朱锡嘏）、副参谋长（傅子良、高希山、王毅）、政治部主任（宋振春）、政治部副主任（李剑锋、宋维勤）、后勤部长（马树祥）、后勤部政委（刘儒林）等十六人中，只有一个副政委（于耿光）和后勤部长（马树祥）、后勤部政委（刘儒林）等三人是二十八军的老同志，其他十三人都是自其他部队调来的。
我趁着还没有正式投入到工作中去，便请假于春节期间回家乡探亲，往返一个月，还把旭华带到山东插队。正好妹妹也回来探亲，给母亲带来很大欣慰。
这期间，周恩来总理于一月八日逝世，我们经受了失去一位好总理的悲痛。
我于二月七日回到部队正式工作，当时军政治部有主任（宋振春）一人，副主任（李剑锋、宋维勤）两人。我来后分工管政治部机关自身工作，大部分时间是坐机关。这里的工作、生活条件与院校差别很大，文件多，会议多，整日淹没在“文山会海”之中，还有看球赛、文艺演出也成了逢场必到的任务。在生活条件上比在院校优越得多了，配有专职的公务员为你服务，吃饭有小伙房，外出有汽车，住房家具齐全。我在院校工作十多年，过着普通一兵的生活，现在感到很不习惯。
我从一九七六年一月五日来二十八军政治部正式报到，到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见到离休命令，在这里工作了不到三年（三十三个月）。在这期间，我除了主持机关日常工作外，也进行了其他一些工作。
为了熟悉一下部队情况，我于三月上旬到八十二师炮团蹲点两周。我于一九五〇年八月至一九五〇年十二月，曾在原来的八十二师炮兵团担任过政治处主任，现在这个炮兵团，除了一名营长是老人外，其他没有认识的人了。
五月上旬，我主持办了一个“团、营干部读书班”。
五月三十日，去北京参加北京军区举办的读书班学习，我和黄军长及一个宣传干事（刘产兴）我们一共三人。学习内容和我在军里主持办的读书班一样，即“批邓”，批判邓小平的所谓“三项指示为纲”，批判“右倾翻案风”。由于这种批判本身就是错误的，大家在内心里是抵触的，迫于压力在讨论时只是按照报刊的文章照本宣科。读书班于七月二十日结束，在五十天的学习中，根本没有学到东西。
七月六日，朱德委员长因病逝世了，在这里又一次经受了失去敬爱的领袖的悲痛。
在京期间，我利用假日看望了一些亲友。六月十三日，我和于厚成同志一块去看望了刘怀光同志。于厚成是我在沈阳高级炮校政治教研室任主任教员时，我们教学组的教员，这时他在炮十四师任副政委，现在也在读书班学习。刘怀光也是我们教学组的教员，现在他在北苑一炮兵研究所任政委。
六月二十七日，斐纶来京，我到车站接她，而后送她到三里河大哥许刚家中，此后每周日我就去三里河与她团聚。
七月十一日，我同斐纶去看望了李曼村同志。吃过午饭后，李陪我们又去看望了孙成才同志。李曼村是我的老首长，从一九四〇年到一九五二年我都在他的领导下工作，这时他任总政宣传部长。孙成才是二十八军的一位老同志，这时他任炮兵后勤部长。七月十八日，我们又去看了彭飞同志。彭飞也是二十八军的一位老同志，曾任八十二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军政治部宣传部长，这时他任总政群众工作部部长。从彭飞处出来，我们又去了张俊谦、常玉琴同志家中，他们约定于七月二十一日请我们去吃烤鸭。
七月二十日，读书班结业。当晚我去三里河，又在京逗留两三日，于七月二十三日乘一三五次列车离京，二十四日晨三时回到临汾家中。
七月二十八日凌晨四点三十七分，人们被地震惊醒。早饭后，我们才接到上级通报：唐山—丰南地区发生了七点五级的强烈地震。北京军区指示二十八军准备派两个师去震区抢险救灾，后来预报临汾、运城地区也要发生地震，所以去震区两个师抢险救灾的任务撤消了。然而直到九月初，地震预报接连不断，闹得人心慌慌，各单位都搭建了防震棚。
我才到军里时，是住在政治部宿舍的一栋筒子楼的二楼上，为了防震于八月二十日搬到军后勤部的一栋平房里。
九月九日，我正在午休，接党委秘书金玉文同志来电话，要我立即到党委会议室。到后见牟、唐两位副军长，政治部宋主任，还有几位副参谋长都在那里。宋主任大概是才到，正在看一份电报。牟副军长递给我一页纸，说：“你先看看这个。”我接过那页纸一看，是北京军区政治部李宣化副主任打来的一个电话记录，内容是：“你们接中央电报通知和军委命令后，立即做好战备部署，并将中央通知精神于十六时前传达到全体干部、党员，十六时组织全体人员收听中央广播……”看到这里，预感到发生了不测事件，心想是不是毛主席……？等看到电报后，一切都清楚了，毛主席于九月九日零点十分去世了，在场的人都沉浸在极度悲痛之中。
