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抗日战争，回忆往事，对有些问题，真的还有点心有余悸。战争整整打了八年，由异族入侵，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战争之残酷，历史罕见，几千万人为之而丧生。南京变屠城，．地就死亡30多万人，真是悚天地，泣鬼神。但是，胜利也是伟大的；发动了群众，教育了群众，睡狮猛醒，摆脱了近百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被人凌辱宰割的状况，中华民族从此走上了一条光明大道。这场战争，不仅中国人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深受其害。不论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都不能忘掉这段历史，血的教训。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回忆这段历史，不是启发仇恨，而是痛定思痛，痛恨这场战争，吸取教训，世代友好，共同把这个世界建设得更美好。前几年，我曾写下“人生逢盛世，甘苦自相问，举杯忆战友，事业慰忠魂”的诗句以表达我们这些幸存者的情怀。
在抗日战争中，我个人经历中最残酷的一段，还是在我的家乡，山东省恒台县二区，就是现在的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那里地处胶济铁路中段，是兵家必争之地。近十年时间，它被占领过二次，解放过二次。其中有一段，大约年把时间，由于活动在街子、张店附近的一支武工队队长张裕安和张裕良叛变，该地区便进入白色恐怖时期。因为很多同志和他们都熟悉，我们的活动地点、积极分子等等，他们都了解，大多数人因此隐蔽不住，只能撤出。日本人被八路军打败投降，这个地区得到了解放，重新恢复了人民自己的政权。之后不久，也就是在1946年，又被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占领。不久以后，又被解放军解放，政权重新又回到人民手中。你杀来、我杀去，这个斗争可想而知是残酷的。
抗日战争开始，日本人的刺刀虽然还未到达这里，但卢沟桥上的炮声已经震动着这个地区的群众。国民党政府忙着南逃，有些国民党政府的地方部队已开始成为散兵游勇，有钱的人打算如何避难，广大群众经常被谣言困惑，不知所以。这时，八路军出现了。
国民党的24旅也在这里活动，人称顽军。他们的口号是：抗日保家保枪。还有一些杂牌军，几个人也称什么军、什么司令等等，混乱一时。但主要还是八路军在这里活动。发动群众，誓死不·作亡国奴，抗日到底，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群众情绪高昂。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了县抗日动员委员会（也就是后来共产党的县委会）、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和各级政府，大力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可以说是家喻户晓，这为后来的敌占区工作打下了深厚的基础。国民党的24旅在张店以北十多公里处驻军、活动，有时也到这里来走走。当时群众抗日救国的情绪很高，由于平型关大捷，确有点速胜论的气氛，小鬼子不值得一打。当时有个顺口溜：“在家没有事，去当游击队，白天捉汉奸，晚上打日本，大饼随你吃，虱子成了对”。
在热烈的抗日气氛中，大家只关注着北方，没有料到在1937年深冬，日本人突然从青岛沿着胶济铁路西下，直接占领了张店车站，开始了他们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他们横冲直撞，根本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认为中国人是一群愚昧落后的东西，称为支那人。那时，我们也确实很落后，多数人根本不知道日本的三八式步枪能打多远，觉得大概是土枪打兔子的距离，一丈多远。有一次八路军在和日本鬼子战斗的时候，有几个小伙子，认为离打仗的地方很远，跑来跑去看看热闹，被二华里多以外的日本人打倒了二三个。这时，大家才知道日本人的枪很厉害。
