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6年11月10日（清光绪三十二年农历九月二十四），我出生在山东省即墨县（今即墨市）盘龙庄村一个农民家庭。因在家族中排“玉”字辈，便取名为陈琯玉，字瑞庭。从军时，当官的说我名字文绉绉的，缺乏阳刚之气，就改名叫陈锐霆，字祥霖。
即墨县地处胶东半岛，是古代齐国的属地，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田单火牛阵破燕、田横五百壮士人海、童恢猛将驯虎等传说故事，早就脍炙人口，妇孺皆知。盘龙庄隶属即墨县鳌山卫镇，依偎高山之南，毗邻崂山湾北侧，因村前一块数米高、十余米长的盘龙状巨石而得名，出村百余米就是烟波浩渺的黄海，海碧山翠，港湾罗布，渔船扬帆，景色如诗如画。
祖父辈兄弟三人，虽然他们早已分家，但仍然住在一个前后院子里。大祖父去世的早，我没有见到他老人家。大奶奶终身没有生育，常年患哮喘病，在我去鳌山卫镇读书前就去世了。三祖父只身闯关东当矿工，挖煤时不慎崴了脚，回来娶白庙村一个富人的三姨太为妻，两人生活多年，也没有留下后人。祖父排行第二，在我出生前就同村里人一起外出谋生，多年没有与家里联系，后来不知所终。祖母含辛茹苦，操持家务，整天忙碌不停。一次，上房顶晾晒东西，失足摔伤了右腿，由于没钱医治，落下终身残疾，晚年搬着木板凳走路，行走不方便，时间不长就去世了。
祖母生我父亲和姑姑二人。父亲陈贵先，字殿荣，自幼体弱多病，话语不多，老实本分，平时在家做农活儿，闲时晾晒鱼干虾米。祖母见我父亲身体不好，后来就送他去鳌山卫当了学徒工。母亲高氏身高体健，豁达乐观，勤劳能干，家务、农事、照顾老人等等，几乎都落在她一个人的肩上，每天很早就起床屋前屋后的忙，晚上还要在小油灯下纺线织布，直到深夜才休息，从不知道疲倦，也从不言苦。
三岁时，我还在吃奶。母乳有营养，因此我的个头也比同龄人长的高，现在健康长寿，跟当年母乳喂养时间长也不无关系吧。七岁时，我开始懂事了，经常跟大我两岁的姐姐一起，挑水、扫院，捡柴、拾粪。父亲晾晒鱼干虾米时，我还常常去当帮手，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儿。记得那时，家里在海边搭了个高架棚子晾晒鱼干、虾米，我经常替父亲前去看守。海上风大浪急，尽管我个头不低，但年龄还小，晚上一个人守在棚子里，心里还是挺害怕的，总是盼着快点天亮。至上学前，家里花生去皮、晾晒鱼干虾米的活儿，我都干过，争着为父母分忧。
盘龙庄的东北面有座山，虽然海拔仅230多米，但由于高出附近的山峦许多，从海上眺望尤其显得突出，凶此取名“高山”。村西三四公里处，是著名的鹤山风景区，石奇洞幽，泉甘风柔，明代以来就是远近闻名的游览胜地。如今，青岛双星集团在村西还建有马山度假村，成片的别墅依山而建，人进车出，很是热闹。村北面是连绵起伏的山岭，直至即墨与莱阳的地界。
村子的自然环境虽然好，但是地少人多，从前村民的生活水平并不高。全村120多户人家，除了有四五户可称得上“中农”外，其余都是自耕自给的贫农。比如说我家，那时，山岭梯田大小六块不足两亩，散落在方圆几公里的范围内。这两亩田地的收成，是我们全家五人（奶奶、父母、姐姐和我）一年口粮的主要来源。由于土地贫瘠，加上梯田缺水，遇到天旱时连种子也收不回来，全家人就以地瓜为生，一年中有三四个月吃地瓜，七八个月吃地瓜干，吃点玉米面饼子就算是改善生活了，小麦面只有祭祖上供时才能吃上几顿。菜就更没得吃了，常年是咸萝卜干、虾酱，有时加点缺油的炒萝卜。过年时，陈家祠堂分点祭祖的俎上肉，家里也舍不得吃，要留给招待邻村前来拜年的亲戚。家里三间正房、两间厢房，都是用土墙、茅草搭建的，仅仅是夏天避雨、冬天挡风而已。村里的绝大多数人家，都过着和我家大体相同的生活，虽然清贫，但很知足。
