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队冬天在山里活动是非常困难的。雪有一两尺深，连条道也没有，我们一行动就留下足迹，敌人发现便跟踪追来。有些地段长满了小白桦树，树不高面积却很大，有的几十米，有的几里长，手指粗细的小树密得连条狗都钻不进去。一到这样的地段，我们就得大绕，有时绕几个小时才能通过。
有时遇上被山火烧过的松林，面积大的几里、几十里不等，满地焦枝，倒木横躺竖卧，白雪一盖看来像一片高地，如走进去便人仰马翻。因此，在山里行军很慢，有时一天也走不了二三十里路，同时饮食、住宿也非常困难。更困难的是不易辨别方向。密林四周都是树，在空旷的地方四面都是白茫茫的山峦，有时走几十里甚至两三百里，不用说村庄连个人也遇不上，还不知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突然遇上敌人。幸而我还有指北针，用它来掌握方向。还有一本小地图一不顶用的普通地图，由于我们落脚的地点连个地名也没有，就是有个小地名我们也不知道，就是知道在地图上也找不到，因此地图有时也失去作用了。
毕竟我们还是比较熟悉山林生活的，每天一行动，就记天数、估计里程、掌握方向，估摸这是到了哪儿，到目的地还有多远……一天，前哨排突然同敌人接触了，跑回来一个战士向我报告了敌情。原来是驻金矿的敌人六七百人向我们扑来，前哨排在老沟金矿东被敌人包围、消灭了。我带部队立刻转移，走了一夜，爬过了大兴安岭的分水岭。
第二天清晨，来到了西麓的库楚。这里东南和西南有两座较高的山峰，西北有一块高地。我看过地形后，决定在这里扼守三面山头，伏击从东北追来的敌人。部队在一片树木稀少的平坦地方休息下来。我正和干部们研究伏击兵力部署，战士们刚端起碗来吃饭，另一股敌人从东南和西南扑了上来，占据高地把我们包围了。先是东南“砰”地响了一枪，我猛抬头一看，只见一个哨兵中弹倒了。战士们听到枪声，扔下碗筷，摸起武器就往起站。这时东西南三面枪弹齐飞过来，我忙喊：“散开……卧倒……”就在这短暂的时间里，部队遭受了惨重的伤亡。战士们被射来的子弹压在雪地上抬不起头，战马被打得横蹦乱跳，有的中弹倒地。
敌人藏在山上的树后面，几乎是一枪打倒我们一个。可我们却看不见他们，有时即便看见人影一晃，还击一枪，但却打不中。不打还好，一打，哪儿枪一响，就招来三面的回击。这稀落的枪声，每响一声，就像从我身上割掉一块肉似的疼痛。
我想：这样下去非全军覆灭不可!于是决定冒险突围，抢占有利地形，便高声大喊：“向西北冲!抢占西北的小山包!冲啊!”战士们闻声站起，冒着弹雨冲上了高地。一些负伤的战士，也挣扎着往小山上爬。冲上高地，部队仅剩下二十五人了。敌人迂回过来，把我们团团包围在方圆百十米的小山头上。我想：看不见战士在什么地方，不知道周围地形，怎能指挥呢?我刚往上一爬，一颗子弹迎面落下，溅起来一团雪花。我猛地蹿出洼地，一颗子弹“噗”一声落在我的脚下，我赶忙卧倒往旁边滚了过去。我在雪地上爬行，到这个战士旁边指示一下监视方位，又到那个战士身旁告诉他姿势矮一些。只见中队长任德福负伤好几处还在独当一面，战士李长德的腹部中弹还在咬牙坚持着还击。
战斗还在继续进行着，狡猾的敌人几乎是不见目标不开枪。我绕小山头爬了一圈，痛心地看到了二十五个人又伤亡了一半。告知干部我的指挥位置后，我又回到洼地。趁夜天暗时，我带十四个人冲下了小山，在密林里又打退了敌人。然而，一个负伤骑马的姓李的战士走散了；机枪射手全牺牲了，机枪弹也打光了，只好把机枪卸开甩掉了。部队向东北冲去，一宿也没住脚，总算甩开了敌人。第三天，我们在兴安岭东麓停了下来。我说：“休息一下吧，敌人不会马上追来。他们要打扫战场，还要搜山……”
