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子元在担任菏泽县动委会主任期间，亲自组建了一支地方武装。这支武装的一部分是菏泽县城南一带村庄地方自卫队，还有一部分是争取过来的一个国民党副营长带的溃退散兵。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整顿和扩大，建立了菏泽县动委会基干大队。又从八路军三四四旅政治部调来李苏波，任该大队教导员，这支武装力量很快发展到400多人，编为三个连，使之成为菏泽县城南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
菏泽县动委会于同年9月，重点协助李鸣亭建立了四区联防办事处，下设四个区（离明、青邱、长明、灵圣）。办事处成立后，首先举办了两期训练班，招收大批知识青年，约二三百人，培训结束时，大多数学员发展为中共党员，成为区、村的骨干力量。为了巩固这块根据地，打击日、伪、顽、匪的骚乱，各区成立了自卫队、常备队。四区联防办事处成立了联防大队，从每区各抽调20多支枪，加上冀鲁豫支队给的部分枪支，共300多人枪。
在农村中，各村分别建立农会、儿童团、妇联等群众组织。于子元深入农村，发动群众，认真贯彻边区政府的查黑地、减租减息、增资增佃的有关法令，带领农民发展生产，提高了抗日政府在群众中的威信，激发了群众的抗日热情。
1939年，湾杨村的杨嗣孝、杨敬言等人组织了“忠义社”，与鲁西南抗日救国总会相对立。他们从考城县二区小宋庄请来了卖油的会道门头子安天国，建立了反动会道门组织“红枪会”，安天国自称“活神仙”，上知天文，下晓地理，中知人事。他表面上高唱“与共产党合作抗日”，暗中却强迫群众加入由他操纵的红枪会，谁不愿加入，就组织他的道徒到谁家吃干拿净，迫使加入。在安的欺骗和威迫下，红枪会组织逐渐蔓延到附近的几个村庄，他们公开到各村设坛符场，大肆活动。为了争取他们抗日，于子元几次到湾杨村给安天国谈话，安天国阳奉阴违。至1939年秋，安自认为羽毛丰满，暗中投靠了日军，并与汉奸顽杂相勾结，公开与抗日组织对抗。
同年10月的一天，安天国通知他的道徒，全部武装到安陵集戏台前秘密集合，于子元闻讯后，立即赶到地委所在地郭庙，向地委书记戴晓东汇报。地委分析认为：安天国最近一段态度强横，根本不提抗日救国的口号，而高喊什么“谁侵犯了群众利益，我们就给谁干”，实际上是与“有人出人，有钱出钱，共同抗日”的口号针锋相对的，他秘密召开会议，是与我为敌的信号，我们决不能退让，要争取时间，晓以大义，力争受蒙蔽的群众转变。于子元主动要求去做工作。为安全起见，决定派两名警卫员一同前往。
于子元带着两名警卫员，火速赶到安陵集戏楼。安天国站在戏楼上正洋洋得意地讲话，下面道徒们光着脊梁，穿着兜肚，有的身背明晃晃的大刀，有的拿着步枪或长矛，于子元把一名警卫员留在门外，带着一名警卫员上楼。安天国、杨嗣孝等人看到这个不速之客，一下惊呆了。安天国皮笑肉不笑地说：嘿嘿，你咋来了。于子元镇静自若地答道：听说你们开会，我来参加，准备借个机会说几句话。安天国借口阻挠说：我们红枪会开会，你就不要讲了吧！于子元单刀直入地问道：你们不是说共同抗日吗？我讲咱们如何团结起来，共同抗日的事。
安天国蛮横地说：我们开会，你不能讲！
于子元理直气壮地反问：难道你不主张共同抗日？
安天国气急败坏地答道：凡是违犯群众利益的我都反对，我三条路都不走！
于子元反问：哪三条路？
安天国声嘶力竭地吼道：我一不跟共产党，二不跟国民党，三不跟日本！
于子元一一驳斥道：三条路都不走是假，走是真的，但不知你要走哪条路？
双方争论了一个多小时，安天国被于子元说得无言以对，无计可施。参加会议的红枪会员，特别是被他欺骗威逼参加的人，不由得伸出大拇指暗暗称赞。最后，于子元终于讲了话。
于子元慷慨陈词，讲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阐述了只有共产党的领导，才能赶走日本侵略者，才能真正保护人民群众根本利益。不久，安天国发动了湾杨叛乱，捕革命干部，杀共产党员。人民子弟兵三打安天国，平息了叛乱。
1940年秋后，鲁西南根据地进入最危急时期。主力部队撤回黄河以北休整，周围的土顽杂军，考城的马逢乐、民权的张盛太、曹县的王子奎、定陶的王子杰、菏泽的张志刚等，见革命武装势力单薄，便开始蚕食根据地，一直将地、县委机关压缩到刘岗、曹楼、伊庄等几个自然村内。
当时，于子元一面带短枪队坚守最东面的村子——曹路口，一面组织力量，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他们展开了一场攻心战。于子元和张盛太会谈，张耀汉同马逢乐会谈，牛言明与菏泽、定陶顽军谈判，阐明共同团结起来，一致抗日的道理。经过于子元的争取，各路顽军的对立情绪缓和下来，多数转变为“中立”，对保卫根据地的斗争，发挥了重大作用。
地委给予于子元同志鉴定表扬时说：于子元同志善于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战，使革命转危为安，敢挑重担，砥柱中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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