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我在家里座在沙发上看电视，看到一些敬老、爱老的节目，不仅就想起了我已经去世多年的爸爸、妈妈。我的爸爸、妈妈是世界最伟大、最高尚的爸爸、妈妈。是他们用自己一生无私的、伟大的爱，把我一口一口抚育带大，送我读书、上学；把我一年一年抚养成人。现在，我的爸爸已经去世十年了，我的母亲也已经去世八年多啦。在我爸爸、妈妈刚去世时，我就曾打算要写点文字，记录我爸爸、妈妈伟大、平凡、高尚的一生，以寄托我的思念。
我的老家在山东省威海市乳山县崖子镇山西村，那是一个美丽的小山村，抗日战争时期是胶东革命根据地。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在那里长大并投身中国革命解放事业的。
我爸爸宋文斌出生于农历1920年10月28日，爸爸在1941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先是参加了抗日游击队，跟着共产党投身艰苦卓绝的抗日游击队战争，抗战胜利后，我爸爸又于1947年参加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了著名的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在战役中分别荣立二等、三等功，投身打倒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事业。
我的妈妈叫矫希芳，我妈妈生于农历1917年10月初八，她出生在牟平县埠西头镇后垂柳村的一个贫农家里，从小因受封建社会礼仪的迫害，被母亲给包裹了小脚。我妈妈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村里的妇女抗日救国会的副主任，在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积极投身解放战争的各项支前工作，为前线作战的解放军部队做军鞋、筹军粮、救伤员、运弹药等，为新中国的诞生贡献力量。1960年时因国家遭受三年自然灾害，党号召领导干部凡属双职工的自觉地退出一名公职，以减轻国家负担。我妈妈就在1961年那时响应党的号召，带头退出公职回家，做了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
在新中国成立时，爸爸在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担任副教导员，1952年爸爸转业后被分配到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管理羁押国民党军队的俘虏。1953年这批俘虏经上级批准全部羁押到徐州监狱，这样爸爸就被派到了徐州监狱工作，在那里担任管教科的副科长，1955年爸爸又响应党的号召，支援祖国的边疆建设来到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劳改局，被派到包头市的苏敦伦劳改农场工作，以后在1961年春季又离开呼和浩特市内蒙古新生焦化厂，被调到东北松嫩平原开发建设内蒙古保安沼劳改农场，成为了内蒙古劳改战线的一名老战士。
我小学一年级的前一个学期是在崖子镇山西村就读的，后又随我妈妈回到了内蒙古保安沼的乌兰农场中心学校就读。
保安沼农场位于内蒙古兴安盟扎赉特旗境内，这里原是嫩江支流绰尔河的冲积平原，土地肥沃，雨量充沛，风景优美。是经公安部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于1953年4月正式组建的新中国第一批劳改农场之一，原来下辖保安沼、乌兰、乌塔其三个国营农场，后合并组建成为现在的内蒙古保安沼农工贸有限责任公司。记得我是1966年开始到乌兰农场学校上学的，去学校报到那天，是我妈妈亲自带领着我徒步走了大约6里多路，从乌东大队把我送到乌兰学校的；记得我小时候吃饭很慢，妈妈怕我上学迟到，经常喂我吃饭；在遇到下雨、下雪天时，妈妈都是提前步行6里多路，到学校里去接我回家，当遇到大雨冲击道路时，我妈妈就背我行走；那时我妈妈已经是快50岁的人啦。因我妈妈的脚是旧社会被包裹过的小脚，走路非常困难。那时内蒙古的劳改农场根本就没有像样的公路，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以前的农田之间的田埂路，遇到雨天、雪天路滑、泥泞不堪。
爸爸宋文斌、妈妈矫希芳
