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寇入侵，无法继续读书成为流亡学生，加入民族解放先锋队。
孙殿甲从小家境殷实，他非常喜欢读书、非常勤奋，父母亲一直供他读到了山东惠民第三乡村师范。
他在师范学习时，七七事变爆发，日寇占领河北之后沿着津蒲路继续入侵，师范学院被迫停课，孙殿甲成了流亡学生。经地下党组织的介绍，师范学院的许多进步学生都参加了山东民族解放先锋队，孙殿甲也在其中。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附近伏击日本第5师团21旅团辎重队，歼其1000余人。这是中日开战以来中方取得的第一次胜利，史称“平型关大捷”。这次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民的信心。
许多爱国青年在民族危亡的痛苦和绝望中听闻“平型关大捷”的消息，看到了抗击日军的希望，便纷纷投奔八路军，孙殿甲也是在此时决心参加八路军的。在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介绍下，他参军，进入八路军随营学校学习。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步兵学校撤销，一部分学员组成了八路军随营学校，开赴山西八路军所在地继续办学。孙殿甲正是在这个时期进入随营学校的。
☆惊闻“平型关大捷”，投奔八路军，进入随营学校。
在随营学校，军事、政治学习是三七开。学军事是百分之七十，学政治是百分之三十，军事学习，除了常规的队列、军姿、射击、刺杀外，还教练班、排、连、营的进攻与防守；政治课学了哲学、辩证法，还学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中国社会的性质、革命的任务、革命的方法和前途。
1938年2月，春节之后，陕北仍然春寒料峭。这天下午，随营学生唱着军歌、迈着整齐的步伐进入延安城。
在延安孙殿甲他们听了中央首长的一些报告和讲话，有周恩来、陈云，还有毛泽东。毛泽东讲要了解人、会用人，要教育干部。李富春讲的是群众运动，怎么样发动群众。周恩来作了形势报告，怎样坚持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底。陈云讲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
在延安驻扎了一周之后，学校向学员们传达了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随营学校由抗大领导，并立即出发奔赴延安的南大门洛川，一边完成教学计划，一边担负起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
一天清晨随营学校集结队伍，到达距离延安约有200多里的洛川。这时，学员们发现，他们总司令部的炮兵营也从山西临汾前线转移到了洛川，驻扎在洛川城南。随营学校驻扎在洛川县城以北，两支部队在洛川县城一南一北，刚好形成钳形势态。
☆在洛川，有幸聆听中央领导人授课，学习军事、时事，更加坚定了抗日决心。
无论是延安还是洛川，学校的政治气氛都比较活跃。学校讲究的是团结紧张、活泼严肃，讲究官兵平等、讲究民主生活，这让孙殿甲感觉比在师范学校念书气氛活跃得多。那时候排长、连长、指导员都是老红军，也有地方上的干部、红军干部，但是无论是地方干部还是红军干部，革命思想都是比较明确，官兵之间、上下级之间关系都很融洽。
随营学校转到洛川以后，一边学习一边搞军备工作，跟国民党顽固派做好斗争的准备。在此期间，孙殿甲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参加“五一劳动节”的纪念大会，有洛川的专区的部队，还有随营学校。
在会上讲话的有地方干部，也有教导团的团长韦国清。韦国清讲的是要发动全民抗战，要发动群众，要武装群众。
1937年的11月份，陕北各地的抗大学生都毕业了，学校在延安举行了毕业典礼。当时洛川的、庆阳的好几个分校，都赶赴延安参加毕业典礼。开会的时候，大操场里坐了2000多名学生。当时的中央领导给师生们作了政治报告。
李富春作了如何搞“群众运动的问题”的报告，陈云作了“怎么样培养干部”的报告以及干部政策的问题，周恩来讲了国际形势，毛泽东最后给师生们讲了整个抗战形势，并欢送和鼓励师生们到部队去、到前线去打仗。
这是孙殿甲第二次见到毛泽东了。第一次他在教导团，到延安后还没有转移到洛川去的时候。当时孙殿甲虽然离毛泽东不是很近，但还是看见毛泽东那时候穿的是部队的灰军装，戴着一顶工人帽，而且是站着讲话，讲话很风趣，这些都给孙殿甲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就在这次毕业典礼上，各连队在会场上轮流唱着由成仿吾作词的毕业歌：“这是时候了，同学们！我们走上前线。我们的血已沸腾了，不除日寇不回来相见。快走上来吧，我们手牵手，要同我们的敌人血战！我们要去打击侵略者，不到胜利不回来相见。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别了，别了，同学们，我们再见在前线！”这首歌让所有的抗大师生、爱国青年们都热血沸腾，也让他们每一个人都终生难忘。
七七事变以后，由于许多的城市沦陷于侵华日军，在“平型关大捷”的鼓舞下、在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下，越来越多不愿做亡国奴的爱国青年纷纷跨越千山万水奔赴延安，奔向共产党。
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开学时，学员人数已经达到了l万多人。副校长罗瑞卿在开学典礼上兴奋地说： “抗大抗大，越抗越大！”面对这么多的学员，教师队伍的壮大成为了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学校领导经商议决定，在每一批毕业生中筛选出一些优秀的毕业生进入教员训练队，以充实教师队伍。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员毕业后，大都由校方分配到全国各条战线工作。孙殿甲和叶尚志等人因学历较高、理论水平较好，学校通知他们进入总校新开设的政治教员训练队进修，继续学理论，准备当政治教员。