那是阴历腊月二十三日，就是1938年1月份。张店车站的日本人到外面的山上一看，这个铁山下面的冶里村，集聚了那么多人，沸沸扬扬，也不问个什么青红皂白，就下山将这些人团团围住，用机枪扫射。结果，这些从四面八方来赶集市的几百人，都死于他们的机枪之下，血流成河。这以后冶里村旁边有个小村，20来户人家，找不出三个正劳动力。有一次，张店的30多个日军跑到离张店东北不到20公里处的一个叫万幸冢的小山上，被我八路军包围。八路军在更高的山上用装满火药的土炮打下去，日本人有点慌了，弄不清到底是什么武器，就派了一个小鬼子回张店送信，并在与八路军相持的时候，用金蝉脱壳之计将军大衣蒙在石头上，伪装还有人在，趁机溜走了。送信的小鬼子迷路了，跑向张店北面10来公里的尹家崮被游击队包围了，他钻到一口水井里，没法靠近打他。游击队就用老百姓烧饭的柴灰扬过去，迷住了他的眼睛，抓住他的枪，拖上来把他杀掉了。为小鬼子身上的一长一短两支枪，引起两支队伍互相火拼，也死了三个人。第二天一早，张店的鬼子来到尹家崮，到处找这个小鬼子的尸体。日本人除烧杀外，还以张店车站为基地，四处安设据点。离我村东面四公里处的卫固，南三公里处的街子，西北七公里处的石桥，都是日本人驻军，碉堡林立，我们的工作更加困难。
斗争越来越激烈。没过几天，日本鬼子又来到我家的村子，大家闻讯都逃跑了，还有十多个愚昧的老头认为打着小旗去欢迎，应该没有危险。结果，有几个人受到怀疑，被打得死去活来，有四个人被活活打死，并烧毁了几处好房子。日本鬼子还把一个陈姓青年带到卫固据点，要他和其他被抓的十多人，在卫固西面给自己挖了个坑，用刺刀把他们戳死。他半夜醒来，从死人堆里逃出，回家途中喝了几口冷水，没几天就死了。
当时，老百姓都认为，日本人不属于人类，是一群野兽。这场杀戮之后几天早晨，日本鬼子又把我家的村子围住，把人都赶到大街上，讲了一套“大东亚共荣圈是来救中国的”之类的话。这次没有杀人放火，讲完话之后，他们认为象是村里的头面人物，挑了十来个人，带到卫固据点，其中就有与我在一起当青救会会长的马能振。待了几天，村里人去保释，答应为他们建立维持会，设村长为他们办事，人都放回了。
从1938年2、3月开始，我家乡在斗争中由我占区逐步变为沦陷区、敌占区。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廖容标率领的四支队奉命去了鲁南泰安山区，杨国夫率领三支队撤到张店以北二、三十公里的小清河地区，活动在这里的党政和群众团体，还有几个小的武工队，继续和敌人斗争。日本人认为，他们已把这个地区征服了，开始实行七分军事、三分政治的“怀柔”政策。但是，几个据点的日本人和汉奸，还是天天出动扫荡，见到认为是可疑的人，抓、杀不误。党委研究：日本人的武器，我们比不过他，但他有致命的弱点。他的人数少，两眼抹黑，语言不通，情况不熟，离开汉奸寸步难行，离开老百姓也生活不下去，这是我们的优势。根据形势，发挥我们的优势，依靠群众，转变斗争方式，将抗日斗争由公开转入半公开活动，党的活动更转入地下。村里设三个村长，八路军村长，基本秘密活动；伪村长，专门与鬼子周旋应付，这是个很难物色的人物，要抗日坚定，头脑灵活，又能吃苦受气，相当一部分是共产党员；还有一个老村长，多是村里公正的上层人物，专门征集粮草，供应抗日和应付鬼子汉奸。伪村长每天都要到鬼子据点，报平安，领任务，这也是我们了解鬼子活动的最好情报来源，这些伪村长错开时间去敌人据点，便于了解鬼子情况。鬼子一出动，情报四方下达，大家都作好准备。由于我们的工作方法对头，我们的抗日根据地，鬼子还把它看作是模范村。我们的工作同志被抓，他都说搞错了，很快放出来。我们就发动为他送了万民伞，他还得到了提拔。我们的工作也越来越有起色。