我爸爸妈妈的家里一共有三个孩子，我上面有两个姐姐，我大姐比我大20岁，我二姐比我大17岁。我们家在1961年春季刚从呼和浩特市来到保安沼—乌兰劳改农场时，我的大姐在呼和浩特市阀门厂（原来的内蒙古新生焦化厂阀门车间）做工，她那时已经在呼和浩特市找对象结婚了，就没有跟随爸爸妈妈到农场；我二姐跟随我爸爸、妈妈一起来到劳改农场，并在农场参加了工作，也成为一名警察，她后来同她丈夫一起离开劳改农场调到了内蒙古兴安盟行政公署，我姐夫在盟公署监察局工作，姐姐在盟公署民族宗教事务局工作，现在早已经退休10多年了。
我从小就受到爸爸、妈妈特别的溺爱和关照，听妈妈说，我在刚出生时很小还不到四斤，体弱多病经常感冒发烧，那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又赶上三年自然灾害，大家都吃不饱饭。为了能够让我健康生长，家里还雇请了一位奶妈给我喂奶；在我会跑路以后，记得爸爸经常在单位的食堂里买两个白面馒头，带回来给我吃。那时，我家里人经常吃的主食就是玉米面和玉米碴子，只有我是吃大米、白面的。后来我们全家离开了呼和浩特市，来到了位于内蒙古扎赉特旗的保安沼劳改农场，我们在劳改农场虽然生活条件很艰苦，交通不便，也没有电灯，但因为是农场，生活条件还是比较不错的，农场自己生产水稻，我们的主食就是大米。种植水稻需要水，农场的水渠里鱼也不少，我们不仅经常可以吃鲫鱼、鲤鱼和鲶鱼，有时还可以吃到甲鱼和狗鱼、莲花、鰲花鱼等。
在跟爸爸、妈妈一起生活的20多年里，我还经常陪同妈妈一起回山东乳山崖子镇的老家，看望我的爷爷、奶奶，我的爷爷叫宋吉财、奶奶叫沙洪娥，都是淳朴、善良、勤劳的农民。我爷爷在我出生那年不幸得了半身不遂的病，不能独自料理生活，全靠我奶奶操持家务。我爸爸是一位大孝子，为了给我爷爷治病，变卖了家里新买的自行车、座钟和他心爱的一块瑞士手表筹钱给爷爷治病。爸爸每年每间隔一个月就给我爷爷奶奶寄60元钱，一年寄钱是360元。并且还要求我们每两年期间就必须回老家看望一次爷爷奶奶。那时因我二姐已经工作、上班了，不方便请假，就每次都是我陪同我妈妈回山东老家，每次回到家乡后都要在崖子镇山西村住上好几个月，最少时也要住上3-4个月，有时在农村住一年多。当我回到山东老家后，就在当地插班上学读书；我这样的经历，使我从小就非常熟悉胶东乳山地区的农村生活，不仅学会了当地的方言，而且也让我喜欢上了胶东的土特产地瓜、芋头、樱桃、苹果、海鲜等。
每次从内蒙古扎赉特旗保安沼劳改农场回山东老家时，都要从劳改农场背几十斤大米回来，还要带一些全国粮票，以便在当地的粮食局（或国家粮库）买一些细粮。记得我年小时没有劲背不动大米，全靠我妈妈和爸爸背大米，我跟妈妈每次回山东老家时，经常都要在沈阳或四平换车，在大连或烟台购票乘船，有时遇到气候变化，海上刮大风不能开船，妈妈带着我就要在烟台或大连等候，有时要等2-3天，海面上的大风才不刮了，才可以开船了；多少次回家乡在路途我们都是自己带饭吃，从来都舍不得买卧铺车票、也舍不得住旅馆，都是在候车室或候船大厅里住宿。
我爸爸、妈妈虽然非常溺爱我，却对我要求非常严格，从不纵容我的错误行为。有一次，记得是在我上初中时，大约是13-14岁的时候，好像是我在跟别的小朋友玩的时候，不知因为什么我们打架了，回到家里后爸爸、妈妈不准我吃早饭，让我做检讨。我一时性气、脾气上来后就跑了，上午跑了、中午也没有回家吃午饭，到晚上了还是没有回家。因为我家住在劳改农场里，周边农田里经常都有犯人在进行生产劳动，环境不太安全。这次可是让我爸爸妈妈着急、害怕了，立即召集了许多人，包括我家的左邻右舍的人都出来到处找我，直到晚上7-8点钟才把我给找到、领回了家。到家后，爸爸、妈妈让我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深刻反省、检讨自己所犯的错误，并且第二天还要写保证书等。
1970年秋季，我爸爸、妈妈和我一起回山东乳山崖子镇的老家，把我的爷爷奶奶从家乡接到了内蒙古保安沼-乌兰农场，记得那时我爷爷奶奶都已经是70多岁的人了，他们不愿意离开老家，经我爸爸、妈妈再三做思想工作才同意跟随我们去东北内蒙古的劳改农场。
在去内蒙古劳改农场的路上，因我爷爷半身不遂，一点不能走路，不论做汽车、坐船、还是做火车，都是用担架抬着我的爷爷上车、上船的。那时汽车站、火车站和码头的工作人员都非常好，非常热情，当我爸爸跟他们说明了情况以后，他们就给我们找来了担架，并且派两个人专门负责帮助把我爷爷抬上车、抬上船、抬下船。记得我们在沈阳火车站换车时，因行动不便，我们没有离开站台，全家人都在寒冷的站台里席地而坐等候我爸爸去车站里办理列车签字手续、买火车票；好像等了整整一个半天，我们全家人饿的都受不了，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身上带的玉米饼子和鸡蛋都留给我爷爷、奶奶吃。我们从上午一直等到了下午3-4点钟，终于见到我爸爸回来了，我叫了一声：爸爸！就一下子扑到爸爸的怀里就哇哇地大哭起来；爸爸不仅买好了车票，带来了担架，还给我们买的面包，还买的水果等，好像那是我第一次吃到那么好吃的面包，在列车乘务员的帮助下，又把我爷爷抬上了开往东北齐齐哈尔市方向的火车。