军党委决定要我负责筹备追悼事宜，我让文化处把礼堂布置得庄严肃穆。九月十一日，举行了吊唁仪式。九月十八日午后三时，军直全体人员集中到大礼堂，遵照中央“关于举行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的规定”，先是收听中央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追悼大会的实况广播，而后牟副军长致悼词。
毛泽东主席逝世一个月后的十月九日，军收到北京军区转发的总政“关于中央15号文件传达范围的通知”，随即又收到了北京军区转发的总政“关于学习讨论中央两个决定的电话通知”。但文件都没有发下来，只是从这天（十月九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收听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的决定，和关于出版《毛选》五卷及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也是在这一天（十月九日），中央两报一刊发表了《亿万人民的心愿》社论。社论中说：“任何背叛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篡改毛主席指示的人，任何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的人是注定要失败的……”这显然有所指的。
这天（十月九日）晚上李政委、唐副军长遵照北京军区的通知去北京开会，这一切表明了又发生了重大事件了。
十月十一日，李政委、唐副军长从北京开会回来。十二日，军召开了军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中央十五号文件和华国锋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
中央15号文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决议，内容是“根据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生前安排，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而后经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追认”。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是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晚上召开的，在这个会议上，一是决定华国锋任党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二是决定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这个阴谋篡党夺权的“四人帮”进行隔离审查。华国锋在这个会议的讲话，揭发了“四人帮”的阴谋活动，公布了毛主席生前对“四人帮”的批评。
大家听了李政委、唐副军长的传达后，一致表示拥护党中央的决定，对一举粉碎“四人帮”的阴谋大快人心。中央随即以中央文件印发了“四人帮”反革命罪行材料，在全党、全军深入开展了揭发批判“四人帮”运动。
一年一度的征兵工作开始了。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九日，军党委召开办公会议，会上军务处长刘光悦汇报了北京军区下达的接兵任务。这时，对要不要把本军的干部子女招收入伍，进行了一番议论。李进民副政委、傅子良、王毅副参谋长提出希望将本军适龄的干部子女招收入伍，牟汉光、唐诚副军长则含糊其词没有明确表态，李剑锋、宋维勤副主任表示同意。不料李怀德政委最后说：招兵开后门是不对的，我们这几年对招收后门兵卡的比较严是对的，这两年其它一些军，大招后门兵影响很坏，我们不能学。总之，我们不能把本军子女，通过后门招收入伍，只能通过地方在征兵范围内解决。
然而李怀德政委的一席话，并没有阻止招收后门兵的这阵风。当时各军都在招收后门兵，二十八军也都把本军适龄子女招收入伍，通过军、师领导干部的关系走后门招收的，其他单位的子女也为数不少。当时找我帮忙解决孩子当兵的人也很多，虽然我大部都推辞了，但也还是解决了四五个。如李曼村的儿子李东风、李桐轩的儿子李志平、张庆祝的儿子张英等，但我始终没有提出让女儿当兵。军务处长刘光悦找上门来了，他说：咱们军的子女都当兵了，你的女儿也来吧，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机会，只要你同意一切手续我们办，不要你操心。
