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郝中士同志的接触不是很多，但我们的接触是在硝烟弥漫的战争环境里，因而，记忆和印象都十分深刻。
中士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党的领导人，一位敦厚的长者，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我的成长过程中，他给了我很多帮助。然而，在他弥留之际，我未能在他身边为他寻医找药，甚至他的追悼会，我也由于得到信息稍晚，未能赶去参加，使我感到遗憾而难过。中士同志已经谢世5周年了，50多年来的种种往事，又一次浮现在我的眼前。在我的心中，中士同志还活着。
郝中士，江苏省沛县人。“九·一八”事变后，他在上海公学读书时，经常在假期回到家乡，团结青年知识分子，宣传革命思想，许多青年通过他带回来的进步书刊和他的思想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中士在上海参加了支援第十九路军抗日救亡的斗争。而后，回到家乡，在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活动。他在北平读书时，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帝大同盟’’，回到家乡后积极发展组织，并与沛南的张基隆、沛北的李蔚亭等3人组成“反帝大同盟”沛县临时工作委员会，成员遍布沛县各区、乡。
1934年，沛县党组织遭到国民党破坏，有的党组织负责人叛变了革命。因“反帝大同盟”的线在北平，未遭破坏，仍继续进行革命活动。1935年，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后，北平党的负责人之一的林枫隐蔽在沛县，中士和他取得了联系，林枫同志指导“反帝大同盟，，的活动，将为之写了革命纲领。1937年，中士同志将“反帝大同盟”的成员，经过审查后，转为中共正式党员，会同张光中同志组成中共沛县县委，张光中兼任县委书记。张光中同志离沛县后，由中士同志接任县委书记。因沛县党的基础较好，带动了周围几个县的工作，成为苏鲁豫特委的支柱之一。
1938年5月，徐州、沛县沦陷后，沛县以中士同志为首，发动沛县的地下党员和群众，组成抗日武装，并与丰县、铜北、金乡、肖县、鱼台等县地方武装，共同组成“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成为湖西地区的主力部队。“第二总队”的诞生，沛县是发源地之一。之后，中士同志任苏鲁豫区党委组织部长。1939年，湖西地区“肃托事件”后，苏鲁豫区党委改为湖西地委，中士同志先后任湖西地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地委书记等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士同志都是沛县和湖西地区党的杰出的领导人之一，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认识中士同志，是在1938年6月。那时滕县形势恶化，滕县县委派我和梁子绶过湖到微山湖西，与湖西的党组组织联系。我们在沛县的龙固集找到了党组织，经苏鲁豫区党委负责同志介绍，认识了中士同志，当时他是沛县县委书记。他向我询问了参加滕西讨伐丁三黑的战斗情况以及丁三黑公开投敌后的滕西恶化形势。
第一次见面，他就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他魁梧的身材，和蔼的面容，稳健的步伐，铿锵有力而又亲切的谈吐，完全是一位忠厚长者的风度，他亲切地对我们说：“很难得你们两位从形势十分恶化的环境里，奉组织之命，来到这里。这里和你们的家乡仅有一湖之隔，这里党的工作有基础，我的家就在这里，有什么困难，都是可以解决的。”他加重了“我的家就在这里”这句话。中士同志一席话，使我们两人心头感到亲切而温暖，在举目无亲的环境里，仿佛遇见了亲人。
不久，苏鲁豫区党委把我分配到苏鲁豫边军政干校任政治指导员，学校决定派我去湖东招生，动员一些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到干校学习。我穿了长袍扮成客商过湖，在湖中被土匪绑票，在芦苇丛中的土匪窝里，吃尽了苦头，受尽了折磨，险遭“撕票"(杀害)。消息传到区党委。中士同志通过工作，由运河两岸帮会的活跃人物陈老三，用船从土匪窝里把我营救出来，送到沛县龙涸集苏鲁豫区党委驻地。中士同志依靠农民和基层群众开展党的活动，党的工作深入到社会基层，深入到素称藏龙卧虎的帮会势力范围以内，令人折服。
1938年8月，区党委从团结友军抗日，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出发，同意沛县国民党县长冯子固的要求，以胡子良团为试点，派我和赵前、王立然等同志到冯子固部队的胡子良团做政治工作。苏鲁豫区党委负责同志和中士同志在胡团召开了会议，对工作做了周密部署，对我和胡子良的分工和合作做了具体安排。我当时年仅21岁，带了几个青年到国民党苏北地方实力派的部队那样复杂的环境里去独立工作，思想有顾虑，但有了中士同志这样有经验的党的领导人亲自具体领导，顿觉有了信心。这段经历，在我成长过程中是极其重要的一段历史。那天会议的种种情景，至今仍然活生生地展现在我的眼前，我仿佛又一次听到了中士同志那铿锵有力而又亲切的声音。
