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嫩江平原上的高梁、大豆和包米快成熟了。一尺多长的通红的高梁穗子沉甸甸的，酒盅口粗的高梁秸微风一吹东摇西晃，高梁叶子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听去像走到了一片桦树林的旁边。一片一片的大豆呈菱羹露等轰兰竺地，从这头望到那头有一二里地长，那绿油油的豆棵子有半人多高，茂密的叶子连地皮也给遮住了。硕大的包米棒子，吐着红的、金黄的穗子……这一望无边的青纱帐，给我们避风遮日，像一道长城似的掩护着我们。我们用这青纱帐起的季节，给日伪军接二连三的歼灭性的打击。
九月下旬的一个晚上，我们三支队一百二十多人宿营在讷河县头站附近的侯家屯。顷刻，一个闪电接着一个雷，“轰隆隆”地响了起来，随后倾盆大雨下起来了，雨点敲打得窗纸直响。我不由得想起：“一场秋雨一场寒啊!眼看庄稼就要收割了，青纱帐一倒我们在平原上的活动就不便了，无论如何趁青纱帐未倒之前，还得狠狠敲打敌人一家伙!”这时我忽然想起李兆麟同志曾经对我说过的话：“你们有机会要是能打开克山的话，那不仅在军事上给日寇以沉痛的打击，就是在政治上影响也是很大的啊!”克山在北安附近，是北齐线上的大站之一，是北黑线(未修成)上日本进攻苏联的后方军事基地，又是“满洲国”的模范县城。我们要是能打开克山……
我越想越兴奋，便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参谋长王钧同志。他脸上立时现出了喜色，扭身从背包中取出克山县党组织高喜林同志送来的“克山敌军配备图”铺在桌上。他说：“是啊!我们是应该再打一仗!”他详细告诉我：“克山县有东西南北四个门，城内西大街路南住着伪军团部和迫击炮连，离城二三里地的西大营住有伪军一个团，西门外有百余名日军驻守，东门外是日军的养马场，县政府在城内东北角二道街，县政府内有公安局、警察队共百余人，城内大街十字路IZI是中央炮台，四个城门…都有警察把守，总共城里有将近两千敌人。”“两千敌人?!可我们才有一百二三十人……”我自言自语地说。王参谋长说：“敌人不但人多，城里的防御设备也是很健全而严密的。
一旦打响，敌人从东面北安镇，西面泰安镇扑来的援兵，乘汽车或火车只需两三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克山，在这种敌我兵力悬殊的情况下……”他还没说完我就抢过来说：“我们不能硬攻!我们要秘密行军，隐蔽地接近克山，神不知鬼不觉地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假如一旦被敌人发觉，我们就猛打猛冲，速战速决，给敌人来个措手不及!”王钧同志眼里闪着兴奋的光芒说：“这次战斗要是打好，我们不但打击了敌人，振奋了自己，还能缴获大批武器弹药!”他笑了笑又说：“敌人正在集结大批兵力准备向山区进行秋冬季大‘扫荡’，我们却突然插入了敌人的老巢，给他个挖心战!”
第二天，大雨还是“哗晔”地下着。我们正好趁此机会召开了党委会，并派人请来了讷河县委书记方冰玉和克山县的高喜林同志，共同研究了攻打克山的计划。会上高喜林同志介绍了近来克山的敌情：敌人正加紧在克山县周围修筑围墙和外壕，只有西北角还未修好；城内兵力没有变动。同时他还告诉了我们接近克山的道路及中途隐蔽休息的地点。我们决定：不利用夜晚袭击，而是趁天黑以前敌人夜间警戒还未布置、大街上还未戒严的时机，冒充伪军从城西北角豁口突进，直奔县政府、警察局，占领中央炮台，控制西大营的伪军，并释放监狱中受难的二百余名犯人，最后还决定由高喜林同志给我们带路。从侯家屯到克山有一百八十里地，要用两个夜行军赶到。天黑下来了，战士们集合在一个溜平溜平的大场院里，等待着出发的命令。忽然听见哨兵喊了一声：“谁!”随着从黑暗中走出一个人来，一问是九支队的。不一会儿，三路军政委冯仲云同志带领九支队边凤祥、高禹民等同志都来了。
