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打响后，日本已先后占领了我国北京、济南等地。这时国民党山东省伪政府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整个鲁中地区失陷，陇海、胶济铁路被日本占领，进而各个县城也相继失守，在山东面临危亡的紧急关头，韩复榘又在蒋介石的怂恿指挥下，暗中勾结日本，企图吃掉鲁中革命根据地，为达此目的，并与鲁中共产党搞摩擦，这便是驰名的“太河惨案”。破坏抗日、破坏统一战线，他们暗杀我党的高级领导人，他们的反革命面目在彻底暴露后，又勾结地方的各种会道门和汉奸，伙同日本帝国主义，大肆屠杀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抗日军民。这种情况下，我鲁中地区的人民在上级党组织的亲自领导下，与敌人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斗争，为了开辟革命根据地，鲁中地区党组织遵照中央指示，一方面同日本作斗争，还要同国民党搞反摩擦的斗争。与此同时，还要同日特、国特、汉奸等一些反动组织作斗争，在同敌人斗争的同时还需放手发动群众，发展党员，组织抗日游击队，联合一切抗日的人民起来抗战，建立党的各个组织机构，在此基础上展开对敌斗争。
为了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八路军四支队在莱芜雪野一带活动，三支队在淄博一带活动，鲁中军区、鲁中行署、山东纵队、山东分局、一一五师等高级领导机关及领导人住在沂水一带，领导着各县人民的抗日斗争的工作。而国民党省政府也住在沂水的东里店村，因此，沂水一带成了两党的重要所在地，在这期间，在国共两党搞摩擦时，便发生了驰名中外的“太河惨案”，从而国民党彻底暴露了反革命嘴脸。在这极其复杂的白色恐怖下，鲁中区的党并没有屈服，从而更加坚定了抗战必胜的信心，在坎坷不平的道路上，由小变大、由弱到强，领导人民从胜利走向了更大的胜利，这便是震憾世界的八年的抗日战争和四年的解放战争，在史册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九四0年十月，我从抗大一分校调到山东分局(局长、社会部长刘居英)保卫训练班学习，直到一九四一年一月，毕业后，我被分配到鲁中五地委任赣榆县公安局长，那时局里设两个股：谷恒山任一股长，张××任二股长，这是四一年一月到七月的事。
当时，滨海地区属五地委，一九四一年敌人大扫荡，山东分局在蒙山遭受敌人的袭击，因此，山东分局、山东纵队、1l5师、战工会等高级领导机关就转移到滨海。滨海当时形势比较好，根据地也比较大。这时鲁中五地委改编为滨海区党委，和鲁中区党委平级，就是鲁中区党委五地委划出去大概还有苏北的一点地方，如东海、吴云、赣榆有几个县(吕剑光也在东海当过局长)，还有北边划了一个地方称滨海区党委。我记得牺牲的付竹亭同志是一一五师，马鞍山有他的烈士墓，他是位有名的高级领导，其职务可能是教导二旅的政委或旅长，兼滨海区党委书记。这样鲁中五个地委划出去了一个，成立了滨海区党委，在组织机构上是个很大的变化，这时区党委的领导也有变动。
一九四一年七月，在滨海区党委召开了第一次全省公安局长会议，刘居英同志主持的会议。会议结束后，我就从赣榆县调到费北县任局长，至一九四四年十月，这段时间比较长，形势也最艰苦，正是处在敌人铁壁合围大扫荡中，当时县公安局、县委、县政府人员成天转战在三十里长的大蒙山山沟里，在那里住了三、四年，山沟里边村庄不多，老百姓也很少，如李家庄、猪尾巴沟、孟府寺等几个山村。所谓村庄，最多的只有两、三户人家，有的只有一、两家。这时鲁中区公安局长是朱玉干，一科长是张洪林、李峰(朱玉干的爱人)任二科长，徐欣三是不是科长我记不清了，四一年敌人大扫荡时，我们归鲁中管。扫荡中，鲁中军区司令员刘海涛和朱玉干同志带着一个警卫班，在蒙阴被敌人打散了，和大部队脱离了，让汉奸队长王立庆(过去是土匪，抗战期间当汉奸队长)带着土匪，在刘朱弹尽粮绝的情况下，将他们俘虏去了。刘海涛和朱玉干被捕后，被敌人带到蒙阴城河滩里活埋了，同时牺牲的还有朱瑞的妻子陈若克，朱玉干的妻子李峰等，这是敌人残杀我们干部比较多的一次。朱玉干牺牲以后，山东公安局派高明宇同志到鲁中区公安局任局长，他是鲁中的第二任局长。
