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一月十三日下午，军部命令突围，我们新二支队决定分两路渡江，预定到无为县会合。部队突围之前，为了减轻负担，我们把自己的东西都丢掉了。当时，支队供给处在给各单位发完伙食费之后，还剩有一笔经费。我觉得其他东西可以丢掉，唯有这笔钱不能丢。因此，我用一件里面缝了好多口袋的特制背心，在每个口袋里都装满了钱。我把它贴身穿着，决心带着这笔经费突围。
突围开始后，新二支队政治部钟德胜主任，新三团熊梦辉团长、阙中一政委、张日清参谋长、新二支队作战科长王培臣和我等从右路冲锋。当时敌人疯狂至极，包围圈就像天罗地网一样。但是，我们全军一起向四面八方冲击，一时枪炮齐鸣，火光冲天。“冲啊!杀啊!”的喊声惊天动地，战士犹如猛虎下山，打得敌人手忙脚乱，顾此失彼。我们冲杀出了一条突围的血路。在路上，我遇到新二支队的副司令员冯达飞同志。他拦住我说：“老潘，我们没有吃的，给点钱吧!”我拿出钞票给了他。他怕这么多钱会给人抢去，就找来一把破伞，打通了伞柄的竹节，把钞票卷成小卷塞在里面。在突围途中，我还遇到了一批一批的伤员。这些同志都很顽强，坚持着要走出来。我给他们每人发了一百块钱生活费，并安慰他们说：“你们拿着生活费，赶快隐蔽起来，等伤好些以后再行动吧。”他们说：“只要活着，我们一定坚持下去!你们快突围吧，快冲吧!不要等我们。”
十四日，天刚破晓。我跟着右路突围部队冲到章家渡对面的舒溪。这里是青弋江的下游，两岸长满了竹林和高大的枫树，江面大约有两百多米宽，水流湍急。对面有敌新七师重兵防守。我们在熊梦辉、阙中一、钟德胜等同志率领下涉水强渡。当我们冲到江心时，敌人的几挺轻、重机枪“哒哒哒”地横扫过来，子弹像撒豆似的打得水花冲天飞溅，严密地封锁了江面，使我们寸步难行。在我前面和后面的两个同志当即中弹倒下。当我伸手去扶旁边一个受伤的同志时，“嗖”地一颗子弹从我耳边飞过，差一点打中我。这时，王培臣同志站在江中，愤怒地端起一挺轻机枪向着敌人“哒哒哒”地激烈射击起来，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危险，只顾抵抗敌人、掩护大家。突然，他的机枪掉了下来，一颗子弹打断了他的右手，旁边的同志连忙把他拉了回来。
由于敌人防守火力很强，地形又对我们不利，我们只好撤回来。刚回到舒溪南岸，又遭到了来自背后的敌人的追击。这样，我们这一批突围部队就被打散了。其中，大约有一百多人，组织起来向东边冲过去了。我和十几个同志沿着青弋江向西，转移到焦石埠，在群众的帮助下，隐蔽在一座半截楼的牛屋草堆里过了一天。后来，我们上山潜伏，等待时机重渡青弋江，不巧又遇上敌人放火烧山，冲天的大火差一点把我们包围住，我们只好跑下山又回到焦石埠。十六日清晨，青弋江上蒸腾起一片白蒙蒙的浓雾，隔江看不清对面。我们准备从焦石埠再次渡江。为了弄清情况，我们派侦察员出去了解。敌人戒备森严，连日加岗添哨，每隔几十步就有一个哨兵，强渡实在困难。熊梦辉、阙中一同志拉着我一起研究渡江的办法。