经刘光悦处长这一讲，我的心也软了，于是发电报把女儿从山东叫了回来。她于一九七七年一月四日，回到临汾家中，五日晚就领来军装，六日就去了运城八十三师，分配在师卫生所训练队学习。
有人对六十三军招收后门兵向上级进行了检举，华国锋作了批示，于是在全军范围内开展了纠正招收后门兵的工作，要求凡后门招收的兵一律清退。为此北京军区转发了六十三军的检讨，召开了数次退兵电话会议，在二十八军我被分工负责退兵工作。
军委对退兵工作要求很严，每日晚上各级要逐级上报退兵进展情况，然而下边却应付了事，拖了几个月也就不了了之，被清退的后门兵很少。
回到军里一年多来，由于工作紧张，劳累，终于难予支持了，心慌、气短、肢体酸软无力，为此到一一五医院住了四十天。一一五医院配属二十八军，本军领导干部进出随便，每周六都回家度假，周日下午再回到医院，设有干部病房，住房条件和伙食都很好。
我是一九七七年四月十九日入院的，经过检查，诊断为胃肠功能紊乱、胃窦炎、高血脂、血管硬化，还有血压低、脉压差低、体温低、血钾低等，逐进行服药治疗，并于五月四日开始注射庆大霉素，滴注能量合剂；五月十六日停注庆大霉素，改注链霉素，滴注也改为低分子左旋糖酐（脉通）。我的身体渐渐有所好转，于五月二十八日出院，又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
一九七七年六月六日到六月二十四日，军里举办了师、团干部（军事）集训队，朱参谋长任队长，我任指导员。在近二十天中，我除了进行集训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外，还兼顾机关的工作，又忙了一大阵。
七月二日，军党委办公会议决定领导干部下部队，我带一个工作组去坦克团。工作组的成员有干部处的孙处长、林副处长、明干事，装甲处的陈处长，运输处的解副处长，共计六人。我们于七月三日十三时自临汾出发，当日十八时到达山西长治地区的高平坦克团驻地。当晚坦克团举行了欢迎宴会，第二天即展开工作了。四日上午，工作组出席了他们召开的“两学（学雷锋、学硬骨头六连）先进代表大会”，下午观看坦克射击表演和野炊表演；五日至七日，查看了他们各营、连的营房和训练场地；八日，坦克团团领导向工作组汇报，晚上参加他们的团党委常委会；九日，我找他们通信连的连干谈话。
当时，八十四师工兵连在高平附近的康营，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修建地下广播室，我们于十日去看望了他们。
从十一日开始，工作组分头找团的领导干部和机关干部进行谈话，我分别同团长丁培祥、政委孙明、参谋长张汉杰谈了话。而后工作组进行汇报，研究调查材料，由林副处长起草了一个《调查报告》。十九日，工作组对这个《报告》进行了集体研究定稿。二十日上午，工作组和坦克团团党委常委在一块，由我把这个《调查报告》讲了一下。首先肯定了他们的工作成绩，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对他们领导干部之间不团结现象进行了批评，坦克团的同志对这个《调查报告》表示基本满意。到此为止，我们结束了在坦克团的工作，于当日下午返回临汾，工作组在坦克团工作了十八天。
七月二十二日，参加了北京军区党委，为传达十届三中全会召开的电话会议。晚上组织收听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的《十届三中全会公报》。《公报》主要内容：一、追认华国锋为党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二、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工作；三、对“四人帮”进行组织处理；四、决定召开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家听了莫不欢欣鼓舞，热烈拥护。二十三日上午，军直召开了庆祝大会。
七月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军里召开了“学习雷锋、硬骨头六连先进代表大会”，我任军直代表团团长，并参加大会主席团。