我的判断是对的。我们十四个人，有八个人负伤了。没负伤的低头不语，负伤的痛苦落泪。派到三支队工作的军司令部宣传科长陈雷同志，右手紧紧地掐着左手腕子，坐在我身旁说：“支队长，大概是血管断啦!”我让他松开手给我看看。他一松手，血一下喷出一尺多远。我一看确实不轻，好则没伤骨头，忙让他掐住伤口。我从怀里掏出一团棉花，从衣服上撕下一条布，把棉花捻成条，从地上拾起一根小树枝，开始给他处理伤口。我握住他的左腕子，让他把右手往上移一下按住血管，露出伤口来，我用棉花条往伤口里探。他疼得把牙咬得紧紧的。我又用小树枝把棉花往里塞塞，这时他的脸色都变了，汗珠子像黄豆粒似的顺脸往下滚。最后我把棉花弄成一个团按在伤口上，用布条紧紧扎上。
就这样，他一声也没吭。我刚给陈雷包扎完伤口，战士李长德哭着喊我：“支队长，你再给我看看吧!”我走过去把他扎着伤口的裹腿解开一看，哎呀!子弹从肚子左边打进去从后腰出来的。让他动一动，伤口一个劲儿往外涌血。看部位和根据他行军一夜的情况判断，还没伤着肠子。我掏出点棉花把伤口敷上，又用裹腿给他包扎起来。这时，他拉着我的手哭着问：“支队长，你看我还行不行?不行的话，就让同志给我补一枪吧!也别让敌人把我捡去，就算我李长德革命到底啦!”我一听心里一紧，望着这个年轻战士泪水模糊的双眼，安慰他说：“不要紧，没伤着肠子和骨头，不然你早就不行啦。”他相信地点点头，再不言语了。
我知道中队长任德福的伤最重，可是他坐在那里既不叹气也不流泪。我走过去问他：“老任，咋样?”他摇摇头，咬着牙说：“没啥，坚持得住!”他左半面身子被机枪弹打伤了好几处，左上肢骨也断了一股，我又帮他包扎了一会儿。看过伤员后，我才意识到我们置身在大风雪中，心想：还是走吧!往哪走呢?只有往东北走，往苏联走!于是我低声说：“咱们十四个人开个会吧!研究往哪走?”人们抬起头望着我，谁也不吱声。过了一会儿，任德福问我：“支队长，到苏联还有多远?”我说：“五百多里地。”有的说：“支队长，你说咋办就咋办，你往东我们不往西!”有的说：“十四个人不能回嫩江，回去那简直是送死!”大家都愿意往东北走，这正合我的想法。
于是我说：“好!那就决定往东北走。”这时我又想到了伤员，接着说：“伤员咋办呢?”没负伤的都表示：活，活在一起；死，死在一块儿，说什么也不能扔下。伤员们被感动了。任德福说：“说起来我的伤最重，革命嘛，就得有死有活，到这个地步，谁也难照顾谁。只要有口气就往前走一步呗，走到哪算哪儿!”我抬起头来严肃地说：“好，咱们就出发。不过在走以前我要交代一下：如果敌人把我们打散了，各人往东北走，奔赴苏联去。如果谁不幸被捕了，千万不要泄露秘密。如果我牺牲了……”说到这儿，我看一下陈雷和任德福，接着说：“你们别管我啦，你们都往东北走吧!到苏联去，那里有我们的同志，李兆麟同志也在那里。”
渴了吃雪，饿了嚼草，我们走了一天两宿。到了第五天，在离南阳河不远的一块高地上，我们又被敌人包围了。穿黄色大衣的日军在远处据守着山头，监视我们的行动；着白狍子皮袄的伪骑兵在山下一步步紧逼上来。战斗一开始，我们便牺牲了一个战士，剩下十三个人据守这块高地。伪骑兵可能知道我们的人已经所剩无几了，于是像羊群似的向高地拥来。我趴在雪地上，看准跑在头里的敌指挥官，抽出牺牲战士小宋留给我的小马枪就是一枪，把那个家伙打死了。事后得知，这个家伙姓梁，最反动，是南阳河讨伐队的队长。
