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南事变和费南县建立初期情况(文/ 张林夫)

zh71010 发表于2018-12-17 21:37:34

 费南事变也叫天宝山区事变,是一九四一年上半年发生在鲁南地区的一个重要事件.当时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皖南事变”之后,在全国发动了反共高潮,全国出现了分裂,内战的严重危机,鲁南的国民党反动派以五十七军为主,首先在临郯费峄四县边联(抱犊崮山区)向我鲁南党政军机关和边联县区进攻,制造了“四·二五”事变,接着又在费南纠集土顽土匪,配合敌伪,向我费南县区机关、部队进行奔袭、围歼。我费南人民进行了英勇的抗击,但终因众寡悬殊,至六月中旬,顽匪敌伪联合占领了费南全境。他们占领费南后,屠杀抗日人民,摧毁一切抗日组织,使抗战大业遭到很大损失。八月中旬,我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二旅,配合地方部队一部,发起剿匪战役,经七、八日战斗,费南重回人民手中。这一胜利,对创建天宝山抗日根据地和坚持鲁南抗战具有很大意义。费南事变已过去四十五年了,如今有些史志工作单位都在征集、整理此次事变的史实资料,但从中发现,对这段历史事实和人物活动有几种不同的说法和不同的褒贬。我作为当时该县的县委书记,理应把所了解的情况写出来,以供有关方面参考。

费南县的建立

当时,费南县的区域是费县城以西,滕县、泗水县的东部,北自平邑,南至梁邱。也就是原来费县的一、五、七区的大部,滕县四区的东部,泗水县的数十村庄。全县约有五百多个村庄,二十五万人口。从地理位置上看,它北靠蒙山,南接抱犊崮,是鲁中、鲁南两大战略区连系的纽带和桥梁。境内有天宝山、四开山,群峰起伏,地形复杂,极有利于开展游击战。它还控制着日寇侵略鲁南的军事、经济大动脉——滋(阳)临(沂)公路的中段,可以随时腰斩滋(阳)临(沂)公路。但这个地区在一九四O年建县以前,完全为敌伪、顽匪、封建势力所控制,穿过境内的滋(阳)临(沂)、平(邑)滕(县)、滕(县)费(县)三条公路及其两侧一、二十里以内,均为日伪军所占领。东半部(天宝山区)为封建割据势力廉德三盘据,他不仅拥有一支百余众的常备武装,还控制着一支有五、六百条钢枪的“天宝团”;东南部(由吾、梁邱以南)常驻国民党五十七军的一个团;西南部(白彦、郑城一带)为大封建恶霸地主孙鹤龄占领,也拥有一支二百余众的常备武装,并掌握着一支有千余条钢枪的“自卫团”;西部(山阴一带)为恶霸地主阮玉润控制,他也拥有一支百余众的常备武装,并控制着一支有五、六百条钢枪的“自卫团”;北部(平邑、锅泉一带)驻有惯匪刘黑七的三个团,约二、三千余人。这里“山山有寨,村村有围”,不让我军进入,也不给我军给养,迫使我军只能在流峪、丰阳一带活动。一九四O年春,我一一五师师部及教二旅在代师长陈光、政委罗荣桓率领下进入费南。罗政委当即提出创建天宝山根据地的号召,并决定先拔除地处我根据地中心的白彦、关阳司等敌伪据点,然后逐次解决其他匪伪与割据势力的方针。于是,一一五师集中兵力,于二月和三月向白彦、关阳司等敌伪据点发起攻击,当时,日寇调集了费县、滕县、峄县等地敌伪军约五千多人,在这一带与我军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历时半个多月。经过十几次大的战斗,敌被挫败,最后出动飞机,施放毒气皆无济于事,只得狼狈逃走.是役,我军毙敌伪军一千一百余人,拔除了白彦,关阳司敌伪据点.这一胜利,对整个鲁南地区有很大震动,慑服了所有的反动势力,博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拥护,我党我军的声誉大大提高了。

我军进入费南以后,对孙鹤龄、阮玉润、廉德三三大割据势力,根据他们不同的情况,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法:

