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3日，我去华中局党校学习启程前，第四师召开连以上干部大会，陈毅代军长在会上宣布了中央军委于1941年11月关于第四师第九旅旅长张爱萍调任第三师副师长的任命。会后，我随陈毅代军长、张爱萍副师长一起离开第四师驻地半城。张副师长去驻在阜宁县三河庄的第三师师部上任，我则去位于阜宁县汪朱集的华中局党校学习。
华中局党校是1941年5月成立的。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对华中地区的党组织与军队机构进行了调整，根据中共中央1940年11月决定，中原局与东南局于1941年4月合并，组成华中局，同时成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华中分会，均由刘少奇任书记。随后，在苏北盐城成立了华中局党校，刘少奇兼任校长。
从淮北半城去苏北阜宁，要通过日伪军两道封锁线：一道是从淮北地区至淮海地区，经过泗阳、淮阴敌占区；一道是从淮海至盐阜（后淮海和盐阜合并为苏北区），经过盐河敌占区。从半城出发时，四师领导派骑兵排一路护送，使我们安全顺利地到达淮海区。这里是新四军第三师第十旅的驻地，刘震任第十旅旅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同时，还驻扎着梁兴初任旅长的新四军独立旅（原为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五旅，1942年10月回山东归建）。
在淮海期间，我们受到了淮海区党委书记金明、行署主任李一氓和刘震、梁兴初两位旅长的欢迎。陈代军长对我说：“你把国民党军队的战术给他们讲讲，让大家了解了解嘛。”我见陈军长下了指示，就用两个半天的时间，给两个旅的团以上干部介绍了国民党军队的内部情况，以及他们发动反共内战对新四军部队使用的战术，还回答了干部的提问，反映不错。
三天后，我们离开淮海区，准备通过第二道封锁线——盐河。这里是日伪军控制的地区，在两个敌据点之间偷渡，因此我们特别小心。一天傍晚，我们来到盐河岸边。陈代军长派人外出找渡船，准备晚上隐蔽过河。时值寒冬腊月，天气很冷，冻得大家直打哆嗦，我们便在河边的一间没有房顶的空房子里烧火取暖，有人提议火苗不要太高，怕敌人看见，等天黑后再过河。
陈代军长听到这些话，气愤地说：“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过河白天不能走，非要晚上走，烤火取暖的火苗大了点，还怕被人看见，这都是日本鬼子侵略造成的。这是我们的奇耻大辱！我们一定要把这些鬼子赶出中国去！”陈代军长用眼前的现实，对我们进行了铿锵有力的爱国主义教育。这时，渡船到了，我们随即上船渡过盐河。这次河边烤火的印象特别深刻，虽然过去60多年了，我仍然记忆犹新。
我们走走停停，从半城出发十天后，终于来到了新四军军部驻地阜宁县单家港。1月5日，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才从停翅港转移到这里。到单家港的第二天，我就前去看望新四军政治委员刘少奇。他见到我，开口就问：“你怎么这么瘦啊，是营养不良吗？”我回答说：“我从小就这么瘦。吃饭还可以，饭量也不少。”接着，他对我率部举行战场起义给予了高度评价，对起义牺牲的同志表示沉痛哀悼，还对我不幸受伤表示亲切慰问，勉励我在党校好好学习，将来更好地为党工作。
从刘少奇住处出来，我又去与陈毅代军长道了别，之后就去阜宁县汪朱集华中局党校报到了。
华中局党校编有三个队：一队是营级干部和女干部队，二队是团级干部队，三队是旅级干部队。我被分配在三队学习。学员除我之外，还有第一师第一旅参谋长张藩、第二旅旅长王必成、第三旅旅长陶勇，第二师第四旅政治委员王集成，第三师第八旅政治委员吴信泉，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饶子健等等，他们大部分都是经过了长征或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老党员、老同志，共约20人。在此后朝夕相处的学习生活中，老党员、老同志丰富的革命经验，艰苦朴实的作风，优良的革命品质，为我这个才回到自己队伍的新战士树立了活的榜样。这些同志，绝大多数后来和我一同战斗在华东战场上；新中国成立后，吴信泉还与我一起在军委炮兵工作。1992年4月，吴信泉因病去世，我深感悲痛，曾撰文表示缅怀和哀悼。
