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10月，蒋介石集团悍然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于翌年1月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期间，国民党顽固派调集30万军队，向华中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进攻。向豫皖苏边区进攻的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包括第九十二军一四二师），共计9个师14万余人，超过新四军第四师总兵力的七倍。汤恩伯妄图凭借其优势兵力，一举消灭津浦路以西的新四军第四师彭雪枫部，尔后深入苏北和山东，将新四军驱逐至黄河以北，配合日本侵略者加以围歼。
次年1月下旬，日军对驻河南省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发起了豫南战役。日军兵分两路：一路由信阳进攻南阳、漯河、项城等地；另一路由商丘进攻周口（今周口市）。与此同时，驻徐州、宿县日军也集中兵力向阜阳方向进攻，并先后占领了涡阳、蒙城、太和、界首等县城，其先头部队已接近豫皖边界的临泉。
面对日军的攻势，驻扎于阜阳地区的国民党第九十二军，不战而退。原驻在西淝河以东阚疃集附近的第一四二师，撤退到阜阳西南地区。我率第四二五团转隶第九十二军暂编第十四师，奉命在临泉附近与日军周旋。不久，日军自行撤退，我即率第四二五团归建第一四二师。
日军撤退后，师部召开了团长会议。在会上，师长傅立平说：“向阜阳方向进攻之敌，由于我军的顽强抗击，已经被迫撤退。但是，在该敌向我进攻的同时，当面的新四军彭雪枫部已进到西淝河一线。日军从北面进攻，共军由东面西进，显然是互有‘默契’的配合行动。为此，我师奉命进击彭部，予以歼灭，并推进到涡河西岸，收复我原来的地区。第四二五团为前卫团，从颍上县以北渡过颍河，迅速接敌，待命进攻。”
这突如其来的命令，使我深感震惊和为难。我只好一边点头应付，一边思考着对策。会后第三天下午，第四二五团从师工兵营架设的浮桥上渡过颍河。在颖河北岸集合、休息时，有人向我报告：发现新四军。我举起望远镜观望，只见北面尘土飞扬，三四公里处有一支队伍成两路纵队正自东向西行进，前头已被一座山岗挡住，尾部还在远处村落的后面。我边看边想：新四军怎么这么大意呢？行军时，队伍两侧也不派警戒人员，国民党的一个主力团出现在身边，自己竟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后来，这支部队的负责人刘震将军告诉我说，那是他率领的新四军第十旅，部队刚从战场下来，正往西转移。
在我思量怎么办时，师部送来师长的命令，让我立即出击，拦腰切断，包围歼灭。我看着手里拿着的命令，心想：千万不能出击，即使个人承担再大的风险，也不能让人民的队伍受损失。想到这儿，我当即给师长写了封短信：共军后续部队的情况不明；这里是黄泛区，地形复杂，除少数通道外，部队不便展开和机动。我已派出敌情、地形两个搜索组，待他们返回报告情况后，再视情下令出击。当时，我的想法就是一个字：拖！拖到天黑，仗今天就没法打了。
时间过得真慢！太阳迟迟也不下山，好不容易才熬到天黑。这时，我见师长又派人来催战，便给部队下达了“追击”命令。“追”了一天一夜，也没有发现新四军的影子。这样，第四二五团一枪未放就到达了涡河南岸龙亢集西南地区，在那里待命行动。
两军在涡河两岸对峙，战事随时都可能一触即发。我怎样与党组织沟通联系，通报国民党军方面的动向，是我当时急于要解决的紧迫问题。还在阜阳地区时，我就给随商震去重庆的王兴纲写过信，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也是我与党组织的唯一联系人，可是始终没见他的回音，而且他在大后方，远离千里，远水不解近渴。如今，两军隔河对峙，沟通联系就显得更为迫切。派谁去河东沟通联系呢？我几经思索，想到团部的政治指导员屠凤麟。