我在费北县任局长期间，刘宪林任干部股长，赵明任侦察股长，张云吉任审讯科长，唐懿任文书，没有秘书股长。
一九四四年十月至一九四六年四月，当时形势比较艰苦，党中央决定施行一元化领导，鲁中军区保卫科和鲁中行署公安局合并，在军队高明宇任军区保卫科科长，军区保卫科长何侠任副科长，崔次丰任一股长，我在那里当干事，一股是管干部和教育工作，张洪林任侦察股长，先后有牛德标、夏新生任审讯股长，姬玉甫任审讯干事，张国峰任秘书股长。
一九四五年八月到十一月，我从鲁中行署公安局调鲁中区博山市公安局任局长，王玉林任付局长，翟××，张××任股长，只有两个股。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至一九四六年四月，我从博山市公安局调回鲁中行署公安局任侦察股副股长，张国峰任股长(以后地方和军从分开后，张国峰任保卫部副部长)。
一九四六年四月至一九四八年二月，地方和军队分开，这时形势好了，局面打开了，鲁中军区设政治部保卫部，何侠任部长，张国峰任副部长，保卫部不设科或股。
鲁中行署公安局高明宇任局长，郭林任干部科长，姬玉甫任侦察科长，郭宜春任付科长，我任审讯科长，米乐亭（李东旭)任秘书科副科长。
一九四八年二月，国民党向我泰山区重点进攻，山东分局决定，鲁中行署公安局机关到渤海三查三整，当时称“建国大学”。这时鲁中行署公安局就用“建国大学”来代替。
一九四八年七月，这时形势比较好，我们从渤海返回鲁中地区，鲁中区党委和鲁南区党委合并，改为鲁中南行署公安局，当时机关设在临沂，李丰平任局长，胡维鲁任付局长，这时高明宇任鲁中南区党委城工部部长。这时的科长很少，开始我任秘书科长兼干部科长，后来姜明安任侦察科长，仲成任干部科长，我任审讯科长，孟庆治(后在济南黄台钢铁厂)任审讯干事，鲁中南区党委和公安局于一九四九年底撤销。
鲁中公安局朱玉干时期直到日本投降，这时对敌斗争的对象有日帝、汉奸、特务、还有什么日本的特务机关第二情报室、汉奸特务队、伪警察所、国民党的顽固派和投降派等，这是当时对敌斗争的主要对象。除此之外，就是汉奸、狗腿子等地头蛇。在减租减息中，地主勾结汉奸和反动派破坏抗战。我们的敌工部做了具体分工，敌伪军工作由敌工部负责，对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特务组织的斗争，是由公安局负责，这是我们镇压、打击的主要对象。如在费北县，自四一年敌人大扫荡后，根据中央的指示，要加强敌伪军工作，向敌人开展政治攻势，当时是我们比较困难的时期，又得打特务，又得做敌伪工作，因为任务重人手少，所以根据中央指示，成立了敌工部。当时费北县敌工部长是张又杰(后在长春，曾任某后勤部长已离休)。还有—个姓张的任敌工部付部长兼公安局付局长(实际上只做敌工部的工作)，以后他在蒙山猪尾巴沟敌据点内做工作时，被敌人抓起来了，押到炮楼，军区决定让老二团打猪尾巴沟据点，经一夜战斗，就将猪尾巴沟据点和孟府寺据点拔掉了，将张救了出来。那时对敌斗争是开展积极的政治攻势，号召敌伪人员“身在曹操心在汉”，就是说你们现在没有办法，当了汉奸，但必须看到大好形势，八路军一定会胜利，所以要他们为我们多做好事。我们的具体方法是：一是派进去，二是拉出来，三是对俘虏严格施行俘虏政策，感化敌人，放回去做我们的内应。如打上崖，我们公安局几个人就收拾了敌人一百多，并将汉奸大队长搞死了，这是我们放回去的一个姓何的起的作用，是他先将汉奸大队长打死，最后我们才将汉奸大队消灭了，这就是俘虏政策的威力，这是四二、三年的事情，在消灭这支汉奸大队时，是刘宪林同志（曾任济南副市长）亲自办的。这期间主要是靠党的方针政策的伟大、正确，才分化瓦解了敌人，打击了坏中之坏，震慑了敌人。在做分化瓦解敌人工作时，我公安局主要做拉出来的工作，派进去的任务是由敌工部负责，咱们公安局主要是抓住俘虏后再把他派进去，在最残酷的时期，我们建立了隐蔽的游击根据地，就是搞两面政权，这个政权实际上是咱的，表面上它还得应付敌人，不然它不能存在。