伪骑兵看他们的“首领”被打倒了，便像秋风扫落叶似的退了下去。我们每人有一支大枪，还有一支驳壳枪，占据着有利地形，不像头两次挺着挨打了。敌人急于求成，改变了战术，不断发起集团冲锋。伪军往上一冲，’人少时我们用步枪打；人多时，等他们爬到眼前，我们就用驳壳枪猛扫一阵，再抛出去手榴弹一炸，他们只好再滚下去。就这样，从上午打到下午，他们也没得到便宜。日本鬼子在他们背后紧逼，伪军又分成小股同时冲锋，但一次又一次地被我们打了回去。敌人泄气了，退到树林里不动，和我们对峙上了。
我真怕这一招，我们都五六天没吃饭了，高地上光秃秃的，连一根草都没有，真要这样对峙两天，饿也把我们饿垮了。地上雪深一二尺，山风又大，我们不敢往起站，活动又不敢活动，这样在雪里趴一宿，不用说伤员，就是没有伤的，冻也冻僵了。我们的人焦虑万分，迫切希望我这个指挥员设法脱险。黄昏时分，日军频频调动了。我判断将有一场激战。敌众我寡，我们伤亡到什么程度?是否还有力量冲出去?那就很难说了。这时，焦躁不安使我冲动了，陡然想起了小宋的话：“拼吧!拼死一个够本，拼死俩赚一个。”我下定决心在敌人还没完成部署以前拼了。于是我从怀里的小包袱中掏出来三支队的全部积蓄一几十两黄金、几千元伪币，放在雪地上，准备把金子扬了，把票子烧了。我正在低头解小包袱，突然一只大手把我的腕子抓住了。
抬头一看，是蹲在我身旁的一个战士。大概他猜透了我的心意，声音颤抖地说：“支队长，你这是干啥?”我迟疑无力地说：“不要啦!”他扔下枪用双手捂着黄金和伪币，身子几乎趴在上面，仰头说：“支队长!咱们还要用哪!走出去没有哪成啊?”我说：“怕走不出去啦，拼吧!这些东西咱们别要啦!”他两眼盯住我的脸，考虑了半刻，说：“拼!我们十几个人能拼过那么多人吗?还不拼得一个人不剩啊?还是到晚上往外冲吧!不能都冲出去，可也不至于一个人不剩。”
说到这儿，他放开包袱，推动着我的胳膊说：“支队长，支队长，收起来吧!拼不得，还是带我们冲吧!能冲出去!”他已泣不成声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战士教育、提醒了我，使我冲动的头脑冷静下来，思考着突围的办法。出乎我的预料，傍晚时敌人没攻，而采取了围困的办法。暮色苍茫时，我看了一下地形，决定从东北往下冲。我爬了一圈，挨个告诉大家：“天黑时，往东北角移动，我去那里掩护，往东北冲，目标一东北的树林子……”
天黑了，群山静悄悄的，我们的人一个一个爬了过来，准备往东北冲。我和蹲在我身边的那个战士爬到东南面，用力向山下抛去两颗手榴弹。“轰轰”两声，敌人被惊动了，注意力集中到这方面来，随后盲目地打起枪来。这时东北角上的十一个人冲下去了。我和那个战士一跃而起，一粒子弹“噗”一声打中了他。他翻身扑倒了。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我不能看他一眼，不能听他临终前的一句话，就忍痛往东北滚去，起身冲下高地，赶上了队伍。在高地突围后，走了一宿。
第六天下午，敌人把我们困在河沟里，晚上我们又突了出来。第七天，伪骑兵把我们围在一个小山上，打了半天，敌人有时竟冲上来，仅离我们十几米，真是危险万分。好歹坚持到天黑，晚上我们又突围了。第八天下午，敌人又追上了我们。我们拼死拼活地且战且走，夜间赶到一条小路。