屠凤麟是我的老同学，1927年同在济南师范学校读书，比我低两届，在校期间就秘密加入了CY(共青团)。后来，他也参加了国民革命军，成了国民党的一名政工人员。当时，国民党为了加强对军队的控制，师设立政训处，给各团派中校政治指导员，说是负责全团的政治工作，实际上是专搞监视、告密等特务活动。因此，刚来时我对他很“警惕”，尽管认识了十多年，见面总是不冷不热的。经过这一段时间的考察和了解，我感到他对共产党的感情还是很深的。他对我说：“我过去信仰共产主义，在校时就加入了共青团。虽然后来与组织失去了联系，但信仰始终没有变。”我对他也是以诚相见，除了党的组织关系外，政治观点、思想状况等都跟他说过，他不仅表示赞同，而且守口如瓶。因此，我决定让他担负与新四军方面沟通联系的任务。
当晚，我就给屠凤麟说了自己的想法，他慨然允诺，并于第二天早晨换上便衣，悄悄乘小船过了河。直等到晚上，他才匆匆回来，又累又饿不说，还没有找到联系人。“老百姓见我从河西过去探听新四军的，不是说‘不知道’，就是说‘搞不清’，他们准把我当成坏蛋了。”我安慰了他几句，让他先回去休息。
正当我为联系不上党组织而焦急的时候，在医院养伤的王朝纲回到团里了。1939年12月，他在烽子山阻击日军时，身负重伤，被留在后方医院养伤，一年多未见面。现在正是用人之际，见到他我很是高兴。他还带给我一条好消息：“王兴纲来了。”我一听，乐了。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王朝纲告诉我，王兴纲是和他一起来的，由于在第一四二师熟人太多，公开露面会引人注意，所以就暂时住在炮兵连长蔡德裕那里了，他约我晚上去，有事相商。
吃过晚饭，我徒步直奔炮兵连。王兴纲也走出住地，迎我于村外的途中。分别将近两年，日夜思念的亲密战友，相逢在战事即将爆发的非常时期，激动之情真是难以言表。我们来到一座坟垣，坐在墓碑石上谈了起来。
王兴纲说，他是南方局叶剑英派来的，任务就是沟通彭雪枫和你的联系。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以后，经我党坚决斗争，目前不得不有所收敛，但形势如何发展，还需要观察。他告诉我，一路上，国民党的军警宪特盘查很严，在西安、洛阳费了很多周折，才同八路军办事处联系上。在周家口上船时，同来的党员干部郄国仁，因身上带着钱亦石撰写的《中国怎样降落到殖民地的地位》这么一本很普通的书，就被扣留了。
我主要汇报了第四二五团的情况。我说，第四二五团由于从未参加过反共战争，绝大多数官兵对共产党无大的成见，普遍不关心政治，只知盲目服从。少校团副孙兴魁出身贫农，是从士兵逐级提拔上来的，思想比较进步；一营营长王玉泉行伍出身，圆滑世故，偏于保守；二营营长王国纯是我在军校时的同期同学，热情正直，倾向进步；三营营长董维斌也是军校的同期同学，头脑简单，缺乏主见……在营级以上军官中，我主要做屠凤麟、孙兴魁和王国纯的工作。
同时，我还告诉王兴纲，现在国民党军队正在准备渡过涡河，向新四军大举进攻；建议新四军做好战争准备，并请求彭雪枫立即派人来，以便随时通报军情。
这一夜，我们谈了很久，月亮快下去了，才离开坟垣，依依不舍地握手道别。
第二天，王兴纲离开九连，去河溜集看望同学。老同学见面，不胜惊喜，硬是拖他去酒馆里喝几盅。刚刚坐下，就撞见了第四二六团团长赵云飞。赵以前当过商震的马弁，政治上很反动，对王兴纲的政治面貌也很了解。他与王兴纲搭讪几句就走开了，回到团部就打电话给担任涡河河防任务的三营营长庞馥廷，让他立即派人去把王兴纲抓起来；押送团部。庞馥廷是千兴纲的军校同学，两人关系还不错，思想也倾向进步。这些情况，赵云飞并不知情。庞馥廷放下电话，就去通知王兴纲赶快躲藏起来，当晚又用小船把王兴纲送过了涡河。事情办妥后，庞馥廷没忘给赵云飞回电话：“报告团长，没有发现王兴纲。”