即便如此，危险也时时刻刻在你身边。斗争在敌人的枪口下。象我们这些乡区一级干部，执行任务，经常外出，难免与敌人遭遇，或者擦肩而过，只能更多地采取伪装、合法手段进行活动，尽可能避免无准备地与敌人正面斗争，随时准备口供，应付敌人。最好藏身于群众，偶尔与敌人遭遇，在群众的掩护下大多都能逢凶化吉，这就是毛主席讲的人民战争。依靠群众，方法很多。有一次我作为乡代表去曹村，有三、四十人开会选举区长，离曹村不到二公里的街子据点有几十个鬼子汉奸突然来搜查，伪村长出面应付。我们三四个人被领到一户人家，通过他们房子的一个小洞，转入另一个院落的一间房子，那里放了一副麻将牌、骰子等赌局，作为最后的掩护。这个村有一千多户人家，人称三里曹村。在这样大的一个村里，这间房子对外无门，不熟悉的人一般是进不来的。还有一次是县委组织部长李本荣找我研究建立交通站的问题，夜间我被领到他住处，在付家山子一户地主士绅家里。这户人家房屋不少，好像有二、三个院子，的确是一个藏身的好地方。第二天一早，离付家山子二、三公里的卫固鬼子据点有百八十个鬼子汉奸来这个村活动。据情报说，他们似乎发现了什么，看来今天是不想回去了。我们就到洞里去隐蔽，这个洞就在这户人家房子里的一张大床底下，有一间房子那么大，可坐十来个人，直通到一口井里通气。我们五六个人整整待了一天，敌人才走掉。当时的气氛可想而知。
在抗日战争中，离开群众，我们是生存不了的。这种状况，双方都明白。鬼子抓人修的公路，今天修好，过不了几天又给扒了。白天，天天出来扫荡抓人，审讯拷打，抓八路、共产党，夜间大部分鬼子都不敢和汉奸同住，基本不敢出来。我想，日本人基本上清楚，他占领的只是这个据点，广大群众在八路军、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的决心一天也没动摇过。
在敌占区采用这种特殊方式进行抗日活动，关键是群众的觉悟，基本上靠教育。但另一方面的工作也是不可没有的，就是我们在每个据点附近设几个小武工队。他们都机智勇敢善战、不怕牺牲，有几套衣服迷惑鬼子汉奸，在敌人据点进进出出，伪军的工作大都由他们和我们的伪村长来做。把汉奸、伪军叫出来，个别谈话，身在曹营心在汉，给自己留后路等等，争取他们。对那些地下线，就是暗地与日伪勾搭、通风报信的，没有宽容的余地，弄清情况，坚决杀掉。据我所知，在近十年间，我这个村就杀掉了四个。抗战一开始，本村的一个外地女婿，过去曾在日本人的商店做过事，也会讲几句日语。他回家卖油，四处活动。我们认定他与日伪有联系，在夜间回家的路上，把他干掉了。第二个是村里的一个头面人物，抽大烟，也发现他行为不正，趁他在家中不防备去镇压，由于去的人胆小，怕认出来，开了一枪，就走了，没打死，只是打破他的肚皮，把肠子打出来。第二天，由他儿子送到卫固据点，请日本人治疗，后抓回来坐牢致死。随他到伪据点治病的大儿子，在后来的斗争中也被我武工队干掉。后来的两个是白色恐怖时期杀的。别小看这几支小小的武工队，它对提高人民的抗日信心，威慑汉奸特务，掩护我们的各项抗日活动，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在敌占区，这类的抗日英雄很多。抗日战争末期，1944年我到利津县搞敌后工作队，在交接工作中，碰到了武工队的一名叫王强的同志，基本上是他一个人，在利津县盐窝镇的敌伪据点进进出出。那些伪保长、据点的伪军都怕他，他们每次打赌都说：谁要对不起你，出门碰王强。真是威震敌胆！
还有一个是1945年8日，无棣县解放，地委派我担任这个地区工作队的队长。地委给我派来一个警卫，此人叫王豹，实际上是叫我审查他的历史问题。抗日战争时期，王豹同志是博兴县公安局的战士。一年多时间，他在县城敌伪据点打死汉奸十人，在敌人眼里也是一位英雄人物。他在活动中被俘了，日本鬼子见他没有文化，一身草莽气，认为好对付，采用优待收买政策，伪军也不敢欺负他。他在据点待了一个多月时间，乘敌人不备，逃了出来。组织上对他有怀疑，就把他交给了我。我认为他讲的都是事实，作出没有问题的结论，不影．畸使用。文革中，他已是包头市的公安局局长，造反派还向我了解他的情况。文革后，官复原职，他还专程来杭州看我。此时，政治上他已经是一位比较成熟的领导干部。这一部分人，在抗日战争中，虽然有些违反纪律的，个别也有投敌的，但总的来说，搞敌占区工作，这部分力量是不可缺少的。在那种情况下，出点问题也是难免的，有些问题也是可以原谅的，关键在教育工作，组织工作。