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七年八月十二日至十八日在北京隆重举行。会上华国锋作了《政治报告》，叶剑英作了《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大会选出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邓小平致闭幕词；十九日召开了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机构。军里组织大家收听广播后，二十一日上午军直召开了庆祝大会。
出席十一大的代表——军政委李怀德同志，由北京返回军里后，于二十六日召开了军党委扩大会议，由他传达了十一大盛况和大会文件，然后组织学习。
一九七七年九月七日，我和宋维勤副主任，带明保春、冷福斌、王嘉身三位干事到军炮团，任务是：一、了解十一大文件的传达学习情况；二、了解“两学”先进代表大会后，传达贯彻情况；三、了解该团干部状况。我们到后，先由该团团长成仁富、政委董顺才汇报情况，而后找几个机关干部开座谈会，并到一些连队看了看，于九日回来。
十一日，我又和李剑锋副主任到伏村靶场，观看二四四团四连、二四七团八连、二五一团三连三个步兵连的步枪、机枪打靶。
一九七七年九月十一日，军接北京军区电话通知：要二十八军去一百人瞻仰毛泽东主席遗容。我同孟子英副政委，带了一百名干部，于十四日晚乘火车去北京，十五日下午达到，住在军区招待所。十六日上午，我们到位于天安门广场的“毛泽东主席纪念堂”瞻仰了毛泽东主席遗容，参观了周恩来总理生平事迹展览。十六日下午，我和孟副政委及军后勤马树祥部长，一起去三〇一医院，看望正在这里住院的黄冠亭军长、于耿光副政委。十七日上午，我们乘火车返回，十八日凌晨到达临汾。
一九七七年十月四日，军开始进行“三级司令部演习”。当晚，演习部队奉命开往战区迎击敌人。军指挥机关（包括司、政、后）紧急集合，转移到大苏公社，在这里继续进行各种情况的推演。
到了九日，演习还在进行，家里来电话通知我去北京军区参加清查工作会议（清查和“四人帮”有联系的人和事），午后回到营房。当晚，我和保卫处郑修才副处长乘车去北京，十日下午到达，十一日参加开会。先由军区秦政委、黄副政委讲了一下，而后学习文件，准备汇报提纲。十二日上午开始汇报，二十八军打头，依次是六十三军、北炮、军区后勤、北京卫戍区、内蒙军区等六个单位。十四日上午汇报结束，黄副政委讲话，会议结束。
十五日上午，我去看了张俊谦、张汴生、李秀珍等同志，下午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向在这里进行体检的李怀德政委汇报了会议情况。我们本拟十六日返回军里，因没有买到火车票，于上午又去三〇一医院看望了黄军长、于副政委，而后去装甲兵司令部，看望了郭萍、王林同志，随即住到他们招待所，并托他们帮助买火车票。晚上，我应邀到耿佃良同志家中吃饭。
我们于十七日乘火车返回，十八日凌晨到达临汾家中，十九日上午向在家的军领导干部（李进民、孟子英两副政委，宋振春主任、傅子良副参谋长），汇报了北京军区“清查工作会议”情况。二十二日，军里召开了“清查工作会议”，我先在会上向大家传达了全军和北京军区“清查工作会议”文件，而后各单位汇报清查工作情况。二十四日上午，孟子英副政委讲话后会议结束。
一九七七年十二月，部队进行野营拉练。军里领导干部由唐诚副军长、孟子英副政委参加，司令部朱锡嘏参谋长参加，后勤部裴振华副部长参加，政治部由我参加。机关各处除留一二人在家留守外，其余人员都参加。十二月一日，唐副军长做了动员，二日进行准备。三日上午八时，军直和直属分队乘汽车出发，途经蒲县，于下午三时到达宿营地——隰县城。途中吃午饭（野炊），各师和直属团各自单独进行。
十二月四日晚，中共隰县县委、隰县革命委员会，举行招待会，宴请部队处以上干部。
我在五、六、七日三天，给工兵三连宣讲中共中央（1977）37号文件，即《中共中央通知》及转发的《王、张、江、姚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三）。我每天上午准备，下午去宣讲，晚上还参加一些应酬，五日晚陪地方县的领导干部看电影，六日晚出席县供销社举办的茶话会。
十二月九日上午，我去爬山，下午同唐副军长等去逛小西天。小西天在隰县城西部一座山上，是一座佛教寺院，建于明朝，保存完好，还时常有人来进香、献钱。十日上午，我又带公务员翟进喜去爬山。山坡太陡，还有积雪，路太滑，我们爬上去了，却无法下来，只好绕了一个大圈子，找到一个缓坡才下来。
十二、十三日，我和政治部的同志们去城郊曹城大队参加劳动，帮助生产队平整土地，一连干了两天，有点累。
十四日上午，我们听取政治部汇报部队情况，下午参观火柴厂。火柴厂设备简陋，劳动强度大，没有什么劳动保护措施。
十六、十七日两天，我和政治部同志们一起学习参谋业务，从识（地）图、用（地）图开始。我在高级炮校学过地形学，如今都忘了。