王兴纲走后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正在观看部队打靶，团部来电话说，来了一位客人，请我马上回去。我回到住处，见一个穿深灰色布袍的小伙子，手里端着茶缸，正与屠凤麟、孙兴魁聊天。他一见到我，就站起身来说：“陈团长，还记得我吧？我叫罗会廉，是你晚几届的同学。”我根本不认识他，也从未听说这个名字，估计是彭雪枫师长派过来的，便会意地说：“记得，记得，怎么会忘记呢！”他接着又说：“我教书教不下去了，现在经商养活一家老小。我们经理是你的亲戚，他知道我们有过前后期同学关系，就让我先来了解一下情况，随后他还要来，我也会经常来的，希望老同学多多关照，帮助我们通过关卡，把收购的土特产顺利地运过去。”
见罗会廉这样说，屠凤麟、孙兴魁都站起身：“老同学多年不见了，你们好好谈谈吧，我们就不打扰了。”屋内只剩下我们两人后，他警惕地看了屋外，凑近身子，压低声音对我说：“我是从河东来的，兴纲同志已见到彭师长，把你这里的情况向彭师长报告过了，河东已做好了战斗准备。这次派我先来联络，免得你不放心。过几天，四师联络部长任泊生还要亲自来，和你见见面，谈谈情况。”
罗会廉在团部住了两天，他向我谈了国际国内的形势，皖南事变以及事变后的新四军军部重建和部队的重新编组，新四军的上下级关系、军民关系等情况。他说，那边的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一点，但精神生活很充实。毛泽东关于持久战的思想武装了全军，大家对抗日战争胜利充满信心。我听了很振奋。由于我们年龄相仿，性格相近，越谈越融洽，几乎每晚都谈到半夜，真有一见如故、相见恨晚的感觉。在交谈中，我得知他是贵州人，上海暨南大学毕业，1936年在淮南铁路工程处工作，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到抗大学习，现任新四军第四师司令部侦察科参谋。我深信，他对我会有很大帮助，要求他回去后代我向彭师长郑重建议，让他经常住在我这里。
第三天清早，罗会廉要回河东去了。临行前，我们依依惜别，盼望他尽快回来，有情况再回去报告，来时最好带一点书报来，团里订阅的《新华日报》经常被扣，看不到。
罗会廉走后，我告诉警卫员葛波玉：此人是我一个好朋友介绍来的，又和我是前后期的同学，过几天他还要来。他现在做小生意，想利用我们的关系通过关卡，要好好招待，将来可托他在敌占区买东西，但要严格保密，不能对外人讲。葛波玉自然是满口应承。
大概过了四五天，任泊生就从河东过来了，一个随员还给我带来蚌埠产的两盒点心。任泊生打扮成一个老板样子，穿戴讲究。我把他安排在三营机枪连住下，每天夜晚见面谈情况。由于处于临战状态，频繁接触穿便衣的陌生人显得很刺眼，会引起一些人的怀疑。为避免发生意外，任泊生仅在我这里住了两天，就回去了。
1941年3月下旬，国民党军为彻底摧垮新四军第四师和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于3月下旬重新调整了部署：以何柱国的骑二军为左翼，以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为右翼，成钳形攻势向新四军所在的豫皖苏边抗日根据地进逼。
据此，傅立平决定：以第四二五团为主体，配备国民党游击第十四纵队第一支队和骑八师一个骑兵连，组成第十二路第六总队，任命我为纵队指挥官。傅这样做，与其说是对第四二五团的加强，倒不如说是对我的掣肘。
骑八师是西北的“马家军”部队，当年与红军“西路军”激战于河西走廊，对共产党、新四军抱有敌对情绪，对搞磨擦、打内战甚为积极。加强给第四二五团的那个骑兵连，编有四个大排，250多匹战马。连长金子才戴个少校军衔，气壮如牛，头脑简单。第一次见面，就自我炫耀说，他们连队老兵多，过去曾和共军打过仗，战斗力强，可以配合步兵作战，也可以单独作战。
至于游击第十四纵队第一支队，更是一支以反共为己任的地主武装，有七八百人，而且绝大多数是本地人。支队长牛肃久，老奸巨猾，第一次见面就点头哈腰地对我说，敌占区的老百姓盼国军如大旱之望云霓。他的支队是在这一带发展起来的，地形熟悉，对日伪军和新四军的情况基本了解，搞侦察有很多社会关系可以利用。他还对我说，附近有个红枪会，头目叫田老聚，有些号召力，可以配合我们行动。过了两天，牛肃久就把这个人带来了。