至于我个人，如果日本人不来侵略，我是一个标准的农民。十四岁小学毕业，在家于农活。十六、七岁，已经是样样农活都会做的正劳动力，一心一意解决糠菜半年粮的困苦生活。日本人来了，你想，一个生你养你的这个地方，有人不让你在这个地方生活下去，你会怎么样？既不想当汉奸，又不能当亡国奴，只有一条路，和他拼命斗争。这样做当然有危险，事先担心，事后也有些怕。就是这样，怕也得干。一个人总得要爱国，这比生命更重要。就这样，我走上了抗日战争的行列。
参加革命，对我来讲，也有一个过程。“七七”事变后，据说国民政府有个通知，天冷了，黄河结冰，不利于抗战，要组织民夫砸冰，阻止日本人前进。村里的有钱人，提出以土地换人代去。村里一些年青人也很想代他们出夫，换回这些土地，我当时对土地看得也很重，积极参加。后来，据说这件事取消了，但我们这些年青人思想由此活跃起来，经常议论日本人来了怎么办。那时我小学毕业，有点文化，在村里算个小知识分子，也能办点事，看到一些宣传品，经常宣传日本入侵略东三省，还有苏联革命的问题。到1938年春，有的同志提出建立青年救国会，说上面也有这个组织。有个本村同学张奎连比我大两岁，他当会长，我当副会长。
后来，我县共产党县委组织部长李本荣（后被日本人杀害）告诉我们，你们两人再到乡里，把各村的青年救国会组织起来。我们两人又成了乡里的青救会长。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几十个同学也开始分化。有的去了国民党的24旅，也有的自立门户搞个什么组织。当然，我也是各方争取的对象。那些自立小门户的根本不屑一顾，对24旅，我的观察是，这部分离敌人远远的，不打鬼子，转一趟，游而不击，村里还得宰猪杀鸡招待，群众看不起，骂声遍地。我看准了，真心抗日救国的还是八路军。对我来讲，参加抗日，是被日本人逼出来的，参加八路军是我的自觉选择。
我组织开展乡青年救国会活动，在当时的环境中经受了锻炼，也有成绩。大约在1939年夏天，上级又传信来，说要我到区里当共产党的宣传委员。之后不久，县委组织部长李本荣又来找我谈话，说清河区党委要建立一条由鲁南到冀鲁豫边区的交通线。这是一条秘密交通线，其中一站就在我们这里，因为我家北岭村的工作基础较好。县委研究决定，这个地下交通站就设在这里。为了便于保密，人员就在这个村挑选，选了六、七个有胆有识不用化装就是典型农民模样的同志为交通员，我任站长、主任。为了在敌人扫荡时便于逃走，办公地点选在本村一条深胡同、靠近村边围墙的一户人家，开始办公。考虑到我的两个不利条件，我姓满，这个姓在当地极少，只有北岭村有，并且满姓都集中在村的东南角，很容易找。其次，由于我在组织乡青救会，这一带认识我的人很多，容易暴露目标，我只好改名换姓，将满英田改为王耀亭。这样应付敌人可以，但在当地人中一下子是改不了的，在区乡工作，还可以根据情况，到各村去转一转，应付敌人，而这个工作，只限于这个村，这户人家，危险性就更大了。这是县委的决定，我只能改名换姓讲不得什么危险。
工作开始，首先与两头的交通站联系好，接好头，打通关系。内部订下严格的保密纪律，白天集中，晚上分散，执行任务必须化装，钱搭子、挑子、小车子，甚至赶着小毛驴运送这些文件、书报。有敌情，决不出发，出发后一定要按时回来，否则就认为交通员出事情，全体人员立即离开办公地点。近一年时间，基本上还算顺利，只发生过两次事情。交通员张正田在回来的路上被敌人怀疑，打枪追赶，幸免于难。金牙老陈，引起敌人的怀疑，严刑拷打、灌辣椒水等等。审问了半天，他机智应付，敌人越看他越像是个农民，只好把他放走。他怕敌人跟踪，第二天才回到交通站。
1940年秋，区里的一个庞姓交通员被街子据点敌人抓捕，没想到那么快就供出县交通站的情况，也把我的名字、家的住地告诉了敌人。我个人问题不大，可以到处周旋，家人很危险。早晨一早，我赶忙回家通知家里人准备。家里大门开着，大部分还未起床。我预感着不好，不能再待下去，立即转身往外走。这时，日本人一早就到村子里来抓我了，他们找了一个姓张的老百姓带路，有二：三十个鬼子汉奸直冲我家这个方向来了。我一看，情况紧急，这时候逃是逃不掉的。我想，我又未带枪支和文件，怕他什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跑，不慌不忙大着胆子冲他们走去，看他们怎样，先麻痹他们一下再说。等到双方快走到一起了，那个带路的也想急于脱身，就指着我说，他就姓满。“叫什么？”这我就不能说实话了，我造了个假名，“满×田”，很快地回答了他们，他们对我的怀疑似乎放松了一些。