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方珍烈士传略(来源/寿光党史)

南台头 发表于2018-12-19 16:12:13

褚方珍同志,字宝斋,号燕山,一八九二年出生于寿光县南台头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里。其父褚廷武是一个老实敦厚的农民,祖辈与零星薄地、穷困饥饿伴依为生。方珍同志自小就饱尝了黑暗社会的苦痛。廷武老人幼年只上过一年学,后经自学,粗通文墨,读了一些书,但依然摆脱不了啼饥号寒的景况,免不了要受当地富豪的欺凌。他愈深知无文化的苦处。便和二子方玉,打短工,当觅汉;老伴编席、织网子,一家人含辛茹苦,终年操持,挣点甚微收入,供方珍同志上学。方珍益深知求学不易,于是在校苦读。他勤学好问,善交学友,持公好义,处事干练,好济助乡邻办事,甚受众人的好评。后因土匪劫持,遭绑票,花钱赎回后,始辍学。

方珍同志的青少年时代,正处于国事日非,外侮日亟的年代。反动清廷的败国媚洋政策和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欺凌,给方珍同志以极大的刺痛。在他那渴望祖国独立,人民进步的心灵处烙下了痛心悲愤的创伤。辛亥革命的勃发,五四运动的兴起,使他渐发了寻求新道路的萌芽。这期间,他毅然辞别家乡亲人,去东北投考某警察学校学习,立志学到本领以救国难。但因国家政局动荡,经济衰败,无奈遂弃学回家,在郁沉彷徨中寻求新的生路。

 一九二三年,方珍同志认识了张玉山同志。两人一经接触,便彼此发现志同道合。共同的理想,使他们紧密团结在一起。一九二四年张玉山入党后,随即介绍褚方珍同志也加入了党组织:从此两人更往来频繁,关系密切,相互学习交流,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共同战斗。

一九二五年春,寿光党正处于发展壮大时期,方珍同志便克服种种困难,在南台头村以办农民夜校讲学为名,从事党的工作。为办好夜校,他走家串户,访贫问苦,广招学员。因夜校不收学费,又不耽搁农事,深受农民欢迎,穷苦百姓踊跃参加。每到夜晚,大家便齐集夜校,听方珍同志读书教学,听他讲共产主义的美好前景;讲造成人世间贫富悬差的道理;讲苏联十月革命胜利的盛况等。学员们从方珍同志理据简明,侃侃而谈中陶冶了封建意识的愚昧无知,打开了迷茫闭守的心闸,站的高,看的‘远了,决心紧跟共产党干革命。

夜校办了两个多月。结业时,方珍同志即发展了褚方塘、褚方玉、张连奎、段九治、张法先等人入党;并发展褚景塘、褚方普、于正贤等人入团。这时,因寿广支部分立,寿光党支部建立,褚方珍同志被选为支部委员。他亦在发展新党员的基础上,在南北台头等地建立了党团组织。

是年,方珍同志为开展党的活动,担任了凤台小学校长。党组织派王云生同志去凤台小学当教员,协助方珍同志开展工作。在学校里,方珍同志以充满的热情和通俗易懂的语言亲自授课,对学生进行革命教育。在后来的革命活动中,不少学生成为我党革命工作的骨干,有的在战争中壮烈牺牲。

一九二五年夏,方珍同志根据党组织决定,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和加强寿光县国共两党的统一战线。

一九二六年三月,方珍同志作为寿光县的代表,出席了团济南地委召开的农运扩大会和农民代表会议,并被会议任命为农民运动员,为寿光县农协组织的建立和农民运动的开展,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一九二六年八月,随着寿光县党团组织的壮大和迎接北伐军革命高潮的形成,中共寿光县第一届委员会建立。褚方珍同志被选为县委委员。从此,他与张玉山、马保三等同志一起,日夜奔走于寿北地区,宣传组织民众,积极发展党的力量,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全面领导了农民运动。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革命高潮继续高涨。为培养积蓄革命武装干部,根据省委指示,县委派褚方珍同志去广州黄埔军校学习。在那里,他亲自聆听了党的高级领导人的教诲,进一步武装了革命理论,接受了军事本领的严格训练。蒋介石