我的爸爸是一个既严厉又慈祥的人。爸爸平时不爱说话，走路时总是目视前方，昂头挺胸的。文化大革命时，又人给我爸爸送一个雅号：“天文学家”。1963年，党内在农村（包括农场）开展以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和城市开展以五反（反贪污盗窃、反铺张浪费、反投机倒把、反官僚主义、反偷税漏税）为主要内容的大规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时，爸爸天天白天上班工作，晚上不仅要组织罪犯学习，还要与其他干部（警察）一起学习、讨论，常常晚上工作到11-12点才能回家休息。为了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自己的身体健康，爸爸听从医生的劝告，把自己沿袭了30多年吸烟、喝酒的嗜好都戒了。
爸爸因为一直从事对罪犯的教育、管理工作，所以平日里总是一副庄重、严谨的表情，我和姐姐都怕爸爸，感觉爸爸是那么神圣、那么威严。单位给爸爸配备的小手枪（马牌撸子），他自己带了30多年，可我连摸也没有摸过。
爸爸小时候曾经在农村读过4年的（私塾）小学。参加革命后，爸爸在党校里又学习了一些文化知识。爸爸虽然文化程度不高，深知读书、学习、掌握科学文化的重要。爸爸从小就教育、引导、培养我对读书、学习的兴趣，给我买了不少的小画本。记得那时我看过的小画本有《小白兔的故事》、《九斤姑娘》、《石门开》、《西游记》和《江姐》、《雷锋的故事》等。
爸爸自己也有一个爱读书、爱学习的好习惯，每年晚饭后爸爸总要看看报纸后才能睡觉。爸爸有一个装满各种书籍的木箱子（原来对我还保密），后来才允许我查找、翻看。爸爸的木箱里既有上级党组织下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列宁的《国家与革命》等政治书籍，也有爸爸在焦化车间当主任时看的化学书籍，例如：《化学实验》、《科学画报》、门捷列耶夫的《地球化学》等，还也有爸爸做罪犯改造工作需要的刑侦书籍，例如：《刑事侦查学》、《德国的第五纵队》等，还有一些抗美援朝时期的《解放军画报》等。这些书籍后来都成了我最喜爱的读物。
我的妈妈性格开朗、热情、健谈；虽然没有文化，却喜欢听音乐、看电影，懂得读书学习的重要性；听我姐姐说：记得1950年那时山东乳山崖子镇地区刚刚开始有了正规的学校，我妈妈不顾爷爷、奶奶的强烈反对，坚决把我的大姐、二姐送到学校去读书。后来，正是因为我的大姐、二姐她们在农村学到了一些初级的文化知识，在1955年我家搬到包头市时，大姐、二姐才能顺利地进入城市的初中学校继续读书学习，才能在毕业后在城市里找到一份合适工作，最终使大姐、二姐都能享受到退休养老的待遇。
我妈妈她虽然没有工作，但却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共产党员。她无论在那儿，都在当地兼职从事妇女管理工作，担任各种不拿任何报酬的妇女委员。谁家的夫妻吵架了，她要去给做调解工作；谁家的婆媳关系不好啦，她也要去给做思想工作；谁家的孩子不听话、不好好学习啦，她也要管一管、说一说。
1961年至1975年那时农场许多的生产队里都还没有专职大夫，场部医院距离农场生产队又很远，加之当时的医疗、交通、通讯条件非常简陋，有时遇到哪家的妇女生小孩，根本就没有条件送医院，只能在家里生产、接生孩子，妈妈就成了一名没有医生身份的、义务的妇科医生，到产妇家里去帮助人家做接生工作。劳改农场特殊的社会结构，使人们的社会关系非常分明：一类人是干部警察、警察的家属、子女；另一类人就是罪犯、刑满就业人员和他们的家属、子女。那时，妈妈帮助别人家做接生，不论是干部警察家生孩子还是刑满就业人员的家里生孩子，都是满腔热忱一视同仁、随叫随到，一忙起来就是几天几夜不能睡觉，直到小生命诞生为止，在农场生活的十多年里，经我妈妈亲手接生的孩子也有20多人。
每到农场春播、秋收季节，我妈妈总是响应党组织的号召，带头组织妇女参加农田生产劳动，播种、插秧、除草、收割、搬运等，无论干什么农活，妈妈都是行家里手。（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