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里回忆录》14、迟到的布尔什维克荣誉

铁楼 发表于2018-12-13 23:57:09

第五节  还我历史真面目一布尔什维克的荣誉

 邓小平是尝过梨子的人,他才知道梨子的味道。

 从1957年我被划为“右派分子”,后因上书毛主席而又加重处分,定为极右分子,又经过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浩劫,我从生与死只有一线之隔的险境中,在我坚信共产主义的信念支持下,在妻子儿女的鼓舞下活下来了。22年后的1978年终于迎来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曙光,邓小平的复出,通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党中央决定对历史上和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冤假错案实事实是的予以平反,这一重大决策的出台,使全国被错划为右派分子的近百万人得救了,我这个被错定为叛徒、特务、现行反革命、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政治极右派分子,在正确的“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政策下,恢复了我的共产党员的真面目。

错划我为极右派问题改正后,当时的地委书记主传谋同志征求我的意见后,安排我任遵义行署办公室主任,这时我虽年过花甲,但仍干劲十足,拼命的工作,1982年领导认为我是搞教育的,于是又动员我回地委党校来任副校长。

我到党校后,正值中央要求各级党校走向正规化,为了补充党校师资力量,地委决定在校党委领导下,由我负责从全区用招考的办法招收一批教师。招考通知发出后,共计有150多人报考,最后择优录取21名,并送省委党校进修半年,这批教师就成为党校教学的骨干力量了。

1983年8月,全国党校系统的哲学年会在昆明召开,年会后三天移至遵义地委党校交流经验和总结。行署专门安排拔款80万元,维修校园的道路,修补和充实教室的住宿用具等,学校分工由我负责,最后比较完满的完成了任务……

1982年我调到学校时,因反右和文化大革命期间遗留的我的党龄及工龄都是从第二次入党(1949年3月)算起,我不服这种结论,我又正式向学校党委提出要求“连续计算党龄和工龄的问题”校党委书记叶位琛同志很重视这一问题,当即派学校党史办公室主任何少奇同志去北京外调,在江文、刘文粟沙克同志出具了证明材料后,学校党委写报告呈地委审批。

校党字[1984]年03号

地委:

我校张东里同志,1938年7月在延安抗大参加革命,1939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但由于1942年日本鬼子对冀中平原进行大扫荡,不幸被捕后脱党,后于1949年重新入党。

1957年,中共遵义地委审干办公室对张东里同志被捕问题进行了审查,并写出了结论(见附件1)。但张东里同志对结论中“在逃脱敌人回家后虽然在抗日小学教书,做了一些抗日宣传工作,但对寻找党的组织是不够积极的”这一点不服,多次提出申诉,要求复查他的问题,并要求连续计算他1939-1949年党龄和连续计算1938 - 1983年的工龄(见附件2)。

为此,我们组织力量对他这个问题进行复查,现将复查情况报告如下:

一、张东里同志参加革命及脱党经过

根据中共遵义地委审干办审干调查材料证明,张东里同志(原名张碧侠)于1938年7月在延安抗大学习参加革命队伍,1939年10月在抗大由许剑、杨经国二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时支部书记为沙克,见附件3)。抗大毕业后分配在冀中军区无线电干部训练队担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当时中队政委江文,见附件4)。1942年日本鬼子对冀中平原进行大扫荡,张东里同志在一次转移中,为了掩护部队的安全,不幸被捕。被捕后,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张只承认自己是八路军的一名新兵,未暴露党员身份和出卖任何同志。

二、张东里同志逃脱敌人后找党经过

 据遵义地委审干办审查结论,张东里同志被捕后表现很好,没有自首变节行为,同时积极寻找机会逃跑。张被捕后,被送安国日本司令部,敌人刑讯诱供,只承认自己是八路军一名新兵,十余天后送石家庄日本劳工教习所,约一个多月,被卖往本溪湖煤矿,随即越电网逃跑。逃脱后,张在屈忠厚家帮工三个月,然后返回家乡,在当地抗日小学教书,1945年参加区文教工作。