盘龙庄也有人过着“靠海吃海”的日子。村子里有六七户人家，常在每年春夏之交的渔季出海捕鱼，可船小去不了远海，收获也就非常有限。那时的渔民不会海上养殖，更不懂得长途贩运，所以一条渔船一年只用一两个月就被闲置起来。因此，尽管盘龙庄地处海边条件优越，但渔业并不发达。渔船旧了没钱添置，渔网破了没钱修补，时间长了，村子里的渔业便逐渐衰落下来。一些强壮的劳动力在家待不下去，就去闯关东，打长工或下煤矿当矿工，辛辛苦苦地积攒下一点钱，回家娶妻生子。几年后，生活拮据了，就又出外卖苦力、做苦工。
盘龙庄虽穷，但民风淳朴，没有斗殴、偷盗等恶习。村里顾、陈、戴、常四姓人家，都能和睦相处，很少有口角之争。顾姓有七八十户人家，而常姓只有四五个住户，但顾姓并没有因为人众而以多压少。村子里风气很好，农忙或邻居家有事的时候，邻里之间都是主动上门帮工，或借给牲口使用，不要报酬，帮完工仍然回到自己家中吃饭。
村里还有酿制黄酒的传统风俗。虽然每个家庭并不富裕，但在秋收后都要买点曲子，煮一锅地瓜，自制地瓜黄酒，以备春节邻里间互相请饮。这个习俗，自春秋时期就有了，一直延续至今。
村长是全村人推举的，只有威望高的人才能担当。当村长是没有报酬的，顶多是群众主动请他陪陪客人，摆摆样子。村里也不搞什么摊派，只上交一点土地税就行了。不论家里贫富，都能做到自觉自愿的交纳。邻里纠纷一般都能自己解决，很少惊动村长。所以，村长的事并不多，可以说相当悠闲。
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并趁机出兵占领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租界地”青岛。一天，我相约邻居五六个小伙伴跟着牛群到放牛山捡柴，听说黄海海面停泊着六七艘日军舰艇，五颜六色的很好看，就一起爬到高山顶上去看热闹，没想到日本军舰竞向我们这些无辜的孩子开炮，接连打了十几炮，幸好没有被打中。在自己的家门口，遭到日军的炮击，真是欺人太甚。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仇日的种子。
盘龙庄贫穷闭塞，五六百人的一个大村子，只有一所私塾，一个叫冬烘的老先生教授20多名学生。
1916年，我进私塾念书。冬烘老先生国文底子扎实，口碑也很好，管教严格，就是知识面不广。他每天让我们读《三字经》、《百家姓》、“四书”、“五经”，只求死背，不求理解。当时，辛亥革命已“革”掉了“八股文”，倡导新学制已经渐成风气。老先生为了应付县教育局的查学，也时常教我们一点新编国文和算术，主要是用课本摆摆样子。私塾里没有书报可看，师生对时事茫然无知。
私塾离海边很近，出门百余米就到。老先生禁止学生擅自下海游泳，但每年夏天仍然屡禁不止，他只好天天查验。每次，他都站在私塾大门旁边，检查学生有没有私自“下海”。凡是学生外出回来，他就用指甲在学生的胳臂上刮几下，如果露出白色的条印子，即伸手打板子，学生辩解也没有用。这种方法非常灵验，凡是私自下海游泳的学生，无一漏网。我也没能逃脱，曾多次挨老先生的板子。老先生管理紧，也是为我们的安全考虑，所以同学们都能理解。
在私塾，我读了五年。快结束时，我听说离村子五六里路的鳌山卫镇，办起了县立第七高等小学。据说，县立高小毕业生，相当于前清的秀才功名。家人知道后，毫不犹豫地送我进高小读书。由于我是陈氏家族的独孙独子，三代单传，长辈们很宠爱。三祖父见我家穷，平时生活就很拮据，现在外出读书就更捉襟见肘了，便主动把他外出打工积攒的钱拿出来，帮我交了学费和部分书本费。