相见之后都高兴地紧紧握手和拥抱。原来冯政委带九支队一百二三十人活动在克山以东，路过这里巧遇了我们。我详细地向他报告了我们准备破克山的计划后，冯政委说：“好!我们和你们一同去完成这个任务，人多力量大!”大家一听九支队和我们一同去，都高兴极了。在冯政委的指示下，我们又进行了细致的分工。
第二天夜里，我们出发了。我们夜晚行军，一走就是八九十里，白天就隐蔽在高梁地里休息。经过两天两夜，在一天拂晓之前，我们到达了离克山县北七八里地的一片高梁地里。高喜林同志把我们安置好之后，带两个侦察员进城去侦察了。高梁地东头是一条从克山通往北兴镇的大路，西头是一块荒草甸子，战士们做了简单工事之后，就顺垄沟躺下来休息了。渐渐天已大亮。我看看战士们，由于两夜的急行军，疲乏地倒下就睡熟了。可是我们每个干部的心里都焦急万分。听听周围，到处是嘈杂的声音：有汽车的马达声，有老百姓的吆喝声……
我是多么担心暴露呀!下午老乡下地割高梁了，从地东头来的。我连忙派了两个便衣去和老乡商量，说明我们是打日本鬼子的抗日联军，一方面叫他们慢慢割、耗时间来掩护我们，一方面不叫他们回去走漏风声。在他们休息时，我们的便衣就和他们坐在一起，小声给他们讲抗日的道理，他们惊恐的脸上慢慢就现出了笑容。下午战士们醒来，擦好了武器，换上了日、伪军装，把多余的东西都集中起来由少数人看管。这时我们都目不转睛地看着天空，焦急地盼望太阳赶快转下西山。太阳落山时，高喜林同志和两名侦察员从城里回来了。他一见到我就≠讧住我的手说：“城里的情况和往常一样，敌人防御设施没有变化，兵力没有增加，看不出敌人知道我军的行动!”这时，我们也都准备好了，马上集合向克山出发了。
我们三支队一个大个子中队长带十二三人去西大营牵制那一团伪军，我叫他们到达后首先破坏敌人的电话线，切断城内外的联系。我还嘱咐他说：“无论如何，在一小时内不要叫敌人出来!”他们走后，三、九支队成二路纵队走上了大路。不久，克山县城就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了。这时，正是敌人即将戒严的时刻。离克山还有二三里地，我们离开了公路，顺一条大车路奔城西北角方向前进。走到城根，正好有个十米来宽的豁口，城墙和外壕还没修好，看看也没有哨兵把守，我们就整齐地走进克山县城。进城后，街上充满了戒严前的紧张气氛，敌人的警戒和流动哨还没出来，放学的学生和下班的职工人员都低着头往回赶路。似乎有些细心的人，好奇地站下来，用惊异的眼光盯着我们。说实在的，我们真怕看啊!虽然我们都一律穿着草黄的军衣，但全是七拼八凑来的，这里面有日军军装，有伪军的，有警卫团的，有自卫队的，并且都没有肩章符号，这马脚一看就会露出来的。但我们不管他三七二十一，依然“刷刷”地走着，而内心的紧张和惊恐，只有我们自己知道!
到了城里二道街，我们就要分开了。我带三支队去县政府，冯政委、边凤祥同志带九支队去西大街伪军团部和迫击炮连，参谋长王钧带一部分人占领日本中央银行，中队长任德福同志带一部分人攻占十字路的中央炮台。我带三支队绕到县政府的后门，一看敌人已把门关上。看看围墙有一丈来高，墙头上布满了电网和玻璃碴子，不管怎样我们也得越墙而入了。有两个战士像明白了我的心思，他们说：“支队长，让我们爬上去破坏电网。”刚说完，其他同志就给他们搭好了人梯，他俩迅速地爬了上去，用胶皮钳子剪断墙头电网，被剪断的电网发出蓝色的火花和“砰砰”的响声。随后他们除掉了墙头部分玻璃碴子，就跳到院子里去了。
我们外边的同志一个一个地爬上了墙，顺缺口跳了下去。刚跳进去十几个人，县政府后院的警察发现了，先向我们那十几个人开了枪。两个剪电网的同志想直冲到屋里去，把敌人堵住，可是他们却倒在敌人的火舌下。这时，先进去的同志，打开了后门，外面的部队就一拥而进。屋里的警察一听外边乱哄哄的，不知我们来了多少人，他们边射击边往前院跑。我们也边打边追，院子里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县政府、公安局里有枪的人员都躲在屋里向外胡乱射击，没枪的职工和家属小孩乱叫，被打倒的伪军警察七横八竖地躺在院子里。我们追击的同志也不住地喊：“缴枪饶命!中国人不能替日本鬼子卖命!”后院东屋几个日本鬼子，被我们两颗手榴弹就给解决了。经过七八分钟后，枪声渐渐稀落下来了，县政府全部被占领了。
