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1945年9月初，被调到青岛市公安局任侦察科长的。
1946年8月，胶东区党委根据斗争形势变化的需要，决定将青岛市委、市政府、总工会、公安局等公开机关撤销，整编为青岛秘密市委。书记是宋子成，委员有王建功、刘景兴、耿桥和我。市委下设民运、社会、秘书三个组，我负责社会组的工作。当时，社会组的主要任务是，保卫解放区，保卫解放战争，保卫地下党。其主攻方向是国民党的军、警、宪、特机关；其主要手段是打入和拉出，以侦察敌人的破坏阴谋。现将这段工作中的几个问题回忆如下：
秘密电台的建立
1948年2、3月份，胶东区党委批准了我们在市内建立秘密电台的汁划。在吴荣森来市委汇报工作时，我和宋子成便把上级的指示精神和市委的这一决定向他作了传达，让他回到青岛筹备组建秘密电台。
早在1946年秋天，市内部分地下党员撤回市委机关学习整顿时，我们就有了在市内建立秘密电台的设想，并要求大家学会无线电技术，以备急需时应用．从那以后，吴荣森就利用业余时间积极学习无线电报务和机务。
经过筹建，于1948年8月，市内的秘密电台建立起来了，电台的收发报机是由吴荣森等筹款搜集购买零件组装的。为了适应T作需要，市委决定成移地下电台小组，由吴荣森任组长，负责收报和译电工作，南黄振远和徐宦光负责电台保卫和情报工作。另外，围绕这个电台服务的还有十多个地下同志。在电台建立初期，主要是拍发这个组本身提供的情报。以后形势日益紧张，内外交通联系愈加困难，就又划人了两个组并与其单线联系，提供情报。
电台建立后，曾更换过三次地址。开始时是建立在胶东路20号（甲）吴荣森的姐夫于琪的家里，过了不久，因于家周围环境不安全，就转移到华北火柴厂徐宝光的宿舍内（徐当时是火柴厂职员）。在青岛解放前夕，敌人通过侦察，已发现这个电台，曾连续两个夜晚趁电台通报时，派特务到火柴厂周围侦察，最后的那个晚上，特务进了火柴厂大院，在安装电台的宿舍周围鬼鬼祟祟地活动。为确保电台安全，在发生上述异常情况后的第二日，又将电台迁移到城阳路一号黄振远家的顶棚上。当时，黄振远一家住在二楼上，一楼就是国民党五十军的办事处。
电台在徐宝光宿舍被人察觉后，吴荣森向市委报告了这一情况。市委当即指示他们立刻停止联系，迅速转移电台地址。正当准备转移时，又得到了敌人延期一周撤逃的情报，为了向领导机关及时汇报敌人的这一重要动向，他们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坚持发出了这份有重要价值的情报。这次发报刚结束，特务已经进入火柴厂的大院，用手电筒照射，正在寻找发报人。当时吴荣森、徐宝光立刻警惕地拿起手枪和手榴弹，注视着敌人的动静，准备同来敌拼搏。但是，敌人终究晚了一步，未能查出电台的确切地址。一场可能发生的生死搏斗终于没有发生，电台小组的同志们，转移阵地后继续坚持斗争。
通过市内秘密电台给我们发去了很多重要情报。特别是1949年5月下旬，吴荣森带病一直守在电台旁边，同机关电台保持联络，一连数日，通宵达旦，紧张工作。在我军进逼青岛的日日夜夜里，这部电台随时把市内敌情和撤逃敌人的动态报告给我们，为解放青岛及时地提供了情报，为配合我们胜利进军起了一定作用。
方本庄起义
1949年1月27日，国民党主力部队三十二军二五二师七五四团团长方本庄率部起义成功．这是当时解放战争大好形势推动的结果，是我党对起义人员政策的胜利。
方本庄起义是我接洽的，我记得的大体经过如下：
1948年10月，济南解放后，青岛的敌人更加惊恐，惶惶不可终日，随时准备撤逃。这时，市委机关为便于就近掌握敌情，由曲戈庄迁到南村以西5里的宗家埠。一天傍晚，高湘由南村公安分局去向我汇报说，济南有个商人叫刘子恒，经常往返青岛做买卖。刘自称，他愿意帮助我们做些工作。并说，他认识同民党三十二军方本庄团长，方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打内战不满，对共产党有所了解，可以说服他起义。听了汇报后，我分析认为，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已到了日暮途穷的地步，一些不愿跟反动派同归于尽的有识之士，想寻找光明m路，也是大势所趋，只要做好T.作，争取方本庄起义是有可能的。因此，便叫高湘约刘子恒到南村密站同我见面，先做好刘子恒的工作。当时，南村密站的负责人是莫易、孙寿山。刘子恒来后，我们设宴招待了他，席间，进一步向刘子恒了解了方本庄的情况，，刘子恒说，他每次到青岛都住在一个姓董的古董商家里，方本庄也常去董家，凶而，二人逐渐熟悉起来。刘子恒还介绍说，方本庄抗日战争期间，在姜黎川部队里干过，姜黎川与八路军合作时，他对我党的政策有所了解，现在他对罔民党不抱幻想了：我和刘子恒谈了一夜，除讲明形势和政策外，让他到青岛对方本庄讲，如果他能决心起义，部队过来后，我们欢迎，并保证他的原职和部队不予遣散。否则，只有被歼的命运。刘接受任务后便走了。
