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三年的夏天，天是热的，地是热的，连风也是热的。青州（益都）城里就象一个大蒸笼，闷得人喘不过气来。青州第四师范学校放暑假了，同学们都陆续离开了学校。学校党组织秘密通知我和其他几个同学留下来，搞宣传鼓动工作。纪家荣同学送给我一大捆宣传品，让我到街上散发、张贴。对于我这个入党一年多的青年学生来说，倒不是一件陌生的工作。
我把传单一沓沓叠起来，装在口袋里，穿行在挤挤攘攘的街道上。一有机会就散发起来，传单象飘飘扬扬的雪片一样，落在人群中。衣着破旧的老百姓接到传单，悄悄地藏到口袋里，脸上带着几分高兴和恐惧，那些小知识分子模样的人，接到传单，就在街上念起来。顿时，就围起了一大片听众。人群中不时爆发出一阵阵喧哗声：“国难当头，蒋介石不抗战，良心都叫狗吃了。”“哼，见了鬼子卷起尾巴就跑，打共产党倒逞起威风来了！”“……！”
我看到这种场面，心里甜滋滋的，没想到那一张小纸条会产生这么大的力量。
一天早晨，我跟纪家荣要到街上撒传单，忽然听到一阵嘈杂的脚步声，定神一看，一群国民党警察正在街上搜查，老百姓都十分惊慌。出了什么事呢？一个老头正好跑过来，对我说：
“快跑吧，小伙子，他们抓共产党，抓那些撒传单的人。”
最后，学校里也呆不住了，我们只好通过关系，住到杜云青的天主教堂里躲了几天。后来，国民党搜查更严了，在党组织的掩护下，我把纪晓东送走，跟王云回到了家乡——新泰东蒲村。在那风云变幻的战乱之中，学生生活就那样匆匆忙忙地结束了。
暴 动
回到家乡，我即与县里的地下党组织联系，在新泰县委的领导下开展工作，不久就进了县委，王云任军事部长，我任宣传部长。当时，在新泰县委领导下有四个支部，县委让我负责县西南乡党支部，分管刘杜、谷里、东蒲一带的工作。崔全法、王迫悟、王宪廷、王建青、刘少傥、王德一同志分别负责其他三个支部的工作。
八月初，县委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举行武装暴动，成立工农武装，打倒新泰县国民党。经过详细讨论、研究，暴动地点选择在新泰东部山区的龙须崮，时间定在八月底，号召每个党员要带十个人上山。
会后，县委成员都深入到各乡，宣传群众组织力量。我跟王云、王建青在东蒲、刘杜、谷里、宫里、冯家村等村庄串联了近二十人，十余条枪，时刻准备拉上龙须崮，成立游击队。王宪廷、王德一等同志在城关区和第七区也组织起了二、三十人。
八月中旬的一天，我、王德一、崔全法到龙须崮亲自察看地形，龙须崮位于新泰与蒙阴的交界处，周围是连绵起伏的山岗。龙须崮悬崖陡立，峭壁如削，地势十分险要，象鹤立鸡群一般，耸立在群山之中。远远望去，一道道山岗蜿蜒曲折，活象龙须一样从山巅延伸下来，大概“龙须崮”之名就是这样得来的吧！
我们爬到山顶，王德一同志饶有风趣地说：“这里山高沟深，易守难攻，假如国民党来了，咱光用石块也能阻挡他几天。”我接上去说：“这深沟是国民党的天然坟墓，让他们来吧！”
这毕竟是第一次准备武装暴动，缺乏经验，部署不周，很快就出了漏洞。崔全法同志提前带着六十余人，五十余支枪上了山，插起了红旗宣布起义，龙须崮周围各县（新泰、蒙阴、博山、莱芜）反动政权闻悉，当即纠集武装，进行围剿。驻扎在新泰县城的鲁南民团总指挥谢书贤，马上派遣两个团的兵力，扑向龙须崮。县委立即组织西南乡、西北乡的起义人员准备增援，但被谢书贤部队阻击，未能前去。暴动部队人力单薄，装备简陋，又加上初出茅芦，素无经验，激战之后，寡不抵众，夺路突围至鲁山，坚持数日后，被迫解散。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一连几夜睡不着觉。我在日记上写道。“龙须崮暴动是新泰党组织领导人民武装暴动的一次大胆尝试，暴动虽然失败了，但是，却鼓舞了人民的斗志，显示了劳动人民的反抗精神，它是向国民党反动派和当地反动政权的有力挑战。”
当教员