“满英田，你知道吗？“知道。”“他在哪里？你领我们找他去。”我说：“他在干八路，一天到晚在外面跑，我也找不到啊！…‘找不到也要领我们去找。”为了脱身，我边走边想，走得很慢。一个鬼子打了我一拳：“你这样拖拖拉拉，这么慢，叫他知道了，有多少也会跑掉了。”我想领他们到我家里，很危险，家里人胆小，很容易暴露，还是带到我表哥家里，他当过兵，有胆有识，和我关系不错，会随机应变，可能帮我脱险。他的大门已开了，我对鬼子说，这就是满英田的家，你们自己去好了。说完，我就想往回走。鬼子说，抓不到人，你也别走。“我领着你们抓人，他会和我拼的，我还是暂时避一避好。”我这么一说，他们也就对我放松了，都抢着往院子里跑，我趁机往回走。后面还有一个汉奸说：“你往哪里走？”我说：“人已经找到了，都去捉人了。”这个汉奸放下我，急急忙忙往院子里跑。我开始慢慢地走，出了这个弄堂，我立即转到另一个弄堂。这时候；我就赶快逃出村去，顺着一条古道沟，到了二三里外的肖家庄子。
我担心家里的问题，向村长要了点吃的，又回到了北岭村，首先到表哥家看个究竟。表哥被打得头破血流，躺在炕上动弹不得，见了我便说：“今早日本人来抓你，幸好没抓到你。”我向他道歉：“他们到你这里，是我被他们抓住，没有办法，想到你这里还可能有救，没想到你被打得这个样子。”他很欣慰地说：“你没事就好。”并告诉我：？早晨还在睡觉，鬼子汉奸就冲到屋里，看见我就说满英田抓住了，我说你们弄错了，我把良民证拿出来给他们看，是姓田，并不是姓满，确实错了。有人就说，刚才领我们的那个家伙恐怕就是满英田。”他们立即将周围的房子包围搜查，没有找到，就叫表哥领着找。表哥很聪踢，他知道我家人都在家里，就领着鬼子走过我家门口往村子里面走。又碰到一个姓张的人，鬼子问满英田家在哪
里？他说，他们已经走过头了，往回领着向我家走去。这时，我父亲和两个弟弟知道了，都在家翻墙逃走。敌人扑了个空，就打表哥，并带到村外。他们也很丧气，抓到这个人交不了差。村长花了一点钱，把表哥保了回来。
这次，我虽然逃过，但我的家已暴露在敌人面前。只要鬼子汉奸到村里扫荡，总要来“拜访”。县委考虑，这样下去对交通站和我个人都不利。正值清河区党委组建垦利工作团，县委组织部长李本荣找我谈话。我离开了我的岗位，也是我的家乡，到离我家乡100多公里垦利去报到。
这是1940年秋，我到区党委报到，虽然只有五六十公里，但要过种种封锁线，非常不容易。我相对要好得多，因为我们的交通线有两条，二三十里就设有交通站，有交通员接送。就这样，我也走了三、四天。有一天夜里，一位姓马的交通员送我。月光下，快要走出一个村子，突然看见一股部队迎面而来。他赶快拉我到路旁的几棵大树旁，抱着大树掩护。离这些人很近，看他们很清楚，但他们并没有察觉我们。事后，老马说，这个时候，你不能跑，也不能躺在地上，地上光秃秃的，那么乌黑一条，很容易被发现，背着树影抱在树上，有树影挡着，是不容易被发觉的。我很佩服这位同志的机智勇敢。事实上，在敌占区工作，光有勇敢是不够的，还必须机智。我回想起一次部队驻在我村，敌人知道立即赶到村子，部队也刚刚撤走。鬼子问一位老大娘。这位老大娘则对鬼子说，八路来过，刚刚向西走了。鬼子说，大大的好。实际上，我们的部队是向北门走了。这位老大娘既保护了我们的部队，也保护了自己，还又得到了敌人的表扬。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理想信念坚定，要有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革命精神，只有如此，才能最后战胜敌人。老同志、我的共产主义思想的指路人、县委组织部长李本荣同志就是这样一个人物。他被敌人逮捕后，敌人把铁丝穿在他的锁骨上，逼迫他到处去破坏党的组织。他英勇不屈，保护了党的组织，视死如归，最后，被敌人杀害，受到党和人民群众的尊敬，提高了党员和群众的斗志。’
就这样，一个人倒下了，唤醒了千百万人的觉悟和意志。在敌战区，没有这样一部分同志，我们的工作是很难坚持下去的。