1949年1月巾句，刘子恒又回到南村向我汇报说，他已作通了方本庄的工作，方表示愿意接受我们的命令，叫什么时候起义，就什么时候起义。为落实这一工作，我布置刘子恒约方本庄于1月24日到沙岭河南岸接头。到了约定的日期，我派南村密站负责人孙寿山和交通员衣桂荣骑自行车去接他们，同时，另派郝高三等一部分便农武装，隐蔽在接头点附近，以防不测。那天方本庄本人没来，派他的副团长张德义来接受任务。张德义把乘坐的吉普车停在沙岭河南岸，由衣桂荣等用自行车把他和刘子恒带到南村。当夜，我和张德义谈了一宿，嘱咐他们做好下层军官的T.作，注意保密和安置好起义军官的家属等等，张都一一表示接受，并约定他们在起义前先来信通知我们。第二天拂晓，由衣桂荣把张又送回沙岭河南岸。
张德义回去后的第二天，方本庄和张德义察觉国民党的特务注意了他们，同时听到已有调动方本庄的消息，他们感到事情蹊跷，闪而决定立即起义。当夜他们召集几个贴近的营长，把意图一讲，得到他们的支持，接着以有紧急任务为名，把部队带到了我军防地--集、关于方团起义的问题，事前我向胶东军区政治部主任王少庸作过报告，因此，在起义部队到达我方后，立即受到了当地军民的热烈欢迎。由于该团的原驻地处在敌军的腹心，起义途中有几个叛兵逃跑，起义事泄，因此遭到敌军的追击，起义部队受了些损失，所以到达解放区后，还有两个营的建制兵力，约有1000多人。我在得到方团起义胜利的消息后，立即派高湘代表组织去慰问了他们。两天后，方本庄、张德义等起义军官，还特地到南村来看过我，我们以盛宴招待了他们。
黄安舰起义
黄安舰原是国民党青岛海军的一艘护航驱逐舰，全舰官兵约70余人。在地下党的组织领导下，于1949年2月12日，胜利地起义了。
组织黄安舰起义的线索是这样发现的。1948年7月初，青岛铁路中学地下党员王志进到市委所在地——平度曲戈庄汇报T作，他说，他哥哥王志良，是黄安舰上的枪炮官，思想倾向进步，对蒋匪内部的互相倾轧和克扣军饷很不满，而且感到国民党大势已去，自己没有出路。当时我们分析认为，在国民党反动派行将灭亡的时候，王志良有这种进步的倾向是可以争取的因素；他和王志进是亲兄弟，这种关系是争取他的有利条件。因此我们决定开展这一工作。我和王志进研究了工作的步骤：先由王志进采取试探的态度，对王志良进行教育，揭露蒋匪军内部的黑暗统治和反共反人民的罪行；如果王志良不反感，再从侧面向他介绍一些解放区的情况和我党我军对起义人员的政策。任务布置后，即派王志进返回市内。过了不久，王志进回到市委，向我们汇报说，王志良愿意接受革命任务，服从我们指挥。据此，我们进一步向王志良提出要求，要他及时向我们提供黄安舰的人员、武器及行动计划等情报，并准备组织发动黄安舰起义。为了有效地领导这项工作，市委还决定，派陈坤全进入市内具体组织领导该舰起义工作。陈坤全是上海人，原在上海做地工，后由华东局城工部派来青岛市委_T作，有一定城市秘密T作经验，根据陈的南方口音和他熟悉上海情况这些特点，为了让他与王志良直接联系，避免发生意外，我们布置陈坤全以过去是王志良在上海海军学校同学的关系，化装成商人，掩护在王志良父亲的家里。在他进入青岛时，由王志良亲自到小巷码头去接应。
陈坤全进入市内后，通过王志良发动组织舰上的有关人员曾准备趁敌海军南下时举行起义，并将起义的时间、联络信号和目的地报告市委，经华东局批准，起义的目的地是连云港，联络信号是两长一短，但是由于敌情变化，敌海军撤销了原来准备南下的命令，第一次未能按时起义。第二次是1949年2月12日（阴历正月十五晚上）经过陈坤全和王志良等的周密组织，在王志良和其他几个起义骨干共同努力下，黄安舰终于起义成功，开到了连云港。
