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投入革命
1937年，我在山东省立惠民第六乡师四级一班读书。
“七·七”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沿津浦路南侵，秋季进犯山东德州。我虽对日寇一腔怒火，但心里还想读书。11月，敌军进逼济南和惠民地区，打破了我“读书救国”的迷梦。11日夜，乡师和省立四中留校部分师生奉命南迁，在敌机威胁下，我开始了流亡生活。路经周村、济南、宁阳于12月初到达滋阳（兖州）省立第四乡师，等待整编。
这时山东民先纵队（尚未公开）组织一些进步同学开展救亡活动，我积极参加，如做些刻制腊板、印发宣传品等工作。11月中旬，校宣布17岁以下学生到联中读书，18岁以上者编入教导旅，我正当18岁，不愿去教导旅，在考虑去向之际，二班同学李吉臣约我投考115师干部学校。他说：这个学校是共产党、八路军领导的学校，校长是林彪、副校长是聂荣臻。我当即表示同意。
115师平型关大捷，振奋人心，我早有所闻。我向往共产党、八路军，但苦无门路，这可找到关系，真是喜出望外。我们商量再找些同学一起前去。于是找了本校张万升、李传恩、陈观云，李益亭、熊传琪，还有惠中同学约17人。晚上集结到火车站，由民先队负责人张沛寰、宋登华把我们组织起来，指定惠中杨熙春和我带队，拿着山东民先纵队介绍信和省教育厅公函，明说到西安考军校，实际是去山西洪洞投考115师干部学校。当晚乘火车南下西行，一路上爬火车，经徐州、开封、郑州到潼关渡黄河，历经种种周折，到风凌渡后找到民先总队部李昌同志。他热情接待我们，立即交涉乘同蒲路小火车赴临汾，然后步行到刘村镇八路军办事处去查问干校住址，并于当晚到达洪洞县马牧村115师干部学校。接待我们的是师部秘书主任方炽老师，他体形矮胖，操着一口东北口音，待人和蔼可亲。方老师让我们填了入学登记表，而后个别进行考查。当轮到我时，问我看过什么社会科学书？我说：看过胡乔木的《国际问题研究》，看过孙本文的《社会学概论》，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他出了一个什么叫唯物论，什么叫唯心论的问题要我回答，我当即答到：物质决定意识叫唯物论，意识决定物质是唯心论。他表示满意。经考查，乡师同学和惠中扬熙春等被录取在于校学习。其余同学被介绍去八路军办事处学兵队。从此我加入了革命队伍。
我们到校时，已有二百多学员，大都是来自敌占区的进步知识青年，穿着各色各式服装。不久，我们就被编了队，我被编入二队九班任副班长，班长是汤任奄，江苏人，年岁学历比我高。我们很快就领到了棉被服，皮带，绑腿、挎包和吃用的物品。大家穿着起来，像军人样子，甚为高兴。因学员来的多而急，干部缺，没有专职教员，便由师领导机关首长上大课、作报告，组织学员自学讨论，方炽老师称之为“自修大学”。大家耳闻目睹都是一片抗日救国的新鲜气氛，因此精神焕发，情绪很高。
1938年元旦，‘我参加了师直属队庆祝元旦检阅大会。会上看到了林彪等师首长。他首先检阅了队伍，接着登台讲话，他讲述了师参战以来的伟大胜利，痛斥了日本侵略军残暴罪行，号召部队多打胜仗，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而后丁玲代表上海战地服务团讲话，还看了服务团演出的“大战平型关”的活报剧。会后服务团歌泳指挥贺绿汀给干校同学教唱了他编的“游击队之歌”，从此这首有名的抗战歌曲便传播开来。这次集会使我们受到很大教育和鼓舞。
二、编人随校
115师向敌后挺进，总部决定干校学员编入八路军（也叫第18集团军）随营学校。住洪洞县白石村。
随营学校是我军正规的初级干部学校。机构健全，领导干部和教员队伍很强，大都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少数干部在白区工作过。合编后我被编在二队一班。这个队的队干部配备齐全，队长余克勤，政指岳秀峰，副政指严政，军事教员陶汉章，政治教员冷新华，政治工作教员谢振华，一排长李宁。一班共11人，来自全国各地，文化程度多数为高中，少数为小学程度。他们是：尚景禄、刘赞平、刘柏罗、田开云、马世勋、胡秀章、徐永祯、李作揖、贾青龙，我任班长，副班长韩生瑞。韩生瑞年岁较大，在部队工作过。我们班划分了三个互助组，相互帮助。时值春节，每天除队列训练外，多为文娱活动，写墙报、唱歌、编排演出节目，参加军民联欢等，很是热闹。