田老聚年近60，像个乡绅。一见面，他就大大咧咧地对我说，他很多手下是本地人，用着他们的时候，可以立即集合起来。他还恶狠狠地说：“我的儿子被共产党捉去已经一个月了，一点音信没有，很可能已被杀掉。杀了不要紧，我还有几个孙子，都能扛枪打共产党。有朝一日，他们的人落到我手里，我非把他们碎尸万段不可。”我一边听，一边想，这些家伙，真是对共产党、对新四军恨之入骨！
我的周围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反共分子，使我感到以后的事情会更棘手难办。几天后，我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
4月初，第六总队奉命在龙亢集附近渡过涡河，以骑兵连和游击第十四纵队牛肃久支队为前卫，第四二五团主力随后跟进，向褚集及其以东地区搜索前进。
过河后的第二天，骑兵连发现新四军一个分队，当即集中兵力进行突击。时间不长，骑兵连长金子才就跑来报告说：“团长，我们消灭了一小股土共，除打死的以外，还抓到十几个活的。”瞧他得意洋洋的样子，我真想揍他，但又不好表露出来。我跟着他来到前村，看见十几个新四军伤员坐在路边，大都是被马刀砍伤的，鲜血直流，惨不忍睹。我深感愧疚，觉得对不住这些阶级兄弟，心里非常难过。可当时的身份又不允许我这样做，只有“顺势利导”，以讲人道主义为由，让军医好好给这些伤员治疗。
我焦急地等着罗会廉回来，以便同他商量对策和办法。在过涡河之前，罗会廉曾第二次来找我，并给我带来了一些新四军第四师出版的《拂晓报》。他说，他已将上次见面的情况和我的建议与请求，报告了彭师长，彭同意让他长期担任对我的联络工作。之后，我告诉他：国民党第九十二军配合骑二军和地方游击部队，将于后天上午渡河，发动对新四军第四师的进攻；第四二五团进攻的目标是北淝河褚集、大营集附近地区等地，请他快回去报告，让四师做好迎战准备。临行前，我向他表达了带领部队起义的强烈愿望。我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怎么能指挥反动军队去打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呢？这真是对党对人民的犯罪！我要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部队拉过去，能拉多少就拉多少，就是我一个人也要回到革命部队中去。在国民党军队里，我一天也待不下去了。”
罗会廉返回时，两军即进入交战状态。几天后，他费了很大周折，第三次来到我处。我向他讲了部队的情况和我急于起义的决心，并对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作了基本的分析。我说：“反对内战，举行阵前起义，是后发制人，不会影响大局。我在最前线，离师部近百里，有指挥部队的权力。这里接近我们自己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可以得到有力的策应和掩护。第四二五团没有参加反共战争的历史，对打内战不积极。团里有三四个营团干部，政治上靠近共产党，对蒋介石反共政策不满，可以作为起义骨干。三营还有两个连长，也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不利的是，部队里没有党的基础，仅仅依靠我个人的影响，怕在关键时刻有些人靠不住。连以上干部近半数有家属住在湖南，不可能没有后顾之忧。”我还告诉他：在当时的条件下，最好是采取奉命前推的办法，将部队带过铁路到根据地，在我新四军的策应和掩护下，再宣布反内战起义；这是政治上的一件大事，我请他回去报告彭师长；如果师长同意，就请示中共中央，批准与否请尽快告诉我。