熊团长说：“青弋江是我们突围的最后一道关口，敌人妄图把我们拦截在青弋江以南加以消灭。我们一定要冲破敌人的这道包围圈!大家都来出个主意。”说完，他瞪着眼睛在我身上打量了一阵。忽然，他眼睛一亮，好像发现了什么奇迹，高兴地一拍大腿说：“嗨!有办法啦，有办法啦!”我连忙问：“有啥办法?”“你看，放着现成的办法不用，真可惜!你身上有那么多钞票，不是可以发挥枪弹不能发挥的作用吗?”“怎么办呢?”“快派侦察员去把这里的保长找来，他是我们的地下党员。你给他一些钱，让他想办法收买守渡口的哨兵。
另外，再拿出一点钱来，给我们每人买一套破旧的便衣，化装成敌人的筹粮队。这样，就可以从渡口摆渡过去。”熊团长这一说，大家都称赞这个办法巧妙。钟德胜同志高兴地和我开玩笑说：“碰上你这个财神爷，敌人也要让路了。你带这些纸片儿，真没有白背。”这个办法果然获得了成功。保长买了一堆好酒好肉，拉着哨兵在一起大吃大喝。同时，他还发动了一些群众过渡口作掩护。我们都穿上便衣，扛着扁担，背着粮袋，夹杂在群众之中大摇大摆地渡过了青弋江。不幸的是，我们突围到达江北以后，熊团长在一次抵抗地方顽匪袭击的战斗中中弹牺牲了。我们怀着特别惋惜和悲痛的心情，把他埋葬在长江岸边，然后继续前进。
渡过了青弋江，我们专拣偏僻的山间小路前进，躲开了敌人的搜索。我们来到了水龙山一个长满竹子和杂树的山坡上，大家都为顺利通过渡口而感到高兴，同时也感到有点疲劳，就钻在山坡上的树丛里隐蔽休息。大约将近下午五点钟光景，我起来解手，一抬头，看到敌人从山上包抄过来。我急忙叫喊：“敌人来了，快起来!”大家从睡梦中惊醒，不知道敌人来了多少，就顺势从山坡上向下一溜冲去。我的衣服被树枝棘藤撕成一块块布片，穿在里面的背心也暴露了出来。为了防止把钱跑掉了，我就用一根草绳子捆在腰里。由于天很快就黑了下来，山上无路可走，敌人没有追上我们。
待我放慢脚步向四周一看，只剩下我一个人，其他同志都不知跑散到哪里去了。但是，我并不慌张，我有三年打游击的经验，相信只要依靠地方党组织和群众，任何艰难危险都不可怕!我下定决心：就是一个人，也一定要克服困难突围出去!一定要把经费带出去!一定要到江北去找到部队!于是，我翻山越岭，找到凤凰山一个党员同志的家。他开门看我是新四军的同志，又惊又喜，一把把我拉进屋里，忙着端出饭来让我吃。他打量着我装着东西的背心，误以为我还带着文件。他轻声说：“哎哟!同志，你身上带着这些文件太危险了!”我一边大口吃饭，一边回答说：“不要紧的。反正有它危险，没有它也危险，我要把这些东西带到江北去!”我吃完饭，他又包了一些锅巴送给我作干粮。然后悄悄地送我走出村口，他指着山上有一户亮着灯的人家对我说：“刚才有几个同志向山上走去了。你朝那个方向走，可以找到他们。”我按照他指点的方向走着，果然在山上找到了阙中一等几个同志。敌人把我们冲散了，我们相互担心着，现在重新见了面，格外高兴。同志们围着我开玩笑说：“你真行，一个人找过来了。
我们以为你这个财神爷给敌人抓去了，回不来了。”我笑着说：“有地方党组织和群众的帮助，我逢凶化吉，遇难呈祥。别看只剩了我一个人，就像鱼儿游进了大海一样，敌人抓不着我呀!”说着，大家笑了一阵，情绪都很乐观。我们几个人集合在山上的一户群众家里。虽然四周的敌人搜得很紧，但这户群众待我们像家里人一样，不顾自己的危险，趁着夜深天黑，给我们领路，一直把我们送到沙洲。在沙洲，我们找到了铜陵中心县委书记张伟烈，请他帮助我们找船过长江。张伟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他告诉大家，江北正有日本鬼子“扫荡”，暂时不能过去，可以先做好准备，等待机会渡江。张伟烈是个细心的人，看见我穿的背心鼓鼓囊囊的有点特别，他伸手拍一拍问：“这是装的什么宝贝，还背着它突围?”我告诉他这是部队的经费。他一听非常惊讶，关心地说：“这么多钱你都背出来啦，真是‘腰缠万贯’，你可要小心啊!”我说：“一路突围没有跑丢掉，也没有被抢去，到了你这里就更没事了。”