近日，唐副军长、孟副政委、朱参谋长都相继回临汾去了。十九日，我带军直进行了徒步行军，走了七公里比那两天劳动还累，只好坐汽车返回。
二十日，唐副军长、孟副政委、朱参谋长都自临汾回来了。二十一日上午，召开副处长以上干部会，由唐副军长讲了一下返回营房的日期和行前的工作安排，还传达了几个文件。
二十三日下午，政治部进行手枪打靶，我的成绩不佳。我已年过半百，眼花、手抖，看来恢复五十年代的优秀成绩是不可能了。二十五日，政治部进行了野营拉练小结。
二十五日晚，邀请县的领导干部举行了告别宴会，餐后看电影。
二十七日，部队由原路返回临汾，途中在化东（村）吃午饭（野炊），午后两点回到营房，结束了为时二十五天的野营拉练。
野营拉练前，十二月一日晚，收到弟弟发来电报“母亲伤重速归”。寥寥数字，不明详情，使人忧心如焚，但刚刚决定我去野营又不便请假，只好让斐纶带小儿子回去。为此我给在济南军区工程兵部的董文秀同志打电话，请他在斐纶和淼儿途经济南时照顾一下。二日晚，她们由临汾启程，到达山东老家住了半个月，于十七日由山东返回临汾。我二十日在野营地，收到斐纶的来信，方知道母亲是在抬头看月亮时，向后摔倒，造成股骨胫骨折，因已是八十五岁高龄不便手术，今后生活会带来很多困难。幸而有我弟媳于增兰悉心护理，当使老人减少一些痛苦。
一九七八年元旦过后工作一直很忙。宋主任，李、宋两位副主任，都因故没有上班，部领导就我一人在位，就更忙上加忙。到了一月七日，我终于累跨了，头痛、浑身无力、困倦，一量血压，原来脉压差太小，收缩压一百、舒张压八十六，经服中药参麦散（人参、麦冬、五味子）逐渐好转，十五日收缩压一百三，舒张压九十。十六日，我回到办公室，但十七日脉压差又降下来了，收缩压一百，舒张压八十二。十九日上午，我去一一五医院检查一下，只是有些生理性动脉硬化，拍X光片发现肺部有结核钙化点，原来还患过肺结核，在战争环境下竟不治自愈，仍继续吃中药，逐渐好转。
一九七八年二月七日是春节。二月二日，我同牟汉光副军长，荆子平群联处长一起去太原，参加山西省召开的春节座谈会。三日开会，规模不大，省委常委十余人参加，邀请驻晋部队军级单位代表三十人参加，于四日即返回临汾。
一九七八年四月五日，高炮团二营营部，发生了一起枪杀案。电话兵贾振玖，因营里决定让他退伍而心怀不满，于五日拂晓偷盗冲锋枪一支，打死油料助理员、电话班长、电话班副班长、炊事班长等四人，另打伤三人后潜逃。我于四月六日起至五月二十日，近一个半月的时间里，大部分时间是在高炮团二营，带两个干事组成工作组，先是帮他们处理善后。比较难办的是油料助理员刘志祯的家属，他家和他岳父家总共来了十一口人，为了刘志祯的妻子小王，是回夫家还是回娘家，以及男女两家互争财产争吵不休，赖着不走，做了很多工作才说服他们离开部队回乡。工作组继而对事件始末进行深入调查，帮助该营进行整顿，最后起草了《高炮团二营“四五”事件调查报告》，于五月二十日结束在该营的工作，回到机关。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七日夜，黄冠亭军长突然发生内出血。十八日，北京军区派飞机来把他接到北京，住进三〇一医院，由于内脏器官弥漫性出血救治无效，于二十一日凌晨逝世。为了参加黄军长的遗体告别，北京军区又派飞机来接我们。我和朱锡嘏参谋长、王毅副参谋长、李剑锋副主任等十人，于二十一日十七时二十分，从临汾乘飞机去北京。飞机飞临石家庄上空时，北京机场通报北京地区有雷雨，于是飞机便在石家庄四航校机场着陆。二十二日零点三十七分，我们换乘一八〇次列车于拂晓到达北京。
到京后，我们又被告之，二十八军原政委董立芳的爱人蔡新华也去世了。吃过早饭，我即同王毅副参谋长、李剑锋副主任一同去北京军区总医院去看董立芳。军里指定由我负责处理蔡新华的后事，北京军区则由政治部郑副主任负责此事。午后，我同郑副主任到北京军区赵家楼招待所，找董立芳进行商量。董立芳在“文革”中挨整，此时尚未落实政策，住在赵家楼招待所等待处理。他怨气很大，说蔡新华的后事谁也不要管，他找人把她拉到火葬场一烧了之。我和郑副主任再三劝说，他才同意在北京军区总医院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然后在临汾军直机关召开一个追悼会。
二十三日上午，我们先到三〇一医院向黄军长遗体告别，计有七百人参加。然后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向蔡新华遗体告别，参加者有北京军区康林副司令员夫妇、二十八军来京人员，计二十余人。在此种情况下，董立芳还算满意。
二十四日，到京参加黄军长遗体告别的人均返回临汾。二十五日，军部举行了黄军长的追悼会。