当时，第七高小刚刚成立，没有校舍，就租用刘家大屋上课；教师不够用，经费也不足，校长衣廉斋就包教国文和算术两门主课，有时还要代地理、历史和英文课。衣校长是晚清秀才，后又毕业于山东优级师范，学识丰富，正派耿直，在县教育界很有名望。尽管他勤勉教书，但还是分身乏术，所以高小的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第一学年，高小只开一个班，20来个人，都是鳌山卫镇的学生。第二学年（1921年），30多人，绝大部分也是镇上的，镇外的学生包括我在内只有三个人。
尽管在私塾学了五年，但我们并没有学习写作文，所以进高小后写作文就成了学习的难题。有幸的是，衣校长批改作业认真细致，对不会写作文的学生经常开“小灶”，有时还当面给予指点辅导。上高小时，我已年满15周岁，和同学相比年龄要偏大一些，接受能力也自然快一些，进学校不久就完全适应新的学习环境了。仅半年时间，我的作文水平就大有提高，班上考试常常名列前茅。这些，都要归功于衣校长渊博的学识和诲人不倦的精神。老师的恩泽，令我终身难忘，更让我终生受益。
学校没有校舍，镇里的学生回家吃住，镇外的学生都由自己解决食宿。我们三个镇外的学生在镇东门离学校不远的东小庙里住下，同住的还有一个姓刘的道士。我们用自己从家里带来的地瓜、小米、玉米面和少量的麦面，借刘道士的锅灶自己做饭。我们以前从来没有烧过饭做过菜，常常弄得手足无措，幸好有刘道士帮忙，才吃上些简单的饭菜。平常炒点白菜、萝卜什么的，再加上点豆腐就算是改善伙食了。尽管生活清苦，但我们都很快乐。东小庙没有什么香火，是个穷庙，刘道士也是个穷道士，后来，我们索性让他与大家一起吃饭了。
在校期间，五四反帝、反封建运动的余波未息，我们这些学生逢赶集都要走上街头进行反日宣传，特别是反对日本与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二十一条》，动员大家抵制日货，对日货进行查封、销毁。这些活动，我都积极参与，从没有落后于别的同学。
鳌山卫镇有个孑L庙，每年农历二月、八月大祭，摆上牛羊等祭品，按习俗只有秀才以上功名的人才能参加，但实际上参加的人多数是冒充斯文的地方乡绅。每次大祭后，参祭的人都会分得一份祭品，拿回家算是改善生活。1922年农历二月大祭之日，我组织同学们在孔庙四周张贴标语，高喊“祭孔是封建活动”的口号，冲击了孔庙的祭孔大典。这年以后，祭孔活动就中止了。
临近毕业的那一年，也就是1923年秋天，学生们中间兴起了一阵“打赌”歪风，大家赌吃馒头、水果，赌喝香油、烧酒。一次，我与同学赌喝“俄国棒子”酒，在大家的起哄下，一瓶酒一饮而尽。酒劲上来后，我又借酒壮胆，带着几个同学追打一名平时不得人心的地理教员，教员屋前屋后躲，十分狼狈，此事影响很大。按照校规，闹事的学生要被开除学籍。衣校长念我平时品行端正、学习成绩也不错，便手下留情，仅给了我一次记“大过”处分。
在鳌山卫镇读高小，是我第一次迈出家门求学。尽管离家不远，时间也不是很长，但收获很大。通过学习，我既增加了学识，又开阔了眼界，受到了五四运动反帝反封建的教育，对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有着直接的影响。