孙鹤龄势力最大,他一面勾结日寇,一面又和国民党五十七军有密切关系,五十七军也对他进行了大量的打人和拉拢工作。如果当时我军用武力消灭他,将会引起同五十七军的直接冲突,那样对抗战不利。于是,我军便通过在五十七军工作的万毅同志(系该军的一个团长),让他在五十七军中揭露孙鹤龄勾结敌伪破坏抗战的罪行。在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以后,由万毅同志出面,于一九四O年春节,利用拜年的机会,逮捕了孙鹤龄。接着,我军便发动群众,召开了群众控诉大会,揭露孙鹤龄勾结日寇汉奸祸国殃民的种种罪行,并派代表到五十七军控告和请愿,递交万民书,要求五十七军处决孙鹤龄,为抗战除奸,为民除害。本来五十七军是想胁迫收编孙鹤龄的这部分人枪,但在强大的群众压力和舆论下,不得不“挥泪斩马谡”,把孙鹤龄枪毙了。之后,我军派出了白彦工作团,进入原孙鹤龄的统治区开展工作,逐步在白彦大川奠定了群众基础。

阮玉润是滕县城西有名的恶霸地主,他派狗腿子李思全到滕县城里当了个汉奸头目,通过李同日寇勾结在一起。阮玉润强霸民女,鱼肉乡民,横征暴敛,民愤很大。开始,我军确定按照惩治汉奸法令惩办他。但因他拥有一部分武装,如果以武力解决,会造成一些损失。后来,便采用了“智取”的办法:由我军几位负责同志装作因事拜访,乘他送客的时候,将他强行带走,然后,收缴了他的枪支,召开了群众控诉和公审大会,执行枪决。随后,我军发动群众,对阮玉润集团的次要人物分别进行了处理。至此,费南的西半部获得了解放。

廉德三原是个贫民,因其父和他曾在打土匪、抗捐税中为天宝区出过力,后来当了“天宝团”的头子,变成了封建割据势力。当时,他虽处于五十七军派去的国特兼日特王功武的包围之中,但同敌伪还没有什么联系,群众对他的看法也与对孙、阮不同,因此,我军对他采取了教育争取的方针。廉德三一面允许我军进驻天宝山内,一面却又调集了数百人占据着天宝山,与我对峙。我军按兵不动,几位负责干部以看山为名到天宝山上住下来,对山上的群众进行工作,并通过组织山下的群众到山上来介绍我军纪律严明、热情帮助群众劳动生产等情况,劝说他们下山。几天后山上的群众便下山回家了,我军同廉德三部的对峙局面就这样和平解决了。

经过上述一系列的斗争,费南这块方圆近百里的大地为我全部控制。这时,遵照罗荣桓同志的指示,鲁南区党委决定建立费南县,抓住当时的大好时机,迅速抽调干部,以大刀阔斧的方式,开辟天宝山抗日根据地。

当时开辟费南工作的干部,绝大部分是从一一五师各旅、团、营抽调的民运队、政工干部、参谋、秘书、编辑、演员等,约三百多人。鲁南区党委第一次派到费南的干部有我和王新、牛一萍、孙玉尊、李寻之等五人(时在一九四O年六月),以后又派了张志让、戴维珍、武烈、张协、刘济云等二十多人。另外,还从流峪、历东等地的农村党员中提拔了十几人。这样,前后共有三百五十多名工作人员从事费南的开辟工作。