三、西迁陕北
春节过后，日军进犯临汾，学校奉命西迁。我们是在急行军中西迁的。当我们越过同蒲路时已是下午，当时敌机临空，队长令大家就地隐蔽，我们没有伤亡。在南边公路行进的由闫锡山创办的山区民族革命大学，遇到敌机轰炸扫射，受到损失6对比之下，大家称赞校领导指挥正确。
渡黄河时正当拂晓，河面冻了很厚冰层，河水在冰谷中汹涌奔腾，声如雷鸣，大家精神振奋。渡河工作准备得很周到，冰道上撒了干草，河道上架了踏板，队长讲了渡河注意事项。要求大家行动沉着，走冰道脚要放平防滑倒；过河走踏板时要拉开距离，目视前方，不要看河水，以免头晕等。在干部亲切关心下，全队顺利通过。但踏板下却有一匹骡子落水，倒在冰层上，大家觉得好险。
过了河便进入延长县境，指导员讲了怎样做社会调查、了解边区社会情况。队长利用行军出发、宿营前、大休息时间，进行行军、设营、警戒等现实教育，边讲边做，使大家学到有关军事知识。
离开延长时，政指讲了到延安的注意事项，大家知道快到党中央所在地了，情绪高涨，走路更加起劲。这天我们班担任后卫，副政指严政和我走在一起。他待人热情诚恳，以身作则，我们边走边谈，他了解我的历史和我对党的认识。他要求我努力学习工作，争取早日入党。这次谈话给我很大启示和鼓舞。
到达延安，住在城市山脚下窑洞里。延安城革命气氛浓厚，城墙上写了大幅抗日标语，到处荡漾着抗日救亡的歌声，感受很深。听说毛主席来作报告。，第二天早饭后，全校师生集结在城东北一个新场上，以非常欢快的心情，等候听毛主席的报告。很快，主席在校长韦国清、政委陈明陪同下走来，大家立起致敬，热t烈鼓掌欢迎。他不断向我们挥手示意。毛主席身穿灰色军大衣，头带八角帽，高高身材，站在桌旁，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给我们讲了抗战形势，点明了日本必败，我们必胜，要求大家坚定抗战信念，努力学习，学好本领，为民族解放事业贡献力量。使我们受到了极为深刻的教育和鼓舞。翌日，我们便向洛川进发了。
四、洛川学习
我们四月初到达洛川，住在城北胡村。胡村距城七里，是个大村，我校一、二、五三个队住在这里。二队住村西，一班住在最西边一家院里。院内北边三间砖砌窑洞，住着房东老大娘及其子媳孙，我班住在东侧两间厢房里。房东待我们很热情，我们经常帮她扫院、担水、田间劳动，．关系很密切，亲如家人。我们在此一直住到七月下旬。
洛川是国民党统治区和边区交界处，战略位置十分重要。除随校驻扎外，还有18集团军炮团。我们在此一面教学，一面担任警戒任务，防止国民党顽固势力挑衅。
这期间环境安定，生活条件好，我们的物资由总部直接供给，常吃到大米白面，夏季也能及时换发单军装。在这大好时节，校领导抓紧教学，教员住队与学员生活在一起。行政管理很正规，也很严格。学校要求学员过战斗连队生活，上午上课，下午操场训练或野外演习，晚饭后小组讨论或自学，从早到晚生活紧张。这期间还人人练习队列口令，学会指挥队列动作。每周都有夜间训练和紧急集合，队长余克勤抓的紧，要求严，讲话干脆，动作敏捷，处处以身作则。学校为充分调动学员学习热情，开展了“红五月学习竞赛”运动，我班评为模范班，七月还搞了“学习突击月”活动，我班又被评为突击优胜班，每人还发了优秀突击队员证。在此期间，我于四月初经队长余克勤、副政指严政的介绍参加了共产党，后补期三个月，七月按期转正。我的入党宣誓仪式是由我的指导员岳秀峰主持的，从此，我便光荣地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政治教员冷新华，教我们学习马列主义基础、中国革命运动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课程。他讲课声音宏亮，口齿清楚，逻辑性强，指导小组讨论具体。使我们懂得了社会发展规律，中国革命任务和前途，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战略和策略。谢振华教员以亲身经验讲述怎样做好政治工作，使我们学到了连队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群众工作，及瓦解敌军工作的基本理论和工作方法。我入党后听了几次党课，是正副政指讲的，七月还参加了批判张国焘的斗争，受到一次实际的党性教育。