张东里同志被捕逃脱后第一次找党,是在他返回家乡以后。据1957年遵义地委审干办审查结论说:“张东里大约在1943年3月回家的,当时张东里对革命是很同情的,曾向当地党组织要求恢复关系,未能解决”。但结论中又说:“但对找原来的革命组织丧失了积极性……”我们认为,张东里同志从被捕后逃出,立即向当地党组织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已经表明了他本人的革命积极性。至于寻找原来的革命组织,按照当时的客观环境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应实事求是地不予苛求。

张东里同志第二次找党,是他曾向当地区委写过一封要求接组织关系的信。据张健民同志证实,1943年张健民在家乡作地下工作时,区委曾收到张东里一封简单信,要求接组织关系,因当时处在敌占区,对张东里同志一点也不了解,区委也就没有理他。(见附件5)。

张东里同志第三次找党,是1945年舂。曹继云同志在郓钜县六区工作时,张东里同志曾多次要求区委恢复他的党籍,当时因环境关系没有给张东里同志解决。(见附件6)。

张东里同志第四次找党,是1948年。丁涧桥同志在冀鲁豫区郓钜县当县委书记时,张东里是该县工作干部,多次要求恢复党的组织问题,因当时找不到入党证明人,未给予解决,一直到1949年初,县委才决定他重新人党,待以后找到证明人后,再考虑恢复党龄问题(见附件7)。

三、我们的意见

通过以上情况说明,张东里同志1942年被捕逃脱后,即开始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但由于当时环境所致,一直未能解决。根据中共中央( 1982) 24号文件和中组部、劳动人事部( 1982) 11号文件精神,我们认为,张东里同志在被敌人逮捕期间,经受了考验,没有自首变节行为,逃脱敌人后,在脱党期间,又积极寻找党的组织,多次要求恢复组织关系。因此,应连续计算他1939年10月一1949年3月的党龄。他的工龄,亦符合中组部、劳动人事部( 1982)1号文件第(十一)条精神,应从1938年7月在延安参加抗大之日起连续计算。特此报告,请予审批。

附件1:中共遵义地委审干办公室“关于张东里同志1942年被捕问题的结论(抄件)”。

附件2:张东里同志关于要求连续计算党龄、工龄的申诉2份。

附件3:沙克同志的证明材料。

附件4:江文同志的证明材料。

附件5:张健民同志的证明材料(“干部档案”摘抄)。

附件6:曹继云同志的证明材料。

附件7:丁涧桥同志的证明材料。

中共遵义地委党校委员会一九八四年七月三十日

在当时地委书记李洪涛同志的支持下,于1984年8月30日地委正式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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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问题的落实,使我从1952年地委否定我第二次入党和1947年审干的“你没事了”的32年灾难中最后又一次得到澄清,我终于为党和祖国人民所了解!我的爱妻和孩子们也得到了解放!然而,这一年,我已是六十六岁风烛残年的老人了!

三十二年啊!人生能有几个三十二年?三十二年的风风雨雨,三十二年的坎坎坷坷!俗话说“人怕伤心,树怕剥皮”,我这个在日本鬼子的严刑逼供下没掉一滴泪的老八路老共产党员,一个大男子汉,在这三十二年中,伤心泪不知流过多少回!对不堪回首的往事,至今仍让我肝肠寸断!

由于我的不应有的不幸,给我的父母、岳父母、我的妻子、儿女都带来了灾难……日本鬼子监狱那人间地狱的铁窗生活滋味我尝够了,共产党监狱的铁窗生活我也“享受”过了;日本鬼子的刑诱俱用的审讯,劳工教习所的阶下囚的号码生活我受够了,造反派的“批斗”,“踏上千万只脚的揪斗,审讯”……劳动教养的灾难同样也没躲过。使我伤心的是这种“煮豆燃豆箕”的一切一切惨痛,从思想上我是无法接受的呀!我是吃共产党的小米长大的,革命胜利了,而我却变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派,我妻子成了“黑五类分子的老婆”,孩子成了“黑五类的崽子”……我的饭碗被剥夺,吃囚饭了。家中老老小小衣食无着了……我能不伤心,能不流泪吗?……