华中局党校借用老百姓的房子办公，学员分散在借居的老百姓家里学习。由于党校上大课的需要，校部临时搭建了一个可容纳百人的大草棚，没有讲台，也没有课桌，条件十分简陋。党校机关也很精干，总共只有彭康、冯定、孙冶方三名教员，他们分别担负着马列主义、中国革命问题等课程，教学任务繁重，因此多以上大课为主。这三名教员都是大知识分子，有很深的理论修养，课也讲得好，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我们听了都感到很解渴。彭康还主持党校的日常工作，更加忙碌。新中国成立后，彭康任过西安交通大学校长，冯定任过北京大学校长；孙冶方是著名的经济学家，担任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
3月19日，华中局和军部又转移到停翅港，华中局党校也随机关一起转移至汪朱集。在这里，我们参加了整风运动。这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群众性自我教育运动，从1942年春天起，在全党全军范围内全面展开。整风运动共有22个学习文件，最基本的是毛泽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毛泽东的这些报告，对整风运动的内容、方针和政策都作了系统深入的论述，是指导这次整风的基本文件。整风的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运动的中心是反对主观主义，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宗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华中局党校的整风运动，分三个阶段进行：第一步，学员集中学习文件，结合抗战形势、任务和我党我军的地位，明确整风的宗旨、内容、意义，以提高整风的自觉性和针对性；第二步，由各党小组分别组织进行，进一步领会整风文件精神，联系自己的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划清马列主义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是非界限，对政治立场、思想方法和T作作风进行全面检查；第三步，个人总结。整风运动，使我收获很大，是对我马列主义理论和党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的一次全面、系统的补课，为我今后的工作和学习打下了良好基础。
华中局党校学习生活，紧张而活泼。正课时间学习讨论，课余活动打篮球。苏北抗战艰苦，没有条件开展其他文娱活动，只有打打篮球。我个子高，弹跳力也好，当年在济南师范读书时就是学校篮球队队员。所以，党校学员课余饭后打篮球，我自然就成了球场上的活跃分子。打篮球时，我认识了同样是篮球爱好者的一队女学员沈苏凌。
沈苏凌，我亲切地叫她苏林，广东潮州人，是上海来的大学生，曾参加上海救亡运动。上海抗战爆发后，经江两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军部战地服务1942年2月，苏林于江苏阜宁单家港团，从事民运工作。1938年年底，被挑选进新四军军部中文速记培训班学习。速记培训班第一期14名学员，是经过军部严格挑选的，不仅具有中学以上文化程度，而且还都是中共党员。皖南事变后，苏林进入华中局党校一队学习。她聪明好学，生性活泼，也爱好打篮球，于是我们就在篮球场上认识了。由于我和苏林性格相近、爱好相同，时间长了就相爱了。
1942年11月中旬，日伪军对我淮北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扫荡”。面对严峻的军事斗争形势，华中局决定党校学员提前结业，学员各自回原单位。苏林被分配到涟水县当区委书记，我准备返回第四师分配工作。
