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静在山东的战斗历程

Admin 发表于2014-10-20 00:50:31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以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军为确保其占领区,基本停止了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把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则开始采取“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方针。在山东,日军对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扫荡”。以沈鸿烈(国民党政府委任的山东省政府主席)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从而使山东的抗日局面陷入尖锐复杂的三角斗争之中。11月,中共中央作出“派兵去山东”的决策。12月20日,第115师师部和第686团在师政治委员罗荣桓、代师长陈光率领下,组成东进纵队,从晋西冒雪东进山东,于1939年3月2日到达郓城。部队长途转移中,身为侦察科长的苏静,一直跟随罗荣桓、陈光等领导行动,负责沿途的敌情侦察与同友军联络等工作。3月中旬,苏静改任115师东进纵队司令部秘书长,5月又兼任军法处处长。1939年底,115师在罗荣桓、陈光领导下继续东进,经津浦路进入抱犊崮山区,开始创建鲁南根据地的斗争,并结合当地的情况,运用罗荣桓后来总结为“插、争、挤、打、统、反”的六字方针。插,就是插入日伪军之间,和国民党军队之间的空隙地带,隐蔽地由边缘深入腹地。争,就是广泛发动群众,争取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挤,就是挤掉消极抗日和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势力。打,就是打击日军和汉奸武装。统,就是同国民党军队,特别是驻鲁南的东北军疏通团结共同对敌。反,就是反“扫荡”、反摩擦。发展抗日力量,扩大根据地。

    3月下旬,罗荣桓从东平县常庄出发,前往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驻地。苏静带领一个骑兵连,护卫罗荣桓。3月底,罗荣桓、苏静一行在大汶口附近机智地越过日军防守严密的铁路封锁线。在沂水县的王庄,苏静随罗荣桓见到了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山东纵队指挥张经武和政治委员黎玉等。随后,罗荣桓向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干部传达了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重点阐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罗荣桓的传达与阐释,观点明确,切合实际,给分局干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115师深入泰西地区,好似一把尖刀插入日伪军心脏,严重威胁着济南、泰安和津浦铁路(天津至浦口)中段,引起日军惶恐不安。1939年5月初,日军抽调兵力近万人,兵分九路,向泰西抗日根据地扑来。在与日军进行的“扫荡”周旋过程中,第115师师部及中共鲁西区委机关和686团(欠第3营)、津浦支队共3000余人,被包围在陆房地区方圆不足10平方公里的地方,情况十分危急。在敌人的重重围困中,我军打得非常顽强,经过一天血战,部队官兵水米未进,击溃日伪多次进攻,敌人损伤1300余人,由于我军的英勇抗击,使敌人不敢靠近。傍晚敌人兵力收缩,我军则乘夜暗分几路突围。苏静和政治部民运部部长潘振武当尖兵,带领师机关的大部人员轻装疾进,从日军“铁壁合围”的缝隙中钻了出来。第二天日伪军开进陆房时扑了空。

    部队突围后苏静始终惦念着存放在那里的东西,虽然两门丹麦产的小山炮已带出,但炮弹埋在地下,还有一些来不及带出的东西仍留在陆房,他带了几名侦察员,待敌人撤走后,迅速进入陆房村。此时,炮弹被敌人拿走,只找回了罗荣桓的皮大衣,取回了埋藏的照相机和一些小物件,苏静有很多“长征”背出来的珍贵资料,遗憾的是在这次陆房突围后都被敌人挖出而丢失了。

    陆房战斗,粉碎了日军歼灭115师主力部队和党政机关的企图。战斗结束后,针对部分官兵对此战认识不够统一,甚至存有异议的问题,罗荣桓赶到无盐村,在干部大会上肯定了突围胜利的重大意义,表扬了指战员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给官兵以巨大的鼓舞。

    此后苏静留在运西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以115师东进纵队司令部秘书长的名义,带了一个骑兵连,在寿张县建立抗日民主政府,选了一位县长,由我们的文书协助他工作,宣传抗日、征兵、筹款,80亩地以上的大户都要捐款,很快筹到几千块大洋,带回鲁南补充了军费开支。当时根据地还在建设巩固中,军费也非常紧缺,师部所在的鲁南地区更是艰苦。