我们第一批到费南的五人,先到桃峪拜见了一一五师代师长陈光同志,他十分热情地给我们讲了创建天宝山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及在工作中应注意的问题。然后,便分别到费南各地配合部队干部进行工作。这时工作领导以部队为主,区党委和师部均没有宣布县委组成的人员名单。我被分配到天宝山区,与李作鹏(师作战科长)、邸励(师政治部工作团长)共同负责领导该区的工作(住在新庄廉茂彩家)。其工作任务是: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我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八路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组织抗日自卫团和农民、妇女、儿童、工人抗日救国会(团);拆除围寨;改造区乡政权等。经过一段工作后(约在七月中旬),一天,邸励去师部和区党委回来对我说:党的费南县委名单已确定,由他任县委书记,我任宣传部长,王新任组织部长,牛一萍、李寻之任工委正副书记,孙玉尊任农委副书记。并说,罗政委叫去汇报工作,区党委要邸和我一同去。于是,我便去七里河(滕峄边),先找到民运科长彭亮,由他引导去见了罗政委。我们向罗政委汇报后,他讲了半个小时的话,讲得十分明确、中肯、深刻。罗政委在讲话中指出:“要抓住时机,大刀阔斧地进行工作。要知道,在秋后,至迟到年底,敌人就要‘扫荡’,部队必然要游击作战,你们要准备独立坚持这个地区。要抓住现在四、五个月的时间,在这里扎下根,站住脚,所以要大刀阔斧的工作,不能慢慢来……”又说:“在这里扎下根,就是要发动组织群众,发展党,建立起地方武装,……你要有一支千把条枪的部队,才能坚持住这个地区。”还说:“现在很多人对拆围寨有抵触,要说服他们。围寨是对游击战争的障碍,是个牢笼,围寨只能挡小偷,不能打日本。”“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要很好团结,现在建立县委了,地方工作要由县委统一领导……”我们听了这些指示后,心里非常亮堂,进一步明确了工作的方向、方针和任务。接着,彭亮同志又对邸励同志说,工作团在峄县还有一些事情要他去处理一下。于是,邸就到那里去了。我自己回到白彦、,常庄、新庄,向工作团的梁昌武、王新、李作鹏等传达了罗政委的指示。约在八月中旬,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同志通知我到常庄开会,会上他讲,邸励同志将由峄县调到临郯费峄四县边联任县委书记,费南县委书记由张林夫接任,组织部长王新,宣传部长张志让,民运部长王力生,工委、农委书记仍是以前几位同志。并说,区党委决定,费县县政府由费北移到费南,费北另建行署,费县参议会留费北,费南另建参议会。这次会后,我们便召开了费南抗日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了参议会,补选了县府委员。继之,建立健全了县委的各个工作部门,划分了七个区,建立了七个分区委、七个工作队、在县委统一领导下大力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发展党,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扩大武装。同时,将蒙山大队改名为费南县大队,由县长韩文一兼大队长,我兼政委。当时,工作队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的方法,一般是进村后一面召开大会小会进行宣传教育;一面寻找贫苦、正直、政治上无问题的人进行重点教育,培养积极分子,然后通过他们去串连发动一般群众。等到有一定数量的人愿意参加群众团体时,即召开群众大会,由群众报名参加,选举产生村团(会)的领导机构。在一个乡中有过半数的村建立了村组织以后,即召开全乡的群众代表会(农代会、青代会、妇代会、自卫团)选举产生乡的群众团体领导机构。区、县亦照上述办法建立群众组织领导机构。到一九四O年底,费南各区、乡、村的农民、妇女、青年、儿童、自卫团等群众团体的建立起来了,参加组织的群众达到了应组织群众的大多数。

当时建党的主要方法是通过训练班发展党员。各区都办群众干部(或叫积极分子)训练班,把各乡、村的积极分子,各群众团体的干部分别集中到区受训,期限为十几天到二十余天。训练课程除各群众团体的业务外,主要是讲解党的纲领、党章、党史,在教育动员成熟的条件下,个别发展。一九四O年下半年,每个区委都办了七、八期至十几期训练班,每期培训约三十至六十人。到一九四O年底,费南全县发展党员五百多人,大部分村庄建立了支部。

对于旧的区、乡、村政权,开始时除个别明显投敌通敌的马上撤换外,一般都维持原状,我们只对区、乡派了指导员(如同军代表,实为区、乡党委书记)协助和监督他们工作,以便稳定地方秩序,为我军筹办军需。等到群众初步发动起来,党员和积极分子达到一定数量时,便召开村、乡、区的群众代表会(也叫抗日人民代表会议)选举各级政权的政务委员会和负责人。委员会和负责人是根据“三三制”(共产党员、左派进步分子、中间分子及其他分子大体各占三分之一)的原则选举产生。此项工作,到一九四O年底基本完成。

发展武装,是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发展武装的方式有三种:一是委派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士拉队伍;二是经常的个别动员青年参军;三是有的区中队、乡分队实行从各村自卫团中轮流到乡、区队服务(带枪、吃公粮),每期一个月左右,服役期间接受政治、军事训练,执行战时勤务,并有计划地从中发展党员和动员脱产参军。到一九四O年底,通过以上各种方式,建立了七个大队约八百多人,补充了主力部队。另外,还建立了县、区、乡的武装约八百多人,全县约二千多支枪,基本上为我掌握。

总之,这一阶段为费南工作大发展时期,半年多的开辟工作,在鲁南区党委和一一五师首长的关怀与指导下,发展是迅速的、健康的,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到了一九四O年十二月,日寇五千多人配合汉奸和土匪刘黑七部六千多人,分六路合击和“扫荡”费南,我一一五师进行抗击后转移到滨海地区(只留下教导大队一部),敌伪烧毁我六十多个村庄,杀害我村民二百多人,抢走大批牲畜、粮食和物资,费南局势出现了严重困难,而这时,以国民党五十一军六八三团为主,纠集匪顽,配合敌伪,乘机向费南地区进攻,制造了费南事变。