在1958 -1962年的五年中,正是粮荒饥饿的年代,妻子白天要上班,不敢迟到、早退,一家人老老少少都是面黄肌瘦,脚腿浮肿,为了生存,年过半百的岳母,带孩子上山上打红籽,挖蕨根……有的人家把家中的值钱的东西都卖了,买东西充肚皮,我家一向是贫困户,毫无积蓄,只有一件我穿的狐皮大衣,我爱妻又念着我终会回来的,不忍心卖掉……我父母从山东千里迢迢来看我,我当时在灾难中,双亲都患有高度营养不良,二老见我困难重重,住了一个多月,回去不久都先后仙逝。然而,临死也不准我去看看生我养我的爸爸、妈妈……

在1962年,有一天我儿子(8岁)饿极了,趁大人不在家时偷吃了包谷沙沙,却又被四女儿(3岁)看见了,外婆和她妈妈回来,她告了哥哥的状……外婆和她妈都哭了,几个孩子都跟着哭了……我大女儿有一次在她妈妈机关过道里捡到五元钱她却主动地交给了公司的领导,得到领导的表扬。她没钱上学,在她妈妈的帮助下自学着,原来进地区托儿所的老二也被迫离托在家,他后来考上了名校四中,由于政审不合格,又被刷掉了,这些,我知道后,在劳动教养所里,想起来不知哭过多少次……

还有:我被送劳教后,新东门宿舍我家只有10多平方米,一家六口都挤在这个小天地里,因为家穷,换洗衣服少,也是虱肥人瘦,面无血色……由于我的不幸,孩子们常常受到歧视和污辱,有一次,我儿子因邻居王老二的孩子骂他是“黑五类崽子”,二人打起架来,王老二带着孩子找到我家来大吵,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我的岳母和我妻子,又只有赔说好话,儿子怕回家挨打,天晚了还没回来,一家人大大小小又去找他……找回来,一家人又是一团团哭泣……我听到这些事,真使我心碎欲绝,感到愧对家人……

在那个年月,我爱人的头发年轻轻的就发白了,由于生活所逼,很长很长的时间都不合得花钱理发,孩子们更不用说了……

我的命运不幸,在那个灾难深沉的岁月中,没有老岳母的爱抚和妻子的忍辱负重,简直无法想像他(她)几姐弟们能活下来……幸亏我大难不死,1963年搞掉右派帽子,回到了家。在那个年代,我能坚持活下来,是我坚信共产党信念的结果……

随着岁月的流逝,孩子们都长大了,但因我的原因,他们都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我非常对不起他们。为了生存,他们都必须要有工作,为此我和妻子思想压力都很大。多亏各级领导、老熟人、老朋友、以及我的一些学生,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顶着“同情右派就是右派”的压力,担着为右派说话的风险,帮助并安排了孩子们的工作,让他们都有碗饭吃。对那些帮助过我们的人,我们全家都永远记着他们的恩情。还好,我的孩子们都很争气,他们边努力工作,边上电大读书,有的参加成人高考,有的去本科院校读书、培训、进修,提高文化,丰富和完善自己,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他们凭自己的聪明才智,抛开父辈曾经留给他们的阴影,勇敢地站起来,迎接新时代的挑战。孩子们早已成家立业,都很孝顺,常回家看看,买这买那,陪伴我们两老,我的晚年生活很幸福,我们很知足。

我和我的家人对34年由于王副书记对我打击报复,虽然有气,但我们还是很理智的,我对王、何领导,也持谅解的态度,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

被造反派关牛棚的原来的老领导,先后恢复了工作,金风同志调贵阳市任市委书记,刘风鸣继续仍任遵义行署副专员,段少勋仍回地委宣传部任部长,曹丕山回地委组织部任部长……中国大地又呈现了复活的生机…