在张伟烈同志的周密安排下，我们决心采取迂回过江的办法。为了摆脱敌人的搜查追捕，我们先乘船到江北的陈瑶湖隐蔽。我们到达之后，恰巧遇到了挺进团团长林维先同志。他勉励我们说：“你们冲破千难万险，突围出来就是胜利!我们要经得起严峻的考验，到江北以后继续干!”我们在村里正要安排休息，又碰上日本鬼子“扫荡”。林维先同志指挥我们到湖荡里躲避。我和两个同志想从湖滩上推下一只小船来划着进湖，但敌人紧紧追上来向我们打枪，我们只好丢下小船蹬着湖水跑了。湖荡的芦苇深处，搭着一些苇席棚子，是打野鸭子的农民住的。我和两个同志住在一个棚子里。农民对我们很热情，煮了野鸭子请我们饱餐一顿。他在外边给我们放哨，让我们在棚子里睡觉，还给我们烤干了湿衣服。晚上，我拿出钱付给他，他不肯收。我说：“这是新四军的纪律，不收不行。”他才勉强收下了。
临走时，他撑着小船把我们送到长江边的大坝。由于敌人发现了我们，继续在陈瑶湖住下去不安全。我们十几个人第二次乘船渡长江回到了沙洲。这时又陆续赶来了不少人。张伟烈同志搞来两只帆船，派了船工送我们。十八日的晚上，我们第三次渡长江。当时，天气很冷，长江上风大浪急。船身颠簸得很厉害，然而我们一点也不在乎，只希望船快点前进，恨不得一下子插翅飞过长江去。当船在泥汉附近的叶家墩子靠岸时，来不及等船下锚停稳，我们就像滩头冲锋一样，一窝蜂跳下水，飞快地冲上了长江大堤。
这时，先突围到达泥汊的同志们都从岸上奔跑下来接应我们。大家紧紧拥抱在一起，顾不得互相问候，只是尽情地跳啊!欢呼啊!说实在的，自从皖南事变以来，我们一直处在紧张的战斗和突围之中，不管处境多么艰难危险，也不管牺牲了多少同志，我们一直很冷静，没有哭过。可是，现在突围出来了，与同志们会合了，我们的眼泪却再也抑制不住了!到达江北之后，我们一边休息，一边召集突围出来的零散部队重新编队。这时，最迫切的就是要与上级机关取得联系。我们要汇报皖南事变和突围的情况，要与上级党取得联系，而我们什么通讯工具也没有。
我们决定想办法弄一台电台。这时，我了解到姚家沟有一个商人是同情我们的。我就找到他，请他帮忙购买。当时购买这样的军用品是很危险的。但是，这位商人通过伪军中的关系，秘密地给我们买了一台五瓦的小电台。当我们从电台中收到驻盐城的新四军新军部的指示时，我们就像孤儿又找到了亲人一样，感到无比的温暖和喜悦，有的同志甚至高兴得把电报捧在怀里。后来，我们突围出来的部队组建为新四军第七师，需要一台功率更大的电台，我又通过那位商人购买了一台十五瓦的电台。这样，我突围带出来的那一笔经费就使用得差不多了。等各项工作恢复正常以后，我们就开始独立地征粮征税。从此，我们也就开始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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