这时，新四军参谋长赖传珠到党校来挑选干部，他让我去担任军司令部参谋处长，于是我被留在了司令部，并随军机关一起转移。离开党校时，尽管我想把与苏林的恋爱关系确定下来，但心里还是有些犹豫：一是1928年参军离家前，由父母做主，已经娶邻村的姑娘刘淑英为妻，尽管由于战事繁忙，多年没有了联系，但毕竟已有了事实婚姻；二是刚起义回到党的怀抱，还没有为党做出什么贡献，怎么能先处理个人问题呢？我想把个人问题放放。苏林也表示同意。
12月25日，我陪陈毅代军长到第三师驻地检查工作。一天早上，副师长张爱萍组织第三师部队会操，临时被师长黄克诚喊住交代工作，迟到了四分钟。会操结束，张副师长作了简明扼要的讲评后，大声宣布：“副师长张爱萍，今天会操迟到四分钟，现在罚站十分钟。各单位自行带回，张爱萍原地罚站。”当时，全体会操部队没有一人离开。我跟军部机关的同志站在一旁观摩会操，见张副师长严于律己，率先垂范，一种敬重之情油然而生。
我们转移到淮南黄花塘的第二天，苏林也随华中局交通科长邓寅东夫妇从涟水来到淮南。
这时，第四师彭雪枫师长、邓子恢政治委员多次致电军部，说抗大四分校没有负责人，让我去当副校长，主持分校的日常工作。彭雪枫兼任校长。在第四师领导的坚持下，军部让我返回第四师工作，苏林也跟我同行，
邓政委见到我很高兴，说：“你同来就好。赶快把婚结了，好去四分校上任。”
我诚恳地说：“我想再去路西一趟，向彭师长汇报一下我在党校的学习情况。”
邓政委用手制止我再说下去：“见到我就行了，不用去路西了，到时候我跟彭师长说一下，你赶快去四分校报到。苏林的情况我了解，学速记的政治上都可靠，你就不要犹豫了，今天就把婚事办了吧。”他没容我插话，转身叫来四师供给部长郭金林，吩咐他说：“今晚陈副校长结婚，你去弄一桌饭菜。”
我见邓政委说的这样坚决，我再说什么也是多余的了，只好听从邓政委的安排。当晚，我和时任中共涟水县区委书记的苏林在洪泽湖边的东扬码头结为秦晋之好。第二天，我就带着苏林去抗大四分校上任了。
我任职的抗大四分校，全称叫抗日军政大学第四分校。1940年2月初，由校五大队（后称华中派遣大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师前身）随营学校合并组成。
在新四军中，抗大网分校是华中第一所抗大分校，创办时间最早，吸收华中和江南革命知识青年最多，是名副其实的培养军政干部的大熔炉。师长彭雪枫兼校长，师参谋长张震、师政治部主任吴芝圃兼任副校长，红军老教育家刘清明任教育长。由于各位领导工作很忙，难以抽出更多时间管分校的教学工作。于是，彭师长、邓政委报请军首长批准，让我去担任专职副校长，同时任校军政委员会书记。
担任抗大四分校的副校长，是我回到党的怀抱后，具体负责的第一项工作。这个T作，我很满意，也很适合我。分校尽管是旅级编制，但与野战部队比，驻地集中、层次也少，容易深入。再说，教学工作我也比较熟悉，比如，操场教练，野外动作，内务管理，我都是熟门熟路，而政治工作我义在华东局党校进行过“补课”，因此，我有信心当好这个副校长。
1943年1月中旬，我到四分校驻地双沟镇上任。由于日伪军疯狂“扫荡”，校部刚从鲍集镇曹王庄转移到这里。2月9日，全校师生集会，欢迎我来分校工作。我在讲话中，首先感谢组织上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来与大家一起学习、工作和生活，我会倍加珍惜，努力工作，不辜负党对我的希望。同时，我要求全校师生要随时准备好自己的枪，响应彭雪枫校长的号召，一面辛勤学习，一面准备战斗，随时粉碎日伪军“扫荡”和国民党反共军队的进犯。
会后，我在四分校政治部主任张明河、训练部长兰侨的陪同下，到军事大队阅操。针对学员们的战斗动作不如前方部队熟练的情况，我当面提出了批评。我说，学校的训练一定要比部队更严格，动作要更扎实、更规范、更熟练，这样，学员毕业回部队才会做示范，当表率，做一名优秀的指挥员。我还特别强调，同志们如果在教育、管理、生活等方面有意见，可以通过组织提出来，也可以直接向我反映，以便使我们及时改进工作。