1984年在党校离休后,年岁大了,但始终怀着“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的热情和希望,与其他老同志一道,发挥一个老革命、老党员的余光余热。这些年来我曾任市关工委理事(主席是原市委书记李舜卿)和担任市文化小学、四中和阳蕾班(弱智儿童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任副组长(组长王道金,老红军,前地委副书记);我曾应遵义市、务川县、遵义县关心下一代协会的邀请,多次为中小学生和地直机关团员和干部作革命传统报告近30余次,听众2.5万余人。文化、四中、阳蕾班学校被评为省、地、市关心下一代先进集体,(文化小学、遵义四中是全省名校),我也多次被评为省、地先进个人。1991年我被评为贵州出席全国关心下一代双先会的先进个人代表,并获得全国双先奖,我的先进事迹,曾被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燃烧的晚霞”一书录用,列为第二篇材料。

1990年在政府政策安排和支持下,在我们校外辅导组的倡导下,兴办了遵义市“阳蕾班”(弱智儿童班),在退休的郑淑芬(原市文化小学校长)和袁海珠等老师的辛勤耕耘下,取得了很好成绩,得到全国残联以及全国关工委、民政部、教育部、财政部和省教委支持,并拨款25万元(其中全国残联等10万元、省教委15万元),兴建遵义市启智儿童学校。为此事的兴办,市关工委主任谢培庸、副主任吴华林作了大量工作。当年我骑单车跑了市、区教育局、残联、民政局、关工委、妇联、共青团委单位,一个个盖章,签字,各部门都表示支持。由于撤地设市的改动,今年红花岗区(原来的遵义市)决定止式定名为遵义市红花岗“启智学校”,学校班子已配好,将于2002年3月20日挂牌正式开学。

我自问,生命不息,战斗不止,不管在顺境或逆境,在生与死的关头,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始终激励着我要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生。

我六十四年的革命生涯,最多只能算中国革命这一历史长河中曾经涌流着的一朵浪花,我个人是浪花中的一滴水;我的战斗历程和坎坷遭遇最多只是中国革命这幅巨型历史画卷中一丁点亮色与暗色而已。中国革命具有中国特色,没有蓝本和范例,经验与教训共存,这是必然。那么,重视它,充实它,证实它,那怕就是澄清一滴水,就成为亲历这段历史的每一个人、每一个革命者的责任。我想,我就是为尽这个责任而完成了回忆录的写作。

后    记

我今年八十有四了,来日为时已不多了,我革命生涯中的风风雨雨,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人间的酸,甜、苦、辣、罪也受够了,我的一生,为党的更加成熟提供了惨痛的教训,这也是值得的!经验与教训,都是党的革命事业中的宝贵财富。

我现在生活在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我的小家庭里,享受着幸福的生活。我之所以能活下来,除了感谢伟大、光荣、正确的共产党外,还要感谢我岳母和我的妻子在最最艰苦的环境下,顶住政治压力,苦苦的把我的五个孩子带大成人……我还要感谢在我惨遭苦难中,顶住为“疑似”叛徒,阶级异已分子的压力和担着“同情右派就是右派”的风险的老领导、老同志、老朋友们对我的热情帮助,为我的几个孩子能在苦难中成长起来,提供了机会。还要感谢战争年代的部队首长、领导江文、刘文粟、张凯以及和我一块战斗过的战友和我的学生袁绍武、孟龄仪、刘庆珍及刘队长的女儿刘书芳妹妹,我的老同学肖存信、褚振民、蔺柳杞、刘剑等。在1957年从对我的审干中得知我还活着时,他们除表示庆幸外,为我的政治生命被歪曲之事,想方设法为我讨回公道而东奔西跑,战斗友谊之情实令我感激万分!还要感谢遵义地区一些老首长、老相识对我的相知和支持!

当我把书稿完成之后,又承得赵进争、余继民等同志的大力支持,使文稿得以顺达,能和我的亲人、战友们见面!

不管是属于个人史料的文字或是我自己革命生涯的一些感受和建议,总是在回答着一个问题:我为谁活着——为我的共产主义理想活着,真的是白了战士头,红了旧江山。我所谈的事实,可谓是行止无愧于天地,言论自认对得起党和祖国人民!我所写的,所提的一切的一切,让历史来验证,让人们,以及下一代孩子们评说和再作结论吧!

(未校对,未经后人许可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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