罗会廉性格沉静，办事老练，听了我的介绍也不免有些激动。他说：“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马上回去向彭师长报告。皖南事变，国民党搞掉我们那么多人，来一个皖北反内战起义是应该的，不会影响抗日大局。何况，第四师正处在连续失利的情况下，你率部起义对扭转战局是有利的。我估计，请求起义会得到批准。你就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吧！”尽管罗会廉已经几天几夜没好好休息了，但由于事情紧急，不容耽搁，仅仓促吃了一点饭，就匆匆赶路了。
罗会廉刚走，第一四二师就电令我：立即收拢部队，撤到河溜集、龙亢集之间的陈溜子附近待命。后来，我得知：罗会廉返回后即向彭师长转达了我的请求。彭师长即于4月14日致电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报告我“要求率部起义”，请求中央给予批准。
待命的日子十分难熬。
我这样考虑：如果部队后撤，离第一四二师师部近了，离新四军就远了，起义将更加困难，甚至会成为泡影。怎么办？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当机立断，马上动手。找谁商量好呢？我首先想到屠凤麟和孙兴魁。
自两军交火以来，我和屠凤麟、孙兴魁经常在一起研究分析情况，他俩对国民党的反共内战政策非常不满，愤慨之情溢于言表：中国人残杀中国人，这是让日本侵略者坐收渔人之利！我也多次与他们谈过：内战再起，抗战就没有希望。如果上司硬逼着我们枪口对内打共产党，我们只有找机会把部队拉到后方去，与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一起抗战。他们俩都同意我的想法，认为作为一名中国人，应该这样做。如今，师部命令部队后撤，我们除了率部队起义，再没有别的选择。主意打定，我把他们俩请到住处，开门见山地说：“王兴纲卜次从重庆来，主要是沟通我与新四军的联系，共商抗日大计。现在，他已经渡过涡河，到达彭部。那个罗会廉，是彭师长派来的联络人员。现在，我决定举行起义，把部队拉过去。我们团离师部近百里，突出在第一线，靠近新四军第四师驻地，在他们的掩护和帮助下，几天就可以越过津浦铁路进入抗日根据地。这是很好的机会，不能错过。刚才，师里来电命我们后撤。我看，部队一后撤，事情就难办了。希望你们同我合作，脱离这个环境，做个真正有用的抗日军人。”他们听了，都毫不犹豫地表示，完全支持我的意见，并同意共举大事。
随后，我们又研究分析了部队的情况、起义的路线，以及是否事先与营长们通气等问题。一致感到：二营营长比较可靠，三营营长问题也不大，只是一营营长思想保守，三个营长究竟怎么样，还很难说。三人一致认为：只能用上级命令的形式，就说是奉师部命令到敌后方去执行任务，第四二五团为前卫，以此理由把部队拉过去。到抗日根据地以后，在新四军的控制下，再宣布反内战起义，这样成功的希望大些。至于是否与营长事先通气，我们考虑了好久，最后，觉得还是先交个底好。如果用命令的形式把部队拉走，而营长们事先一无所知，会感到对他们不信任，一旦觉察到情况不对而带头闹起来，就会坏了大事，不如先和他们通通气，使他们心中有底，即便有的营长可能动摇不干，但向师部告密，或带队反抗的可能性都不大。
商定下来后，我分别找几个营长交了底。第一个谈话的是一营营长王玉泉，我对他说：“我们是抗日军人，保卫国家是我们的责任，而今日军深入国土，大敌当前，我们却同室操戈，这还算什么爱国抗日军人？！我们团的官兵大都是冀、鲁两省的人，家乡沦陷快四年了，父老乡亲天天盼望我们去拯救他们。可我们放着日本鬼子不打，却去打真正抗日救国的共产党、新四军，这怎么对得起父老乡亲，对得起全国的老百姓？！”
见王玉泉一声不吭，低头抽烟，我就接着往下说：“国民党在大后方花天酒地，腐化堕落；老百姓颠沛流离，无以为生。你看共产党，在敌后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沉重打击了日本鬼子。谁是真抗战，谁是假抗战、真反共，不是很清楚吗？！我已经下决心，坚决反对内战，把部队带到敌后去，与八路军、新四军一起抗战，收复祖国大好河山，拯救民族，慰我同胞！你看怎么样？”