我上任副校长时，四分校第三期学员还没有毕业。当时，分校机关设政治部、训练部、校务部三个部门，学员编三个大队，共1000余人。1940年3月18日开班以来，已经举办了三期。在辗转办学中，分校着眼于“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战争胜利”，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主要有：一是根据不同对象，分别编队教学；二是联系边区斗争实际，开展政治理论学习；三是针对前方战争需要，学习军事技术；四是加强同作战部队的干部交流等等。这些办学经验，是前任分校领导以及分校师生积累的宝贵经验，为分校的建设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同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精兵简政的指示，为适应对敌斗争形势的需要，新四军部队开始进行精兵简政，机关、学校是重点。四分校保留旅级待遇，但缩小了编制，机关的部改为处。训练处处长孙叔平，副处长兰侨，每项工作仅设一名参谋，共有作战、侦察、通信、管理、供给五个参谋。撤销大队一级，由校部直接管理五个学员队。原教育长刘清明调任第九旅参谋长。政治处由分校原政治部组织科长邱一涵任主任。邱主任是位老红军，是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新四军政治部原主任袁国平的夫人，也是随中央红军长征的30位女战士之一。她为人正直，待人热情，能力很强，我们之间相互尊重，工作配合得很好。
彭雪枫师长对分校建设非常重视，经常到学校视察指导工作，参加军人大会和毕业、开学典礼，每次都要与学员们见面，亲自给学员们讲课、作报告。8月1日，他出席第四期三、四队毕业暨第五期开学典礼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他说，在新、老同学毕业、开学之际，我们正处在敌、伪、顽的严重威胁之时，大家必须警惕与奋起，认识我们肩负的革命任务和重责。讲话很有激情，富有战斗性和号召力。18日，彭师长再次亲临分校，在师生座谈会上，还就如何树立一个良好的学风问题提出要求。他说，一是，要好问、多问，反对不敢问和自以为是的现象；二是，要深思，要学会善于思考，毛主席和胡服（刘少奇）同志是我们党最好的善于思考者；三是，要勤记，要养成习惯；四是，要兑现，理论不能与实践脱节。彭师长的讲话提纲挈领，说理深入浅出，内容易懂易记，我们听了都很受启发。
陈毅代军长、张云逸副军长等领导也曾多次到分校检查指导工作，对办好四分校，为部队和地方多培养急需人才，都作了很多重要指示。
针对当时的战争环境，我们提出了“在学习中战斗，在战斗中学习”的口号。学校把课堂当战场，制定了各种应急预案和措施，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学员们每天都在临战状态下生活，出操、上课和吃饭都做到武器、背包不离身，休息时也不解绑腿，和衣睡觉，随时准备打仗。
10月间，日伪军实行所谓第一期“治安肃正”计划，在淮北、淮海地区增设据点，修筑公路，企图驱逐新四军，推行日伪统治，驻“两淮”的日军也企图南犯。针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学校作出部署：第九旅第二十六团派一个营协同淮宝独立团作战，相机攻击武墩的日伪军据点，打乱日军南犯的计划。同时，派出学校一个战斗力较强的学员队，在岔河以北地区进行阻击，牵制和袭扰日伪军行动，及时粉碎了日伪军的“肃正”、“蚕食”计划，掩护和保障了学校的正常教学工作。
1944年春，四分校开始整风运动。为了让教职员集中精力学习，在此期间暂缓招收学员。干部整风结束后，分校陆续招生，是为第五期。这一期学员大部分是部队干部，主要开展整风运动。这是整风运动的继续，是学习之后的又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运动。第四师兼淮北军区对整风运动非常重视，邓子恢政委亲自到分校作整风报告。全校同志在深入学习整风文件的基础上，运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认真检查自己的思想作风，开展思想互助活动，为每个人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打下了良好基础。
8月15日，第四师主力部队由半城誓师出征西进后，学校驻地也随之转移到了洪泽湖西半城附近的杜巷、张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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