大约在1940年秋，我奉命到清河区党委报到，组织部长苏杰、宣传部夏戌接见了我，讲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第二天一早，带着炊事班给我做的一个大油饼，紧赶40多里路，当天到达垦利工作团。我分配到二区当组织委员、组织科长。这个垦区是黄河人口迁移处，沿渤海湾留下方圆百多里的荒地，扩大了利津县的地理范围，使老的利津分成了三个部分。最西部，也是最好的一部分，由日、伪军和国民党的部队占领。中部由八路军占领。东部，也是最大的那部分，荒地上长满荆条、野草，八路军准备开发。我待的二区，基本上是个中心，是中部最好的一部分，后来是县委所在地。在这里能经常听到歌声，大多是在唱：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八路军爱人民呀，共产党的好处说不完……群众的情绪很高，但生活很苦，真是前所未见。一个穷地方，每年除了那些地主豪绅和他们的狗腿子秋春来收租征粮、放粮外，国民政府的那些大员谁也不会到这里来看看，日本人当然更是如此。所以，这个地方成为几十年未开垦的处女地。这个地区实际上有大片肥沃的土地，一望无边的荆条棵，每天一个人能扫到三、四斤野绿豆，能捡到十来斤魔芋，吃不完的野菜，会打猎的一天能打十多只兔子。但穷人是享受不到这些的，这些荒地地块都有主人，荒地那里什么也没有，穷人想去种点什么糊糊口就不行了，所谓“千年荒地无人耕，耕起来就有人争”。甚至一块土地上就覆盖着十几个地契，这些地契都是当年那些有权有势的人骑着马圈下的，都有国民政府的印章。穷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租他们的土地开荒，借一还三的高利还粮，最后所剩无几。你想节省粮食，来年少借点，这可不行，反而会遭到土匪的抢夺，甚至弄得家破人亡，只好把剩下的粮食尽可能地吃完，到第二年再借一点，这样才能使地主老财满意，当地人称为“秋胖子”。他们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过日子，可以说永世不得翻身。在这个黑暗之中，共产党八路军来了，无疑是给他们带来光明。
我们的一个村农委主任魏治田，当年是个精明能干的小伙子，从寿光县来这里逃难，租了一些土地，干得不错，积累了点大豆，大约二、三担，藏在地窖里，怕招引土匪抢劫，为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忍痛烂掉，缺粮也不敢拿出来吃，只能吃地主的借一还三的粮食。他们就是在层层压榨之下生活度日。我在这一段工作中，不仅看到日本人的烧杀抢掠，也深深地了解到国民党的腐败、黑暗。即便把日本鬼子赶出国门，如果不改变这种腐败、黑暗，群众也是不允许的。
我们的县政府为土地问题，专门设立了土地局，丈量土地，计口授田，实行合理负担等等。仅仅一年多，各处的难民都赶来计口授田。我区这块未开垦的处女地得到迅速发展，又扩建了六、七两个区。全县由四个区，建设为七个区。根据上级指示，坚决执行选举三三制政权。县区政权中，共产党、国民党、民主人士各占三分之一。每个区都有一位民主人士担任区长。群众觉悟了，选举好这位区长相当难。群众就是不选他们这些人，这是多少年形成的这种对立。有一年春节，我们请这些民主人士吃饭，杀了几只鸡，吃到的都是鸡头鸡爪，鸡腿很少。问炊事员。他说，他们都是有头有脸的，鸡头应该由他们来吃。不管如何，我们还是说服群众，为了共同抗日，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选他们，用他们，团结他们。我们的县长就是国民党军队起义的一个团长，叫王雪亭。他那一套作风，实在看不惯：穿衣服像个衣架子，要人伺候，甚至大便以后还要别人给他擦屁股。但我们还是团结改造他，直到全国解放，他退休。
这里虽然很穷，由于八路军的存在，日本人还是不放过的，每年春冬二季，都来拜访一次。1942年冬至1943年，日本人真的来了个大扫荡，据说有上万人。由山东鲁南挨次北上，叫铁壁合围、拉网、梳头式战术。在我们这个地区，大村小镇都安上了据点，扫荡了二十一天。看来，他们有三个目的：一、找我主力部队决战；二、抢东西，主要是粮食；三、破坏，他们有个砸锅队。这三条之中，主要是抢粮。我们的主力部队早已转移到敌占区，打击敌人。这次扫荡，敌人似乎已是强弩之末，力量不足，兵力分散，声势不小，网眼很大。当时，上级指示，主力部队转移外线，小股部队与敌周旋，县区分散活动，敌人东边来，就靠向西边；敌人从西边来，就到他们的东边。