在训练队学习期间，正值中央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全国各地的中央委员和主要领导人都到会，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抗大校部充分利用时间，热情地邀请中央领导人给政治教员训练队的学员讲课。
孙殿甲在这个时期听过周恩来关于国内局势和武汉大会战的长篇报告；还听过朱总司令关于华北抗战形势报告，项英关于新四军的报告，潘汉年、程子华等有关报告。尤其是六届六中全会讨论的问题和结果，更是学习的重要课题。这是孙殿甲他们继毕业典礼听过的重要报告的继续和补充，为日后的政治授课和理论研究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随抗大一分校赴敌后办学，成为一名政治老师，桃李满天下。
1938年年底，当日寇的疯狂进攻和国民党反动派制造的妥协投降危机像滚滚乌云向我袭来的时候，毛泽东在12月13日抗大“关于学校建制改变”干部动员会上的讲话中及时指出： “中共中央六中全会估计到广州、武汉失守以后，战争的形式要逐渐进入新阶段。我们的任务就在如何增加力量来停止敌之进攻，准备我之反攻……在今天，广大的敌占区域没有普遍的游击队的活动，千百万群众没有人去组织，去领导他们进行抗日斗争……这就是说，中国还有很多地方，没有国民党、没有共产党、没有抗日武装，没有把这些生动力量统统都发掘出来，这些工作都要人去做。”
根据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中央军委决定抗大挺进敌后办学，建立第一、第二分校，以打破敌人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吸收和培养更多的干部，去组织和武装群众，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和巩固抗日根据地。
孙殿甲这时刚刚从政治教员训练队毕业，他作为一名政治教员随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东渡黄河，奔赴晋察冀。开始一分校是白天走路，晚上睡觉，过了那条汾河以后，进入敌占区改为晚上走路，白天休息。孙殿甲还记得看到山西的铁路很奇怪，因为是单轨，比津浦路的火车小。
虽然一路上行军比较辛苦、紧张，但是没有遇到危险。因为按照一分校的行动路线，沿途部队都作出了掩护方案，各部队都掌握了整个敌人的情况。当敌情比较缓和的时候，让一分校师生赶陕行动，在敌人扫荡的时候，就带着师生们进行周旋。
一分校从陕北到达晋东南后，在晋东南休整了一个时期，然后从晋东南才逐步地向山东前进。晋东南是八路军的根据地，学员再次出发时每一个学员都穿上了新棉衣。因为山东根据地被称为“小延安”，军民关系非常融洽。一分校师生走到老百姓家中打扫院子、担水、照顾老人生活，和老百姓打成一片。所以，部队发下来棉布和棉花以后，几天时间，房东就帮孙殿甲他们剪裁做好了棉衣。
1940年1月，一分校刚到山东立即进行了整编和招生工作。他们接受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的领导和指挥，同原来山东纵队军政干部学校合并。紧接着，一分校派出第一大队，由大队长贾若瑜、政治委员廖海光等同志率领，到胶东地区与胶东军政干部学校合并，编成“胶东支校”，分散活动于平度县大泽山区。
当时胶东支校上课没有教室，就是在露天的树下、在背阴的地方、在广场上，学员们都坐在背包上，老师拿门板当黑板，写完一个标题就上课了。当时也没有什么教材，老师们讲课完全凭自己的记忆力，学员们学习也靠自己的记忆力。抗战后期局势稳定一些后，总校发了一些教材，有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统一战线的政策，还有毛主席的《论持久战》。
胶东支校创建初期，正是日军扫荡最疯狂的时期。日军的扫荡是季节性的，夏季扫荡通常是在麦收以后，秋收以后扫荡抢粮食。胶东支校面对这种形势，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教学方式。在敌人扫荡的间隙，学校安定地训练。在敌人扫荡的时候，学校师生就进行运动战，来防止敌人的袭击，防止敌人的埋伏。
因为胶东的群众思想比较先进。军民关系非常好，所以根据地的情报工作一直非常好。日军突然袭击和扫荡时，都有老百姓和侦察员告诉学校，师生们迅速转移到敌人的侧方、敌人的后方，导致鬼子多次扑空。
孙殿甲在胶东支校做政治教员，一教就是五年，1945年抗战末期，孙殿甲当上了教导团的政委。这五年，他带的学生无数，可谓名副其实的“桃李满天下”。他教的学生中，有赫赫有名的将军迟浩田。
他非常感慨地说：“就因为自己有点文化，才能活着度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因为抗战时期，共产党军队对知识分子非常爱护，无论何时何地都全力保护教师以及知识分子，把他们安排在最安全的地方。
他说： “打仗的时候，团长就把我们政治教员放在后面，搞后勤工作，不是叫你到前方去打仗。”
从进入抗大政治教员训练队的那天起，孙殿甲就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院校结下不解之缘。从1937年起，他一生几乎都在军事院校工作。离休前他是南京高级陆军学校副政委，为军队的教育事业作出了杰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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