深夜，遇上了一条横过小路的河沟，两岸长着柳树毛子。我告诉大家，一个人踩着一个人的脚印往河里拐，在河沟里隐蔽下来。下半夜，只见一支马队顺小路从西北往东南跑去，人不多，仅十几个。这时我灵机一动，决定追击马队。于是，我对大家说：“咱们干脆别躲啦，追这支马队吧!追上了，消灭他们几个，就是打死一匹马也是好的，咱们先解决吃的问题吧!”我们的人被这个主意激起了精神，顺着小路追了上去。也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力量，一口气追了一两个小时，虽然没追上马队，可是却隐隐约约地听到前面不远处有狗叫声了。
几十分钟以后，我们来到了有十几户人家的小村旁。我带两个战士悄悄地往里摸。奇怪!冷冷清清的，马不嘶人不语，只有几只大狗“汪汪”地乱叫。走进一所房子，听听屋里没动静，看看院里有一堆一堆的马粪，用脚踢踢还没冻硬，知道马队走了不久。我判断暂时不会出什么危险，便让两个战士把村外的人接进来。一进村子，我们就到处找吃的东西，连锅碗瓢盆都没有了，哪里还有什么吃的呀!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在村边的一个屋子里，炕上放着一小口袋米(约十几斤)，还有一筐土豆，旁边摆着一个铁盆子。看样子，是老乡临走特意留给我们的。我抓起一把米闻闻，没有什么异味，摸起一个土豆看看，也没什么异样，心想就是有毒，用水多淘几遍，再一煮也就没事了，于是命令战士拿起来。两个战士紧紧地把这些东西抱在怀里，怕被人夺去似的。我往外一迈门槛又犹豫了，心想：这是老百姓的东西呀!就算是出于心愿留给我们的，我们也不能白吃呀!况且这是少数民族村子，我们是人民军队，遭遇虽然很惨，可也要讲纪律呀!于是把陈雷同志喊来，我掏出几十元伪币，让他写感谢信，放在炕上用石头压起来。走出村子，在四五里地以外的一条河沟里，我们开始做饭了。
劈柴，笼火，化雪，把米淘了几次，忙了半天，粥熬好了。碗、筷什么也没有了，幸好小宋留给我的饭盒子还带在身边。谁先喝呢?你推我让的，谁也不肯先喝第一口。有人提议：“支队长先喝吧!”我说：“伤员先喝吧!”伤员也不肯，但还是让伤员先喝了。第一个人的手颤抖着接过盒盖，眼睛噙着泪水，用嘴唇沾了沾，舔嘴巴舌地忙递给第二个人。第二个人像怕烫嘴似的，吸一小口又递给第三个人……就这样，你谦我让地喝光了一盆粥。在大家谦让着喝粥的时间，我坐在一个较暗的角落里，望望火光，看着战士一个个枯瘦的脸，心里沉甸甸的不好受。心想：三师(三支队前身)轰轰烈烈时几百人，到今天仅剩下十二个人了。
这些天来，没人说过一声饿，伤员流脓流血不喊一声痛。他们谁也没有身外之物了，但都有一颗赤诚的心。我被这种真挚的感情和深厚的战斗友谊感动得落泪了。吃过粥，又喝点热水，人们精神多了，都围在火堆旁边取暖。
我走出河沟，辨了方向，看前面有一条东西方向的大路。我知道这是四道沟到裕庆公司的道路，是敌人的给养运输线。我站在大道E考虑了一会儿，决定走大路，奔四道沟。这样走，不但可以消灭足迹，避免敌人跟踪追击，而且很有可能遇上村庄。如果能找几匹马给伤员骑那就更好了。回到河沟里，把我的想法对大家一说，人们都同意。接着我们研究了一下，遇着大批敌人怎么办?碰上给敌人送给养的爬犁如何办?大家意见统一之后，我们就又出发了。
第九天中午，又遇上了敌人，打到晚上我们又冲了出来，索性还是顺大路往东走。我走在前面，一会儿停下脚听听周围有没有动静，一会儿蹲下来往前看看有没有村子。还好，走了半夜没出什么问题。下半夜，走着走着只听远处有“啪一啪一”的皮鞭声，我摘下帽子仔细听听，隐约听出有唤马的声音，于是命令战士们停下来：“前面有动静!下公路隐蔽起来!”我们蹲在小树丛里，借着雪光看到前面有一串黑影，知道是过来爬犁了。