看来敌人天天忙碌，也有点疲劳，只要不在他的防区，看看我们都是老百姓模样，也就懒得管了。我们天天钻这个空子，领导群众取得反扫荡的胜利。这次的反扫荡，除了区委书记许浚之带领区中队转移时牺牲外，其他人员伤亡不大，财物被他们抢走不少，主要是粮食，他们上百辆大卡车日夜外运。在反扫荡中，粮食是我们与敌人争夺的主要物资。我们把粮食藏在野外地里，上面种上麦子，用麦苗掩护，认为这很保险，不料仍被抢走。开始我们认为有坏人告密，后来才知道，其他地方上面有露水，但地下藏着粮食的地方就干燥没有露水，敌人一看就知道下面藏着粮食。通过这件事，我们增加了知识，但后来再也没有机会用过。
不管怎样，这个地区是渤海区党委（原为清河区）的后方根据地，是1942年至1943年最困难的时候赖以生存的地方。物资供应、保存干部，我待的这个区，最多的时候有区委书记和区长一级干部十余人，鲁南、胶东地区的村干部更是不计其数，成为训练培养干部的最好地方，也为这个地区的开发作出了贡献。在1944年形势好转，根据地逐步扩大的时候，我们的这些干部都奔赴到各自的战场。这块日本人、国民党政府都看不上眼的地方，倒是八路军共产党求得生存、壮大的地方。我在这里待了四、五年时间，与它的感情至深。全国解放后，我被邀请去参观，这个地方已不止是遍野的高粱大豆，还开始种水稻，有的还种上莲藕。这就是共产党指引的道路。
1944年秋，由日伪顽占据的我垦利县西部的老利津县的盐窝镇，敌人自动撤离了。县委抓住时机，寸土不让，组织六、七人的工作队，由我担任队长，带着几个手榴弹，去盐窝镇一带开辟工作。由于日伪仍在以南20多里的利津县城，我们虽然进驻了盐窝镇，大部分仍是敌占区。我们活动地区有限，主要还是依靠原来的伪镇长和各地的伪保长开展工作。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开展反奸诉苦工作，组织群众，镇压个别罪大恶极分子。这时，他们已知大势已去，还想主动做点事立功，因此，我们的工作还算顺利。为了利用、团结这些伪镇长、伪保长，我学上了吸香烟。不久，利津县城的日伪军撤走，县委、县政府机关进驻县城开展工作，我也调到县委组织部任组织科长。从当时大局看，仍在抗日，但我们的局部形势已发生变化。大的汉奸恶霸跟日本人走了，剩下一大堆是曾为日本人办事的和狗腿子。这些人的情况各不相同，在开展反奸反霸斗争中，既要把这些人处理好，又要不影响群众的积极性，有些问题在当时处理好是很不容易的。在处理盐窝镇的镇长时，就碰到这个问题。我带着工作队去盐窝镇一带开展工作，他保护了我们的安全，对工作上也很有帮助，还给我们弄了几条枪，我对他也很欣赏。日本人占领时，在一个院子的西屋隐蔽着武工队，东屋招待日伪军，对抗日也做了一些工作。可他为日伪军整整干了七、八年的伪镇长，虽然对我们做了些好事，但坏事干得也不少，民愤很大。为了发动群众，最后还是忍痛把他镇压了。每想到这个问题，我总有点内疚。这里有个区别对待，说服群众共同正确执行党的政策问题。我在以后的工作中，吸取了这个教训。
1945年秋，渤海区四地委办干部训练班，主要是整风。这个班有四、五十人，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秦洪州任训练班的支部书记，我当副书记、组织委员。正在学习期间，日寇投降，解放无棣县战斗开始了，训练班也改为解放无棣县工作队，当时秦洪州同志调任博兴县县委书记，我调任地委组织部组织科长兼工作队长，赵景同志为副队长，下分七、八个工作分队，赶赴无棣县城。在县城过了阴历八月十五，地委、县委也先后到达，随即开展工作。
无棣县与利津、沾化县有所不同，日本人侵略占领后，就和国民党地方部队16旅共同混在一起，统治这个县达八年之久，城关内的小学都设日语课，有的孩子中国话反而讲不好。这个县的北部海边也有八路军共产党的活动。日本人投降后，日伪军撤走了，但国民党的16旅旅长张子良依靠天津，负隅顽抗，由我军攻城解放，张子良被打死，残余逃亡天津。张子良在无棣县与日伪盘踞八年之久，据说有部队二、三千人，部队的家属大多分布在无棣县城关地区，形成一股日伪顽混合势力，盘根错节，这为我们解放和开展这一地区的工作造成极大的困难。