说到这里，我还特别提醒他：“我们是同乡，是多年一起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所以才事先和你商量，希望你能从大局和长远利益着想，好好考虑一下，一两天内给我一个答复。这考虑仅限于你自己，不要对任何人讲，泄露出去了是要杀头的。当然，我相信老朋友你是不会出卖我的。”
我说完好一会儿，王玉泉才抬起头来表示说：“团长讲的这些都是事实，道理也很对。我坚决跟团长走，唯团长的马首是瞻。”
接着，我又去找二营营长王国纯、三营营长董维斌谈话，他们的态度都很明确。王国纯说：“团长的分析和决心我完全同意，你就下命令吧，我愿担负最危险的任务。”董维斌回答也很干脆：“我没有意见。我跟随团长一起行动，团长到哪里，我就到哪里。”
4月16日，我白天同三个营长谈完话，晚上就等罗会廉请示回来。可左等右等，一直等到深夜也不见影子。我忙找到屠凤麟、孙兴魁商量，都觉得消息已经透露，夜长必然梦多，坐等非常危险，不如主动前去联系。于是，我给彭雪枫写了一封信，让他俩趁黑夜摸到前线，给新四军第四师前方部队送去。在信中，我向彭师长汇报了部队准备的情况，要求派人员来领导起义，并尽快定下起义的时间、通过铁路的部署、开赴的地点、行进中与友军的联络、联络记号的规定以及开设电台的准备等问题。我建议，起义时间定在19日黄昏，起义后开赴的地点越远越好。我嘱咐他俩途中注意安全，速去速回。
午夜时分，屠凤麟、孙兴魁摸黑过河，顺利找到第四师三十二团团部，把信交给他们，并口头汇报了起义的紧迫性和具体建议。第二天午夜，他们俩急匆匆返回住处，高兴地对我说：“第三十二团已发报给彭师长，但师部离团里较远，不可能马上答复，还要等一等。”我听了以后，在高兴之余，又深为焦急。因为时间对我们太宝贵了，多等一分钟就意味着多一分钟的危险1
1941年4月18日下午，正当我们望眼欲穿时，罗会廉满头大汗地出现了。他兴奋地对我说：“毛主席、朱总司令回电了，同意你们起义！在电报上署名的还有王稼祥、叶剑英。我在彭师长那里等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4月17日的回电，电报一到，我抄下后就赶来了。电报原文是这样写的：
彭雪枫同志：
为了政治上打击蒋介石反共，军事上滞阻李仙洲援韩，同意陈团在坚持团结、坚持抗战、反对中国人打中国人等口号下，光荣地起义，你们要：
一、掩护陈团到安全地带。
二、照外围军待遇，使其军心巩固，抗战情绪提高。
三、用陈团反内战事实，进行广泛宣传。
四、托付雪枫代表党中央及军委，慰问陈锐霆同志及全团将士。
毛、朱、王、叶
筱亥
电报中的“韩”指韩德勤，时任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筱”是用韵目代日，当时被普遍采用。“筱亥”即（4月）17日二十一时至二十三时。也就是说，这封电报是深夜发出来的。电报对起义的相关事项，说的已经很明确，我问彭师长还有什么具体指示没有，罗会廉回答说，彭师长让我转告您：部队起义后，第一天晚上开到淝河北的谭大庄，靠近第三十二团；第二天上午，到陈巷子与他会面，商谈起义后的其他行动事宜。
18日上午10时，彭雪枫师长再次就我率部起义之事，致电党中央和军委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及新四军领导人刘少奇、陈毅。“巧”即韵目18日之意。电报原文如下：
毛、朱、王、叶、刘、陈：
甲、我于今夜已派员赴陈处，约定该团于皓日以二次进至盔贫集附近晤面之后，即于当夜立即通过铁路，第一步先到天井湖 以东，另我以两个团迫近淝河，阻止傅立平之可能追击部队。该团起义之后，拟先发劳费洋五万元。至于番号之更换，我的感觉编为第四师独立旅。
乙、请示以下各事，请即日速复。
丙、该团于明十九日夜通过铁路东进后，请爱萍派出坚强部队掩护该团安全到指定整训地点。我们拟派团、营、连级政治干部二十名入该部工作，另请派译电员、报务员各一名。
丁、为顾及安全计，最好到目的地后宣布以上各点。是否适当请即复，以便明日见面后作为谈话根据。
雪枫
巧十时
（未校对谢绝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