在白色恐怖之下，县委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把一部分党员分派到各乡当教员，以公开身分，干着秘密的工作。国民党县党部与县政府对此有所察觉，便企图以全县教师统考为名进行甄别，把我们的党员从教育阵地挤走。对此，壬迫悟、王建青等同志领导全县教员进行了罢考，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小学阵地依然把握在我们手里。
我是师范生，按理说，当个小学教员是不成问题的，但是，由于在校从事宣传活动，被定为共产党嫌疑分子，县政府教育局连个教师也不让干。龙须崮暴动失利以后，县委让我和王云同志到本村教学。把政府派去的教师赶跑了，我们就当起了义务教员。
我的家乡东蒲庄是个五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子。南临雨山，北接梁父山，座落在两山之间的漫坡上。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东蒲庄的老百姓祖祖辈辈在这里耕作着、生活着。学校设在村子南面，紧靠我的家。教室是新盖的，设备不全而简陋，光线不足，碰上阴天下雨，读书写字都很吃力。
我第一次走上讲台的时候，几十双水灵灵的眼睛望着我，那目光里带着求知的欲望，也带着期待和信赖。在天真纯朴的孩子面前，我的感情在激荡着，多么好的孩子啊，他们代表着中国的未来，代表着中国的前途，怎能让他们在这最需要培育、照料的时候失去父母？怎能让他们当亡国奴，受奴役，受压迫？我按捺住心头的激动，在黑板上写下了第一课：“不当亡国奴！”从“九一八”事变，讲到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道路，讲到中国的存亡和前途。学生们一个个咬着牙，攥着拳，出神地望着我。这一课整整讲了一上午。
我们还经常到附近几个村子里搞打倒国民党的宣传，组织群众与土豪劣绅斗争，鼓动群众躲缉、躲税、躲债，来反抗国民党反动政权的剥削和压迫。当时，老百姓连吃盐都很困难，反动政府随意提高价格，在盐里掺土掺砂，少斤短两，苛扣百姓，有时候干脆不供应，我们组织群众到羊角沟一带运盐，到集市上出售，盐又好，价格又便宜，很受农民欢迎，以后逐步发展到全县范围，贩卖者达数百人，把盐商的买卖给夺了。
东蒲小学是我们宣传革命道理的阵地，也是我们联系广大群众的场所。每天晚上，我们都点起小油灯，跟来聊天的人啦到很晚。本村和邻村的进步青年，都喜欢来学校里聚会，遇到难题都愿意跟我们商量，让我们给出主意，想办法。从言谈中，我们了解到西南乡龙泉庄有个恶霸地主焦兆德，经常勾结官府，横行霸道，欺压百姓，谁见了都怕他。上了年纪的人见到他，都得起坐，年青人跟他走个对面，都得施礼。一提到焦兆德，老百姓都恨得咬牙切齿。有人送外号给他，叫“二大王”，说他是老虎屁股，戳不得。
我跟王云商量，非戳戳这个老虎屁股不可，要灭灭他的威风，长长老百姓的志气，以便于我们团结群众，开展工作。在整理了焦的材料之后，由王云同志出面，向新泰法院提出控告，历数焦兆德霸占土地，盘剥百姓，嫖赌吸毒等罪行。焦兆德得知后，贿赂了法官，法院不但判他无罪，还说我们捏造事实，无理取闹。我们毫不泄气，又越级上诉到济南高等法院，并找律师给修正了状词。法院将焦兆德传到济南，他人地生疏，还未来得及串通，就被判处二年徒刑，老百姓闻讯，都合不拢嘴，有个老太太还点起高香，为我们庆贺、祝福。庆贺我们为老百姓除了一大祸害，祝福我们得到老天的保佑。
在那有钱能使鬼推磨的年代里，焦兆德在监狱里只关了两个月就被放了出来。但是，他就象一只断了脊梁的癞皮狗，比以前收敛了许多。
一九三五年七月的一天，在谷里教学的马世英同学，急急忙忙地跑到我家对我说：“昭洪，你快躲一下吧，有人到县教育局告了你和王云，我听一个熟人说，今天晚上就派人来捉你们，说你们千教员是不合法的。”我马上转告了王云，然后到毛家庄我姑姑家里躲了一夜。
县委得知后，通知我离开学校，另谋他事。我含着一眶热泪离开了东蒲村小学，告别了那些天真活泼的孩子们。
开设新华医院