    同年7月初,罗荣桓让苏静陪同陈光到685团所在的肖县,当时彭明治任团长,吴法宪任政委。苏静带了一个骑兵连陪同陈光,经津浦铁路到达肖县,大约住了20余天,临走时彭明治送给苏静一支驳壳枪和一头骡子,他们早就认识,是多年的老战友了。陈光又要了两个连队,主力10连和新兵2连。彭明治是真舍不得10连,但首长开口了也不得不给,没想到回去的路上就用上了。一行人马走到梁山附近就发现了敌情,日军一个大队抬着两门大炮趾高气扬地由汶上至靳口向梁山进犯。了解敌情后,陈光当即决定带领手下的部队,并联络当地的独立旅,以优势兵力做好伏击准备,一举歼灭了这股敌人,缴获了不少武器弹药,歼灭日军300余人。陈光将两门大炮留给了杨勇。听说日军首领还是日本皇亲,他们决意报仇。次日,日军5000余人,并乘100余辆汽车和坦克分路对运西梁山一带进行残酷扫荡,寻找115师部队决战,我们则利用青纱帐与之周旋,运用罗荣桓总结的“翻边战术”对付敌人,直至8月底日军才分路撤回。

    1940年3月,苏静由第115师司令部调任师政治部保卫部担任部长,在复杂的环境中担负起锄奸、防特、甄别敌我的政治保卫工作。师保卫部下辖3个科,100余人,负责内部保卫、侦察敌情和预审工作。苏静到任后,首先抓了关系重大的内部保卫工作。

    就在他到任前的1月,发生了师政治部副主任黄励突然自杀事件。苏静到任后组织专门人员展开了调查工作。经过调查,结论是:黄励因个人生活作风问题未处理好、且对革命斗争形势悲观失望而自杀。对于这个结论,师机关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曾与黄励有暧昧关系的政治部某女秘书是日本特务,黄励是被她害死的。针对这一不同意见,苏静展开了认真而慎重的调查。最后,通过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关系,终于查清这个女秘书确系从青岛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平时比较活跃,个人生活作风上疏于检点,是一个有缺点的革命青年,而非日本特务。苏静认真细致与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划清了两种不同性质问题的界限,挽救了同志,防止了因黄励事件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与扩大化。

    山东湖西事件(即湖西肃托扩大化)给我党我军造成极大的损失和混乱,在军内外产生了很坏的影响,为此罗荣桓亲自前往处理。此时,保卫部也送来一名被逼供信搞出的所谓托派的女同志。苏静没有要求对她关押,她可以自由地在院内洗衣服正常地生活,等待组织甄别。经过一段时间,供托者发现这里与湖西的做法不一样,也认识到自己抓托派没有重证据,就主动翻了供,这位女同志十分感激,重返了工作岗位。苏静在保卫部工作期间,一直按罗荣桓同志的精神,认真慎重识别每一个人,重证据不轻易抓人,他后来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抓人容易放人难啊!抓错了,放时怎么对人交待呢,抓人一定要有证据,这是很重要的问题。”直至文化大革命时期,在打倒声一片的那个混乱年代,苏静仍然保持他一贯的工作作风,在他到地方参加军管时,依然坚持没有证据不能随便定性抓人!

    抗战时期斗争形势非常复杂,狡猾的敌人也经常变换花样,利用汉奸搞假抗日组织。一时间出现了“青年协会”、“梅兰竹菊会馆”等民间组织,以“积极”参与抗战的形象吸引进步的文化青年,其中“青年协会”最为活跃,他们并有计划地搞了一些活动,包括营救八路军被关押的同志。日本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营救”行动顺利进行,那时被营救的有陈沂同志的爱人马兰等同志。用此等方法迷惑我军和进步人士,让大家认为他们是真正的抗日进步组织。而他们内部组织严密,有一整套工作汇报方式。再经过一段时间,又让这些进步青年有组织地加入我们的队伍。当时的保卫部部长苏静,细心观察,并与新人伍的青年进行交流,从中发现了问题,通过反复调查,认真分析,锁定目标,抓住了混在抗日青年中的特务头子孟照义,其兄弟二人同时入伍。待情况搞清楚以后,向他讲明我们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样他交待了犯罪事实,如何利用青年学生收集情报,如何把情报向日军通报。问题彻底搞清楚后,苏静召开了公审大,召集当地所有百姓和刚参军的进步青年数百人参加,公开审讯,让孟照义在大会上如实供述,讲清自己的身份、任务和来龙去脉,当众承认自己是日本汉奸特务,现实让大家恍然大悟。经过这场甄别锄奸斗争,敌人的阴谋被彻底揭穿,使许多真正的进步青年受到了斗争实践的教育,知道自己过去上了敌人的当,更加坚定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决心,同时这场斗争也教育了广大群众擦亮眼睛,保持了我们队伍的纯洁。由于孟照义的坦白交待,苏静按我党的政策,对他进行了宽大处理,当场放了他,他的弟弟经过认真甄别,确实也是不知情者,征得本人同意,给了一点钱,让他在离部队远些的地方开了个书店,维持生计。

