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我的外祖父和父亲，以及舅舅像许多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一样，不顾个人和家庭安危，毅然投入滚滚的抗日洪流尽忠报国。
▲作者与父亲合影
好多天没去探望老父亲了，吃罢晚饭，买了苹果和香蕉赶往医院探望。这几年父亲明显衰老了，但身体尚可，思路清晰。父亲平时话不多，每次去探望他，都沉默地坐在床上看电视，我则翻看报刊，一小时后看看时间差不多了，便站起来说，我走了，父亲便拄着拐杖送我到电梯口。
这次去探望老父，他似乎有点反常，特别唠叨，一句话反复说了几遍。先是说起原山东省纪委书记李发荣89岁走了，又说起杭州的浙江美院原党委书记高培明，也是89岁走了，还谈起河南信阳的李其东大爷走了，也是90岁，最后说到自己今年已90岁了，看来也要走了。我安慰他：“你只要少生气，控制好熊脾气，还能活十年。”父亲点头坦诚地说：“唉，我的脾气是有点不好。”
橘黄的灯光下，父亲光着脑袋，身着白底蓝条病号服，枕头垫在后背，躺靠在床头，一脸的沧桑。他感叹地说：“小时候的事情就在眼前，转眼就90岁了，人生真是太快了。”
说罢，父亲反复对我说：“我不是‘二鬼子’，我是地下党组织派进鬼子据点的。”并向我回忆起了那段并不如烟的往事。
父亲13岁那年，即1941年秋天割麦子时节，中共地下县委书记李其东找到他说：“我给你找了个吃饭的地方。”父亲一听很高兴，急切地问：“什么地方？”李其东神秘地说：“鬼子据点，给做饭的厨师打个帮手。”父亲头一偏，失望地说：“我不去！”李其东劝导他：“你先去干着，到时保证送你去读书。”李其东是父亲的堂兄，平时对父亲挺关照，父亲听说送其去读书，勉强点头同意了。
翌晨，有个姓范的师傅带父亲走了十八里路，来到夏张地区鬼子据点，只见据点外面环绕着一条五六米宽的护城河，铁丝网里面是砖头砌成的石墙，戒备森严。
范师傅将父亲介绍给了大块头李厨师。当天上午，父亲便开始干活，见淘米木头十字架一米多长，与自己人头那么高，烧饭的锅子很大，放满水可以进去洗澡。父亲使劲地在大铁锅里捣鼓，淘完米又洗菜，虽然忙一天，但饭管饱，菜也好吃。
每天清晨，那个范师傅便挑着两个木桶过来，倒剩下的饭菜，再去喂猪。他每次来都要关切地问父亲：“今天有多少鬼子在据点里吃饭？”父亲将每日统计吃饭的人数报给他。父亲开始不知道问这些干啥，后来才明白他是在摸敌情。这个据点驻扎着一个中队的鬼子，大约一百多号人，每天留在据点里有多少人吃饭，就能算出鬼子出动多少兵力外出。
时间久了，父亲与据点里一些鬼子也厮混熟了，鬼子等级森严，上等兵扇下等兵左耳光时，他非但不反抗，反而给右脸让你继续抽，嘴里还“哈依！”。下等兵打开水、清扫卫生，并为老兵擦皮鞋、洗衣服等服务已成惯例。下等兵吃饭时还要让老兵多吃。因每人都有定量，一些下等兵吃不饱，晚上便悄悄地找到父亲讨馒头吃：“孤独猫（日语：小孩），馒头。”父亲也不敢得罪他们，便偷偷地塞给他们几个馒头等面食，一来二往，经常讨馒头吃的几个鬼子便对父亲特别亲热，彼此似乎成了“朋友”。
一年多后的一天清晨，范师傅神情严肃地对父亲说：“带上自己的衣服和用品，今晚你就离开据点，送你到泰安军分区读书。”父亲听罢高兴得跳了起来，范师傅警惕地张望了一下，见四周没人，便从口袋里取出一包东西交给父亲，神秘地说：“你其东大哥要求你，做晚饭时，将这包东西撒在大铁锅里，千万注意，自己不能吃大铁锅里的饭。”父亲顿时明白了这是给鬼子下毒药。早年父亲读过几年私塾，平时也读点书报，明白国仇家恨和民族大义，尤其亲眼目睹了鬼子到村庄烧杀掠夺的暴行，心怀仇恨。
有次，父亲目睹了鬼子到自己所在的南北楼村扫荡的暴行，一队鬼子进村后，先烧了村前的房子，见房前的邻居男青年李大哥向西山逃跑，有个鬼子举起了三八大盖就是一枪，李大哥便应声倒地。住在隔壁的高培明见鬼子追踪自己，他溜到父亲的院里，脸色煞白地对祖母说：“鬼子在追我！”祖母来不及考虑，赶紧将他领进屋里，让他躺在床上，盖上被子。很快，几个鬼子闯进院子，叽里呱啦一阵，祖母听不懂。鬼子见大院里有两只母鸡，便抓起了母鸡，抓完便忘了抓人。临走，有个鬼子见门前那棵石榴树上挂着石榴红得似火，随手摘了一只，猛地咬了一口，苦涩得大吐，父亲见之窃笑。父亲亲眼目睹了鬼子的种种暴行，早已恨之入骨，听说要毒死这些野兽，便爽快点头应允。