1939年湖西“肃托事件”中，我在胡团的处境已经很危险。当我听到中士同志也被作为肃托对象关了起来时，那焦急的心情胜于对个人处境的焦虑，而又无可奈何。不久，断断续续传来了一些中士同志的消息；他被关起来以后，更加认识到肃托是错误的，在严刑拷打下，中士同志始终未承认自己是托派，称得上是一个坚强的革命战士。中士同志在狱中含着悲痛的心情，向山东分局写了报告，提出湖西地区肃托运动是错误的，很多忠于党的同志被冤屈处死，事情已经发展到了危险关头，要求上级党组织赶快处理。中士同志写完报告，咬破手指，盖了血手印，叫与他关在一起的老下级刘昭筹同志设法逃出去，将报告送往山东分局，并嘱咐刘昭筹在过津浦路走出湖西地区之前，不准找白子明、王须仁等人掌握的党组织。刘昭筹同志吃尽千辛万苦，终于将中士的报告送到了山东分局。这份报告使山东分局的领导对“湖西肃托事件”的性质和情况有了真实的了解，对处理肃托事件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0年6月，我在沛中警卫营任政委。当时，丰北十字河是顽我双方争夺拉锯战十分激烈的边沿区，形势较为紧张和严峻。中士同志和张国华同志联袂来到十字河西黄河支队的二团和沛中警卫营驻地。中士同志代表苏鲁豫区党委，国华同志代表黄河支队，领导组建沛、鱼、肖、滕、铜五县大队，调我到五县大队任政治主任。两位首长亲自给部队作动员报告，分析湖西地区敌我形势，详细地阐述了组建五县大队的重要意义和任务，鼓舞了士气，给部队留下了深刻印象。
1941年初，苏鲁豫边区撤销，改为湖西地委，由随五县大队来湖西的山东分局秘书长潘复生同志任地委书记。郝中士、李贞乾、郭影秋等同志分别安排任专员、部长等职，实际上是降级使用。但中士同志却在新的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埋头苦干，丝毫未曾表现出有意见，有情绪。这一点，对我的印象也是深刻的。中士同志能上能下，不计较名誉地位。不计较个人利益得失，全心全意为党的事业作贡献的品质和情操，给他周围的同志和下级提供了榜样。这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对我的思想影响和教育也是很大的。在我后来几十年的战斗生活中，每当遇到挫折和委屈的时候，我都想到了中士同志，想到他以党的事业和全局为重，不计较个人处境和得失的精神和品德。
1941年3月，湖西地委组织部任命我为地委宣传部国民教育科科长兼湖西专员公署文教科副科长，中士当时是地委宣传部长，我在他直接领导下，接触也多了一些。在恢复发展国民教育工作期间，他亲自抓冬学和扫盲工作。地委成立全地区冬学领导小组，他任组长，我为副组长。他深入单县抓冬学，从学员人数教材、到教师的微薄待遇以及灯油如何解决，都亲自抓，抓出经验后在全区推广。
在此期间，中士同志有一件关于处理赵信符同志党藉问题的事，至今记忆犹新。赵信符同志过去在国民党统治区当过宪兵，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党的教育培养下，进步较快，工作积极，作战勇敢。1939年初，我在冯子固部队作政治工作时，由赵前同志介绍，经我代表总支委员会批准，发展他入了党。1941年，党的文件规定，宪兵不能入党。我看到文件后，很自然地想到了这件事，当初发展他入党是我经手批准的，现在中央文件有了新的规定，感到很不好处理。这时，信符同志在鱼台县抗日政府负责公安局的工作，看到文件后思想背上了包袱，来找我。我原来已感到不好办，他找上门来，更感到棘手。因而，我向中士同志如实作了汇报，请示如何处理。中士同志很明确地谈了二条意见。一、中央文件有关规定应从文件颁布之日起执行；二、赵信符同志表现很好，完全够党员条件，如按现在的精神去衡量过去的事情，岂不冤枉和断送了一个同志的政治生命。这几句话解决了我们两人的思想问题，放下了思想包袱。通过这件事，我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和教育，我暗自下定决心，要学习中士同志这种斩钉截铁解决问题的负责态度。
在我记忆中最深刻的还是太行整风学习的一件往事，那是在1944年6月至1945年5月，我们在林县淇阳镇参加平原分局党校苏振华、张玺等领导同志主持的整风学习，中士同志是我们支部的领导人之一，是我所在的小组组长，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生活在一个小组里。当时的整风学习受到“左”的思想影响，支部里出现了恶性自杀事件。但我们小组在中士同志具体领导掌握下，始终以治病救人为出发点，基本上是和风细雨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遇有“左”的思想情绪露头，中士同志总是正确引导，没有让“左”的思想在小组里占优势。中士同志确实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思想水平和政治素养。这在当时“左”的气氛下，没有弘大的无私无畏的勇气和胆识。是难以做到的。
太行整风对我的历史也作了全面审查。中士同志对我说；“这次要对‘七七’事变前入党的党员审查清楚，也包括你。”接着他又语意深长地说：“审查清了，可管一辈子了。”这次整风学习对我是一次重大的政治教育。中士同志这句肺腑之言，多年以来，我都感动特别深刻而又亲切，每每涌起感激之情。
到了50年代整党，贵州省委审干委员会派人到全国各处调查我的历史情况，对我“七七”事变以前及我过湖找区党委的一些情况，始终认为未弄清楚。最后找到我，中士同志的话，言犹在耳，我提出广西省委副书记郝中士同志可为我作全面的证明。组织上找到他，他向贵州省委组织部写了证明：“有关朱煜如同志的历史，太行整风时作了彻底的审查，没有任何悬案和遗留问题”这对一个革命同志的政治生命，真是“一字千金”，他那“可管一辈子”的话，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千言万语也写不尽我对中士同志的敬仰和怀念之情。躺在鲜花丛中的中士同志并未离去，他活在我的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