离开东蒲小学以后，县委决定在刘杜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招牌是“新华医院”，让我到医院当经理。
当时活动经费很困难，我便从家里筹集了一部分钱，购买了些药品，就开始营业了。这虽然是个联络站，但既然摆上药物，就得有医生来应付。就找了个姓何的老头来当医生。这人是个流荡江湖的郎中，有着严重的市侩习气和营利观点，态度也不好，我就打发他走了。又从泰安的博济医院选了一名护士来当医生，这人二十多岁，高高的个头，大大的眼睛，聪明机智，老实忠厚，富有正义感和爱国热情，名叫张一民。
我们办医院的方针是，方便百姓，为民解除痛苦。穷人少收费，财主多收费。利用医院来联系工作，联系群众，扩大宣传和影响。我把这些告诉张一民后，他很赞成。他站柜台，我搞联络工作，两人配合得很好。
刘杜，是个一千多户人家的大镇子，镇子中心有个关帝庙，医院就设在关帝庙东面的六间房子里。每天来看病的、联系工作的人络绎不绝。县委的王宪廷、王德一、王迫悟、王建青等同志，常来传达上级指示，指导我们的工作。
王建青同志在冯家村当教员，我们相隔不远，他不找我，我就去找他，来往甚密。我们在冯家村办起了夜校，组织青年人和中年人到夜校学文化，结合讲故事来宣传革命理论。启发他们的觉悟。建青同志曾经讲道：官府财主是一家，都是老百姓的死对头，“天下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财主享福，穷人受罪，这不是合理的社会，不要迷信，不要听天由命，要拿起枪来跟共产党闹革命。
芦沟桥事变后，医院虽然一切照常，但是我们响应党的号召，积极准备人民抗日的武装斗争，医院已成为当地地下党组织活动的中心。张一民同志在应付门诊、治疗的同时，开始筹备药品，以备拉起队伍以后使用。那阵子来往人特别多，经费又少，我就从家里背些粮食到医院。家中虽然不甚富裕，可是父母都是老实厚道的人，给了我很大的支持。一九三七年九月，省委数次派孙汉卿同志到新泰传达省委指示，大体意思是，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动员群众组织抗日武装，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组织抗日游击队，并利用合法手续普遍组织抗丑自卫团。有钱出钱，有枪出枪。县委响应省委的号召，发动广大群众参加游击队、自卫团，确立了两个组织武装的集中点。一个是刘杜医院，另一个是二区董家庄董玉辰的家。
十一月，山东军阀头子韩复榘不战而逃，济南沦陷。抗日救国的组织遍地烽起，人民群众不愿当亡国奴，纷纷要求抗战，有工人、农民、青年学生，还有些开明人士、地主豪绅。在这些人当中有着各种各样的想法。那些朴实的农民组织起来，武装起来，只是为了不当亡国奴，过太平日子，至于是跟着共产党、八路军，还是跟着国民党中央军，他们倒不太关心。还有少数农民想离家外逃，躲避战乱，地主富农武装抗日，除了保存自己的生命财产以外，还想发国难财，有枪就是草头王，想弄个一官半职，享受点荣华富贵。因此，他们大部分都跑向国民党中央军那里去，知识分子多数人坚持抗战，寻找救国救民的道路，处于观望和对国民党抱有幻想的只是极少数。
在这种复杂的情况下，首要的任务是对群众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县委组织党员和青年积极分子，分头到各乡、各集上讲演，到学校做报告，揭露日寇侵华暴行和野心，讲清抗日救国的意义和前途，指出靠国民党抗日是不行的，要跟着共产党，靠自己的力量武装起来、组织起来，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抗日就一定会胜利。经过艰苦深入的宣传鼓动之后，群众的胜利信心提高了，组织武装起义的条件成熟了。这时，被韩复榘政府监禁五年之久的我党党员董炎、李梅青两同志被释放回来，参加了县委的抗日领导工作。通过一个多月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全县抗日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全县动员献出了四百多支枪，报名参加游击队的达千余人，分编为二十个中队。