黄安舰虽然吨位不大，但作为一只军舰起义，并能顺利地开到了根据地，这对国民党海军来说是前所未有的。黄安舰起义对全市人民来说是一个鼓舞，对国民党海军的官兵来说震动很大。我记得黄安舰起义后，当时青岛市的市民普遍反映：“国民党完啦，连黄安舰都跑到共产党那里去了。”“国民党非失败不可，连他们的海军也起义了。”在蒋匪海军的中下层军官和士兵中的反映是：“国民党的天下完啦，人家黄安舰算找着出路了，咱也应该想想办法了……”此后，有四、五个当时与我们有联系的社会关系向我们反映说，他们在国民党海军里干事的朋友，也想参加起义，让我们给他登记，算是我们的人。还有一些人也自动来到解放区，要求我们收留他，表示愿意跟着共产党走。
青岛解放前夕的政治攻势
1949年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经结束，孤悬在华北青岛的敌人，更是惊恐万状，准备随时撤逃。针对这一形势，青岛市委组织发动了全市规模的政治宣传攻势，有力地配合了军事斗争和护厂、护校保卫人民财产的斗争。
组织这次政治攻势，首先是发动地工人员，采取多种形式和方法，针对不同对象、不同情况发出不同内容的信件。我们发出的信件分三类：一类是给青岛市国民党的党政军机关首脑的警告信，主要内容是阐明全国的政治、军事形势和我们必胜的道理，警告他们，不要再做坏事，不要破坏港口码头和工厂企业的设施，不要撤走人民的财产，要给自己留条后路；谁如果不听警告，必将受到人民的惩罚。另一类是给各工厂、企业负责人的，主要是给他们指明前途，要求他们保护工厂、企业的财产，不要再跟国民党作坏事，并希望他们同国民党的破坏行为作斗争，还有一类是发给国民党机关、工厂、企业里的一般人员的。主要是号召他们勇敢地同国民党反动分子作斗争，反对破坏、反对撤走人民的财产和保护好一切文物档案，为迎接青岛的解放作出贡献。这些信件都是通过我们在邮局工作的地下同志刘懋斌，采取巧妙的措施，贴足邮票或盖上“邮资总付”的戳记，避开敌人的检查发出的，因此，多数信件都直接寄到了收信人的手里。其次是动员所有地下同志，采取抄写、复写、油印等方式，制作了大量传单。有《敦促杜聿明投降书》，有我百万大军渡江胜利和南京解放的号外，有号召人民反对敌人破坏、揭露蒋匪罪行的传单，有宣传我党政策的《约法八章》和《告全市人民书》等等。在这一大规模的行动中，我地下工作者创造了许多办法，如在街头巷尾张贴，乘车散发，到电影院、体育场利用人多拥挤的时刻散发，晚上到繁华市区的高楼顶上散发等，使全市各阶层的人们广泛地看到我们党的宣传品。
这次政治宣传攻势之后，敌人大为惊恐。三青团头子、青运会主任陈孝祖接到警告信后，吓得面色如土，气得大骂他们的邮检组无能。国民党的党政军警宪特的首脑分子也都收到了我们的警告信，他们立即增加了邮检员，还派出了大批宪兵、警察和特务，到处侦缉我地下工作人员。混在各工厂、学校里的特务和三青团分子也奉命加紧对职工和学生活动的监视。但是，由于我们地下同志扎根在群众之中，机智勇敢地顽强斗争，所以宣传品、警告信还照样的不断出现。通过这次政治攻势，广大群众也受到了很大的鼓舞和教育。许多工人、学生和职员纷纷传阅我们的宣传品和《约法八章》，都说：
“真没想到共产党、八路军在市内有这么多，到处都有！”“青岛快要解放了。”一些过去受过国民党反动宣传影响的人，这时也改变了看法，他们说：“国民党尽说共产党的坏话，你看人家的《约法八章》，确是为人民办事，不侵犯人民的利益，共产党要是和国民党说的那样，怎么能打下天下。”过去从解放较早的潍县、济南等城市来青岛的人，这时也成了大家秘密访问的对象，想从他们的口里，打听到更多的有关解放区的情况。一些中、上层人物，如中纺公司的经理、电业局的局长等，在我们统战工作的推动下，也都出面亲自找蒋匪第十一绥靖区司令官刘安琪和青岛市长秦德纯进行交涉，不让他们破坏港口、码头和工厂。
结合我们的政治宣传攻势，地下党还发动群众成立了许多护厂、护校的群众组织，有效地阻止了国民党的破坏，保护了港口码头、T厂和学校的安全，保卫了人民的财产。
以上回忆，因时间较久，手头缺乏必要参考材料，难免有记忆不准之处。再是，解放前青岛市委领导机关设在根据地，限于当时战争环境和与市内交通联系的不便，许多情况了解得不够具体，也难免有粗、漏之处，希望熟悉情况的同志给予补充、指正。
（根据作者1984年回忆材料整理。内容未校对未经后人同意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