解放初，我们趁冬春季节，充分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组织，工作开展得很顺利。但是，也就是解放后第二年的夏季，遍野高粱，城关区委书记徐凤鸣和区委的组、宣委员在工作时被16旅的残余势力打死。由于我领导的工作队在地委直接领导下，也在这个城关区开展工作，很自然，我接替了徐凤鸣同志之任，从无棣县城迁到惠民县城，为惠民地委。这里的斗争更加残酷；我们的不利条件更加多，高粱棵长起来了，他们易于躲藏，伪军家属对他们的活动也进行掩护，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对我们很不利。我们区的干部为适应形势，外出活动时每个人都携带枪支，成了武工队。村干部为了自卫，也购买枪支，修筑碉堡自卫，有的还把家属安排在城里。敌人活动相当猖獗，有一次，曾有十多个伪县府人员在该地区开会，被分区部队打散。我们区的组织委员王某带领两名区干部，被早已隐藏在村里的敌人抓住杀害。区长吕会英闻讯，立即带领一个中队前去围剿，也被他们的机枪扫射，肩膀受了伤。我又带一个中队前去支援，天已快黑下来，敌人撤走隐蔽起来。我到村里找了棺材，把三位牺牲的同志安排好，又到村子里转了一下。群众大部分已经逃走，村里冷冷清清，感到情况不好，立即带着部队撤到其他村子。后来据村子里的人说，夜里看到敌人曾返回村里，又赶快逃走了。总之，这个一年多的斗争，其残酷程度不亚于我在敌占区与日本人的斗争，区里十三、四个干部，区委书记一人，区委委员三人，各救会长李天民，区中队副队长，共死伤九人。我们在出发活动时一般是三辆自行车、长短枪四支。在后来的审讯中，敌人招供，曾三次设计伏击我，都因为我忽然有事离开，他们最终未能得逞。大概这就是战争，生死就在一晃之间。如我在1949年随军南下，过江的第二天，在行军途中被国民党的飞机炸晕在土里埋了两个多小时，被救起送到部队医院，这次，我们伤亡有二十余人。战争就有牺牲，这是每个人都有思想准备的，但什么时候碰上，就很难说，战争就是这么残酷。在这个区，我整整待了两年多，除了三名还乡团逃脱外，全部肃清。为什么讲到这里为止，虽然日本人已经投降了，我认为这仍是抗日战争的最后部分。
最后，我还想讲几句话。第一，了解和研究抗日战争胜利，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实事求是、不带偏见地弄明白什么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使我们明白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个明确的奋斗目标，一切为了人民，相信人民的力量，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从中受益。第二，青少年对我们这些抗日战争过来的老同志，都抱着崇敬的心情，想知道过去这一段的历史，这对我们来说是一种荣誉。但是，我经常在想，这种荣誉应该属于谁，在我们面前有多少运筹帷幄、战场上厮杀、监狱和刑场上前赴后继的烈士和英雄人物，这个荣誉首先应该归功于他们。历史上沿袭下来的这些情况，也是由各种各样的因素形成的，不一定功过都搞得那么清楚，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无需去计较，也无法计较。每每想起在我们前面牺牲的烈士，他们又能和谁去计较呢？多一点贡献，少一点索取，是社会美德。党内团结，社会和谐，我们党的事业才能发展。年轻的同志们虽然处在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阶段，也应该理解这一点。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是做生意，要有点自我牺牲精神。放下精神包袱，轻松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功微位显，君子不取，世人如此，何况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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