下午，父亲整理好衣服和用品，打好包袱，便来到厨房淘米，忐忑不安地添材烧火，趁没人之际，迅速将那包毒药撒入大铁锅里，又麻利地洗菜，等米饭散发出香喷喷的味道后，便悄悄地回到宿舍，取了包袱直奔指定的接头地点。
范师傅见父亲赶来后，急切地问：“那包东西撒到锅里了吗？”父亲点点头，他高兴地说：“这下可好了！让鬼子瞧瞧我们八路的厉害。”
当晚，泰安军分区的团委书记李发荣代表党组织送父亲到黄河西军分区学校去读书。李发荣与父亲同是南北楼村的村民，他家里的院子很大，房子也气派，因其父顶撞了鬼子，被鬼子刺刀枪捅死，房子也被鬼子当作办公楼。李发荣对父亲的行动给予了高度赞扬，临上船时，嘱咐父亲好好读书，并特意送了一支墨绿色的新民金笔，父亲视为珍宝，一直伴随他几十年。
父亲后来听说，据点里的鬼子吃了下毒的饭后，七倒八歪地倒地呕吐不止，正巧有另一个中队的鬼子路过，他们发现惨状后，立即实施抢救，救活了大多数人，但有不少人命归黄泉。这次中毒事件中到底死了多少鬼子，父亲至今也没搞清楚。因村里有汉奸，父亲担心鬼子报复家属，对此事一直守口如瓶。村里的人不知父亲是地下党组织派进去的，有人嘲笑父亲是“二鬼子”，父亲也不敢解释，忍辱负重地背着黑锅。
读了几年书，父亲被分配到泰西军分区任宋政委的秘书，一年多后又被任命为长清县第八区区长，在工作中与母亲相识相恋。
开国大典后，父亲南下到上海，母亲也从北京中国银行调至上海，有情人终于成为眷属。有次父母吵架，母亲不知轻重地骂他：“二鬼子”。吓得父亲严肃地告诫母亲：“这事千万不能外传，否则，我的政治前途就完了，我们这个家就完了。”母亲明白了事情的严重性，吓得不轻，以后再也不敢骂“二鬼子”了。
后来父亲填干部履历表时，对党忠诚老实，将这段历史如实地写入表格，向组织说明情况，以备审查。文革中，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假党员，因为有了那段特殊的经历说不清，辨不明，其问题一直被悬着。
1971年“9.13”事件后，大批老干部得以解放，父亲也被摘去了叛徒、假党员等帽子，但山东人脾气火爆，常常因脾气而惹祸。有次单位里的造反派头头侮辱父亲是日本鬼子的汉奸，点到父亲的痛处，他一时失控，竟然动手揍了他，结果闯下大祸，被炙手可热的造反派司令王洪文在万体馆干部大会上点名批判，上纲上线，定性为老干部报复造反派的典型。王洪文是“文革”造反派的代表人物，风云一时，官至党中央副主席，可谓是一言九鼎。结果可想而知，父亲再次被打倒，故此，下放到车间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1976年秋天，“四人帮”被粉碎，父亲终于熬出了头，被借调到市委工作组。为了防止今后再被纠缠，他主动向组织提出了这段压抑了几十年的历史心病，希望组织认真调查给予结论。组织上很重视，派人去河南信阳找到时任商业局长的李其东和时任济南市委副书记的李发荣，以及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高培明等人了解情况，最后给出了是党组织派进去，消灭鬼子有功的结论。为此，父亲参加革命的时间由解放战争，提前到了抗日战争的1941年。革命的资历增加了，工资和待遇也相应增加。
父亲已90岁高龄，如今住院医药费全免，我有时开玩笑说父亲为党贡献不多，却享受待遇太好。了解了父亲的抗日经历后，我对老父有了新的解读，小小少年深入虎穴，一下子消灭了如此之多的鬼子，与当年红极一时的电影《鸡毛信》里的海娃一样，也是个少年抗日英雄，且功勋卓著。
（摘录自上海纪实《祖辈父亲的抗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