鳌山卫镇有一个在济南师范学校读书的学生，名叫张登瀛。寒暑假期间，他时常来高小找我们玩耍，并且劝导我们去报考济南师范学校。他告诉我们，济师每个月有四块银洋的助学金，膳费不足三块银洋，余下的钱买文具书报也够了，自己只需花点路费，买往返学校的火车票就可以了，基本上不增添家里什么负担。
读高小的人谁不希望能有机会继续升学深造呢？我原以为读师范要花很多的钱，家里的经济状况又不好，再升学读书的可能性不大。听张登瀛这么一说，我在高小快要毕业的时候，也动了报考济南师范的念头，家人也很支持。由于在家添置衣被、筹集路费耽搁了时间，到济南时已误了济师新学年的考期。无奈之中，我改考了私立正谊中学。
正谊中学坐落在济南大明湖畔，校长鞠思敏是山东有名的教育家，学识和品行都很出众。学校每周的朝会，他都要亲自主持，给全校师生讲时事政治、学习方法和做人道理等，大家都很受启发和教育。私立中学的教学质量不错，只是食宿自理，各种费用也比较高，穷学生是上不起的。我和另一名同学在学校附近的鹊华街租了一间小平房，房子不咋样，租金却不低（每月三块银洋）。由于没有地方做饭，我们每天只好到街上的小饭馆就餐，也就是吃玉米窝头、大饼和咸菜。再便宜的饭菜，每个月也要用三块银洋。这样，我勉强上了三个月的课，就把从家里带来的钱用光了。食宿陷入了困境，只好中途辍学回家，一直到第二年（1925年）春天，再次到省城报考济南师范学校农村班。
当时，报名考济南师范学校农村班的人很多，录取比例不到十分之一，竞争相当激烈。成绩发榜那天，我坐在借居的宿舍里看《三国演义》，自我感觉考得不错，就没有赶着去看成绩榜。同学回来对我说，榜上没有你的名字。我说不可能，仍然低头看我的书。一会儿，又有同学回来告诉我说，你真的榜上无名呢。尽管我不相信自己会落榜，但还是有些着急，忙放下手中的书，跑去看榜。一瞧，我就乐了。原来，我不仅中了榜，而且还名列第四名。只是由于名字写在榜纸边沿，先前的两位同学看漏了，让我虚惊一场。
农村班第一学年在城内院西大街上课，第二、三学年改在济师北园分校。校长王祝晨也是位山东有名的教育家，在当地很有威信。教师大都是有丰富教学经验的老教师，授课质量都很高。学校管理正规，秩序严格，生活条件也不错，大家都很满意。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看到自己在这样好的环境里学习和生活，都感到异常兴奋。因此，大家都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在学习上个个都积极地加倍努力，在生活上人人都自觉地遵守校规。
在校期间，我有个打篮球的业余爱好。济南师范篮球队是山东省的强队，多次在比赛中夺冠。后来，篮球队主力前锋刘增到广州考黄埔军校去了，中锋赵逢珠也即将应届毕业，济师球队只好改组。由于我身高体健动作灵活，弹跳力也好，就被选人新的济师篮球队。这一年，恰好召开全省运动会，济师篮球队过关斩将，取得总分第一，夺得冠军。运动会期间，山东省督军张宗昌参加了开幕闭幕仪式，中间还观看了几场比赛。为了搜刮民脂民膏，他借运动会之机为母亲祝寿（七十寿辰）敛财，在省政府东楼宴请山东各界代表和社会名流，排场极尽奢华。一个省的军阀，简直就是当地的土皇帝，人们都敢怒不敢言。我是济师的代表之一，参加了宴会，先吃西餐，接着看京剧四大名旦的演出。由于第二天有课，我没有看完戏就回学校了。
农村班课程的设置有自己的特点。考虑到济师毕业的学生有一部分人要到农村去当教师，所以在教学中增加了农业知识的课程，如土壤、种子、施肥、果树剪枝等。农业的教学时间并不多，所学的功课与本科师范前期的学习内容也没有多大差别，所以，农村班的学生毕业后也可以报考后期师范。