到徂徕山去
十二月，省委秘密交通员孙汉卿同志叉到新泰，传达了省委指示：“经省委决定在徂徕山组织武装起义，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附近各县要积极响应，并带领武装前往徂徕山会师。”我们根据这个精神，决定由县委委员分别带领各地武装去新泰西乡的兴隆庄、西南乡的刘杜镇两个点集合，以便同时开往徂徕山，并派刘少傥同志去省委汇报、请示。这时，为了保存好药品和医疗器械，我跟张一民同志就把新华医院关了。让一民同志带着药品转移到离镇子八里的东塘峪守摊。
我跟王云、杜文泉、曲哲等同志所组织的武装，原计划在刘杜集合，不巧正赶上韩复榘的军队二十二师谷良民部队从刘杜路过，我们又改为在正觉寺集合。在刘杜北山的正觉寺，我们又跟关桥村的王建青，灵查的李学儒组织的武装会合，共五、六十人。在正觉寺住了一夜，即开往观山北面的朝阳寺，准备与岳家庄的岳伯良所组织的武装会合。
朝阳寺里住着和尚，拥有很多粮食，平素里，和尚勾结地方劣绅，残酷压迫当地农民，恶贯满盈。我们最初集结队伍，缺乏给养，我就对和尚说：“抗日保国，人人有责，有人出入，有粮出粮，我有人马，你有粮食，咱们就来个大合作吧！”和尚虽然很勉强，但慑于起义武装的威力，也没有办法。
几天以后，队伍已集合完毕，正要出发，县委派交通员送信来，信中说董家庄集合的武装已经开到徂徕山，张一民同志也带着药品赶赴徂徕山，我立即带着队伍前往徂徕山大寺会合。我的心情十分激动，这一天终于盼来了，我恨不得一步跨到徂徕山。当日下午三时许，我带着七十多人奔往徂徕山。当队伍行进到南佐附近时，天空飞来一架飞机，发出刺耳的怪叫声，可能是发现了我们的队伍，飞机低空盘旋着，马达声震耳欲聋。起义队伍从没有见过这种场面，顿时乱了起来，待飞机过去之后，只剩下了三十余人。我很扫兴，知道这是大家素无战斗经验的缘故，马上又整队前进。行至富里附近，汶河岸边时，河水结着一层薄冰，需要涉水而过。正值寒冬腊月，又近年关，一部分同志又畏缩不前，不辞而别了。到徂徕山时，仅剩下二十几人了。一路行军，十分疲惫，两腿象灌铅一样沉重，然而，我的心情更加沉重，费了那么大劲组织起来的队伍，还没拉到起义地点就溃散了一半，怎么向省委交代呀！
省委派林浩、孙陶林，景晓村、杨纯、韩豁等十儿位同志把我们迎上山去。在光华寺见到了洪涛、黎玉、赵杰等领导人。洪涛同志见我不高兴，就笑嘻嘻地问我行军情况怎样，我把路上的遭遇谈了以后，几个领导同志不但没有批评，反而爽朗地笑起来。洪涛同志拍着我的肩头说道：“昭洪同志，不要着急，也不要难过，我们的队伍刚拉起来，缺乏战斗经验，军事素质差，还不能怪同志们。你带来的人是最多的，要不跑就更多了，总有一天，那些跑掉的也会回来的。”我终于笑了。
当我见到刘少傥、王德一等同志时，才知道董家庄一带的武装提前一天到达，路上遇到鬼子汽车，有着类似的遭遇。刘少傥同志到正觉寺与我联系，因为没有找到，便提前上了山。这样两路武装会合后，共三十余人，被编为两个排，由我担任排长，董炎任政治战士。县委又派人下山联系，几日后又陆续动员去三十余人，新泰的六十余人即编为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第四支队一中队，由李怀英担任中队长。从此，我就象一滴水汇入了革命的洪流之中。
回想起这些往事，心潮是难以平静的，它促我奋发，激我勇进。而今虽已年近花甲，但是“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征途漫漫，任重而道远，我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做出更大贡献!
该文刊登于《徂徕烽火》一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