这时，二十八军的领导干部有了变动。原军政委李怀德调任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原军副政委李进民升任政委，副军长牟汉光主持军事行政工作，稍后正式任命为军长。
为了看望在这里学军的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我于五月二十九日上午到了二四八团，晚饭后到八十三师过夜，三十日到八十三师各团与学军学生见面，三十日晚回到军部。
军的干部又有变动，六月一日，北京军区电话通知：朱锡嘏、高希山、李玉田三人任副军长，宋振春、李剑锋两人任军的副政委。关于我个人的去留也有动静了，六月二日，孟子英副政委找我谈话，转达了北京军区的意见，要我到山西省军区政治部当顾问。四日，李进民政委又找我谈话，重复了孟副政委讲的那些话。我当即表示：一、如工作需要调动，坚决服从；二、到省军区当顾问，则希望去河北省军区，或山东省军区；三、我是二十八军的老兵，晚年生活还是在二十八军度过，如能继续工作就工作，不能工作就免职休息。李政委听后未置可否，只说把个人意见向北京军区反映。
六月九日，由干部处一副处长，组织处、宣传处各一个干事，司令部一个参谋，后勤部一个助理员组成工作组，由我带领到高炮团进行调查研究，找了不少人谈话。到六月十七日调研结束，工作组回到机关，集体研究写了一个“调查材料”。
自高炮团回来后，我的身体又坏了，天天胃疼，于七月三日住进了一一五医院，经过治疗休养于七月二十八日出院。
一九七八年八月，北京军区在山海关召开了“高炮六五二团政治处工作现场会”（六五二团属高炮六十七师）。我率三个师的副政委、十五个团（含一一五医院）的政治处主任，并带军政治部的一名干事前去参加会议。我们于十五日午后乘一八六次列车离开临汾，到达太原后又于二十一时四十三分换乘太原直达长春的一八八次列车，十六日十五时到达山海关，然后乘汽车到六十七师师部。六十七师师部和六五二团都驻在离山海关四公里的老龙头（村）。
山海关向南，长城的起点伸入大海的地方叫老龙头，六十七师驻地的村庄以此而得名，部队在这里修建营房。十六日下午到十七日，白天都没有活动。十七日上午，我到了老龙头海边看了一下，长城已倒塌，岸上躺着一尊据说是八国联军遗弃的大炮，海水波涛汹涌。此后在开会期间，我每天早上都散步到这里。
十七日晚饭后，召开预备会，由北京军区政治部李宣化、李怀德两位副主任主持。十八日正式开会，上午和下午是六五二团政治处主任、副主任、团政委报告先进事迹和经验，晚上观看高炮六十七师业余宣传队演出，每个节目都很精彩。十九日，与会人员观看六五二团政治处熟练业务与军事学习表演，都很过硬。二十日上午，会议进行分组讨论，下午大会发言，最后北京军区曲副政委讲了一下，直到晚上七点钟才散会，大会也即结束。晚饭后，我召集三个师的副政委和各团政治处主任研究了一下回到部队如何传达贯彻问题。
二十日中午午休时，我还去参观了一下山海关城楼。
二十一日，我们乘一七二次列车回到北京，住在北京军区招待所。二十二日放假一天，大家上街游玩。我在招待所整理会议材料，为回到部队进行传达贯彻做准备。二十三日，我同大家一起瞻仰毛泽东主席遗容。二十四日，我们乘一三五次列车离开北京，二十五日凌晨回到临汾。上午，我参加了军政治部的部务会，下午向军党委汇报了六五二团现场会情况，二十八日向军直各单位进行了传达。
九月十六、十七日两天，我去南柳（村）参观了“二五二团战时后勤战斗保障工作演习”，回来后又去军炮团、军高炮团、一一五医院检查干部转业工作情况。
一九七八年十月五日上午，我到军炮团参加他们“庆祝建团三十周年”活动。参观了他们的团史展览，检阅了部队，在庆祝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会餐后回到家中。
当日下午，我参加军党委学习，不料在传阅文件中看到了《北京军区转发的中央军委关于陈绍昆离职休养的命令》（一九七八年九月X日），这使我在政治生涯中经受了一次突如其来的转折。当时，李政委和于主任一再表示要我仍留在岗位继续工作。我表示，既然命令已下达，我决心停止工作，干脆休息。虽如此，电报、文件仍送给我看，党委会议仍要参加，并被选为“中共陆军第二十八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和大会主席团。
军党代大会于十月二十六日开幕，二十九日闭幕。随着新的一届中共陆军第二十八军委员会的产生，我的军党委委员的身份也就消失了。至此，我在党内、党外皆无职务了，确有“无官一身轻”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