    苏静在办此案的过程中贯彻了罗荣桓同志“尽量不杀,大部不抓”的思想,认真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瓦解了敌人,团结了同志,苏静细致谨慎的工作作风提高了我军在老百姓心中的威望。后来,这些受了教育的进步青年都有很好的发展,成为部队的骨干力量。

    1941年1月,苏静兼任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此后,山东的对敌斗争形势更加严峻。日军鉴于多次集结重兵“扫荡”无效,其特务机关则采取多种手段,不断派遣特务,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渗透。日本侵略军斗争方式的转变,使得抗日根据地的安全保卫工作更加艰巨,隐蔽战线的对敌斗争更加复杂。

    当时一个叫水原清的日本人,自称是日本共产党员,在鲁中抗日根据地的边沿地区活动。此人以“左”的面目出现,积极与八路军联系,甚至主动提供日军方面的情报。然而,在背地里,水原清则向群众宣传所谓的建立新“实验区”的思想,认为八路军公开武装抗日,办法“太硬”了,要吃大亏。应该建立一种既没有共产党、八路军又没有日本人的“实验区”。除了这种宣传外,水原清还开办医院、学校,并主张在山东大面积推广“实验区”,从而达到中日“人民”真正“合作一体”、“共存共荣”。

    水原清的出现,引起苏静的高度重视。他曾经陪同罗荣桓一道化装成普通干部的模样,亲自同水原清谈话,抵近观察这个来历不明的人物。在罗荣桓的领导下,苏静亲自部署了揭开水原清之谜的工作。他主持保卫部门通过驻济南的中共地下组织开展秘密调查,同时利用八路军武工队缴获的日本特务组织的文件进行分析。经过反复查证,终于揭开了水原清之谜。原来,这个自称日本共产党员并“积极”接近八路军的人,是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的间谍。在大量的证据面前,这个狡猾的特务分子不得不认罪伏法。

    1942年,经战友张雄的爱人戴流介绍,苏静与抗大毕业分配在115师的干事冯澍芬结婚,50余年风雨同舟,相濡以沫。

    1943年3月,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山东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第115师与山东军区合并组成新的山东军区,保留第115师番号,任命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115师政治委员兼代师长。随着组织领导机构的调整,5月,苏静担任了山东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和山东战时行政工作委员会公安处副处长,参与领导山东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保卫和治安工作。苏静还抓住这时日军活动的特点,大量阅读缴获的日伪反共文件,从中掌握敌人的动向,并亲自摘录重要章节汇集成册,印发各部队,更有针对性地粉碎敌人阴谋。

    这一期间,为了适应山东抗日斗争的需要,苏静领导保卫部开办了烟厂。烟厂设在日照县,位于日本占领区与抗日根据地交界处,它实际上是八路军保卫部的联络站。在创办烟厂过程中,苏静领导保卫部的工作人员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生产出了大鸡牌香烟。香烟盒上的图案是苏静让师政治部宣传部的一位干事设计的,红色的背景上一只金色的雄鸡报晓,取雄鸡一唱,旭日东升,天下光明之意。

    烟厂办起后,产生了综合效益。几年来,一批批派遣人员由此走出抗日根据地,前往华东、华北敌占区的大中城市,在当地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开展隐蔽战线斗争。通过生产经营,补充了山东军区和部队的经费不足,也改善了根据地供给。同时,还为根据地培养了一批生产经营的技术骨干。事过多年,大鸡牌香烟成为了当地一个名牌,至今仍受到消费者的欢迎。□烽火公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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