事变的经过

当时,费南的国民党反动派和伪军、土匪、土顽均有密切关系,与日寇也有一定的联系。鲁南最大的汉奸头目是荣子恒,原是五十七军的一个旅长,投降日寇后,编为伪和平建国军第十军,荣子恒任军长,所部散布在鲁南各地,他与国民党五十一军、五十七军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土匪刘黑七,既是国民党的暂编三十六师,又是伪和平建国军第十军第三师。荣和刘都是国民党反动派和日寇联系的桥梁。当地最大的土顽部队李以锦,则直接受五十七军指挥。李以锦与滕县的汉奸李思全有着很亲密的关系(据说是亲戚)。以上敌伪顽匪之间虽然也有不同程度的矛盾,但对我党我军却是一致的,均把我们当做主要的敌人,他们对我军占据天宝山区都是一样的嫉恨和恐惧。所以,自我军进入天宝山区以后,他们都在想方设法,企图利用各种机会,制造事端,把我军赶走。

一九四O年八月中旬,天宝山大队的叛变,就以五十七军为主,利用那里我们工作的某些失误而制造的事件,也是他们企图把我军赶出天宝山区的第一次尝试。还在一九三九年时,五十七军就派遣特务王功武打入天宝山区。他们以先由五十七军要粮、要兵,再由王功武交涉豁免的手法,让王骗取群众的信任。我军进入天宝山后,王功武又暗地策动廉德三等人先以我军名义拉起天宝山大队,继之散布日寇“扫荡”的谎言,胁迫群众上山,并以欺骗手段,将我驻守的一个排缴了械,占领了山寨,’向我进攻。与此同时,天宝山西部各村在夏茂瑞率领下登上南大顶(偏头崮),与我军开战。五十七军一部则开到距天宝山三四里左右的由吾村南面,遥相呼应。天宝山北部各村的反动势力也秘密集结,在董开选率领下,企图抢占吴王崮,我军捷足先登,占领此崮,驱使叛众回乡.刘黑七部也加紧了对天宝山北部的骚扰。天宝山周围的敌伪、封建势力都在蠢蠢欲动。这时,我军仍坚持和平解决的方针,采取了许多措施,做了许多工作,但均无效。在此情况下,我军毅然于九月二日攻下偏头崮,十月十三日攻克天宝山。我军的这一胜利,又一次慑服了鲁南的反动派和封建势力,费南和鲁南又趋于稳定,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第一次事变阴谋宣告破产。

一九四O年底,日寇大“扫荡”后,我一一五师师部和教导二旅移防至滨海区,费南只留下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千余人。这时顽匪各部认为有机可乘,于是,又一次发动了联合向我进攻。但从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三月,一方面由于教导大队还在费南,顽匪对我军实力和战略部署尚未弄清,他们的进攻还是部分的、试探性的;另一方面,由于鲁南区党委于二月召开了白山会议,会议指出了国民党在全国发动反共高潮的情况,分析了一一五师离开鲁南后地方部队自力坚持斗争的形势,并作了具体部署,费南县委及时召开了五百人十天会议整顿了干部、党员的思想,精干组织,集中兵力(把乡分队合并到区中队),一面加强在边沿区的对敌斗争,一面进行在日寇“扫荡”后对群众的慰问、救济,整顿组织,恢复生产等工作。因此,在这一阶段,我们在群众工作和对敌斗争方面仍取得了一些成绩。主要有:

一九四一年二月上旬,刘桂棠伪军千余入夜袭我县委、县府机关于地平庄,经激烈战斗,敌伤亡十余人,我部胜利突围,无一伤亡。

三月中旬,平邑日寇百余人,刘伪三百余人,突然包围我流峪区百余人于龟山子。该区在马健、赵克伦、李平等同志领导下,凭寨英勇抗击,敌人曾数次施放毒气和烟幕弹,对我强攻,但终未得逞。激战一日,毙敌数十人,我部于黄昏突围,伤亡十余人。