忽然从县政府前院西侧院传来“咚咚”的捶门声和嘶哑的喊叫，我们顺声音找去，渐渐听清了，原来这就是“监狱”。我们迈进西侧院时，有个贼头贼脑的家伙，一手提枪，一手抓把大钥匙，慌慌张张地往外跑，一下子和我撞了个满怀。我一把抓住他的右臂。这时窗洞里的人拼命喊：“别放他，他是看守长，他有钥匙。”我也来不及盘问就说：“快，把门打开叫他们出来!”他一看我们呼啦上来这一大群人，吓得连忙点头哈腰，哆哆嗦嗦地说：“好，好，打开，打开。”
门一开，那两三百犯人拼命地往外挤，有的被挤得跌倒在地上。我们忙叫看守长把院子里的灯全打开。我站在台阶上喊：“老乡们，别着急，慢慢往外走，县政府被我们抗联占领了，你们得救啦!”他们中有的热泪横流，不知是惊喜还是害怕；有的呆呆地站在那里看着我们，好像大梦初醒，不知往何处走才好；有的遍体鳞伤，艰难地移动着，挣扎着爬出了门。我们还是继续喊着：“老乡们，别害怕，我们是抗日联军，是来解救你们的，谁愿意打日本鬼子报仇的就到后院仓库去换衣服拿枪，愿意回家的就赶快走吧!”他们还是拥挤着，有的找铁匠铺或是去老乡家借刀、斧，砍断手脚上的枷锁，有的砸开手铐脚镣又回到县政府找我们。我们有的战士正在仓库里装弹药，也有的在烧毁县政府的文件、档案。这时，九支队的通信员来报告伪团部已被占领的消息。我告诉他转告边支队长，按时撤出，到集合地点。
参谋长王钧同志带的一部分人占领了日本中央银行。中队长任德福占领中央炮台后，正和从西门扑来的百余名日本鬼子进行激烈的巷战。这一百多日军是想占领炮台后，增援县政府，但被任德福的中队顽强地阻击住了，打退了三次日军冲锋。大批日本鬼子在手榴弹、机枪的密集火网前倒下，伤亡惨重，他们见势不妙，扭回头绕过二道街，直奔县政府扑来。撤退时间已到，我们正集合准备撤出县政府。新参加我军的一百多人也背上了枪，他们没有子弹带，就用撕破的衣服袖筒和裤管，把子弹装起来，扎在腰中。我们往外走时，县政府正门已被绕道而来的日军堵上了。我们退到院中，利用刚才用沙袋垒起的临时工事，向敌人开火。
日军虽剩不多，但依然顽抗。他们一股一股地向我们冲击，我们用机枪死死封锁敌人前进。因为县政府门不大，敌人一跑进来，就完全暴露在院子里。这样我们一连打退了敌人三四次冲锋，日军的死尸成堆地堆在县政府的门口。县政府门前剩下的一些日军，依然在那里“叽里呱啦”要扑上来。这时，任德福带着他的中队也从中央炮台赶到，在外面对准日军开了火。外面枪一响，我们就迅速从后院绕出，向城外集合地点撤去。当我们到达城外集合地点时，参谋长王钧同志、冯政委和九支队长边凤祥同志以及中队长任德福同志都先后赶到。不一会儿，去西大营牵制伪军团的大个子中队长也回来了。
他边笑边打趣地说：“嘿，这次任务虽完成了，可我们的心也差点儿没跳出来啊!”还没等我问，他的话匣子就打开了：“我们迅速地割断了电话线之后，对准伪军住的屋门架起了机枪，城里枪一响，敌人就往外跑，我们的机枪就开了火，死死地把门堵住，他们突了好几次也没突出来，索性就在屋子里往外开枪……”喘了喘气，他又说：“反正我心里有底，只要不叫敌人出来就成，我们十几个人在房子外边边跑边打，边跑边喊：‘杀呀，冲呀，缴枪饶命!’机枪在这边扫一阵子，又掉到那边扫一阵子。当时喊声、枪声混成一片，敌人看不清我们，也不知道我们来了多少人，只好在屋里乱打枪。看看到时候了我们就回来了。”
说完他指了指嗓子说：“你们听听，我们的嗓子都成破锣啦!”这一说把同志们都逗笑了。有的说：别看这么个大个子，还怪有心眼的!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战斗，我们完成了任务。这次战斗，使日伪军伤亡一百多人。我们缴获了上百支步枪、子弹一万余发、迫击炮四门及炮弹数百发。但因携带不便，我们仅尽所能带了一部分，其余全丢毁在城中。我们参加战斗的二百五十来人，仅牺牲两人，轻伤四人。
老百姓都纷纷传说：“抗联的队伍真是天兵天将下界啊，神不知鬼不觉的，日本鬼子的脑袋就搬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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