再注意一听，有“吱吱嘎嘎”的压雪声，听声音判断是重载爬犁。由于事先已经研究过，这时十二个人分成六组，沿大路每隔十几步放一组。我告诉大家：“爬犁到跟前，先抢上去坐下。上面有鬼子就干掉他，如果是伪军或警察就用枪逼住。没坐上以前，尽可能不要开枪，以免打草惊蛇。”我又接着说：“爬犁多，我坐第六张，你们只管往前走，我把后面第七张的马打死，挡住后面的……”
大家都把步枪背起来，手端着驳壳枪，各自蹲在指定位置。说也凑巧，整整六张爬犁十二匹马拉着，每张上面两个人：一个赶爬犁的老乡，一个押运的警察。因为天气太冷，这些家伙把机枪横在上面，把头缩在大衣领子里，一点戒备也没有。爬犁走近一步，我的心就像往上提了一寸，生怕劫不成反闹出祸来。爬犁过了十几分钟才来到我们跟前，我们的人一枪没响就一个个坐上去了。最后一张爬犁来到我跟前，我和一个战士也跃起身子蹿了上去。我用枪顶在敌人的后腰上，厉声说：“老实点!动，崩了你!”这个家伙再也不敢动了。
我细致地盘问了这个警察，知道爬犁上拉的是大米、白面、猪肉，还有香烟、罐头、冻饺子，是四道沟金矿给裕庆公司的鬼子准备过年(农历年)用的。我又厉声问：“后面还有爬犁和鬼子没有?”“没有，没有了!”赶爬犁的老乡又说：“没有了，你们放心吧!”我往后望望又仔细听听，确实没有动静，于是对前面喊了一声：“站下吧!”六张爬犁都站下了，我们把六个警察的枪也给缴了。一看爬犁上的东西太多，就让警察和老乡往下搁，各样仅留下一部分。这倒好，爬犁上的载重减轻了，大道却被横七竖八的口袋、麻袋给盖住了。我决定还是往东走，随后问老乡：“往东有村子没有?”“有，不远就有一个。”老乡连想也没想地告诉我。
我让老乡们把爬犁带回来，并对六个警察说：“上去吧!一张上一个!”这可把他们吓坏了，哀求说：“放了我们吧!”我心想：先同我们走吧!放了，别跑回去给鬼子送信，于是命令：“上去!”六个家伙无可奈何地爬了上去。爬犁的载重轻了，走的也快了。皮鞭子“啪、啪”地响着，牲口打着响鼻儿飞跑着。我的心轻松多了，心想：吃的有了，马也有了，这就好办了。几十分钟后，到一个小村子旁，让爬犁停下来。于是开始卸牲口，正好每人一匹，各人都搞点米、面、烟、肉、苹果装在袋子里，放在马背上，押着警察进了村子。我们麻烦老乡给煮了饺子，大家饱吃了一顿。剩下的许多东西，都分给了老乡。饭后，放了警察，我们骑马出发了。
马不停蹄地走了两天两夜，来到了黑龙江边。天还没亮，我们隐隐约约看见，江边碉堡林立，只有几个哨兵缩着脖子在江岸上巡视。我让大家在洼处隐蔽起来，自己到江边一所民房去探路。门没关，我悄悄地摸进去，到屋里把老乡惊醒了。他看我的穿戴和手里的枪，马上知道我是干什么的了。我刚问哪有道，他急促地低声说：“门口就是，快走吧!东院就是军队!”他一边用手往外推我，一边低声说：“快，快，我的老天爷，你们胆子也太大了!”我退身出来，向洼地招招手，人马都过来了。我第一个上了马冲上江岸，人们随后也冲了上来。冲到江心，敌人才发觉有人过江了，顿时惊慌失措地往高处打枪，往四外乱晃手电筒……
这时，我的心才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因为我知道这是国境线，敌人不敢平身射击。跨过黑龙江的十二个人，除我之外，有宣传科长陈雷，中队长任德福，小队长王长海，战士莫桂林、李长德、王金贵、金国祥，还有四个战士我记不清姓名了。在对岸，我们遥望祖国，心中暗暗发誓，我们一定会回来的，抗日的烽火会越烧越旺，直到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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