三月中旬,刘伪五百余人到常庄、卓庄抢劫,我一一五师教导大队与费南县大队闻讯后,在马家崮设伏,毙敌五十余人,缴获枪二十余支,截获牲畜、粮食、衣物大宗。

    在这个时期,经过我们争取瓦解工作,刘伪的小队长袁昌聚率五、六人枪反正,县委派常庄区委副书记张协同志与袁一起率区中队于接近刘伪的边沿区活动,他们在了解刘伪动态和打击匪伪抢劫、保护群众等方面,取得很大成绩。后来,袁昌聚同志入了党,提升为县大队副大队长,在坚持费南斗争中建立了功绩。

与此同时,县委在领导群众重建家园、恢复整顿村组织、整编县、区、乡部队等方面,均获得一些进展,日寇大“扫荡”后造成的困难局面基本得到恢复。

进入四月,费南情况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因严重春荒,一一五师教导大队在费南给养不继,队员经常挨饿,而且战斗频繁,不断有伤亡,有损部队元气,因而移防至滨海区。再是鲁南国民党反动派在临郯费峄四县边联制造一系列事件后,把进攻的矛头转向了费南,顽匪敌伪采取划片分工、联合行动办法,以大量兵力,对我县、区实行各个围歼,同时进行反动宣传,说什么“新四军不听中央指挥已被消灭了”,“八路军防区指定在黄河以北,如果不开往黄河北,国军就要消灭他们”,“八路军是客军,过路的军队,不要给八路给养,不要干八路”,“四县边联的八路军都解散了”等等。这期间,顽匪敌伪向我发动了以下进攻:

四月中旬,土顽李以锦部千余人,将我白彦区百余人包围,经一场激战,区长徐景惠同志牺牲,有十余名同志突围,区中队队长刘鸿锦率余部投敌。

 四月下旬,刘伪五百余人将我常庄区中队一部和蒙阳乡公所包围于野鸡坡,战斗半日,毙伤敌十余人,我乡长刘广栋以下二十余人牺牲,三十余人被俘。

五月八日,五十一军六八三团张本枝部和李以锦部两千余人,在南马口将我六区七十余人包围,我全区人员在县委宣传部长张志让、区委副书记李炎等同志率领下,英勇抵抗,在毙伤敌五十余人后,张志让、李炎、史安林、陈士珍同志以下四十余人壮烈牺牲,三十余人被俘。

五月二十七日,刘伪和平邑伪军两千余人,在老泉崖将我二区包围,在区中队长赵克伦、区委书记李平领导下,奋勇抵抗,激战至黄昏,赵克伦、李平同志带领四十余人突围,区中队指导员唐伟、区委副书记张志秀、区干部续菏午等二十余人牺牲,区长诸葛子范等二十余人被俘。

至五月下旬,县委决定将各区力量集中到县统一指挥,白天分散活动,晚上集中宿营时,(六月初)又接连发生了以下事件:

郑城区中队十余人和交通站五、六人,在站长张殿甲的带领下把区委书记刘济云同志打死,投降了李以锦部。

天宝山区区长孙秉恕率区中队三十多人投降刘伪。

山阴区区长徐明只身投降刘伪。

刘伪一千余众占据我中心区郑城东山——东大顶,构筑工事,修围寨,建立新据点。我县大队曾两次发起进攻,未能奏效,县大队教导员唐本同志牺牲。

城后伪军李恩全部二百余人,占领山阴崮,修筑据点,与东大顶刘伪呼应,控制了中心区。

五十一军六八三团盘据在费南县东部由吾村一带,与匪伪遥为声援。

我县区部队、机关全部集中尚有三百余人(县大队约百余人,各区、分队合编为一队约百余人,县区委机关约百余人),机关人员也实行部队编制,必要时全部投入战斗。当时,我们面前存在着三个难以克服的困难:

一是没有饭吃。费南每人占有不到一亩山岭地,生活非常贫困,加上日寇“扫荡”,刘伪抢劫,所以春荒非常严重。当时我们没有实行征收公粮办法,而是临时向各村摊派给养。群众送的给养多是豆饼、花生饼、糠团子,糠煎饼也很少见。如果打起仗来,群众逃离,就根本吃不上饭。三、四月间,我们到敌占区搞了点给养,虽解决了一些困难,但总是半饥半饱。

二是没有子弹。县区武装的枪和子弹都是从群众中筹集来的,每支枪不过二、三发,还有一粒没有的,打过几仗子弹就光了。我们从鲁南军区领到几百发子弹,也不济事。四月,我们通过敌伪工作关系,到滕县城附近的青驿,捉到勾通敌伪的青红帮头子、大地主赵庆禄和其他一些通敌地主,罚了他们千余发子弹,但都打不响(经检查,发现子弹已用水煮过)。在进攻东大顶时,我们因此而不得不退下来。