济南师范学校在山东省享有很好的声誉，省内都争相聘请毕业学生，因此每届毕业生很少有失业的。我一毕业就受聘于青岛市沧口附近的黄埠村，这里的教学业务和教师的食宿，都由沧口小学统一管理，各方面的待遇不错，离家又比较近，所以自己和家人对这份工作都很满意。
1927年7月，我的小学同学朱继武经舅父戴宪斌（陆军上校军衔）介绍，考取了太原阎锡山的空军飞行员，不久就在飞行中遇难。抚恤金5000块大洋，必须由亲人前去领取。可朱继武只有一个寡居在家的母亲，老人家不识字，又没有出过远门，想找个人陪她去。我与朱继武既是同学，又和戴宪斌有点亲戚关系，于是朱继武的母亲找到了我，要我暑假期间陪她前往太原，领取抚恤金。
当时，军阀混战，社会不稳，（北）平汉（口）、正（定）太（原）铁路不通，我们就经（北）平绥（远）路绕道大同，再改坐人力车翻过雁门关，费尽周折赶到太原。抚恤金已由戴宪斌提前办理好，就等朱继武的母亲前去签字领取了。我陪老人领上抚恤金后，她返回山东老家，我回济南读书直到毕业。
1928年年初，戴宪斌从太原回山东探亲途经北平时，由于奉系军阀与阎系军阀交恶，因此被奉军“以阎军密探疑犯”投进监狱。戴宪斌的家人找到我，要我赶到北平去想法子营救，我毕业还没去沧口小学报到就答应了他。可是，一个刚毕业的青年学生，没有什么涉世办事的经验，更没有军事和法律方面的知识，真是不知道从何下手。年关到了，我还没有在北平找到帮忙的人，只好在客栈里过春节。四周爆竹响声起伏，街上万家灯火，而我却身居异乡，举目无亲，心里真不是个滋味。春节过后，我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在朝阳大学学法律的同乡孙惠卿，请他出面帮忙，把戴宪斌保释出来。他虽然是学法律的大学生，但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找的几个关系也都不得要领，费时两三个月，花了二三百块银洋，连个探监的机会都没有得到，更不用说营救戴宪斌了。这件事，使我感到世事难料，有负戴宪斌家人之托。
后来，奉系军阀查不出戴宪斌的阎军密探证据，加上奉系与阎系的关系也有好转，不久将戴宪斌放了出来。我同他见面后，详细谈了在北平开展营救的情况，表示出力不少，但效果不好，深为遗憾。戴宪斌是一个开明的人，他见我这样自责反而宽慰我说，这件事很复杂，是不容易办成的。你在北平住这么长时间，找了这么多关系，可花销的钱并不多，说明你很节约，办事认真，我应该好好的感谢你才是啊。分手时，他买了双皮鞋送给我，算是对我北平之行的酬谢。
当我从北平回家路过济南，前往济师北园分校看望杜宗勋等同乡时，正巧遇上“五·三”惨案。这天，日军出兵侵占济南，屠杀中国军民5000余人，酿成了震惊中外的惨案。北园分校和附近地区都落下了很多炮弹，我们的住房险些被日军炮弹击中。当时，胶济铁路已被日军控制，我原路返回已不可能，就从胶济铁路以北的小路徒步回到家中，第二天就到沧口小学报到上课了。
沧口小学的教室是新盖的，很明亮；桌椅也是新的，很整齐。我带的初年级小学生，有30多人，授课任务并不重。这时，连接青岛和济南的胶济铁路，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范围。我们时常听到中国人被日军枪杀的消息，感到无比愤怒。我虽是平民百姓，但也曾两次受到日军的炮击，险些丧命，难以忍受。民族的压迫，激发了我弃笔从戎、抗日救国的志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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