那时费北县是受过行署公安局表扬的单位，就是说我们在这方面做得是挺出名的，我们虽然在二十里长的山沟里活动了三、四年，人员少，但天天下去活动，县大队住在一个小山沟里，只有几十个人我们公安局精兵简政后剩下了二十个人，精减下去的同志谁也不走，直哭。那时公安的纪律是非常严的，第一、不准喝酒；第二、下去后不准和老百姓要好的吃；第三、上级下的指示或责成某一同志去做某一件事，执行某项任务，要严格保密，不应知道的事情不能问，不能说的一定不说。再一个是艰苦奋斗，不怕疲劳，不怕牺牲，连续作战的战斗作风，也是相当可贵的，还有同志们之间的相互信赖，相互爱护，相互照顾，相互支持，也是必不缺少的。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是人民的忠诚卫士，我们非常光荣，这是党和人民的信任，正由于这样，所以县委、县政府非常依靠我们政卫队，那时县大队不和县政府住在一起，保卫县委的任务是公安局，那时站岗用一个班，又得看押犯人，又得警卫县委、县政府，站岗是相当辛苦的，责任重大，忍饥挨饿，那时吃饭是一个锅里摸勺子，同志们的阶级感情和友爱精神是相当好的，我在费县公安局时，—共有三个股：一股长刘宪林兼特务队长；二股长赵明兼特务队付队长；三股(审讯股）股长张云吉（是淄川人）。我们特务队是相当有名的，敌人出布告说，抓住我奖大洋一万元，打死奖一千元。那时除了一般的汉奸、特务、皇协军之外，还有一个刘黑七是土匪，既靠皇协军又靠国民党新四师，特别坏。
我们抗战时期住的那个地方，就是刘黑七住过的地方，是土匪的老窝，刘黑七这家伙到过华北几个省，当时本地有好几千人，最多达十多万人，没有饭吃，他就用谁干活谁吃饭的办法收买人心，结果使其队伍揭竿而起，后来他跑到东北当了多年的汉奸，刘宪林同志是由区委书记调到省公安局当股长的，功劳最大，同刘黑七的斗争当时写过一本书。
王子宏曾在博山一带同会道门做过斗争，国民党利用会道门，我们也利用会道门拉队伍，那时山东纵队还设一个会门科，专做会门工作，科长是个姓范的。
开始我在淄博，参加了顺天道，从中拉起队伍，会道门在山东有很反动的，但也有被我们利用的。
费县的对敌斗争是比较艰苦的，搞了隐蔽的游击根据地，派进去，拉出来，加上积极坚决地镇压反革命，打得比较稳，准、狠，这个形势直至解放费北县城时，我们吆喝吆喝没放松就打开了，如平邑解放，里边一起义就解放了。
我在博山市公安局任局长只有二、三个月的时间，其任务是：一、清理残余的敌人；二、同敌蒋伪合流的斗争，那时王玉林任付局长，翟××(淄川县人)任股长，刚解放淄博的时候，我们主要是清理户口和残存的敌人。鲁中军区、区党委、行署都住在博山四十亩地，清理敌人后，张店的敌人向我们进攻，那时洋鬼子还没有缴枪投降。
一九四八年秋，我从鲁中行署公安局调至淄博主持工作，在淄博西北山被新五军包围，被包围的有淄、博两县政府和公安局；还有一千多村干部和积极分子。那次突围的时候，独立营的营长牺牲了，他是山东军分区派出的，当时打得好的是淄博两县公安局，我们人不多，合起来才两个排，但武器好(自莱芜战役后机枪增多了）我们居高临下，阻击敌人，后来敌人用大炮轰，到了夜里没动静了，我们便派翟股长到淄川县将文件烧掉了，并将侦察的情况报告我们，原来敌人偷偷撤走了，他们的死尸也没来得及运走。
博山市有—个比较突出的事情，好象美国搞了个调疏执行证，就是调解些什么人，在博山那个地方落下了一架直升飞机(我曾有这张照片)，来飞机的原因是张店据点的敌人与淄川的部队开了火，美国人来调解，这时国民党的地下人员被博山市公安局逮捕枪毙五、六个，咱怎么发现的呢?这些国民党地下人员是他们欢迎美国和国民党派来的代表时暴露的。打了张店以后，国民党的专员、县长枪毙了不少。那时，鲁中行署公安局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民党和汉奸。因为形势紧张，国民党对我进行重点进攻，我们把俘虏中的专员、特务头子以及地下头子，在沂水一次就处决了二十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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