“四·一二”政变后,褚方珍同志被捕入狱。在狱中,他自觉接受狱中特委的领导,对敌展开斗争,保持了共产党人英勇机智的无畏精神。据同他一块被捕入狱的广饶县党员延安吉同志回忆说:

“褚方珍是个很好的同志。有一次,特委写给狱外党组织的一封信被一个装成犯人的密探弄去,交给了一个监狱看守。哪知这位看守早已被我们所争取,他把信交给了我们,并要我们把密探弄死。特委利用早上放 风的机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挑选八个人组成敢死队完成这一任务。褚方珍同志知道后,要求组织上派人作掩护,由他自己完成这件事。特委同意了他的要求。第二天早上监狱放风时,褚方珍挤在人群里靠近那个密探,找了个茬口就同那个家伙吵起来了,并凑上去打了他一个耳光,两人就扭到一起了。我们八个同志前前后后把他俩围到当中,只见褚方珍一指头,就把那个家伙捅倒在地。看守们听到吵闹声围过来,一看地上躺着个人就抡起棍子乱打。我们在旁边还假装着说:  ‘不行,打死人可不行啊!’他们却说:  ‘假的!他是装的!’还是一个劲地打。其实,这个家伙已经被褚方珍捅死了。事过以后,我才知道褚方珍的武功很好,会点穴。

方珍同志有为革命奋斗终生的信念,也有为革命博学多艺的本领。延安吉同志说:

在狱中,有一次我突然身上发冷,四肢冰凉,手脚都麻木了。难友们叫来褚方珍,他看了以后,大惊失色地说:  ‘伙计,不好啊!’说着赶紧找来一个锈铁钉当银针,扎我手腕上的一个穴位,扎出来一滩淤血。针过之后,他又自上而下给我推拿,半天我才缓过气来。事后回忆,那一次若不是褚方珍相救,恐怕我就没命了。

一九二八年褚方珍同志出狱后,即返回山东与省委取上联系。不久,仍回寿光县开展党的工作。这时,国共合作在寿光已彻底决裂,革命形势趋向恶化,革命队伍内部亦发生很大的分化;有的退隐,有的叛变,更多同志依然立场坚定,不屈不挠,勇敢向着革命道路进发。这时_上级为适应革命形势要求,已提出部份同志撤离本地,部份同志留下坚持斗争的决定,方珍同志毅然选择了后者,坚持了残酷的地下斗争。斗争中,他有时活动在本地区,有时活动于外地,与省委保持了经常性的联系。他理论联系实际,机智,灵活地回旋、工作在各层群众中间,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操劳奔波。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为适应寿光县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需要,县委进行改组,方珍同志任县委书记。

一九三二年二月,方珍同志陪同省委书记胡萍舟,巡视检查了寿光党的工作并向他作了详细汇报。根据省委指示,’建立寿光中心县委(下辖广饶、博兴、青州、寿光),方珍同志又当选为中心县委书记。

在这时期,方珍同志具体领导了寿广边界反对豪绅武装耕作团的斗争。在寿光、广饶两县交界地区,先前有荒地二千余亩,已被贫苦农民自动地开垦利用起来,渐成熟地。当地豪绅见有利可图,便与反动官府勾结起来,征夫雇役,组织武装,名日:  “耕作团”,妄图用武力驱逐原来开垦荒地的农民,占地为己。县委在方珍同志领导下,一面派人到贫苦农民中宣传组织他们,准备反抗豪绅;一面派同志打入耕作团,去争取耕作团的群众,并夺其武装,准备斗争。结果,反动豪绅的霸地阴谋败露未遂,我党终于取得反豪绅武装耕作团斗争的胜利。

与此同时,方珍同志还领导县中党支部,带领广大爱国师生,涌上街头,散传单,贴标语,罢课示威,抵制日货,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和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主义等等,为反抗日本侵略,保卫中华民族完整独立而斗争。