三是士气低落。当时干部也不过两三年的伍龄,战士不过半年左右的伍龄,多未经过严峻斗争考验,处在大敌包围之中,缺吃少穿,有些本地战士家属又扯后腿,因此,战士开小差的现象时有发生。刘伪和滕县、平邑敌人加紧对我地方干部进行策反,有的动摇不定。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继续在费南中心区坚持确有困难,便根据华山同志传达的鲁南区党委“必要时可转移到滕峄边”的指示于六月中旬转移到滕峄边。五十七军和土顽李以锦占领了费南南部,滕县的伪军占领了西部,刘伪占领了全县大部地区,他们疯狂摧残我抗日群众组织,捕杀我党员干部,横征暴敛,无恶不作,给群众带来深重灾难。

收复费南

我一一五师和鲁南区党委负责同志,对费南始终是很重视、很关心。在开辟工作时期,许多领导人经常来这里检查、指导我们的工作;在一一五师移防到滨海后,区党委对费南工作的方向、方针和任务,作了具体的指示和部署.在一九四一年六月老泉崖战斗中,区党委派华山同志来费南,代表区党委进行慰问,传达上级指示,并约请滕峄边县委组织部长耿益同我们见了面,表明滕峄边全力支持费南的斗争。六月中旬,当我们转移到费滕边时,鲁南区党委组织部长魏思文到滕峄边七里河,召开费南和滕峄边县委联席会议,会上宣布,区党委决定建立费滕工委,由张林夫任工委书记,李子成、韩文一、马健、王力生等为委员,统一领导两县的工作和武装力量,以加强对李以锦和刘黑七的斗争。会后,费南的一部分干部组成了工作队,由民运部长王力生带领,到滕峄边帮助工作,并依托滕峄边,不断插入费南内地活动。

当时,李以锦、刘黑七十分猖獗,他们集中千人以上兵力向我费滕边进攻,于大小青山、板山、东山发生多次战斗。滕县山亭一带敌人也向我逼近。而这时,我们同鲁南区党委的联系被隔断,只有魏部长带部分干部驻邹县东部,领导邹费滕峄的工作;驻邹东的一地委和一军分区,有一个多营的兵力。我们曾研究向区党委提出两个要求:一是要求派主力部队前来收复费南;二是要求一军分区派部分武装帮助我们收复部分地区,狠狠打击一下刘、李顽匪,改变一下我们的处境。但要同区党委取得联系,必须通过一段敌区,也相当困难。于是工委确定,由我和韩文一带部门武装到邹东找魏部长、一军分区,提出上述要求。约在七月中旬,我们到了邹东。魏部长前来迎接我们,代表区党委给予我们嘉奖和勉励,大家深受感动。我们向魏部长汇报后,他当即用电报报告了区党委。事隔十几日,区党委回电称,分局已经决定派教导二旅回鲁南,收得边联和费南,要我们在费滕边集结待命。于是,我们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返回到费滕边。

八月中旬,我一一五师教导二旅和鲁南军区部队进军费南,经七、八天,六、七次战斗,将敌人赶回原据点,收复了费南全境。这时,山东分局决定派山纵一旅一团后三团长期驻费南,费南局势由此趋于稳定.费南县机关于八月下旬迁回,九月区党委派崔晓东同志到滕峄工委任书记,费膝工委撤销。

费南收复后,经过一段工作,于九月间召开了全县抗日人民代表大会,第一,庆祝收复费南的伟大胜利,总结坚持费南斗争的经验教训,表彰坚持斗争中涌现的模范人物与单位。第二,追悼死难烈士,抚恤其家属。死难烈士中有:宣传部长张志让、工委书记李寻之、农委书记武烈、副县大队长魏立久、县大队教导员唐本、区委书记刘济云、张治秀、李炎及区长徐景惠、乡长刘广栋、区中队指导员唐伟、史文祥、战士二百余人。第三,选举县行政委员会,选举马健为县长(原县长韩文一调离)。第四,补选县参议会。第五,决定救济抚恤受害严重的群众,帮助群众重整家园。第六,恢复整顿抗日群众团体。会后,通过传达贯彻上述决议,全县展开了恢复整理工作。(原文见山东党史资料86年第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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