还有一次活动，不仅让我难忘还使我获益匪浅。这就是那年“五一”，我到洛川参加了很有意义的联欢纪念会，会上国民党专员讲话，片面强调构筑城防之事和拥护一个领袖、一个政党、一个政府的谬论；接着韦国清校长讲话，他阐述了国共合作、实行全民抗战，实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才能抗战到底；炮团团长武挺讲了必须发动群众，实行全民抗战，批评了国民党片面抗战的错误。不同观点显明对立，使我受到一次生动的统一战线教育。经过这一系列的政治教育，为我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为献身革命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随营的军事训练很切合实战要求，少而精，学以致用。例如军训，从单个战斗动作、战斗小组、班、排、连攻防战术到游击战术、袭击、埋伏，都进行了系统训练。陶汉章教员，讲课简明扼要，结合战例讲解生动，方法灵活。射击、投弹、刺杀、爆破、土工作业等五大技术，由队长组织训练。当时虽物资困难，也尽量搞实际操作，每班发三枚实弹手榴弹，每人发三颗实弹子弹，进行实弹训练。在学习全过程中，始终贯彻传统作风养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抗大校歌>等革命歌益成为每天必唱的歌曲，很好地把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风贯彻到日常生活中去。
随营学校的短短几个月的训练学习生活，对每个学员从革命世界观的确立到传统作风的养成都达到合格要求，为以后献身革命事业打下坚实基础。据了解我班11位同学，除马世勋、李作揖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贾春龙因病早亡外，其余8人在全国解放后，都担任师、地级以上领导职务，成为国家和军队建设的骨干。
五、留校工作
七月下旬，随校学员和抗大四期学员一同举行毕业典礼。我们以愉快心情向延安行进，抵后，住城内总校院内。毕业同学约一、二千人。先听中央首长报告。印象最深刻的是：周恩来的形势报告，他阐明了坚持抗战到底，保卫大武汉的战略方针，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刘少奇的政治报告，他深刻论述了共产主义事业的伟大理想；陈云的干部政策报告；最后听了毛主席的报告。他欢送大家上前线，并提出了希望和要求。毛主席讲话深刻有趣，不时被热烈掌声打断。这些报告使我们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舞。
毕业典礼后，每人发了毕业证书和抗大四期纪念章。分配后，我到抗大总校政治教员训练队学习，在一个组学习的现只记得扬虎成将军之子扬拯民。听了一次任伯戈哲学课；焦敏之的世界革命史课，焦山西口音重，有些话听不清，他总是耐心地讲了一遍又一遍。
我在教员训练班学了半个月，因随校（此时已改为抗大六大队）从敌占区来的学员很多，九月开学，要我马上回去工作。回到洛川后方知道学员文化程度普遍很高，多数在中学以上，大学生也不少。我自觉底子薄、文化低、经历少，不敢担任政治教员。因此，当组织股股长分配我到八队任政治教员时，我曾要求改作别的工作。他说组织已经决定，共产党员要无条件服从分配。我只好服从决定。到队了解学员文化程度的确比较高。我当教员本钱也只有多学一点，是“现炒现卖”。因此，我只好加倍努力备课。努力学习中央首长报告，钻研有关马列著作，先听老教员的课，反复琢磨，整好讲稿，力求易通。后来，教导员廖海光听完我的课后对我说：讲的系统明白，没有“卡壳”，并鼓励我继续努力。就这样我被逼上了随营学校的讲台，当上了党的政治理论的宣传者。
1995年6月24日于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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