一九三二年四月,方珍同志坚决执行上级党组织关于选拔工农干部到各级领导岗位上的指示,积极推荐农民出身的党员干部张用之任县委书记,自己改任县委委员。

 同年七月,为支援苏区反围剿斗争,寿光县委发动全体党员为“山东号飞机”募捐二百块现大洋,由褚方珍同志送交省委。这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捕杀共产党人,省委遭到严重破坏,整个山东被白色恐怖所笼罩。方珍同志去济南未找到省委,便又长途跋涉,改途胶东,辗转青岛,屡经周折险阻,几月后方将二百元捐款安全送交省委。省委负责同志事前曾说:  “这是个非常忠诚老实的同志,钱迟早会交到省委的!”⑨给方珍同志以很高的评价。

一九三二年秋,由于叛徒出卖,寿光县委被破坏,张用之等同志被捕。褚方珍同志因公事匿于济南幸免。

一九三三年春,方珍同志奉省委之命秘密回到寿光。当晚便召开了由褚景塘、陈纪明二人参加的紧急会议,共同分析斗争形势,研究斗争策略,鼓励他们在形势愈益险恶下,越要保持清醒头脑,越要发动全体党员,团结广大群众,机智巧妙地开展斗争,善于保存党的力量。并要求他们在县委遭受破坏的情况下共同担负起县委工作。事后,方珍同志于当晚又返回了省委。从此,他直接参加了省委工作,踊跃活动于济南、青岛等地。为了隐蔽地领导斗争,方珍同志曾与其子在青岛东镇拉大车,为了革命不惜流血流汗,与搬运工人生活在一起。在群众的掩护下,为山东人民的革命事业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一九三三年秋,省委组织部长宋鸣时叛变投敌,金省各地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许多党员同志被捕。方珍同志与其弟方堂,其子文亮亦在青岛崂山某处被敌逮捕入狱。

艰苦的革命斗争,使褚方珍同志从一个普通农民,迅速成长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为了崇高理想的实现,他无私无畏地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在方珍同志亲自教育培养下,其弟方玉、方堂二人亦早年投身革命,转战各地,成为坚强的革命战士。方玉同志因坐牢和艰辛过度,身患重病于五六年去世;方堂同志在对日作战中壮烈牺牲。方珍同志的大女儿褚文秀,三女儿褚秀芳,儿子褚文亮在方珍同志的教导下均在战争年代入党,为革命作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方珍同志的侄子褚文远(系方玉之子)惨遭日寇杀害;方珍同志的亲戚张兰芝、段桂香、张需儒、张宗儒、张教儒等人,亦在方珍同志影响下先后走向了革命道路,继续着方珍同志未竟的事业。

方珍同志的家庭是在血泪、贫困、动荡中组合,又在革命事业进行中无私地献出。方珍兄弟三人因长年在外革命,又加兵荒马乱,战祸迭起,灾荒不断,家境日衰,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褚廷武夫妇和褚氏三媳,在漫长岁月中倍受了苦难煎熬,他们从褚氏三兄弟的活动中也懂得了革命道理,十分支持亲人的信仰,便毅然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后来,三兄弟相继被捕,敌人多次抄家,日月更无法维持了。为免遭敌人杀害,三个媳妇分别回娘家躲避,褚廷武夫妇便’伴老颠沛,离家出走,一路乞讨,流落他乡。就在方珍同志在狱中倍受折磨时,廷武夫妇也相继在异土病饿而死,骨遗外野。

 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后,国共合作,方珍及方堂同志先后释放。方珍同志未来得及吊唁双亲的骨灵,忍受着极大悲痛,又辞别家乡,毅然西去,参加了淄博工人支队(即四支队),开始了他抗日斗争的戎马生涯。

但是,就在党和人民需要他挥戈战场,英勇杀敌时,方珍同志不幸在博山地区光荣牺牲,时年四十七岁。(未校对谢绝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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